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科耶夫诞辰120周年丨法国国是纲要

转自：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如涉版权请加编辑微信iwish89联系

哲学园鸣谢

战后的世界有两个危险正直逼法国。第一个多少有些迫在眉睫；第二个虽说为时尚早，但也极其严峻。

迫在眉睫的危险来自德国，这个危险不在于军事方面，而在于经济乃至于政治方面。德国经济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即便它的东部省份已经被分割出去），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德国人一定会致力于实现“民主”与“和平”的复兴——将来一定会实现的、与欧洲体系（European system）的合并，必然会使法国在欧洲大陆沦为一个二流水平的国家，除非法国能够象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做出尽量积极的反应。

为时尚早的那个危险当然还不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却具有真正的致命性。这个危险是，法国正在被卷入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正在重新成为这场大战的、空中的或者其他类型的战场。但是不言而喻的是，如果这种不测发生，那么，不管这场战争的后果如何，法国都将永远没有办法修复它必然要罹患到的那些创伤：首先是人口层面的，但是也有经济方面和文明本身所要遭受到的创伤。

因此，法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就要面临两项生死攸关的、并且从实践角度来说会决定所有其他方面的任务：

——一方面，在苏联人与英美人之间可能要爆发的战争到来之前，必须要尽最大努力确保实现中立；

——另一方面，在苏联之外的欧洲大陆，在和平期间，保证法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相对于德国的领先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的篇幅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了让这个双重的目标可以有一个真正得以实现的机会，需要保证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什么。

Ⅰ.历史境况

1

毫无疑问，我们目前正在见证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转折，这次转折的重要性可以与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那次相媲美。现代社会的开局是以一个无法遏止的过程为特征的，那就是“封建性的”（“feudal”）政治结构连续不断地解体，分裂成许多服从于王国（kingdom）利益的、民族性的单元，也就是所谓的民族 -国家（nation - State）。但现在，同样也是无法遏止地，这些民族国家正在逐步地让位于超越了民族疆界的政治结构，而这些政治结构可以用“帝国”（“Empire”）这样一个词来描述。在十九世纪仍然非常强大的民族国家，正如中世纪时候的封邑（barony）、城市和主教区（archdiocese）不再是国家一样，也正渐渐地不再是政治性的实体（politicalrealities），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作为当前政治实体的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它所需要的基础比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所能呈现出来的要更加广阔。为了能够在政治上生存下去，现代国家的基础必须要是一种“广阔的、由加盟的（affiliated）[1]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帝国性的’联盟”。

这样一个从前用民族国家取代了封建性的实体、而目前则又在将民族国家分化为帝国的历史进程，可以而且也必须要借助经济方面的动因来加以解释，而这些经济方面的动因又经由军事技术方面的要求在政治上将自己展示出来。摧毁了中世纪次民族性的（subnational）政治力量的，正是火枪尤其是大炮的出现。封建性的“君主”——领主，教区，城市——是能够用宝剑和长矛来武装他的家臣 - 市民（vassal - citizens）的，并且，只要这种武装足够支撑他进行一场可能的战争，足够使他的政治独立不至于受到威胁，那么，他就能够在政治上自我维系。但是，正当必须要维系一个炮兵部队以便可以自我保护的时候，封建性政治结构的经济和人口基础却开始显得捉襟见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些结构便日益被凭借一己之力就足以应付裕如的民族国家所吞并。类似地，民族国家在过去——现在也仍然是——的经济和人口基础，对于维系只是用手枪、机关枪和大炮所武装起来的部队是够用的。但是，这样的部队在今天已经不再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对于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军队来说，或者说，对于一个已经实现了机动化、装甲化并且将空军也纳入了基本武器范围的军队来说，它们根本就是无计可施。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性的经济和人口是没有办法将这类军队统合在一起的，但帝国却可以将之统合在一起。因此，这样的帝国迟早要在政治上将民族国家吞并掉。

民族国家的这种——人口和经济方面的，从而也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致命缺憾，通过第三帝国这样一个前车之鉴，以一种极其醒目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在整个中世纪的中叶，德国都在追求一种帝国性的功业，但这个事业马上就显得背时和早熟，因此是一个乌托邦，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它根本不具备一种现实的基础，从而也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对于这样一种事业的追求以及不可避免的失败，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德国开始进入了真正的封建时期，并且在150年之后又重新从封建的局面当中走了出来，但从那以后，它就再也不知道如何从这个局面出发迎头赶上了（它从来都没有能够，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过要通过一种革命性的行动来跳过某些阶段）。因此，希特勒开始自己政治行动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拖延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而由他所构想并且造就出来的第三帝国，也因此只是一个坚守“民族性”理想的国家，这种理想产生于中世纪的晚期，并且也早已在打上了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印记的革命性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的实现当中，臻于极致。因为很清楚，希特勒式的“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领袖”[2]的口号只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样一个格言的（拙劣的）德文翻译版。并且人们还可以说，这个“领袖”[3]也不过是一个德国版的罗伯斯庇尔，或者说是一个不合时代要求的、能够——知道如何掌握自己的热月——亲手将拿破仑的规划付诸实施的罗伯斯庇尔。除此之外，希特勒还充当了自称是“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 socialism）”这样一个政治运动的急先锋，从而将自己政治思想的本质和动机表述得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运动有意识地将自己与苏联式的“帝国社会主义（imperial - socialism）”和英美式的“帝国资本主义（imperial- capitalism）”相提并论。因此从总体来看，第三帝国无疑是一个民族性的国家，并且还是一个特定和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一方面想努力实现民族性政治的所有可能性，另方面又通过有意识地确立德意志作为国家的（种族）界限，而想只运用德意志一个民族的力量来达到这个目标。可正是这个“理想的”民族国家输掉了它关键性的政治战争。

人们在解释这个民族国家军事方面——从而还有政治方面——的全盘失败的时候，不能象解释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南斯拉夫和希腊等民族国家的溃败那样，仅仅局限于这个民族有限的幅员范围。也不能象“解释”法西斯意大利（这个国家同样也是非常“民族性的”）的倒台那样，说它在军事方面不够精良。最后，人们在讨论法国溃败的时候所时常列举的那些“原因”：比如没有秩序，缺乏远见，国内政局的动荡，等等，也不存在。德意志民族国家征发了八千万的国民投入战争，而事实表明，这八千万人在军事和公民意识方面的（如果不是道德方面的话）素养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但是，对于那个真正“毁灭性的”后果来说，这个民族超乎寻常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最后只能起到一点苟延残喘的作用。

促成这种“命运”的，无疑是德意志国家那种表现得过于突出也过于执著的民族性格。因为，为了能够持续一场现代化的战争，第三帝国必须要占领并且开发非德意志民族的国家，还要输入一千万以上的外国劳工。但是，一个民族国家是没有办法同化族外人的，在政治上它必须要把他们看成是奴隶。因此，希特勒“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就足以摧毁“新欧洲（New Europe）”的帝国事业，而没有了“新欧洲”，德国是没有办法赢得这场战争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德国想要作为一个民族 - 国家而赢得这场战争，所以它才会输掉这场战争。因为，即便是一个民族有着八千万在政治上堪称“完美的”公民，它也没有力量支撑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从而也没有办法确保国家的政治存在。因此德国的例子很清楚地表明，在现今，一个民族，无论是哪个民族，只要它在政治上顽固地坚持民族意义上的排他性，那么，它迟早都要结束其政治上的存在：这种结束要么是通过一个和平的过程，要么是因为一场军事上的惨败。当前这场由帝国所主导的战争，驱散了1914 - 1918年间那场战争所造成的错觉，[4]从而标志着过去五个世纪以来一直都由民族国家所上演的这场巨大悲剧已经到了最后一幕。

