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液态”社会的大背景下，当代新闻职业精神面临着三个主要困惑：新闻真实原则被动摇，新技术究竟会怎样影响新闻工作，新闻职业精神被商业主义原则渗透。

新媒体高速发展的今朝，新闻职业精神面临着许多困惑，其中大部分来源于新闻职业本身的浮沉与变迁。曾有学者对新闻业现状这样加以总结：“数据重构新闻职业判断”，“算法重构新闻职业权威”，“平台型媒体重构新闻职业想象”。[1]一旦新闻职业判断、权威、想象均被重构，新闻职业精神焉能“岿然不动”？或者说，当新闻职业本身已变得边界更趋消弭、内涵更趋杂糅之时，新闻职业精神又焉能不面临更多的困囿与迷惑？

关于边界消弭、内涵杂糅的诸多问题，学者陆晔、周睿鸣曾借用社会学家鲍曼的昔日说法，提出了“液态的新闻业”（liquid journalism）概念。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是：在日新月异的传播形态之下，新闻业的核心特征就是其不得不处于多维度的极速变迁之中。记者身份是“液态”的，新闻职业是“液态”的，“液态”的新闻业意味着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己的方式生产和使用新闻并藉此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2]更进一步地，学者李泓江、杨保军坚持认为，职业新闻活动与非职业新闻活动共同构成了一种弱边界、高融合的社会化新闻活动。[3]几乎可以认定，在如此这般的宏观背景之下，新闻职业精神面临的困惑，毋宁说，也就是新闻业、新闻活动自身所面临的困惑。那么，困惑究竟是什么呢？具体而言，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详加审视。

第一方面是新闻真实原则被动摇

在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虚假新闻、低质新闻反而愈演愈烈、甚嚣尘上，这是为什么？学者唐铮干脆启用了“低质信息提供者”这个概念，[4]其本身就是一个悲凉的象征：信息的质量之低，传媒公信力的滑坡之巨，不得不引起深刻警醒与深沉反思。自2016年被《牛津词典》选为年度词汇，“后真相”一词便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从内涵上讲，“后真相”指的是一种网络与社交媒体时代的现象，即认为，比之诉诸客观事实，诉诸情感与信仰的新闻报道，反而会产生更大影响。王斌等学者曾直言：“讲述客观事实的硬新闻难以引发舆论关注，诉诸情感或个人价值观的软新闻更容易在几秒钟内引起共鸣进而成为传播‘爆款’。”[5]如此显然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真实的显著背离，这仿佛已然承认，只要有情感或信仰蕴含在内，新闻真实被排到其次位置顺带考虑即可——甚至几乎可以不予考虑了。有的学者更为敏锐地指出，社交媒体由于抛却了现代新闻业的生产标准和流程，而导致了“以新闻线索的呈现替代了新闻报道”[6]。其言下之意恰恰是，新闻无法真实，也不必以真实为鹄，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捕风捉影的“由头”也就足够“充盈”了。

可是，如果连新闻真实这个最基本的新闻报道原则都已然陷入了理不清、说不明的困囿境地，我们还能对新闻业抱有怎样殷切的期望？与新闻真实密切相联系的，还有新闻客观。一些学者已经在文章中指明了这个问题，如新闻客观与所谓“新闻透明”之间的复杂关系。[7]新闻真实、新闻客观，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如果动摇了、游移了、逡巡了，新闻职业精神也必然宛如矗立于流沙之上，难以稳固，遑论坚守。

第二方面是新技术究竟会怎样影响新闻工作

新媒体平台上的新闻报道，比起曾经付梓报端的白纸黑字来，至少在形式上的优点本应显而易见——易于辨认，易于排版，易于检索，也易于后台修改，速度也更为快捷；但是，本来是优点的若干地方，却在很多时候反倒成了缺点所在——因为易于排版，反而不再强调设计美感；因为易于检索，反而不再斟酌字句简赅；甚至，因为易于修改，反而心不在焉，疏于前期核校，竟然导致“有重大错误的新闻”频仍发生。譬如，2019年8月，台风“利奇马”登陆中国江浙一带，且迅速北上，纵贯山东半岛。腾讯视频为了抢新闻，在当年8月12日推送了一则“头条新闻”，上写：“山东省应急厅消息：台风利奇马已致全省人死亡，7人失踪。”这样的错误，其实已不仅仅是令人“啼笑”了，而是已经到了让人“怒骂”的程度。虽然腾讯视频后来马上加以纠正（应是“全省5人死亡，7人失踪”），但其不良影响已然散布开来。尤其面对着天灾人亡的巨大悲痛，这般基础性错误实是不该。这难道不是“拜”新媒体技术之所“赐”？至于《否思新闻加速：基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视角》等文章，更是在理论层面对新媒体技术提出了若干质疑：“高速率的技术学习与应用”，非但不曾事半功倍，反倒事倍功半，“造成记者与工具之间的异化关系”[8]。这其实就是讲，新媒体技术之迭代更新大大增加了新闻从业者的挫败感与焦虑感，进一步必然导致新闻职业精神的式微与消磨——因为，在“主体性”被牵绊与打击的境况之下，任何“精神”也都必然被牵绊与打击。

