李新峰：学而优则仕——从科举制度回溯考试选拔之得失

题记：6月16日晚，“北大承泽·蔚来seeds讲堂”第3期线上线下同步举行。该系列活动由北大国发院、蔚来seeds公益项目联合主办，本期特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新峰做“学而优则仕——从科举制度回溯考试选拔之得失”主题讲座，本文据其讲座内容整理。

今天我们谈的话题与“考试”有关，开讲之前，我想开宗明义地说清楚我的态度。第一，我反对考试。第二，我不只是反对坏的考试，我也反对好的考试，我反对的是考试本身。第三，我之所以连好的考试也反对，并不是说我建议国家取消考试，也不是呼吁孩子们不要走考试这条路。我只是从自我实现的角度，反对仅靠通过考试来攀上更高一级成功阶梯，进而认为人生自我实现的途径就是如此。

今天的主题是“学而优则仕”，我看中的是这句话中的三个环节：“学”即学习；“优”指代考试；“仕”当然就是攀上成功阶梯的意思。

今天的分享也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科举制的历史，二是科举制的效果和影响，三是对科举制的评判。

一、科举制度的历史

在赋役、兵役、户籍这类古代制度中，科举制度传承最久。从实践层面看，它也是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制度现象之一。

1、科举制度溯源

科举制的影响，在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差不多。科举制度使社会充溢着一种考试文化，让每个人的观念甚至是对人生的规划都和考试密不可分。科举制度下，人的一生往往就是考试的一生。在读书人的心中，人生最该做的事情就是考好，考试的观念充溢着整个社会。客观地看，科举制度对国家的运转非常有利，对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但是对个体的自我实现不利。

溯源“科举”一词，会发现“科”和“举”这两个字有各自的含义，但偏偏都与考试无关。

“科”是指不同的选才科目，每个人可以参加不同科目的考试，就如同今天分物理、化学等很多专业，应试者根据自己的专长参加不同的考试，只要通过了该专业的考试，就是国家认可的人才。不过，唐代以来的科举逐渐从很多科目变为只有一科，那就是“进士科”，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只剩语文一科，科举中的分科已经不复存在。

“举”是推荐、推举。在唐代以前的制度体系中，尤其是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人才要靠各级政府会向上层层推荐人才，而不通过考试。到唐代，人才的选拔已经逐渐向考试倾斜，但谁有资格参加选拔考试，还是由各级长官来决定。长官们主要通过考试的方式来决定推荐哪些人才。宋代以后，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名义上还是地方推荐人才，但被推荐的人才都是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各级长官已经没有推荐发言权，考官的发言权却大大增加。也就是说，“举”已经逐步成为虚词。

可见，当我们谈论科举，本质上谈的是考试，这种考试既不分科，也不荐人，而且由国家统一举办，考核标准也全国统一，主要目的是为了国家招选人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唐代有科举以后才有考试这回事。在此前的推荐时期，考试已经存在，只不过那时的考试不是决定性的，而是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到了唐代，已经是考试为主、推荐为辅。再到宋代，主要是考试，推荐已经流失形式。明代则只有考试。

可见，随着朝代变化，考试在科举制度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2、科举的焦点是考试

从唐代开始，科举考试的内容就引领了学生们的学习内容。到宋代，尽管多数人认为宋代的文明很规范，但在教育方面仍然只是鼓励各个地方政府多办学，培养更多的人才参加科举考试。到明代，国家在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均开设学校，只有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

尽管这一切没有明文规定，但政府垄断了教育体系，在哪些机构学习、是否通过考试，都由政府决定。

这种情况在一直持续至今，今天的学生也只有得到国家认证的各级学校的认可，才有资格参加一级一级的考试。然而，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至少在比唐代更远的古代以及西方，情况并非如此。科举是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才产生的，它有明确的结束时间，但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始。科举的焦点不是科，也不是举，就是考试。