2

民族国家在政治上的不现实性——如果连不太显著的形态也考虑在内的话，这种不现实性其实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就已经持续存在了——从它刚刚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人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经多多少少地公开宣布了国家本身的终结，而这也就等于宣布了民族国家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性存在的[终结]。自由主义没有在民族性的框架之外设想国家的存在，同时也——或多或少是自觉地——观察到了民族国家在政治上是没有办法继续存在下去的，所以，他们主张自动地废除这种国家。那种原本是政治性的——归根结底是军事性的——实体，或者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必须要被一种既被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同时又服务于“社会”的、单纯的、虽然说不上是警察性的但却是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管理所代替，而社会则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的集合体；而处于自身孤立状态的个人，则应该要体现并且要揭示出最高的人类价值。如此看来，“国家主义的（statist）”自由管理，从本质上来说只能是和平的和消极的。换句话来说，这种管理不会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从而，对于决定了真正国家之最本质特征的“独立”或者说政治上的自主，它也不会再有任何实际的需要或者说是足够的欲望。另一方面，“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则确信自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即政治实体正在从民族国家移向人性本身。如果说国家还应该有什么政治意义或者说有什么存在理由的话，那么也只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它能够是从“人类”本身为自己找到存在的基础。既然政治性的实体正在远离民族国家并且正在移向人性本身，那么，唯一（临时具有民族性特征的）就长远来说能够在政治上存在下去的国家，只会是那种把将所有的人性都包括进来这样一点作为自己首要目标的国家。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在最初的时候正是从这样一种对于历史境况的“国际主义的”——虽说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解释出发才产生出来的，而这种共产主义接下来又将苏维埃国家与第三国际（the third internationale）联合在一起。

但实际上，社会主义 - 国际主义的解释跟自由主义 - 消极主义的解释一样，都是错误的。自由主义的解释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没有在民族性的实体之外看到任何政治性的实体。而国际主义的疏忽[5]则在于，如果离开了人性，它没有办法看到任何一种在政治上能够存在下去的东西。它同样也没有办法揭示出帝国这样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实体，而这种实体作为由加盟的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或者说国际性的集合体，恰恰就是人们在今天所看到的政治实体。如果说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民族国家已经不再是一种政治实体，那么，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人性也仍然只是一种抽象。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国际主义在当前还是一个“乌托邦”。现阶段的国际主义在付出了代价之后才认识到，如果不经历帝国的阶段，从民族国家是不可能跨越到人性的。正如同德国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与自己的意志相反，如果不经过封建的和民族国家的阶段，是不可能达到帝国阶段的。已经抛弃了民族国家的、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精神[6]，在通过人性被体现出来之前，必须要栖息于帝国当中。

斯大林的政治天才正在于他已经理解了这一点。从政治上关注人性是“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t）”乌托邦的特点，在这方面，托洛茨基本人是最著名的——但显然不是唯一的——代表。斯大林通过反击托洛茨基，通过彻底粉碎俄国内部的“托洛茨基主义”，把苏联造就成为一个斯拉夫 - 苏维埃帝国（Slavo - SovietEmpire），从而重组了当时的政治实体。他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在一个国家内部实现社会主义”的口号，造就了这样一种“苏维埃主义”，或者也可以说，造就了这样一种“帝国性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经由当前的、苏维埃式的帝国性国家而将自身展示出来，从而也就不再需要“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并且，这种现在已经证明能够在政治上存在下去的“帝国性的社会主义”，既与“托洛茨基式的”、“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相对立，也与不合时代要求的、建立在政治上已经陈旧的民族基础之上的、希特勒式的“民族社会主义”相对立。

类似地，也正是在如何理解帝国性实体的问题上，英国某些国家领导人，尤其是丘吉尔的政治天才也得以展示。在这场战争以前，这个国家就已经在其作为英联邦（BritishCommonwealth）、作为各个自治领（Dominions）之联合的外观里面，含有了一种“帝国性的”——或者说是跨国性的、国际主义的——结构。但是，即便是这个“帝国”，仍然因为它具有过多的“民族性”，所以在由当前这场战争所造成的时局之下，还是不足以在政治上确立自身的地位。在今天，能够成为实际的和实在的政治实体的，乃是英美帝国（Anglo - SaxonEmpire），或者说是英美政治 - 经济集团（Anglo - American politico - economicbloc）。而英国的政治天才则表现在它已经理解了这个集团，已经从中吸取过教训并且也品尝过苦果。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步德国的后尘）去异想天开地预测英美之间那些让人惊心动魄的“分歧”，因为这些分歧——即便它们存在——只是暂时性的，而只能是时刻谨记着在现代世界，有一个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牢不可破的英美集团的存在，并由此来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采取行动。

3

从长远来说，一个帝国（即英美帝国——或者说英国 - 美洲帝国（Anglo - American）——和斯拉夫 - 苏维埃帝国）已经存在的世界上，无论是维系哪一个民族性的政治实体，都将是徒劳的。即便是德意志这样一个迄今为止在所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族里面最为强大的民族，也没有办法再打赢一场战争，从而也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国家确立自身的地位。并且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这样一个从性格上来说对各种政治实体浑然不觉的民族，即便这个民族从根本上来说是“乌托邦式的”，将来它也不会对上述两个帝国同时开战了。换言之，日后的德国在政治上一定要依附于这两个帝国当中的一个。

可以预见，德国将来一定会倾向于英美一边。而如果有人会猜想说英美集团不久以后就会变成一个德意志 - 英美帝国，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差错。在未来的10到15年里面，苏联军事和经济力量——也可以说是政治力量——的增长一定会要求并且也会助长一种在欧洲平分秋色的态势。而1940的经验也已经证明，能够拿出这样一种态势与苏联抗衡的肯定不是法国。只有（得到英美世界帮助的）德国才有能力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因此，毫无疑问，我们的后人肯定要面对一个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

人们都得承认，德国加入斯拉夫 - 苏维埃帝国的可能性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但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没有考虑的必要。这首先是因为那种蔑视的、将德意志人跟斯拉夫人隔离开来的仇恨源远流长，其来有自，而德意志人与英美人之间的民族“亲近感”，以及德国人对于英国人那种真诚的——虽然这种真诚未必总是有回报——同情态度，都表明英美人是倾向于德国的。其次是因为，普鲁士德国所受到的新教启示，也使得他们与本身也是从新教改革当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英美国家关系更加密切，但和有着正教传统的斯拉夫国家就势不两立了。除此之外，人们可以看得到的、英美人通过对战俘的待遇和占领军的行为等等所展现出来的种种强大和富足的征象，也在德国人的心目当中将他们对隔着英吉利海峡的远亲所一直抱有的那种跨越国界的歆羡，大大深化了，而与此同时，人们在苏联境内所观察到的种种残破景象，即便是在劳动阶级和同情共产主义的圈子里面，好象也产生出一种“反苏联的”印象。所有这些都会使人们有这样的猜想：那些有朝一日会在德国掌权的人，如果说可以在英美人和俄罗斯人之间做选择的话，他们一定会心悦诚服地选择英美人。而在伦敦方面，人们对于事态的看法好象也是一样的。并且人们还会说，即便是莫斯科方面，也没有人谁会在事先考虑从政治上吞并德国的可能性。因为否则的话，无论是第三国际的解散还是苏维埃政策的那些带有斯拉夫 -正教色彩的方面，都会变得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对于处于孤立状态的法国的政治命运来说，摆在德国面前的这两个选择，却只具有一种纯粹的理论价值，尽管一些相反的迹象也是存在的。如果说德国将来会被“苏维埃化”，那么法国迟早也要经历相同的命运。而如果出现另外一种可能，那么，法国就会沦为德国军事、经济从而也是政治腹地的一小部分，因为德国自己到那时早已经是英美帝国的军事前哨了。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国的地位从政治上来说都是无法维系的。但是，如下这种情形如果说同样不容否认的话，看起来却不是那么明显，那就是：即便人们可以设想德国——因为某种奇迹——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从此会一蹶不振，也就是说从此被解除了武装，从而可以将之忽略不计，法国的这样一种地位仍然是无法维系的。英美帝国和斯拉夫 - 苏维埃帝国的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本身，就足够使得连4000万人口都不到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独立成为泡影。因为，如果想要通过在俄罗斯人和英美人之间“挑拨离间”来玩弄一种“跷跷板策略”，这样一个人口数量实在是太不足挂齿了。并且，法国传统上良好的政治意识也根本不允许它剿袭克鲁奈尔·贝克（Colonel Beck）时期的波兰所玩的那种拙劣政治游戏。[7]一个孤立的法国只能在两个彼此对立的帝国之间选择其一。但是，地理上的境况、经济和政治上的传统，还有心理学意义上的“风土人情”，都会毫不含糊地让法国选择英美帝国。因此，一个孤立的法国，它的未来或多或少都会是一种经过伪装的“主权状态”。并且，如果其他欧洲国家也固守其“民族性的”政治孤立性的话，它们的命运也会是如此。

