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 刘琳琳等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风险信息对公众情绪的唤醒机制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证研究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2期“风险传播与治理”专栏。

作

者

黄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刘琳琳：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

杨小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本文基于“信息框架—风险感知—情绪唤醒—信息行为”模型，以社会化媒体为公众信息接触的载体环境，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早期的风险信息如何唤醒公众情绪展开研究，以期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疏导、秩序维持提供实证参考。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信息主要采用的指导、后果与缓解三类框架会差异化地激活能量与紧张两种情绪唤醒机制，受信息框架影响的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感知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在情绪唤醒之下，公众的后续信息行为也会发生变化：能量唤醒能够促进公众的信息转发行为，而紧张唤醒则会显著激发公众通过原创发言进行情绪分享的意愿。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绪唤醒；风险沟通；风险感知

一、引言

公众情绪的突变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的必然结果，也是相关部门进行危机应对与舆情疏导的必要对象。这是因为情绪不仅会影响公众个体面对事件带来的健康与生命安全风险会采取何种决策与行动（Zhang，2013），左右事件的防控进程，更会在社会层面对民意动向产生巨大作用；疏导不利可能带来谣言泛滥、舆论动荡、社会失序等次生危机，进而加剧事件对社会整体稳定与安全的冲击。

按照情绪认知理论的划分，影响公众情绪生成的因素包括认知过程因素与环境事件因素两个部分。前者是个体对过去已有经验的记忆和对当前情境的评估，发挥作用的主要有媒介素养、社会期望、利益诉求等；后者则是存在于环境中的刺激性事件，包括事件及其影响的不确定性、事件所处地区环境、事件处置进程以及信息接触环境等方面（张海涛等，2020）。从情绪疏导的视角看，这两类影响因素中的大部分或属于社会结构既已塑成的因素，或是在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或为事件本身固有的客观特征，实际上都难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后进行快速且有效的调节与控制，仅有事件处置进程与信息接触环境两个因素具备较强的短期可控性。在这两者中，事件处置进程依赖以政府为代表的防控主体采取的行动及效果，其亦构成了信息接触环境中事件信息的重要来源；而囊括多源事件信息的信息接触环境则对公众的情绪反应拥有强大的影响与约束作用（Bro，2019）。如有研究认为，公众对社会化媒体的使用频次越高，越容易产生焦虑等情绪反应（张亚利等，2021）；Cohen（2020）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名人和普通公众的互动效果进行研究后发现，名人发言会对公众的风险认知产生突出影响，也会显著增强公众不安与焦虑的负面情绪。

鉴于信息接触环境对公众情绪生成的作用机制，本文选择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情绪刺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并将当前中国公众获取与交流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社会化媒体作为公众信息接触的载体环境，对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激发公众情绪反应的机制路径进行研究探索，以进一步丰富国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绪传播研究的体系与成果，为其提供实证资料。之所以选择新冠肺炎疫情，是因为其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政府网，2020），无论是媒体能见度，还是所造成的公众情绪动荡程度都近乎史无前例。以该事件为背景展开研究，不仅保证了研究情境的代表性以及与公众认知和心理的接近性，也能够使研究结果具备更突出、更具针对性的实践指导价值。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的情绪传播机制

情绪（emotion）是个人被特定事物刺激后所产生的即时、短暂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包括喜悦、悲伤、愤怒等（Arnold，1960，pp. 516-519）。作为个人表达情感、传播思想的重要方式，情绪能够帮助公众明确外部事物的意义并采取行动决策（隋岩、李燕，2012）。