3、科举的性质是选拔治国理政人才

科举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发展文化事业，也不是为了提高全民素质，核心目的就是选拔统治阶级需要的官僚。

在封建社会，皇位的传承是世袭制，这种方式显然不够理性，因为治国理政需要人才，血统并不能保证连续产出所需之才。因此，从战国到秦汉，国家逐渐从任人唯亲转向选贤任能，而且面向全社会选贤任能，把江山、资源或基本盘交给他们管理。

那如何挑选贤能？也经历了从察举到考试的过程。所谓察举就是各级政府往中央推荐人才，这种方式到隋唐时期让位于考试。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必须通过全天下人都有机会并认可的考试方式来筛选人才，也由此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国家一旦尝到考试的甜头，考试就会越发客观公平，甚至达到极端的客观公平。这个过程，考试最终打败任人唯亲和举荐。在考试制度占优势的1000多年中，考试甚至做到了兼顾秩序、效率和公平，上至皇帝，下至平民，越发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考试为何拥有如此魔力？在我看来，一个国家选拔管理人才大致有三种方式：

1.国选或官选，即由上级选拔下级。这样操作起来相对安全，但无法兼顾效率和公平，因为一个人的选拔能力和认知视野始终有限，各级官员在选拔下级的时候也难免掺杂个人情感。

2.民选。民选效率很高而且兼顾公平，但结果不好掌控。在中国古代成熟的专制体制中，民选很可能带来秩序动荡的风险，这是统治者无法接受的。更何况治国理政的人才需要更高级的人才去辨识，民选容易造成外行选择内行，这不可行。考试正好可以弥补这两方面的弱点。

3.天选，确切地说是人竞天选。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考试来看谁更会答题、谁的答案更接近天理；二是考试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究竟最后谁能胜出，古人认为这也要看天意。不过，在天选的过程中，人竞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天选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就此躺平，科举制度也要求每个人付出极端的、不可思议的努力，才有资格跻身天选的梯队。倘若选不上，那个人只得接受天意。

综合来看，我们需要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古人对考试的执念：科举是公平的，它保证了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竞争，但同时它又是不公平的，优秀的人并不必然得第一。

另外，比起国选和民选，天选可以确保秩序安全，效率也比较高，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其才华总有一定保障，将来国家的运作也会比较高效，社会也理所当然会认可其公平性。而且，科举的性质是选官，不是文化启蒙和科学人才培养。在技术层面，科举得以从国选、民选进化到天选。

4、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

考试在隋唐之前就存在，但是到隋唐及之后成为焦点，还源于一些阴差阳错。

隋唐时期手握大权的几位君主都偏好文学，又由于政权并不是出自“枪杆子”，而是通过某种外交手段或政治谋略，纵横捭阖地跟各种势力妥协、均衡才建起来，这些君主掌权后，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是如何对付那些军工贵族和世家大族。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当然更愿意扶植非贵族出身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因此也更青睐科举这种面向全民的考试制度。

隋唐时代比较有名的君主，比如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非常看重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以此对抗贵族。出于一些政治、军事因素，中唐以后的君主同样看重科举。

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本身是依靠军事政变上台，因此宋代的君主们普遍倾向于扬文抑武，对科举取士的兴趣更加浓厚。他们一方面优待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另一方面严格考场纪律，将科举取士作为一种国策。

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规定，很多始于宋代，比如北宋把进士科一家独大，颁布“三年一考”的规定。在宋代之前，时而一年一考，时而一年多考或一年一次都不考，宋代最初也有两年一考，到北宋中期“三年一考”的制度正式确立，一直延续到明清。宋代还把殿试正式作为最高级的考试，由皇帝来亲临考场主持，甄别考生。考中的人也因此变为天子门生，尽管这种“师生关系”是名义上的，但由此产生的人身依附关系却大大增强。宋初期，殿试还实行差额录取，后来逐渐演变为全体通过，只是名次各不相同，共分为“五甲”（5级），一甲取前三名，二甲几十人，三甲几百人，到明清时代逐渐简化为“三甲”（3级）。