从社会、经济和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似乎也可以接受。并且，因为这样一个解决办法也意味着民族作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终是要从历史上完全消失的，所以，除非是从特殊政治性的观点来考虑问题，否则，的确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地方。但是，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一旦与其政治性的装饰物相互分离，文明本身就会经历深刻的改变，就会逐渐变得贫乏并且分崩离析，而且很快就会丧失其当初作为某个国家的文明在世界上所曾经具有的那种特殊影响力。因此，任何一个想捍卫传统的拉丁 - 天主教文明（Latino - Catholiccivilization）——这种文明本身也是法国的文明（并且，法国对于这种文明的贡献，相对于所有其他有关的拉丁民族来说，要多得多）——的存在和影响力的人，一定也都会想到要为之提供一种足够应付那些特定历史条件的政治基础。并且，任何一个想要这样做的人，都不只是在服务于自己国家的文化利益，也是在服务于整个人类的利益。因为英美人、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都没有占有，并且也不会占有以法兰西民族为首的拉丁民族已经给予文明世界并且还将继续给予文明世界的那些东西。

而如果人们想保护同样也是法兰西民族突出价值的拉丁价值和天主教价值，想确保这些价值在全球的影响力——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人们不想让政治性的世界分裂为彼此仇视、彼此对立的斯拉夫 - 苏维埃帝国和英美帝国——，如果人们想用第三种可以起到缓和作用的、和平的和全球性的力量对这两种力量——和两种文明——加以补充的话，那么，为了能够与这两种文明并驾齐驱，人们就不能只倚靠一个民族，尤其不能只是倚靠法兰西民族。在正教传统的斯拉夫 - 苏维埃帝国和受到新教启示的英美帝国和可能存在的德意志 - 英美帝国之外，还必须要造就一个拉丁帝国（Latin Empire）。只有这样，一个帝国才能够与已经存在的那两个帝国处于同样的政治水平，因为在帝国独立性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它自己就能够支撑一场可能的战争。并且，只有通过将自身置于这样一个帝国之领导者的位置上，法国才能够保持其政治上的，从而还有文化上的特殊性。

另外，这样一种开战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实在地挑起战争。实际的情形正相反，法国只有通过将自己包裹在自己所倡导的拉丁帝国当中，才能够为自己、为整个欧洲，确保和平。这个帝国永远都不会强大到对环伺于四周的帝国发动进攻的地步，因此，它的领导者不会念兹在兹地要将他们的帝国性政策（imperial policy）转化为真正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但是，它的力量也会足够打消任何人对之加以觊觎的企图，当然，这样做的条件是它不会同时跟两个可能的帝国性的对手翻脸。而如果这两个帝国刀兵相见，那么拉丁帝国的存在本身会迫使他们将战场限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把欧洲空出来，因为欧洲实在是太过狭小也太过“衰老”了，根本已经没有能力再经受日后这场破坏性战争的考验。

Ⅱ.法国的境况

1

关于历史境况的客观分析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如果法国继续在政治上保持孤立，如果她仍然坚持作为一个排他性的民族国家而生活，那么，她迟早都要终止其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和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存在。她最后的命运，一定是在政治上被势必要变成德意志 - 英美帝国的英美帝国所吞并。但是，考虑到“种族”、文化、语言、宗教、传统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这个帝国和法国之间根本没有办法实现一种真正的融合。在这个帝国里面，法国将永远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的外来体，因而永远只能扮演一种边缘的从而是被人冷遇的角色：也就是说，扮演一种卫星的角色，一种在政治上既不会一直“耀眼”也不会当然“耀眼”的“二流”角色。一言以蔽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情形里面，作为目的本身的法国将终止其存在，而只能降格到一种纯粹政治手段的水平。

但是，如果法国可以坐视自己被英美帝国吞并，那么，将来要变得微不足道的，将不只是法国在政治上的特殊影响力而已。她的经济也将在这个帝国里面仅仅扮演一个完全是二流水平的角色。法国的经济运行，从而还有社会本身的结构，也将不得不逐渐地发生转变，以便可以符合并且适应那些来自于外部的、与传统和理想经常会水火不容的模式和要求，而这些传统和理想，尽管从根本上来说是天主教式的和拉丁式的，但也是真正法国式的。最后，法国的文明本身因为丧失了来自于独立经济活动和独立政治现实的支撑，在英美帝国的核心部分，乃至在整个世界上，都将变得无足轻重。在这个帝国的内部，法国非但不会发扬光大，反而还要受制于得到英美集团压倒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支撑的英美帝国文明——这种文明从其现代形式上来说基本上是新教式的，也是“德意志式”的——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蛛丝马迹，已经可以从看着来自海峡对岸和大西洋对岸的电影和小说长大的法国年轻人的身体和道德方面，隐约地辨别出来。因此，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法国放弃独立的政治存在，也就是说，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那么，她不仅会丢尽拉丁 - 天主教文明的“脸面”，而且还会丢尽自己的脸面。

事态发展的这些早期征象现在就已经可以感觉得到。因此，通过某些国家的态度和一些到法国来做客的人——军事方面的或者民间方面的——的反应，[8]人们都可以隐约地看出，未来的世界对于这个国家和她的文明，如果说不是持轻蔑态度的话，至少也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但是，更加贻害无穷的是，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攫取了法兰西民族的心脏。因为毫无疑问，后者的衰落（这一点没有谁会提出异议，因此再加赘述也没有什么意义——并且也只能徒增烦恼）是与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的萎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萎缩所呈现给世人或者说向世人所表述出来的面相，就是法国丧失了一种现实、明朗而有实际效力的政治意志。因为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加以否定甚至没有办法视而不见的事实是，去年，昨天——甚至还有今天——的法国，已经没有一种清晰而明确的政治理念，或者它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一种理念了。现代的法国人不但在事实上，而且在自己的思想意识当中，都是在作为一个“资产者”在生活，而不是作为一个“公民”而生活。他在行动和思考的时候，都是一个“私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个别的”利益对他来说是最高的或者说是唯一的价值。他首先是“自由的”，或者说首先是“自由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因为他再也不想受制于国家“普遍”现实性的负累和要求，也不想受制于国家用来主张和保护自己的那些手段。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法国和法国人的这种非政治化不仅通过严格意义上的内外政治的衰落表现出来，还通过一种普遍性的萎缩，一种既表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也表现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萎缩，表现出来。因此，人们早就可以看到，法国因为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被有实际效力的政治意志所鼓舞的强大国家的存在，所以也放弃了她直到今天都一直还占据的那种先驱国家的地位，从而变成了一个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在倒退的国家。