在情绪传播研究中，情绪常被划分为两个维度（Russell & Barrett，1999）：一是情绪唤醒（arousal），它是对活力或能量等情绪强度的感受，反映了人们对信息紧急性和重要程度的判断；二是情绪效价（valence），即对积极—消极（愉悦—不愉悦）的情绪极性的体验，是人们对信息价值的判断（Clore & Storbeck，2006，pp.123-142）。一般情况下，情绪唤醒先于情绪效价出现，也是其形成的基础（裘江南、葛一迪，2020）。而研究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情绪反应亦可首先从情绪唤醒维度展开，这对了解事件情境中公众的情绪生成及其后续反应具有基础性作用。而在情绪唤醒的相关研究中，以Thayer（1978）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个人情绪由平静到波动的转变中，至少存在能量唤醒（energetic arousal）和紧张唤醒（tense arousal）两种状态。前者描述的是情绪从“困顿到活力”的变化，后者代表情绪从“平静到紧张”的转变。在本研究中，能量唤醒关注公众在疫情背景下是否会产生信心、希望和精力充沛等能量型情绪；紧张唤醒则考察公众是否会出现紧张、焦虑、神经紧绷等紧张型情绪。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中，个体对危机与风险状况的情绪唤醒与其所接触的特定信息相关（党君，2020）。当个体暴露于信息文本的情绪线索中，相似的情感就会被激活并导致其情感表达与情感行为的复制和同步，即“类别激活”（category activation）机制（杨洸，2020）。有研究者以Facebook为研究对象，发现用户接触帖子的情感能够显著影响他们随后发表内容的情感状态，验证了在社会化媒体上存在这种情绪的“传染效应”（Kramer et al.，2014）。而在信息的诸多特征中，框架对于形塑公众的认知和情绪发挥着关键作用（于会会等，2012）。框架是传播者通过对事件元素进行选择、强调、排除等方式所组合形成的认知模式，既能够明确公众接触外界的范围和界限，也可以推动他们对意义的建构和理解（Gamson et al.，1992），形成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的经验（Goffman，1974，pp.21）。Tversky & Kahneman（1981）在健康风险议题的传播中发现，通过改变框架（信息的表达方式）能够影响受试者的决策偏好。Dan & Raupp（2018）根据风险波及对象、产生影响及应对举措等维度，将健康风险报道的媒体框架整合为强调风险破坏性的“后果框架”和“不确定性框架”、陈述相关部门应对措施的“行动框架”，以及风险得到控制的“缓解框架”、聚焦采取推荐行为后获得益处的“获得框架”等15类框架。但这种分类方式无法清晰地辨识框架影响个人情绪的功能。为了建立起框架功能与公众信息行为的直接联系，刘丽群、谢精忠（2020）根据各框架的内容，进一步精简上述研究成果，提出后果框架、经济影响框架、责任框架、行动框架、医学框架、不确定性框架、缓解框架等7类框架。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的信息内容特征，整合了报道框架及其情感指向，将社会化媒体平台中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归为指导框架、后果框架与缓解框架三类。其中，指导框架主要描述新冠病毒的致病机理、疫情防控策略及指导公众展开自我防疫与保护的信息，情感色彩居于消极与积极之间；后果框架是介绍疫情发展状态及其对社会经济、公众生活造成影响的信息，情感表达倾向消极；缓解框架则聚焦于政府和社会全力应对疫情的举措及成效，向公众传递“疫情可被防控”的信息，情感指向偏向积极。

至此，对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框架对情绪唤醒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与假设：

RQ1：接触指导框架信息对情绪具有何种影响？

H1：接触后果框架信息会正向作用于公众情绪的紧张唤醒；

H2：接触缓解框架信息会正向作用于公众情绪的能量唤醒。

（二）风险信息框架对风险感知的形塑

风险感知是公众在接收到特定的信息后，所形成的对负面后果事件发生可能性的认知和判断。基于涵化理论的观点，个人接触含有暴力元素的电视节目的频次越高，越容易认为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同样程度的风险（Bryant & Oliver，2009，pp.93）。同理，频繁接触特定框架的风险信息也会影响到受众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感知（Yim & Vaganov，2003）。薛可等（2015）发现，当受众频繁接触社会化媒体获取风险信息时会加重其风险感知；但当受众高度关注缓解风险信息时，他们会及时了解风险控制情况，降低风险的不可控制感，这时接触频次会减低其风险感知。本研究由此提出如下研究问题与假设：

RQ2：接触指导框架信息的频次会对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产生何种影响？

H3：高频次接触缓解框架信息会负向作用于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

H4：高频次接触后果框架信息会正向作用于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

（三）风险感知对情绪唤醒的作用

关于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与其情绪间的关系，不同理论框架影响下的观点也差异明显。一类研究认为，当人需要在突发和未知的风险情境下作出决策时，若缺乏足够的信息进行辅助，就会以情绪判断协助其进行信息处理并形成认知（余红、张雯，2017），换言之，公众的情绪会作用于风险感知，比如樊博等（2017）通过对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环境风险议题的讨论发现，公众积极情绪强度的下降会造成风险感知水平的提升。而另一类研究则立足于“感知—情感—行为意愿”（Cognition-Affect-Conation Pattern，CAC模型）路径，认为个人的情绪状态是其基于知识、经验或者理性判断后形成认知的产物（刘鲁川等，2018），例如Shahrabani等（2019）认为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会使人产生恐惧等负面情感，王俊秀等（2020）也指出疫情风险评价的提高会显著增加人们的消极情绪，减少积极情绪。本文借鉴CAC模型，将公众对外部环境威胁的判断视作唤醒其情绪强度的影响因素，并进行如下假设：