在宋代之前，考生高中之后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从宋代开始，只要考中就能当官，这对平民子弟而言，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不仅如此，考中之后的官职也并非从基层做起，一般都有一定的级别，而且甲位越高，起步的官职越高。

到明清时，考中进士者，最差也能做个知县，相当于今天的县委书记。与此同时，考中就能直接当官的制度也直接决定了一些人的仕途天花板，可以说是“一考定终身”，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科举在当时官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清朝承明制，全盘继承了明代的考试制度，考试水平不仅没有下降还更加“内卷”。清朝政权发源于农业经济主导的东北暖温带森林，十分羡慕汉民族的文化氛围，因此清朝的君主也沉溺于考试选官制度，但最后走向僵化。

明代每个省都有主管考试的官员即“提学”，“提学”权力很大，可以到处考核学生。清代时“提学”更名为“学政”，并上升为省里权利第二大的人物。明清时的举人地位也明显提高，资格等级仅次于进士，因为这时候的举人在省级获得优胜后，下次可以直接参加中央级考试，而不用像唐宋时期重头再来。

如果全国科举一张卷，在古代，北方人普遍考不过南方人。明代前期有一次科举，南方的考生录取率高达85%。显然，这样的情况太不利于安定团结，明成祖迁都后，直接规定科举录取比例南方各省占60%、北方各省占40%，北方的考生皆大欢喜。

此外，明代考上进士的人自愿再举办一次考试，考得好就可以做“庶吉士”继续学习。“庶吉士”毕业后，最优秀的人可以留在翰林院工作，身份就是翰林。这好比如今博士毕业后继续做博士后，博士后毕业后继续留校工作，工作的起点更高。

清朝对上述制度直接加码，比如举办更多场考试、学政地位升级、举人也进一步分档，南北不再划定录取比例而是各省分配不同名额，以确保各省都有人才进入仕途。雍正时期，甚至发展到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庶吉士”考试。到清朝末年，科举制度逐渐僵化，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令出台，持续1300多年的制度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二、科举制度的影响和效果

我们重点从政治、社会、文化这三个层面，看看科举制度带来了哪些影响？

1、国家层面

第一，对于国家而言，科举考试造就官僚政治。科举考试制度下，官僚是按照规范选出来的人，而且是文官，比起贵族和世家子弟，他们具有天然的优势：

1.人数众多.只要考试能如期举行，三年就能选出一批。相比之下，贵族和世家子弟的人数无法保证。比如明代前80年，尽管早已出现科举考试，但军人贵族集团一直占据高位，“土木之变”后这些贵族在战场上几乎被消灭殆尽，剩下极少数贵族也基本丧失话语权。此后的明代就是文官全面接管政权，左右朝政近200年。

2.君主更喜欢文官。比如宋太祖，他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格外在乎皇位是否稳固，因此宋朝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与士大夫治天下”。这句口号特别能激发文官的斗志和忠诚，是宋朝德高望重的老臣文彦博和宋神宗就改革展开辩论时提出的，主要说的是宋朝政权的根基是官僚士大夫，而不是人民。清朝君主偏爱文官就更好理解了。清朝是满族政权，更加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尤其不能动摇满洲人的绝对领导权，但如果清朝只提拔满族官员，对人口占比远远高于满族人的汉族人而言非常不公平，因此不论满族汉族，一律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对满洲八旗人，也需要通过科举考上进士，建功立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年羹尧。正是因为有了科举这一层光环加持，再加上他的皇亲国戚、满族血统的身份，年羹尧才得以重用。

第二，科举考试不但为国家提供了人数占优的文人官僚集团，还通过考试限定仕途的方式稳住官场。通过科举，各级考试的优胜者锁定了仕途天花板，考到一定级别就可以预估自己的将来，心理层面也可以坦然接受。从这个角度看，官场竞争似乎并不激烈，比如没有进入殿试的人就不敢奢望自己将来能做宰相。随着科举制度深入人心，社会似乎也接受了这样一种惯例。

