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纽尔·卡斯特 | 重新思考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中的传播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5期“IAMCR 北京·国际视野 中国传播”专栏。

作

者

曼纽尔•卡斯特：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教授、传播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安纳伯格主席，西班牙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和城市规划荣休教授。

概

要

【摘  要】本文系国际知名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IAMCR北京2022年会所发表的主旨演讲的编译。卡斯特重点关注了网络社会中传播的变革及其产生的影响，结合实例从技术变革、组织和制度变革两个层面深入阐述，认为技术变革推动大众传播向大众自传播转变，研究者需要适应新的技术现实并采用全局性的视角来展开研究。在理解信息时代的媒体组织和媒体集团时，应当从网络视角来分析他们的商业化、分众化等趋势。

【关键词】信息时代；网络社会；社会变革；新型社会结构

本文为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IAMCR北京2022年会所发表的主旨演讲的编译，原题为：Rethinking the information age：Communication in the network society。作为享誉国际的知名传播学学者，卡斯特很早便关注到了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对社会变革的潜在影响力，主张从结构与权力的视角来审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在“信息时代三部曲”^①中，卡斯特详尽论述了“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理论，并在后续诸如《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The network society：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传播力》（Communication power）等著作中不断拓展该理论并使之体系化。

卡斯特对通信技术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解读富有解释力和创见，尤其是“网络社会”这一理论框架对学界后续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本次主旨演讲可视作卡斯特本人对既往理论的回顾与对未来的展望。他结合诸多新近的实际案例来重新审视“网络社会”在当下的解释力，并着重从“信息时代”这个宏观语境对传播技术与组织制度两个层面的变革进行了再诠释。

在此次主旨演讲的最后，卡斯特表示十分荣幸能够参与此次IAMCR北京2022年会。他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复杂多变的状态，学术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它能够让我们更加明确自身的角色、使命和目标。传播学界应当以更真诚、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学术对话之中，用切身行动引领全世界更多身处困境中的人平等地触达与共享信息。

以下为卡斯特主旨演讲的译文。

一、信息时代下的新型社会结构

“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指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社会化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正如工业社会是能源生产分配的彻底转变与工业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信息既是技术的，也是社会的。当今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核心，正是传播的变革。传播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沟通，我们交流。人类社会的一切均以沟通和沟通能力为基础，这也是为什么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社会变革”则指过去二三十年间出现的新型社会结构，以网络为根本和关键。此网络特指使用数字语言这一通用语言的数字网络，它使当今世界的互联互通成为可能。因而，我们需要回归“传播”这一基本概念并深入探讨传播进程中不同变革的侧面。所谓“传播”是信息交换中意义的共享。当我们交换信息时，我们交换的是“比特”。若我们不解其意，传播便无从谈起。然而，这在生活中却并不罕见。人们常常自说自话，至于对方是否领会自己的意图就不得而知了。因此，即便在对话中双方争执不下，意义的共享仍是传播的关键。而与之息息相关的是信息的交换——将信息转化为交流的过程。

二、网络社会中传播的技术变革

传播中的重大技术变革与三个彼此关联的基础技术密不可分：一是数字化的新进程与更先进的微电子集成紧密关联，将海量增长的信息压缩进微芯片的电路中去。二是网络连接的流量与速度不断增长。5G的应用及向6G的转型便是例证。6G不是仅仅在5G的基础上再加1G，而是连接能力无限接近另一个量子飞跃的全新世界。随之而来的是数据传输量的爆炸式增长。在这颗居住着79亿人的星球上存在着72亿个连接设备，其中三分之二都是所谓的智能通信设施，无一不由电脑整合连接。三是技术层面的同步改革带来了先进的软件，也就是所谓人工智能的降临。尽管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尚未明晰，但它意味着机器终将自主作出决定，甚至开始超越自然语言。目前这仅存于科幻小说中。著名神经学家安东尼奥•马西奥（Antonio Macio）的研究表明，机器或许在线性推理和另辟蹊径寻找答案上比人类更胜一筹，但是机器不具备情感。因此，不必担忧机器会因为仇恨而杀害人类。如果这种担心有朝一日成为现实，那倒更有可能是因为机器执行了杀害人类的程序。

网络社会中传播的变革可被定义为一系列相互关联却又不尽相同的变革。

首先是技术变革。数字化进程已然覆盖了整个信息体。包括历史故事、电影、音乐在内，地球上97%的信息已被数字化。这意味着我们掌握了一门共通的语言以沟通人类心灵的产物，技术的创新是网络社会传播变革中最主要的变革。以此为基础，传播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革新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大众传播向大众自传播的转型。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有别于大众传播的单向性，去中心化的大众自传播赋予作为产销者的用户生产、选择、投放、接收信息的权力，而科技是联通彼此的桥梁。尽管大众媒体与互联网依托不同的技术手段而存在，但技术的融合使其相互连接且难以分割。