２

人们经常都会问及法国国力衰退的问题——与这个国家在过去曾经享有的光彩和辉煌相比，这个衰退实在是太刺目了。但是象“衰老”、“腐化”、“腐朽”等说法都太模糊，太一般化了，没有办法真正说明任何问题。看来人们应该要给出一个更加具体从而也更加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一方面，在政治意识形态的领域，这个国家仍然还在靠一些到大革命时期才最后成形的理念为生。对于法国和法国人来说，“官方的”政治理想直到今天仍然还是民族国家的理想，还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理想。

另一方面，在灵魂深处，法国也看到了这个理想的缺憾，看到了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理念在政治上已经不合时宜。但是，这样一种感觉显然还没有达到形成一种清晰而有意识的理念的水平：也就是说，法国还不能，或者说仍然还不想把这种理念公开地表述出来。另外，正因为这个国家在过去的民族性的时代享有无可匹敌的光荣，所以，对于法国来说，要她明白承认并且坦然接受“民族”时代的终结这样一个事实，要她理解这个终结所带来的一切后果，都是异常困难的。对于一个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无到有地产生出来并且将之输往全世界的国家来说，要让她承认如下这点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所有残余物现在都成了一堆行将被归入历史档案的故纸，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入一种新的“帝国性的”意识形态，而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因为过去几乎没有被人指出来过，所以需要加以澄清，加以条理，从而将之提升到在逻辑上前后连贯、并且具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那种明晰性的水准。不过，这种新的政治现实正在逐渐渗入法国人的集体意识里面。而在法国人的意识里面，这种现实首先是表现为一种消极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民众的普遍意志已经不再允许自己被镀上一层民族国家的理想。现在如果还有谁再去回忆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时期的力量，就会让人感觉装腔作势，是在说假话，而号召人们为了法国的利益而奋斗，在今天已经不再能够找到人们在1914 - 1918年期间仍然还可以引发出来的那种反响。

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即，在“一般的法国人”看来，目前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在政治上就只有两种可能：即，在政治 - 经济方面，法国要么是屈服于德国，要么是屈服于英国。并且就事实来看，这场战争之所以还能够不时地在法国人里面激起些许的“激情”，仅仅是因为这种激情跟两种“通敌卖国的（collaborationist）”倾向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对立当中，左派和右派之间那种传统的、无法调和的同时也是灾难性的对立被具体化了——有关。但恐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1940年的时候法国军队才没有彻底缴械投降，而在解放以后，抵抗运动则只能在一些边远地区号召起一些老式的群众起义。如果一般的法国人都毫不掩饰地拒绝为了法国的利益去死，甚至还会约束自己，“控制”自己，那么，这或许仅仅是因为他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民族意义上的“法国”和传统的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法国”只是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从政治上来看，已经没有办法存在下去了。因为没有哪个有理性的人会为了一个“普遍性的”目标而牺牲自己特定的价值，因为这个“普遍性的”目标只是一个抽象的理念，或者是一个要么来自于过去要么来自于没有未来的现在的海市蜃楼——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怀旧的幻梦，一个不可靠的冒险。

3

如此说来，法国在1940年的军事和道德溃败，以及时下正四处弥漫的政治上的不安感，似乎是这个国家走向复苏和重生所要付出的代价。

需要指出的是，象德国这样一个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一种错觉、能够鼓动自己去追求一种罗曼蒂克[romantique]或者一种浪漫的[romanesque]幻梦、能够为了一种想象的和不可行的理想而牺牲现实价值的国家，在政治上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法国人在这场战争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拒服兵役（conscientiousobjection）”[9]的现象则说明，在法国，普遍性的意志只能围绕一种真正具有实际效力的理念才能形成，也说明，法国的政治意识包含着一种敏锐的现实感，一般都要以某种确定的共识为基础。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保证说，一个躲避梦想的国家一定也会否定现实，也没有什么能够保证，那些不想为了一个在政治上已经不合时宜的幻觉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也一定不会真正服从于一个在目前这样的时刻有着实际效力的政治理念，不会服从于在从总体上重新建设集体生活的事业。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在目前的法国还没有人进行过的实验。因此也是一个需要在法国展开的实验。

为了进行这个实验，必须要减轻民族国家那种辉煌而久远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与此同时，还要明白而彻底地宣布“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终结，而法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政治上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在这样说的同时也必须要补充说，这个终结同时也是一个起点，并且至少是在这里，死亡也是一种重生。因为民族国家能够而且也必须要经由一个由加盟国家所组成的国际性联盟来超越自己，在这个国际性联盟里面，民族国家必须而且也能够重申自己在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特殊性，而办法则是通过一种和平、友好、平等而自由的竞争，将这种特殊性呈现给这个它通过消除自己作为一个排他的、孤立的民族国家而创建起来的庞大组织。如果国家的死亡仅仅是为了帝国的诞生，如果民族性的退场乃是通往帝国宝座的前奏，那么，向人民宣告自我封闭并且局限于已经变得过于狭隘的疆域之内的共和国的灭亡，将一点都不会让人们感到消沉。相反，这样一种宣告还会造成一种激励性的政治效果。

在当前这种历史境况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现实性里面，对于法国来说，似乎只有一种真正可行的——从而也就有被集体意识接受的机会，有产生并且决定一种普遍意志的机会——政治理念。这就是拉丁帝国的理念 - 理想（the idea - idealof the Latin Empire），而在这个帝国里面，法兰西民族的目标和任务就是保障自己首屈一指的地位。[10]

Ⅲ.拉丁帝国的理念

1

将来，所有的人性都将凝聚成一种政治实体，但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仍然是非常遥远的事。民族性政治实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则是一个帝国林立的时代，也就是说，是一个跨国性的政治统一体的时代，不过这些统一体仍然还是要由加盟的民族国家来构成。

目前正变成一种重要政治因素的、国与国之间的“亲缘关系”，是一个无可否认的、活生生的事实，这个事实与普通那些含混不清的“种族”理念没有任何关系。国与国之间的“亲缘关系”，首先是一种与语言、文明和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或者——象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风土人情”有关的亲密关系。并且，这种精神意义上的亲缘关系，除了其他一些表现之外，也会通过宗教意识形态的形式展现出来。

这样一种亲缘关系在拉丁民族——主要包括法兰西、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无疑是存在的。首先，尽管这些国家都是“反教权的（anticlerical）”，但它们都有非常引人瞩目的天主教色彩。比如，就以法国为例，这里的“自由思想者”，甚至还包括新教徒和犹太人，都要受到多少已经有点世俗化的天主教精神的浸染，至少当他们用法语思考问题、待人接物的时候是这样，这种影响程度之深往往会让来自国外的观察者感到不可思议。并且，语言方面密切的亲缘关系使得拉丁各国之间在相互交流的时候非常方便。对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三个国家来说，为了克服语言歧异所造成的所有障碍，人们只要规定所有人再学一门国外的罗曼斯语[11]（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另外，各种拉丁文明之间本身就有一种密切的加盟关系。如果说发展当中的某些迟滞今天或许会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产生一种深刻分歧的话（特别是西班牙），那么，在文明发轫之初（也包括文艺复兴时期，这在拉丁文化的历史上可能是最辉煌的[12]时期）所产生的那种相互渗透，可以确保拉丁世界彼此分歧的各个文明侧面完全可以在短期之内达到一种完美的协调。总体来说，民族性格上的差异并不能掩盖拉丁“精神”在根本上的统一，并且，这种精神更加能够让外来者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拉丁民族自己通常是辨认不出来的。当然，要定义这种精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人们很快就可以从其类型当中、在其深刻的统一性当中看到其独特的地方。这种精神在成为所有艺术之源泉的那种悠闲艺术（art of leisure）里面，在那种对于与物质上的舒适毫无关系的“生活之甜蜜（sweetness ofliving）”的创造取向里面，在那种如果不从事一种富有创造力和灵感的劳动（而拉丁帝国的存在本身就会产生出这样一种劳动）便会堕落为纯粹怠惰的“恬淡无为”[13]的气质里面，都有着特别的表现。