H5：风险感知会负向作用于公众情绪的能量唤醒；

H6：风险感知会正向作用于公众情绪的紧张唤醒。

此外，由上述分析可得，个人的风险感知可能在信息框架与情绪唤醒反应中间发挥中介作用，故而在此补充假设：

H7：风险感知在信息框架对情绪唤醒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中介作用。

（四）情绪唤醒对公众信息行为的作用机制

在情绪驱动下，公众的信息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情绪社会共享”（social sharing of emotion），即个体围绕引发自己情绪体验的外部事件，与他人公开分享的过程（Rimé et al.，1991）。一者，个人通过感知、记忆、分析、沉思等方式产生对事物的评价；二者，不同的评价结果产生不同程度与类型的情绪，进而影响其行为模式（Ortony，1990，pp.34-58）。

已有研究结合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功能，将公众的信息行为分为原创发言、转发与评论等。而根据公众采取行动时的心理状态，我们又可以赋予这些行为新的定义。原创发言行为是某一类信息的初次传播行为，需要公众对话语信息进行深层次的创造和加工，其动机主要是与他人分享经验、发表观点、自我呈现与建立形象（Schaedel & Clement，2015）。发表评论的特征与之类似，公众通过评论某类议题实现对自身态度和意见的表达。转发行为更多代表着用户对特定信息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对自我观念与转发内容的整合。

在风险情境中，社会信息环境呈现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共同作用的波动状态（刘雯等，2013）。因此，在分析情绪对信息行为的作用机制时需要考虑不同维度的情绪。在情绪效价层面，对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作用差异已经有了很多探讨，比如处在消极情绪状态中的个人更可能以高频次和高速度转发信息（刘丛等，2015）；Barsade（2002）发现，积极情绪能够促成群体间的合作行动，转发行为作为一种内容整合行为，体现了用户对他人观点的认可，是一种合作行为，故而受到积极情绪的影响更强；反之，由于原创发言和评论行为更注重公众对“自我体验”的表达与呈现，所以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更强。

在情绪唤醒层面，Berger & Milkman（2012）认为，信息的规模化传播不仅由差异化的效价驱动，处于高唤醒水平的情绪也能够促成更大范围的信息流动。这表明在既有情绪效价的作用基础上，情绪水平的增高也会促进社会化媒体中信息的被关注和扩散。裘江南、葛一迪（2020）发现，高唤醒情绪和低唤醒情绪对于不同信息行为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积极情绪和高唤醒情绪状态下的用户可能会产生转发行为，而消极情绪和低唤醒情绪更容易引导用户原创发言和参与评论。尽管这一层面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但能量唤醒和紧张唤醒的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究。对此，我们结合能量唤醒、紧张唤醒与情绪表达积极程度的关联作出以下假设：

H8：能量唤醒能够正向影响公众的信息行为，且对于转发的影响更强；

H9：紧张唤醒能够正向影响公众的信息行为，且对于原创发言和评论影响更强。

综上所述，本文依据“信息框架—风险感知—情绪反应—信息行为”的作用机制及相关研究成果整理的研究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本研究依托问卷调查法展开研究。为系统了解公众的情绪状态，本研究于新冠肺炎疫情由暴发向常态防控过渡的阶段（2020年3月24日至4月14日），通过专业数据采集机构在线面向33个省级行政区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了1000份问卷，并且参照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结果对填答对象的年龄和性别进行配额。问卷共回收920份，在剔除存在缺失值、选项完全一致、填答时间不足3分钟及超过10分钟等无效样本后，研究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量为868份，有效率为94.3%。样本人口特征结构如表1所示。

（二）变量选择及测量

问卷由信息框架接触频次、情绪唤醒、风险感知、信息行为与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月收入水平）等部分组成^①。

1.  信息框架接触频次

本研究将受访者在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中所接触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框架的类型划分为指导框架（如感染原因、传播途径、主要措施在内的疫情相关知识、疫情防控措施及其效果）、后果框架（疫情蔓延态势、感染及死亡人数、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缓解框架（复工、复产、复学信息，医疗科研所取得的最新进展、公众居家隔离期间的自娱自乐等）三类。问题填答基于李克特5点量表，从“1=从不关注”至“5=非常关注”，对应分数越高，表明受访者接触某类信息框架的频次越高。