明代鼎盛时期，人口达到2亿，这是一个空前的高峰，但每三年一次科举，每次都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能留在翰林院，或进入内阁这样的全国最高议政机构。进入内阁的人是从进士中选拔，而进士的录取数量每年不过100人。进士来自举人，举人的数量每年不过400人。由此可见，通过科举当官几乎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高阶官职基本被进士垄断，其他官职基本从举人中选拔，想要从底层一步步逆袭则难于上青天。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可能就此放弃角逐。

师生关系在科举考试中也发挥很大作用。这里的“师生”指的是科举体制中考官和被录取人之间的关系。在各个考试环节中，总有持续被录取的人，这样的人一般有很多所谓的“老师”。这些“老师”既是考官也是官僚，考官的级别越高，官衔也越高。这样的“师生”会结下一种血缘式关系，延展开来还有“师生”“同门”“同年”“同乡”等关系。

科举时代的人，除了讲究宗族和亲戚这两层关系外，同样重视“师生”“同门”“同年”“同乡”等关系。“同乡”是从亲戚关系延展出去，来自同一个县、同一个府甚至同一个省都算“同乡”。“师生”“同门”“同年”这些通过考试结成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多重关系交织，看上去似乎容易造成结党，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每个人考试的经历不同，可能同时属于多个“圈子”，很难因为某一层考试关系就明确地将自己固化在某个“小集团”。一个人如果同时属于不同的圈子，“结党”也就变得不容易。因此，科举一方面引发党争，另一方面又限制党争。

综合来看，正是有了考试选拔文官的这种制度，让统治者尝到甜头，唐代以来的历代君主才在政治上偏好以官僚政治为主体，这也是既合法又持续性强的模式。

2、社会层面

科举是否有利于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关于这一点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反方的观点认为，科举需要从娃娃抓起，这需要考生家庭具备非常优越的条件才能负担得起。科举考试级别越高，录取率越小，真正能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人很少，更多的是“龙生龙，凤生凤”。宋代的一些官僚世家，连续几代人都能考上进士，到了明代，这样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既然能改变命运的人很少，能坚持从底层一直爬到高位的人也很少，因此反方认为科举没能促成阶级流动。

正方的观点则认为，虽然每个人的起点不同，家庭条件不同，接受的教育质量也不同，但最后大家都需要通过考试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制度本身就是公平的。而且就算大家出身不同，考试的标准客观且统一。在正方看来这就是最大的公平。

若论不公，在所有朝代的科举考试中，元朝的录取份额分配最不公平。元朝通过“四等人制”把国人分成四等，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元朝在包括科举政策的很多政策上，都是按照“四等人制”贯彻实施。比如元朝时，南人的人口占比远超过前三类人口的总和，但科举最后的录取比例，仍按照每等人录取1/4来落实。

明代后期，这种不公平愈演愈烈。100个进士中仅有一半出身寒素之家，但寒素之家的人口总数占当时总人口的99%。从人口总数来看，这对平民太不公平。不过，公平与否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看：精英家庭的孩子基因可能更好，如果他能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考中科举的可能性自然也更大一些；同时白手起家的家庭也有机会，随着经济条件逐步好转，经历几代人的时间培养出一个进士，也合情合理。

我个人认为科举带来了阶层流动，甚至带来了过分的阶层流动。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学霸得以进入高层，下层人因为无法通过考试，人生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这恰恰是阶层充分流动带来的结果。可见，真正充分的阶层流动极有可能导致阶层固化，因为阶级之所以会固化，就是因为真学霸凭实力纷纷上位，这部分人实现阶级跃升后，当然就不想改变现状。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如果考不过学霸，就无法继续上位，阶级有可能就此固化。