这样一种为拉丁民族所共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美感、而这种美感通常（尤其是在法国）又伴有一种非常别致的均衡感，因此，这种精神可以让单纯的“资产阶级性的”好日子转化为贵族性的生活的“甜蜜”，也可以转化为经常出现的愉悦的狂喜，而这种愉悦，如果是处在另外一个文明框架之中的话，将会变成（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变成）“下里巴人的”快乐——，这种精神不仅可以确保拉丁民族形成一个真正的——也就是说，政治性的和经济性的——统一体，它还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在世界和历史面前证明这个统一体的合法性。它之所以能够在世界面前证明这个统一体的合法性，是因为，如果说在经济工作的领域和政治斗争的领域，其他两个帝国性的联盟也许永远都要胜过拉丁联盟的话，那么，人们完全可以说，它们永远都不可能象统一起来的拉丁式的西方那样，知道如何在舒适的环境下努力使自己的悠闲生活变得完美；而它之所以能够在历史面前证明这个统一体的合法性，是因为，既然人们都认为民族性的和社会性的冲突有朝一日（这一天或许要比人们想象的来得快）最终都会被清除出去，那么，人们就必须要承认，将来的人类所致力要做的事情一定会是闲暇时间如何组织和如何“人性化”问题。（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点，但他不也是一再地重复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么：人类进步的基本动机，从而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动机，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类的闲暇。）[14]

以实质内容和历史渊源的统一为基础的拉丁国家之间的亲缘关系，已经是一个潜在的帝国，只须我们在当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将之加以实在化就可以了，而当前的历史条件，对于帝国的建构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并且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拉丁统一体已经经由天主教会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被实在化了，或者说被实现了。不过，今天我们要谈的问题跟宗教和教会的方面（与“圣职的”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没有多少关系。一方面，人们很容易就会把德意志和英美诸国进入近代以来的巨大飞跃解释成是新教世界里面教会与国家相互渗透、水乳交融的结果；并且毫无疑问的是，从本质上讲起来是“资本主义”的英美帝国或者说德意志 - 英美帝国，直到今天仍然受到新教教义的巨大鼓舞。（有些社会学家甚至在新教当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源泉。）[15]另一方面，苏联尽管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极端无神论的，但它们现在又看到了正教教会的巨大力量并且开始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首先是在巴尔干诸国）寻求它的支持；因此，苏联表现得越来越象一个帝国，并且这个帝国不只是斯拉夫 - 苏维埃意义上的，还是正教意义上的。因此，这两个现代的帝国性结构都在通过与相应的教会建立或多或少的官方联系，来汲取一部分凝聚力，从而也汲取一部分力量。并且人们也都可以同意，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天主教会的存在也是在号召人们建立一个天主教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只能是拉丁意义上的。（另外，我们不要忘记，天主教首要的目的——往往以诉诸艺术的方式——是要将人类的“冥思”生活甚至是怠惰的生活组织起来并加以人性化，而新教则是与各种艺术化的教化方式针锋相对的，它主要关注劳动者。）

将拉丁诸民族统一起来的这样一种灵魂和精神方面的亲缘关系，应该可以在拉丁帝国内部诸民族的相互关系上，确保一种自由、平等和友爱的性格，而如果没有这种性格，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人们甚至还可以确信，拉丁世界只有通过在整体上确立民主，它的“地方性的”性格才可以被清除，而这种性格，只要拉丁世界还因为纯粹的民族界限而保持着封闭，就会被保留下来。看起来，只有帝国，才可以用它相对来说是极大丰富的物质资源，让徒劳无益、作茧自缚的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冲突得到解决，这种冲突在单一民族的内部，是没有办法加以缓和的，从本质上来说是贫乏的，也是肮脏的。看起来，只有通过帝国范围内的运作才可以从传统——但这种传统绝不可以是“反动的”——之中造就这样一种改革性的政党，这种政党曾经造就了英国的国力，也是拉丁诸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而如果没有它，民主的政治生活总是会流于无序和放任。最后，与英美联邦或苏联有着本质差异的拉丁帝国的组织，也可以为关于民主的政治思想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可以让这种思想最终克服自身传统的、仅仅适合于民族性的架构因而已经变得过时的意识形态。或许，正是通过确定一个帝国内部（说到底是人类自身）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民主才可以对当今世界提出一些新的东西。

当然，尽管——或者也可以说是正因为——在帝国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尽管帝国的生活因此而有一种“家族性的”性格，但是在统一起来的诸民族之间，还是必然会有一个民族比其他民族“资格要老些”，同时在同伴当中也会居于首位。在斯拉夫 - 苏维埃帝国当中扮演这一角色的是俄罗斯人，而在事实上存在的英美联盟里面，即便这个联盟在名义上也包含了德意志的因素，但处于领导地位的也将会是美国。对于将来会存在的拉丁帝国来说，不消说法国将会占据其中的首要地位。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原因，都会将她引至那样的位置，也迫使她不得不占据那样的位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西班牙来说，只有人口因素一条可以确保它对于法国的首要地位。而在意大利方面——也就是说，人口因素在这里对法国来说是不利的——则是法国的工业（就象萨尔区、比利时和德国的工业区主要分布在煤矿附近一样，法国的工业区主要分布在铁矿和铝土矿的附近）通过维持法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特殊影响力，而恢复了双方力量对比上的平衡。

2

如果说拉丁诸民族之间在精神方面不可否认的亲缘关系使得帝国的产生得以可能的话，那么，仅仅依靠这种联系显然还是不足以保证帝国能够成为一种现实。为了能够与那两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帝国性构造相抗衡，对于法国来说，靠不时提及她“拉丁姊妹”的存在是不够的；对于拉丁民族来说，仅仅在她们之间签订多少带有一点巴尔干“协定”（Balkan “Pacts”）[16]意味的东西是不够的，按照“协约”[17]的样式建立联盟也是不够的，无论这个协约是小[18]还是大。人们必须要造就一个在统一性、现实性和有效性方面丝毫不逊色于英联邦[19]或者苏联的、现实而有效的政治统一体。

如果说在统一性和有效性方面拉丁帝国必须要达到另外那两个帝国的水准的话，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拉丁帝国也必须要亦步亦趋地模仿其中一个帝国的政治结构。相反地，所有的事态都使得人们相信，拉丁民族必须要找到并且也能够找到一种前无古人的帝国概念。因为，她们必须要统一的各个民族都充满了长期而独立的历史。并且，拉丁帝国更加没有必要照搬那两个与之对立的帝国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于英美集团来说迫在眉睫的、巨型卡特尔的那种毫无规制的“自由主义”和数量众多的失业人口，以及苏联的那种将所有一切都拉平的、有时甚至是“野蛮的”“国家主义”（statism），已经将理性化的经济与社会组织的所有可能性都穷尽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维埃式的”的帝国构造显然与“共产主义”是毫无关系的，并且还可以很容易地与共产主义分开。

最根本的问题是，拉丁联盟必须要真正成为一个帝国，也就是说，必须要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实体。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它只有在形成一个现实的经济统一体的条件下，才能成为一个帝国。

看起来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只有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通过将她们殖民领地的资源聚集在一起而开始有所行动的条件下，拉丁诸民族才能产生出这样一个统一体。换句话说，在殖民领地当中并且也是为了殖民领地进行工作的可能性，对于这三个国家的所有国民来说，都必须是一视同仁的（除此之外，法国还必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北非的意大利殖民地从联军手中接收过来归还给意大利，这实际上也是归还给拉丁帝国）。在殖民地的开发方面，必须要通过帝国本身来确立一套统一的计划，并且要通过帝国本身来提供所有实现这一计划的手段。并且，对于那些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得来的利益，也必须要由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来享有。总而言之，作为拉丁帝国的现实基础和统一原则的，只能是这种以非洲领地为基础的、由一系列集团所构成的经济统一。