2.  情绪唤醒

情绪唤醒量表用于呈现公众接触信息后在能量唤醒和紧张唤醒两类情绪维度上的表现。本研究参照Koo & Lee（2011）的研究，以5点量表的形式设置了情绪唤醒的测量题目，由“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受访者某一维度的情绪反应越强烈。其中，能量唤醒维度题项包括：（1）我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2）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生活是充满希望的；（3）我认为自己能够精力充沛地应对日常生活（Cronbachs α=0.813）。紧张唤醒维度题项包括：（1）我对疫情蔓延的状况高度紧张；（2）我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生活状况感到焦虑；（3）我认为自己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处在神经紧绷的状态中（Cronbachs α=0.922）。

3.  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维度关注公众个体对疫情危险程度的判断，使用5点量表进行测量，由“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题项设计参照Kim & Song（2017）和Yoo等（2016）的研究成果，包含：（1）我担心自己感染新冠病毒；（2）我认为新冠肺炎离我很近；（3）我认为新冠肺炎会影响我的日常生活、损害我的健康状况（Cronbachs α=0.859）。得分越高表明受访者的风险感知程度越高。

4.  信息行为

本研究整体考察了受访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的信息行为，量表形式参照赖胜强、唐雪梅（2017）的研究，使用5点量表做测量，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得分越高代表被试采取信息行为的意愿越强烈。以转发意愿为例，其题项包括：（1）我会在社会化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上转发与疫情相关的信息；（2）我愿意将与疫情相关的信息转发给微博、微信中的好友；（3）当我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我会积极转发与疫情相关的信息（Cronbachs α=0.821）。原创发言（Cronbachs α=0.834）和评论意愿（Cronbachs α=0.824）与转发意愿形式一致。

四、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Amos24.0对信息框架与公众情绪唤醒反应及其信息行为的作用机制进行路径分析，并检验了风险感知在信息框架对情绪唤醒影响中产生的中介效果。

验证性因素分析（CFA）表明，本研究建构的6个构面的因素负荷量均处在0.516~0.846，且达到显著（p<0.001）；其组成信度均处在0.8~0.9，收敛效度（AVE）均达到0.5以上，满足后续路径分析对组成信度和收敛效度的要求。

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拟合度数据分别为：Chi²/df=3.140（<5），GFI=0.940（≥0.90），AGFI=0.921（≥0.90），CFI=0.952（≥0.90），RMSEA=0.05（≤0.08），SRMR=0.0616（≤0.08），满足后续分析要求（Iacobucci，2010）。模型的路径分析详细结果如表2所示。

（一）信息框架对情绪唤醒和风险感知的影响

H1、H2和RQ1分别检验了不同的疫情信息框架与公众情绪唤醒反应之间的关系。后果框架、缓解框架和指导框架均会带来公众的情绪唤醒。具体至各框架的作用，后果框架由于强调疫情给社会生活及公众生命安全带来的潜在损失强化了公众的紧张情绪（β=0.147，t=3.512，p<0.001）；与之相反，公众接触缓解框架的频次越高，其信心、活力等正面情绪水平提升的可能性也越大（β=0.073，t=3.561，p<0.001）；对指导框架而言，其提供指导公众实践、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的信息，缓解了公众因疫情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β=-0.086，t=-2.252，p=0.024），受此影响，公众可能产生更高水平的信心和活力（β=0.079，t=3.360，p<0.001）。H1和H2得到验证。

H3、H4和RQ2则讨论了信息框架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随着对后果框架的接触频次增加，公众感知到潜在威胁的可能性也越高（β=0.173，t=4.398，p<0.001）；相对地，对缓解框架（β=-0.067，t=-2.147，p=0.032）和指导框架（β=-0.090，t=-2.545，p=0.011）的接触均能够减弱公众对疫情危险程度的评价。H3、H4成立。

（二）风险感知对公众情绪唤醒的作用机制

由路径结果分析可知，个人的风险感知在情绪唤醒形成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当公众认为疫情对自身的威胁越大，他们的紧张和焦虑等情绪强度越会显著提升（β=0.253，t=5.873，p<0.001）；反之，他们会对疫情控制态势及未来生活产生更为乐观的情绪（β=-0.086，t=-3.297，p<0.001）。但总体来看，相较于乐观情绪，风险感知的变化更容易导致公众陷入紧张和焦虑之中，即出现紧张唤醒反应。