第三方面是新闻职业精神被商业主义原则渗透

这个困惑直接导致了“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更大程度的“进犯”与“来袭”，进而在客观情况上的确造成了新闻职业精神的颓靡与不振。学者陈楚洁曾有一篇文章《“从前有一个记者，后来他去创业了”——媒体创业叙事与创业者认同建构》，透彻分析过这个问题。文章说，“商人”作为一个在传统媒体时代与“记者”相对立的称呼，现在却成为一些媒体人所要承担的一种重要角色了。[9]

中宣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新闻出版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于1997年联合颁布了《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其中有“新闻单位在职记者、编辑不得在其他企事业单位兼职以获取报酬”的明文表述。[10]可是，当代的新闻人、媒体人如果自身俨然成了创业者，还如何奢谈“不得兼职”或“不获取报酬”呢？如果“新闻与商业几乎合二为一”，又如何来讨论新闻职业精神的若干义理？此时此刻，如何葆有或振拔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精神自然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一个可以料想得到的现实结果，恐怕只能是：“盈利性的内容与真正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新闻专业的内容混为一谈。”[11]诚然，简单粗暴地对商业主义原则加以否定，也不是好办法。其间之困惑，显然是存在的。

新闻职业精神之所以面临上述困惑，在笔者看来，大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外部的。

内部的原因是，新闻从业者对自己的职业角色的认知，确实在当代变得更为复杂与多变了。

譬如，身处互联网媒体之中的一些从业者自然而然地主动向“营利者”这一角色靠拢。那么，想用新闻职业精神来衡量或约束“营利者”，自然是不得要领的。

外部的原因，事实上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原因是，新闻职业的边界确实在褪色、消弭、模糊，这是时代的不可不察的显著特征。

新闻职业本身确实已逐步泛化了，泛化为普遍存在的社会公共传播行为。笔者在2020年9月提供的样本量为320人的一手调查数据中已经提及，在被问到“社会公共传播行为”的相关问题时，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打分情况是：平均值3.9（从完全不认可【1】到完全认可【5】），标准差0.7，即基本认可且并无太多异议：新闻传播不过就是社会公共传播行为罢了。大到诸如政府部门所办的微博栏目、微信公众号，小到社交媒体上的若干个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无论是苦心孤诣与精力旺盛地、还是勉强应付与浮皮潦草地——其实都可以被直接看成新闻职业所应从事的工作（而不会招致太多非议），然而，这些工作同时也可以不被看成新闻职业工作而只不过是某种社会公共传播行为，两者确实已经呈现为“重叠一处”的情形了。

如此一来，那一系列始终以真实、准确、及时、全面、有效地报道大千世界为核心的新闻职业精神，又将如何被更好地认知与践行？在这样的陆离当代，我们真诚而由衷地希冀：经验总会比教训更多，正如对策总会比困惑更多。

我们尚有信心，始终未敢蹉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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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斌，顾天成.智媒时代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角色转型[J].新闻与写作，2019(4).

[2]陆晔，周睿鸣.“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7).

[3]李泓江，杨保军.“液态”理论的旅行及其对新闻学研究的启示[J].社会科学战线，2019(9).

[4]唐铮.能动的在场：融合背景下的职业权威性——对近百位中国媒体从业者的深度访谈[J].国际新闻界，2019(6).

[5]王斌，程思琪.反推式变革：数字环境中的新闻消费特点和转型路径[J].编辑之友，2018(12).

[6]胡翼青.再论后真相：基于时间和速度的视角[J].新闻记者，2018(8).

[7]王斌，胡杨.新闻透明性的理念、内涵与限度：对社交时代媒体转型路径的一种考察[J].江淮论坛，2021(2).

[8]伊俊铭.否思新闻加速：基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视角[J].新闻界，2021(4).

[9]陈楚洁.“从前有一个记者，后来他去创业了”——媒体创业叙事与创业者认同建构[J].新闻记者，2018(3).

[10]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新闻工作法律手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61-163.

[11]李艳红.重塑专业还是远离专业？——从伦理和评价维度解析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J].新闻记者，2013(2).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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