甚至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只有在这样一个统一后的拉丁 - 非洲世界里面，穆斯林问题（可能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殖民地”问题）有朝一日才能得到解决。因为自从十字军东征以来，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和拉丁世界的天主教就已经在若干综合性的观点问题上，通过彼此的对立而统一了起来（比如，阿拉伯思想对于经院哲学的影响，还有伊斯兰教艺术对于拉丁诸国的渗透，等等）。人们没有理由确信说，在一个真正的帝国里面，对立双方的这样一种综合就不会被释放为帝国内部的、如果仅仅从纯粹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的确是没有办法加以缓和的矛盾。但是，如果拉丁世界[20]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可以有一个协定存在的话，那么，在地中海流域即便出现另外的帝国，其地位也会变得非常不稳固。

但是，殖民地的经济联盟必须通过一种宗主国的经济联盟加以完善。私人性的或者国家性的合同，必须要将由帝国内部各国所生产的矿产和农业资源全部置于帝国的支配之下。这些合同还必须要在当事人之间，在政治或者军事安全所要求的任务与帝国整体的经济与社会需求之间，保证一种合理的布局。最后，一种在必要情况下由共同关税政策加以支撑的、经过协调的国外贸易原则，必须要确保帝国在出口的方面能够应对全球市场，在进口的方面能够在必要时对抗任何一个掌握着购买方面的垄断地位的卡特尔。

不消说，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负担未来帝国所有费用的国家应该是法国，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这两个国家必须要把它们的劳动力置于帝国的支配之下（从而也是置于法国支配之下），从而参与帝国的经济，至于西班牙的矿产资源就更加不要说了。但人们绝对不可以忘记，工作是国家财富最本真的形式，而这种工作指的是劳动力，从而也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人口。

任何人都会同意，法国目前的人口是不足以将法国的经济维持在——或者说提升至——一个巨大的现代性力量所需要的经济水准之上的。但是，指望法国的人口会有大规模的增长也是不切实际的。明智而有效的人口政策对于法国来说生死攸关。但是，这样一种政策充其量只会将真正属于法国的人口维持在目前的水准。至于说到外来的移民，法国已然看到东欧日益消减的劳动力资源正在蒸发出去，因此无论如何，它都必须要把目光转向自己拉丁系的邻居。但是至为明显的是，在劳动力的问题上，只要法国还维持其纯而又纯的民族性，这个问题就会非常棘手。类似地，孤立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并且，这种民族主义从政治上来说不可行的，从实践上来说也已经不存在）对于另外两个拉丁国家来说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即便造成它们这种状况的原因跟法国方面正好相反。因为，对于意大利和法国的经济来说，如果它们局限于本民族的资源，那它们显然就没有办法为各自的人口提供对于一个现代欧洲人来说能够接受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办法吸收迄今为止每年都很可观的人口增长。

与此适成对照的是，一个由一亿一千万或者一亿两千万公民（这些人就其心智和外在表现来说，都是真正的公民）所组成的拉丁帝国，无疑却可以产生并且支撑一种巨型的经济，相对于英美和斯拉夫 - 苏维埃的经济来说，这种经济的规模当然要小一些，但至少可以与之相抗衡。就其自身来说，这种经济可以让整个帝国的生活水准，也就是说，首先是让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的生活水准，在将来有所提高。通过改善这些地区的物质条件，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里面，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一种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并且，这样一种内部市场的持续（从原则上来说也是无限的）扩展，再伴之以就业人口的不断增长，可以使帝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避免英美经济那种由于内部市场差不多已经饱和而无法避免的周期性危机，也可以避免苏维埃经济那种严酷的、强制的稳定性。

因此人们可以预期，法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就可以从它为拉丁帝国的利益所作出的那些所谓“牺牲”当中获益。因为，在被纳入帝国的统一体之后，法国的本土和殖民地会得到联合的开发，而比较严格的“民族性的”开发——指导这种开发原则的经济原则是“自私自利的”，但就现实来说，只不过是过时的——来说，这无疑会给法国带来更加巨大的回报。

3

经济上的联合是拉丁帝国实现统一的必要条件。但这却不是拉丁帝国的存在理由。拉丁世界联合最终的也是真正的目标，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性的，因此，产生并且鼓舞这个帝国的乃是一种具有特殊政治意味的意识形态。

而最根本的政治范畴乃是独立或者自主。一般人们都认为政治性的意志乃是一种对于权力或者“伟大”的意志。这当然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更准确也更精确的说法却是，一切真正的政治意志首先是一种自主的意志（an autonomous will），也是一种对于自主性的意志（a willtoautonomy）。因为，“权力”只不过是一种实现自主的媒介，而“伟大”则不过是实现了自主之后的一个结果。在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性实体之后，国家所做的事情不外乎是产生一种对于自主的意志；通过这种意志[国家]产生了自身也维持了自身，因为通过这种意志[国家]将那些在另外的情况下莫衷一是的个别意志整合起来并且加以辖制，其手段则是从这些意志当中产生一种“共同意志”，而这种共同意志也不外乎是它自己的、通过这种手段被明白地表达出来并且变得有效的对于自主的意志。相反地，如果一个国家不再受一种对于自主的绝对意志的驱遣，那么，它就将自己降至一种单纯的行政管理的水平，充其量只能服务于它没有能力加以调和的私人利益。

因此，产生一个能够作为政治性实体而存在的拉丁帝国，也就是要产生并且维持一种拉丁式的“共同意志”，这种意志就其自身来说是自主的，并且也渴望着最大限度的、与当时的一般政治状况相称的自主性。换句话说，这个帝国的行动归根结底必须要从帝国内部各民族对于联合的意志出发，必须要维持最大限度的独立性，而相对于外国的意志或者行为来说必须要维持其合理性。这一点从实践角度来说则意味着，拉丁帝国就其内部结构和行为以及对外关系所做的一切决定，绝不可以被看作是仅仅为了迎合另外两个已经存在的敌对帝国的意愿和行为。

如果上述三个拉丁国家每一个都愿意从一种对于拉丁自主性的意志——这种意志是由理性引导的，因而是“现实的”，甚至是实在的——出发，在她们集体性的行为当中，也就是说在她们国家性的或者政治性的行为当中寻觅各自的动力源泉的话，那么，将她们的三重行动整合起来的那种统一性，就会自动的从这种意志当中产生出来。但是，如果说对外政治行为的这种统一性乃是对于自主的意志的一个直接后果的话，那么，对于一种自主意志的实在现实性（theeffective reality of an autonomous will）来说，对外政治行为的统一性也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因此，拉丁帝国只有在建立了一种单一的、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的条件下，才能存在，这个指导原则无论是在一般取向的领域还是在实际操作的领域，都必须得到所有当事人的接受。