3、文化层面

第一，科举统一了全社会的思想。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1.全社会都崇尚儒家经典，考试就考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有不同的版本，为了消除这种差异，国家颁布了统一教材，考试生需要按照要求学习，对于儒家经典，只学习官方版本的解释就好。

2.考题就是八股文。八股文其实很有技术含量，既要强调圣贤立言，又要用圣贤的语气加以阐述。八股文讲究层次清晰、层层推进、点明主题后再论证主题，还需要有精确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我们看到写八股文出身的官僚，他们写文章字字珠玑，滴水不漏，层次清晰。经受过这样训练的人一旦掌管国家，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也会在他们的引领下日渐趋向“八股”。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说过的话有时候可以成为治世名言，被人们争相传颂。

第二，科举制度还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一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大多数老百姓都认可，只有读书应试才能成为国家精英。考试可以决定命运，成王败寇，一考定终身。在这样的氛围下，明清时期考试难度逐渐增大，考题越发古怪刁钻，甚至到了“折磨考生”的地步。尽管如此，全社会对科举制度仍然无限推崇，学而优则仕仍是许多考生的人生目标。一些浴血奋战沙场的武将，其社会地位都比不上科举入仕的文臣，商人、富农、地主更不用说。

三、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凭科举入仕者，真的有能力吗？在我看来，能够通过层层选拔，一路过关斩脱颖而出之人，就算没有真才实学，也拥有强大的“勉强”自己的能力，纵然是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这些人也能和自己达成和解，实现“自洽”。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当官很需要的才能之一。

纵观中国历史，科举上位的文人比靠身份上位的贵族，更有希望发展成为忠臣烈士。这一类人从体制中可以得到认可，从体制外也能获得认可，这让他们更有动力去维持、完善现存体制。比如明代，靠科举体制培养出的士大夫阶层统治了中国近200年。2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沧海一粟，但对一个王朝而言已经不短。

我个人分析，对于科举选拔出来的精英，国家并不希望他们真的叱咤风云，只希望消磨他们的意志和才智，把他们训练成合格的官僚，这是君王之术。读书人常会有济世之才、立“兼济天下之志”，但真的入仕后，面对的是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官场。在官场里，“书生气”的上位者很容易遇到阻碍，科举考试的确造就了一些“高分低能”的人，但无论如何，这些人仍然具备管理者最需要的素质，那就是“勉强自己”的能力，这恰恰是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素质。因此，就科举对国家带来的影响而言，可以打“优”。

从社会角度来看，特别是基于它兼顾秩序和公平，我认为可以给科举制打“良”。

1. 科举制度让每一个人都看到希望。理论上来说，每个人都有一飞冲天改变命运的机会。

2. 国家给了机会。一旦走上科举之路，个人就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鼓励，只要参与就可能有收获。哪怕经历一次又一次考试，个人能力受到禁锢，可能逐渐变得畏首畏尾，不敢也不想承担责任，甚至“高分低能”。但是，一旦科举入仕，个人的一切都会由国家管起来。

3. 科举是相对客观统一的标准，既能得到全社会认可，也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反对考试，因为科举制度消泯自我建设。

1.  社会才智资源浪费。在科举时代，全民科举，社会资源特别是才智资源高度集中，社会精英终其大半生只为科举入仕。现实是残酷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能够成功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做不了官员也无法从事其他职业。国家付出巨大的成本，制造了大量的科举“废品”，只是实现了一定的秩序和效率。从这个角度看，代价相当巨大。

2.  科举是一场“零和游戏”。金字塔式的选拔比例决定了绝大部分人会无功而返。教育主打启迪心灵，考试则是单纯的选拔，这两者本就是两回事。擅长考试的人只能证明自己没有被淘汰，这样的人不一定就是优秀的人才。我对考试的基本看法就是；“考试就是为每一个人打开了一扇门，但关上了所有窗。”社会肯定乐于接受这样的现实，但对个人而言，这远不够公平，谁也不愿意生活在只有门没有窗的房间里。窗外面的风景能赋予人无限的想象和可能，让人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活力。房间里如果没有窗只有墙壁上突然开启的一扇门，人只要通过这扇门之后就会感到厌倦，因为突然打开的门并不是自己探索所得，而是按照别人的意志被动通关，这样的日子很容易让人失去兴趣。