社交网络应运而生，成为人人都可以参与构建的传播渠道。而它恰是由海量信息与图像构建而成的媒体世界，所以我们应当理解，大众媒体和互联网以及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网络是同一系统下的不同子系统，且相互作用。因而研究传播范式的转变不能孤立地理解某一个子系统，更应从全局视角出发。例如，我们不能单单考察电视的传播效果而忽视其背后的广播体系。单向传播时代电视的黄金时段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我”的黄金时段。通过网络互动，用户掌控数字编选。什么时候看新闻，读什么新闻，是看电视节目还是电影都由“我”决定。这种不同形式媒介的整合并不意味着电视完全消失了。相反，电视成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电视，一种连接到互联网的，可以检索和分发信息的交互式数字电视。

此外，新闻传播研究也需要适应这些新的技术现实。我们普遍感觉到现在的年轻人不读报了。他们不再阅读纸质报纸，更没有耐心读完整份报纸，但他们通过网络接触到新闻，而这些新闻正来自报纸、电视及各种信源。他们选择不同的报纸和媒介拼凑出一份独属于自己的报纸，或者说是新闻信息平台。基于受众从不同信源检索信息这一用户行为的受众整合是新信息时代传播系统的一大特征。

三、网络社会中信息的组织与制度变革

第二大重要转变是信息的组织与制度变革。

过去的二十年我们见证了从对传播活动的全面管制向放松管制过渡的趋势，以及媒体所有权的私有化。如今，并非世界上所有媒体都是私有的。以中国媒体和英国的BBC为例，政府所有或资助的媒介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但私有化已渗透进两大机制。一是所有制的私有化，个体可以在传播系统中自由创立公司。20世纪80年代，全球约三分之二的电视系统为政府所有，现在仅剩不到20%。二是财政的私有化。即便媒体、电视系统或平台归政府所有，私人广告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如果广告收入是全球大多数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那么这类广告就会影响节目内容以及编排。

另一个主要趋势是媒介的商业化。媒体以利润为导向，但监管框架仍掌握在国家手中。媒体业务出现了集中化的过程，即依凭于大型企业集团，但是一种去中心化的集中。传媒业最重要的10~20个企业集团掌握着超过75%的信息和图像生产。与此同时，这些企业集团却呈现出去中心化的趋势。这意味着他们在不同市场、不同国家针对不同受众分化出不同的主体。因而所谓“去中心化的集中”指的是集中的所有制和分散的受众与信息平台。传媒业中的一切都通过资源集聚和网络连接推进，而网络连接是理解这一矛盾的关键。如今，我们拥有通过全球大型集团之间的联盟和合作构建起来的全球媒体网络，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观众都来自同一国家。

相反，分众化正在加剧。文化和认同对于受众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企业根据用户在媒介市场中的定位为他们提供私人订制的信息。它们绝不会在美国和中国投放一模一样的讯息，无论是新闻还是娱乐媒体行业都是“因地制宜”的。例如，CNN国际及其在欧洲、拉美的分社所报道的内容与CNN美国提供的新闻不尽相同。针对伊拉克战争，CNN拉美持批评态度，而CNN美国虽不像福克斯那般极端却也是支持美方的。简而言之，集中所有制下网络的去中心化源于针对不同市场采取的不同策略以及媒介内容的分众化处理。当天空电视（Sky Television）初次进入中国、印度市场时，它仅是单纯投放英美电视剧。但很快，它就根据当地观众的口味为他们量身定做了有关中国和印度历史故事的节目，迎合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取向。此外，当前全球的电视、新闻、电影的制作日趋走向全球合作与多元化，地理、文化、制度层面的复杂与多样性均可直观地体现在媒介市场定位中。如大众可能对好莱坞和宝莱坞很熟悉，但可能不知道非洲尼日利亚还有个“尼莱坞”（Nollywood）。针对庞大的本地市场，尼日利亚采用的设备、劳动力更便宜，但却可以大量产出质量不俗、专业性尚可的影视作品，其产量已经超越好莱坞而跃居全球第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组织层面上最重要的传播变革是形成了所谓多媒体全球业务集团，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区分这些企业是电视公司、互联网公司、计算机公司还是电信公司。这些集团不仅在自身内部建立了严密的体系，在外部（集团与集团之间）也存在合作网络。这种以整合与协同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了不同媒体业务之间的关联性，也推动着产业向水平整合的趋势发展。许多媒体产业的商业网络与其他领域紧密交织，如果我们不能厘清这些结构连接的形式与内在逻辑，可能就无法真正理解当下媒体组织的运作模式。当前供应商网络（network of supplier）对于媒体行业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不仅共享相同的技术体系，而且可能遵循相近的价值倾向。如“Siliwood”（硅谷Silicon Valley与好莱坞Hollywood）等实例都在印证产业网络对于媒体行业的重要性。

全球化浪潮之下的全球传播体系在组织结构（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监管框架（regulatory framework）以及针对不同文化划分受众（culturally specific audience）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全球网络的合作多以横向整合的形式开展，富有创造性的大众借助这个网络来收集和传递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并共同建立起一个分众而广阔的传播体系。

注释

①“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千年终结》（End of millennium）

（编译：黄家圣 陈望琪）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曼纽尔·卡斯特：《重新思考信息时代: 网络社会中的传播》，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5期，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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