（三）情绪唤醒状态对公众信息行为的作用机制

能量唤醒和紧张唤醒对信息行为均会产生促进作用。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信息行为意愿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第一，能量唤醒对信息转发影响最大（β=0.264，t=6.438，p<0.001），原创发言意愿次之（β=0.238，t=5.096，p<0.001），评论意愿最弱（β=0.157，t=3.464，p<0.001），这可从积极情绪对个人行为意愿的影响进行分析。正如此前提及的，正面情绪能够有效促进公众对群体意见的认同，使他们更倾向于以转发的方式传递积极体验。第二，在紧张唤醒的状态下，公众更倾向于原创发言（β=0.213，t=8.464，p<0.001），其次是通过评论表达态度（β=0.176，t=6.833，p<0.001），转发信息的意愿则最低（β=0.098，t=4.564，p<0.001）。H8和H9成立。

（四）风险感知在情绪唤醒过程中的中介效果分析

H7分析了风险感知在信息框架影响情绪唤醒的路径中所产生的中介作用。结合前述假设的成立情况，本研究使用bootstrap法（设定次数2000次，信心水平为95%）进行了4组中介关系的检验，分别是“缓解框架→风险感知→能量唤醒”“指导框架→风险感知→能量唤醒”“指导框架→风险感知→紧张唤醒”和“后果框架→风险感知→紧张唤醒”。从表3所示的路径效果看，风险感知在四条路径中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果（|Z|>1.96）。这表明从信息接触到情绪唤醒的过程并非简单的应激反应，个人会基于所接触信息的框架对疫情风险进行评估，继而根据评估结果激活不同类型的情绪反应。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信息框架的作用，本研究将相同情绪唤醒状态对应的两条路径一一加以对比。结果显示，“紧张唤醒”维度上的两条路径之间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后果框架通过风险感知激活紧张情绪的作用强于指导框架通过风险感知激活紧张情绪的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正如风险沟通研究所一再强调的那样，风险沟通工作应同时聚焦技术信息和价值、信念、情绪等情感因素的流动。鉴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的独特性，情绪体验在此类事件风险沟通中的作用更为关键。一方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威胁公众的健康和生命，且与一般的自然灾害或安全事故不同，普通人大多难以有效开展风险识别和评估——通常这项工作由医学专家和社会管理者来承担并通过信息沟通予以告知，而公众对信息的接触、处理及其决策转化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同时受到情绪机制的约束。另一方面，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还可能构成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跨界风险（transboundary risk）或全球性风险（global risk）（卡斯帕森、卡斯帕森，2010，pp.195），这也决定了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是应对公共危机的共同体的成员，能否有效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形成有效的应对共同体，而共同体存在两种建构路径——情感路径与认知路径（王俊秀等，2020）。本研究所提出的“信息框架—风险感知—情绪唤醒—信息行为”模型，就沿循情感路径，将信息与情绪两个要素并置，把唤醒机制作为公众风险信息接触—风险反应的联结点，运用实证方法呈现并检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国公众的信息框架接触模式及其情绪唤醒机制，并对特定情绪驱动的公众的风险信息分享行为作出区分，以此观察公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情绪的生成与扩散方式。

从数据上看，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早期，中国公众会接触多样化的信息内容，形成了以“指导框架”为主的信息接触特征（M=4.41，SD=1.10），对后果框架（M=2.95，SD=1.01）和缓解框架（M=2.81，SD=1.26）的接触频率相对较少。差异化信息的混合接触使公众在疫情早期阶段对疫情风险的感知处在一种动态调适的过程，情绪也在能量唤醒（M=4.18，SD=0.75）与紧张唤醒（M=3.85，SD=1.16）之间发生摆动。不同类型的情绪唤醒诱发了不同偏向的信息行为，能量唤醒对公众信息转发行为的促进效果显著，而紧张唤醒下公众则更倾向于通过原创发言或评论的方式直接在社会化媒体上表达个人焦虑与不满。结合公众在此阶段的信息行为的整体特征——原创发言的意愿最强，均值达到4.14（SD=0.84）；转发意愿次之，均值为3.78（SD=0.79）；评论意愿虽居三位，但仍处于活跃区间，均值是3.25（SD=0.88）——再联系前述提及的公众情绪的紧张唤醒程度总体弱于能量唤醒的发现，可以相应推导出紧张唤醒对公众信息行为的激发作用强于能量唤醒的结论。换言之，紧张唤醒作为一种情绪驱力，通过信息分享可能产生更显著的“涟漪”效应（尼克·皮金等，2010，pp.22），带来更大的社交网络感染效果。这种紧张情绪的扩散，从积极角度看可以帮助唤起公众对健康风险的共同关注与集体行动，对风险应对共同体的建立有促进作用；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积极信息或能够提升公众风险应对信心等能量情绪的内容与之平衡，紧张情绪的蔓延和泛滥也必然会导致疫情风险的放大和社会性恐慌的加剧，乃至衍生出次生危机。