3.  对于那些具有强烈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人而言，科举不啻为一场灾难。科举考的是儒家经典，很明显它不鼓励探求未知和新知，也不鼓励创新，只提倡“求是”。什么叫求是？就是真理已经在儒家经典当中，需要考生去用心挖掘、发现并体会。科举还提倡追求崇高，对于崇高毫无兴趣但做事坚守原则底线的人而言，它也是一种折磨。

在科举“学而优则仕”的体系中，提倡的是追求已有真理而非创新；追寻至高无上限的道德标准而非坚守道德底线。如果坚持奉行上述两条标准，假以时日，人可能变得无心审美，无心创造，缺乏生活的乐趣，逐渐沦入丑陋庸俗。古代很多忠臣良将和仁人志士，他们可以为了所谓的“真”而献出生命，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言，他们似乎不懂审美为何物，生活极度缺乏意趣，这样的状态与科举的塑造不无关系。

四、小结

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提倡科举是合理的。国家危亡之际需要叱咤风云、拨乱反正的豪杰，但在太平盛世国家更需要能维持稳定的官僚。科举选官绝对是实现成功治理的上选，这一点对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同样适用：只要能把考试选官贯彻好、落实好，实现国家自上而下的治理指日可待。

科举最黑暗的时代在晚清。那时科举制度相当混乱，但晚清那些挺身而出的大人物，比如曾国藩是翰林，李鸿章是进士，还有彭玉麟等众多英雄豪杰都是科举出身。在科举最混乱的时代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在科举辉煌的时代更是人才辈出。

废除科举之后，民国兴办了很多新式学堂。但是，科举选拔人才的标准已经废除，新的标准尚未建立，这导致新式学堂相互不服。后来，中国经历多年军阀混战，选拔人才主要通过上级提拔来实现。很多文化界人士感叹废科举操之过急，科举本身还是好的，完全可以通过更新内容、更新分科来焕发第二春。这样的想法在现代得到了实现。现在的高考不仅科目更新，规模也扩大很多。每个人几乎稍加努力就有机会参加高考，这项制度也的确为国家输送了大量治国人才。于国于民，这都是一件好事。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反对考试？

首先从功利的角度来讲，现在的高考与过去不同，它距离“入仕”还差得很远。失去了这层光环的高考，究其根本只不过是在拼命攫取别人的知识、求正确的答案，在考试中考生只需要回答正确即可。

其次，高考也是一种零和游戏。考试的性质就是淘汰别人，一场又一场的考试就像是别人为你打开一扇又一扇门，不管门的背后是辉煌还是昏暗，考生都是在跟随别人的牵引行事，完全没有发挥自主性。考生考得越好。就越发依赖这个考试体制，一次次深陷直到最后不能自拔。

再次，近些年来，我们生活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AI的发展就是重大变化之一，在未来AI盛行的时代，如果我们还在被动地应付一场又一场考试，这无异于刻舟求剑。网络时代的我们早已不再缺乏信息而是陷入信息爆炸，每天都在大量地、被动地接受许多无效的信息，自以为学到很多东西但创造能力却日益退化。

最后，重提“学而优则仕”是因为在我看来“仕”的含义很广阔。每个人都置身于社会设计的体系竞赛中，努力地爬向下一个高点。然而，这个体系并不是万无一失的，无论爬到怎样的高位，一旦出现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个人的生活立刻就会失序。在今天的客观环境下，我主张重新思考“学而优则仕”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在我看来，这个新的内涵就是“美”，脱离庸俗、脱离低级趣味的“美”。希望大家可以怀揣对“美”的追求，设计自己的人生图纸，建设自己的人生自由。

整理：文展春 | 编辑：王贤青、王志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