与所有一般意义上的意志一样，对于自主性的政治意志，只有通过应对阻碍并且克服阻碍的办法，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它必须要针对这种阻碍将自己武装起来，而这也正是为什么除了其他一些事情之外，它必须要通过一种军队——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形式将自身展示出来的原因。这倒不是说对于自主性的意志必须要表现为“军国主义者（militarist）”或者“战争贩子（war - mongering）”，也不是说帝国性的意志无一例外地都是“帝国主义性的（imperialist）”。正好相反，“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一种不成熟的对于自主的意志的产物，它们也没有办法使用真正有力的破坏性手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军国主义”是危险的产物，并且首先是战败的产物，而这也就等于说，它也是一种虚弱的产物，不管这种虚弱仅仅是处于可能的状态还是已经成为现实）。这类现象首先是民族性政治存在的特征，因为对于驱遣民族国家的自主意志来说，民族作为一种基础总是脆弱的。因此，帝国性的基础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效力和安全，从而使这种意志在根本上成为一种“和平的（peaceful）”意志，如果说不是成为一种“和平主义的（pacifist）”意志的话。因为，如果说战争是用来捍卫一种受到威胁的从而显得岌岌可危的自主性的话，那么，帝国却只要使用和平的手段就可以让自主性变得强大，坚实，岿然不动。但是，只要将来的世界还存在多个帝国，那么每个帝国都会残留一种“民族性的”——不是“民族主义的”——弱点，并因此而残留一些“帝国主义的”、好斗的敏感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拉丁帝国也需要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必须要足够强大，可以确保它在和平时期的的自主性，也确保它在自主状态下的、而不是倚靠两个敌对帝国中的一个来维持的和平。当然，这支帝国军队必须要集中统一，必须在所有的方面都要由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来供给。另外需要说明的，在现代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帝国才可以负担一支军队的有效运转，而对于任何一个孤立的民族国家来说，这样一种负担足以摧垮它的经济。并且，帝国的军事潜力可以容许至少在某些确定的时期以内对能够使用的军备——这些军备总是过于昂贵并且也非常容易被淘汰——加以严格的限制。但是非常清楚的是，法国仍然需要在帝国的军事力量方面扮演首要的角色。法国历史悠久的军事优势和老到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比在其他任何场合，都使它能够毫不畏惧地面对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的合作性的竞争。而通过赋予拉丁军队一种独特的法国性格，法国也可以一举两得地在由这支军队所保护的帝国内部，正大光明地确立自身的全面优势地位。

由法国所指挥的这支帝国军队有一个最终的目的，那就是，通过在内部和外部确保拉丁帝国的现实统一，从而使得对于拉丁世界自主性的“普遍意志”成为一种实在的东西。但是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它必须要仰仗这种统一。而帝国统一的关键又是由它们的共同开发来确保的殖民地领地的统一。因此，坚持这种统一，坚持殖民地区域的整合，便成了拉丁帝国外交和军事政策的首要任务。这就意味着，仅仅共同开发这个区域还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要保证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是彼此相联的，是随时都可以进入的。帝国宗主国（metropole）与其殖民地之间的直接通道必须在任何时间都得到保障，尤其是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但是众所周知，大洋相对于拉丁帝国来说是不成比例的（更加不要说法国一国了，因为它甚至连地中海的畅通都没有办法保证）。人们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法国必须要放弃它在海洋上的领地，如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还有其他的岛屿，等等。但是，试图建立一支舰队，希望由此能够控制通往这些地区的航线的做法却是徒劳的，也是危险的。而为了避免如此行事，有必要从一开始就设计并且指导经济的发展和帝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方法则是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遥远的领地有朝一日是要从宗主国当中暂时地甚至是永久地分离出去的。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拉丁帝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乃是确保非洲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真正畅通。这样做的意思是，拉丁帝国在将大洋让给另外两个帝国来争夺的同时，必须要保持自己在地中海的排他性地位。而由这片海域所提出的战略问题，就拉丁帝国的军事实力来说，无疑是可以应付的，因为帝国占领着比塞大、[21]西西里和直布罗陀地区的腹地与其他海岸，因此它可以用一个小规模的海军和空军舰队保证地中海的畅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单一地中海的理念——即“我们的海洋”的理念[22]——能够并且也应当成为统一起来的拉丁民族对外政策的首要具体目标，虽然说不上是唯一的目标。不消说，这个口号过去曾经被法西斯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这完全是掩耳盗铃。这些旗帜的荒诞不在于理念本身，而仅仅在于他们竟然滑天下之大稽，自称能够通过一个孤立的、排他的民族来实现这个口号，不宁唯是，即便这个民族被称作是法兰西，事情也不会有任何的转机。但是，拉丁民族无疑却可以将自身所有的影响力投入到这个古旧的罗马俗语中去——当然，前提必须是它要把这个俗语作为所有政策的指导理念，并且要将自己所有的能量都投入进去。

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地中海。这里必须要强调的只是一种进入地中海的实际可能性。也就是说，这里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帝国有权利也有办法向那些想在这片海域自由游弋的人要求补偿，或者是禁止另外某些人进入，因为无论是通行还是禁止通行，都只有在得到帝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实行，并且也只能按照只有帝国才有权决定的方式进行。

一般说来，拉丁帝国没有兴趣去进攻或者削弱别人。它甚至也没有兴趣参加未来的战争。正相反，它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保证各个当事人的和平，从而保证整个西欧的和平。尽管因为力量薄弱导致它没有能力去进攻别人，但是对于确立自己的中立地位，从而保证地中海的周边和整个西方——指拉丁帝国的西部，也包括拉丁帝国的其他地区——免遭灭顶之灾这点来说，这个力量还是足够的。因此，如果说法国造就拉丁帝国是为了在将来可以延续它在目前作为纯粹民族国家再也没有力量加以支撑的独立性和伟大地位的话，那么，她在这样做的时候，她的角色乃是一个在欧洲具有领导地位的力量，她是在为了保护主要是由她所造就的那种文明而负责。由此人们也可以说，拉丁帝国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欧洲西部的和平。

当然，拉丁帝国在政治上的能力绝对不可以估计过高。它永远都不会强大到确保自身绝对独立地位的程度。因为它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力量在另外敌对的帝国之间保持中立，也没有办法在必要的情况下阻止它们的武装对抗。因此我们可以说，将来有一天，拉丁民族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策，使之与另外两个对手中的一个保持一致，从而在政治上反对另外一个。

但是，即便在这样一个假想的条件之下，法国仍然可以从拉丁帝国的产生当中获得利益。因为，如果法国将自己置于一个帝国的领导地位，那么，比较她作为一个孤立的民族国家被某个外来的帝国性构造笼络过去，她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将会完全不同。正如英国通过追随美国正在努力寻求用“民族性的”卫星国（她也倾向于将法国作为自己的卫星国）将自己包裹起来一样，法国也绝对不可以在一种孤立无援的状况之下接受那种与一个真正强大的势力缔结“协定”所带来的、危机四伏的利益。并且，因为英国一定会愿意在原本法国可以笼络同伴的地方发展自己的“附庸国”，所以，这样做就更加有必要了。

尤其是（这种情况当然是最后被讨论的，但却不是最不重要的[23]），如果英美帝国方面由德国发起进攻的话，那么，一个围绕法国而形成的拉丁帝国，将使德国的阵地在战略上没有办法进行防守。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谁会有兴趣去重建德国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因为这样一种重建最后只能掉过头来危及德国的西邻。但是，如果法国保持孤立的话，那么，即便她可以与英国结盟，但是，出于保护西方免受俄国的侵略这样一种决定，人们最后还是会求助于（这种要求如果不是马上来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来临）一个或多或少已经统一起来的德意志世界的力量。但是，如果说与德国为敌的危险似乎可以永久避免的话，那么，一个与其他国家“结盟的”德国在经济方面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危险，因为是在一个发源于英美帝国的“西方集团”之内表现出来的，所以绝非一种错觉，而是一种对于法国来说即便是在政治的层面上也具有十足致命性的危险。只有拉丁帝国才可以随时抵抗那种德国式的、不会受到任何来自英美帝国之约束的欧陆霸权——这既是因为拉丁帝国可以使用“说服的手段”，也是因为拉丁帝国本身有能力保障欧洲的军力，也有能力保障欧洲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和军力，如果拉丁帝国不存在的话，人们也许会愿意到莱茵河的另外一侧去寻觅。