当然，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持续存在，公众也会对风险情势及个人处境采取一系列的适应性行为，后者在本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公众通过策略性的信息接触对风险感知和情绪状态加以自我调适，以减缓或控制风险事件对其个人情绪的影响。这从其更多获取情感色彩中立的指导框架信息和保持以能量唤醒为主的情绪状态中可以明显看到。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指导框架和缓解框架均能实现降低风险感知及促进能量唤醒的效果，但公众显然对缓解框架存在排斥，这意味着其对风险事件的担心情绪并没有促使其一味寻求风险感知的弱化，而是更多地被转化为个人的保护性行动，即探索如何做到更有效的自我管理以减少风险事件可能对个人生命和生活造成的影响。公众将关注的焦点共同指向他们可以作为公共卫生风险管理策略的一部分而采取的行动，从个体角度看也许更能使其感觉到自己对一个如此重大而无法理解的全局性风险的控制，同时对构建风险应对共同体而言亦意义重大，这意味着除了前述外在紧张情绪的“黏合”作用，公众也能够内生出一种积极的情感能量，通过采取相应的保护性行动实现共同参与、广泛合作的社会团结，以共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

以上结论可为推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沟通与舆情疏导工作提供如下启示。第一，将引导能量唤醒、疏导紧张唤醒作为情绪引导整体层面的原则，即注重发挥公众的乐观、信心等能量唤醒型情绪在全社会共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正面行为导向作用，同时在使公众对风险保有足够警觉的前提下降低恐惧、焦虑等紧张情绪的强度。第二，在策略方面可根据信息框架对情绪唤醒的不同作用路径，于信息公开与信息发布过程中设计更为合理的信息框架组合，协调好各类风险信息的比重，促进疫情信息结构达到效果导向上的均衡。第三，尽管指导框架与缓解框架的运用会促进公众情绪的能量唤醒，但已有风险沟通研究显示，过于正面的风险信息也会造成公众的敌对（Lundgren & McMakin，2013，pp.47），假如公众发现政府是在利用信息安抚他们，或发布的信息不是老生常谈，就是轻率保证的话，敌对情绪就会产生，信任修复将十分艰难，因此对这两类框架的使用亦应适度。第四，虽然后果框架会通过紧张唤醒引发更多负面情绪，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公开亦须包含此类信息以满足公众知情需求，对此可通过优化后果框架信息的叙事策略或将之与指导框架、缓解框架进行组合，来平衡其情绪唤醒效果。第五，将公众的信息行为纳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的参考指标。基于本文结论，风险沟通者可更多激励公众的转发信息行为以增强积极情绪的传播效果；而针对公众原创发言和参与评论的信息则需及时进行主题提取与情感分析，通过了解公众的现实关切和情绪需求，动态调整信息发布与对话互动策略，减少因沟通不畅导致的负面影响。

对于研究存在的局限和可以延展的空间，我们主要从社会化媒体信息特征及风险发展阶段两个角度进行说明。其一，本研究在考虑社会化媒体的信息特征时，仅选取了信息框架这一特征，没有加入影响信息框架效果的其他因素，比如社会化媒体平台的差异、框架属性与公众自身状态的接近性等，这些特征的作用机制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探讨，以全面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的信息设计方案。其二，本研究针对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早期的“信息—情绪”唤醒机制，研究发现对于疫情由暴发向常态化防控转变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不过，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时间之久、反复频率之高、突变影响之强，远远超出大众预期。在未来的研究中也可以进一步关注风险阶段性差异对情绪反应的影响，以助力形成能够贯通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过程的风险沟通策略。

注 释

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郑晓霞对本部分的资料收集与量表设计等工作亦有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全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319）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黄河、刘琳琳、杨小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风险信息对公众情绪的唤醒机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证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2期，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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