Ⅳ.实现的方式

1

在需要进行对外活动的时候，拉丁帝国如果要确立自身的地位，必须一方面克服外在的障碍，另方面寻求支持。

很清楚，从最初的阶段开始，拉丁帝国就必须要与来自英国方面的、蓄谋已久的阻碍——并且人们必须要承认，这种阻碍也是有效的——发生碰撞。不管怎么说，到目前为止，人们抱着将拉丁民族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愿望所做的一切努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努力还是非常不够的——，都已经在英国方面激起了仇恨性的并且或多或少是暴力性的反对。事实上，在英国人看来，拉丁世界的联合只有一个能够接受的理由，那就是，一个足够强大的拉丁帝国的存在可以使得重新武装德国的必要性不复存在，从而使得重建德国经济繁荣的必要性不复存在，因为德国经济的繁荣总是会对英国经济造成威胁。考虑到在伦敦方面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德国总会被看作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此这个理由无疑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英国人眼里，拉丁帝国将会带来的不便，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将德国的政治和军事竞争力彻底消灭所带来的好处。最多人们可以说，一直都在讨论诸如民主（指民族自决的权利，以及试图建立一种民主的国际组织的努力）与和平（指在俄国和英美之间进行协调的中立活动）之类题目的英国自由主义者的宣传，首先是工党媒体的巧妙宣传，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英国反对派的破坏力。另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对构建拉丁帝国（这个帝国当然可以被称为“联合”、“协议”或者“协定”）的努力进行直接而公开的干预，将很难用具有说服力的和有价值的理由加以正当化，并且，这种干预不但从全球性的观点来看很难被正当化，即便是在英国的公共舆论看来，也很难被正当化。因为，目前英国人从同情“西方集团”的立场出发所列举的那些理由，同样也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加以变通，适用于拉丁帝国。但是，这类困难的重要性也绝不可以估计过高，因为英国官方这一面所列举的理由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诘难。

如果考虑到英国人在反对拉丁帝国的过程中会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无条件的支持，那么，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被削弱的法国，在不辞辛劳地造就这个帝国的过程中，其处境无疑将会变得无比微妙。但人们或许也可以假设，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拉丁问题”上的看法未必会完全一致。一方面，美国人一定会注意到，拉丁帝国的组成和存在不会对它构成任何现实的威胁——军事方面不会，政治方面也不会，甚至在经济方面也不会。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事情最后都会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也就是说，整个西欧是必须要进入到英国人的经济势力范围从而也进入其政治势力范围之内呢，还是说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必须要通过一个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独立的拉丁帝国加以制约。看起来，美国人似乎更加愿意英国在英美集团中的影响力相对于自己有所降低。并且，由拉丁帝国控制地中海，美国人应该也不会太难堪，因为这也会对英国人在相反的状况下或许会取得的、对于中东石油所有具有的那种绝对而排他的军事控制，造成某种冲击。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拉丁帝国既不想在经济领域跟美国竞争，也没有能力跟美国竞争，相反地，它倒是可以通过一种优惠的商业协定来靠拢美国，而办法一是建立通往美国的国际贸易的流通渠道，二是在某种程度上将美国的注意力从许多对于“英镑集团（sterling bloc）”的未来可能还是颇有诱惑力的海岸当中转移开来。但是非常明显的问题是，对于美国来说，由三个联合起来的拉丁国家的一亿两千万居民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市场，相对于同样还是这些国家通过维持其孤立状态所构建起来的那个市场——并且这个市场接下来要或多或少地服从于英国经济的完全控制——来说，其影响力要大得多。最后，人们绝对不可以忘记，美国的公共舆论自始至终都主张要撤销欧洲内部的经济壁垒。因此，拉丁帝国的倡导者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在美国人的支持者当中，通过着重强调拉丁帝国的自由贸易方面——至少是拉丁民族内部的自由贸易方面，来进行实际的宣传工作。一般来说，如果法国和拉丁帝国注定要在经济上将自己归属于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组织，那么，很明显，被选定的组织肯定应该是最富有从而支出也最少的那个。而毫无疑问，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美国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因此，即便是从纯粹法国的观点来看，一个拉丁式的、以美国为目的的经济取向，也要比与英国经济的联合更加可取，而后一种情况对于一个孤立的法国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

至于苏联方面，拉丁帝国可以期望得到一种比人们从美国方面所预期的更加有利的姿态。当然，苏联政府的一贯表现是对于所有国与国之间的“集团”都充满敌意——无论这个集团是小型的，中型的，还是大型的。对于这类“集团”的敌对态度在过去甚至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调，并且现在也还是。但是，人们仍然有可能让莫斯科明白这样一点，即，如果保持分裂——更加不要说保持“民族主义”的局面了——，那么，整个欧洲在政治上迟早都要被英国人控制，从而无论如何都会在将来的对苏战争中占据主动，但是，如果拉丁帝国可以在这场冲突当中保持中立的话，它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护苏联的西线。拉丁帝国当然没有能力使已经相当空虚的苏联战场起死回生，从而对战争的结局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正是因为这种中立，胜利，不管是什么样的胜利，可以用比较低的代价来获得。一言以蔽之，一个帝国性的拉丁联盟的形成，不会使苏联有任何方面的损失，还可能使它有所得。如果有了这些条件，再通过长期耐心的外交努力，人们可以期望苏联不但会保持善意的中立，甚至还会给处于草创阶段的拉丁帝国提供有效的经济和政治援助——当然这一切的首要条件是拉丁帝国遭遇到了英美两国的联合反对。因此，即便是遇到了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如果苏联方面表示愿意给拉丁帝国提供必要的原材料和工业设备的话，拉丁民族还是可以不必放弃她们创建一个帝国的努力。总之不管怎样，最近一段时期的经验表明，只有当地中海出现问题的时候，一种在法俄之间进行政治合作的暧昧愿望才会在双方同时表现出来。

无论如何，当德国出现问题的时候，这种合作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至于说到德国问题，与其说与政治秩序有关，毋宁说与经济秩序有关，对此我们将在本章关于经济问题的部分（第3节），结合煤炭问题加以讨论。

因此，除了法国与两个预想中的拉丁伙伴之间的关系问题之外，人们再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关于西班牙，问题非常清楚，一方面，佛朗哥暧昧的（也是遭人唾弃）拉丁热情是注定要失败的，另方面，如果领袖（el Caudillo）[1]和他的政府不被推翻，拉丁帝国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因为今后的局面已经非常清楚，那就是，这个“民族主义”政治家的目的，乃是通过将西班牙变成英国的“自治领”，来延续他的权力，或者至少是延续他所代表的那个社会政权。因此，必须要用一个亲法的（Francophile）政权来取代佛朗哥，也就是说，这个政权必须要支持在法国的庇护之下所建立的拉丁帝国。而如果不再考虑那些已经丧失掉的机会，那么，即便时至今日人们也可以说，拉丁帝国成立的时机不能认为已经完全没有了。一方面，佛朗哥式的拉丁理念（Franco - Latinidea）在某些反对长枪党（Phalanx）的阶级当中将会很受欢迎。[2]另一方面，美国对于佛朗哥的支持是非常有节制的，而苏联则是竭尽所能地想推翻他。英国当然是支持佛朗哥的；但是，从全世界甚至是英国人自己的观念来说，英国的立场都是很难说得过去的，而从工党执政以后，情形就更其是如此。如此说来，一场联合性的反佛朗哥运动并不是不可能的，而法国则可以从现在开始就从中争取主动，她可以就这个问题与苏联和美国达成谅解，并且将拉丁美洲的国家团结在自己周围，也可以将意大利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要反对佛朗哥，仅仅靠法国一国之力，仅仅靠着那个否定性的“反法西斯”的题目，是不够的。至于说到其他的拉丁民族（或许还有俄罗斯），为了要反对长枪党治下的西班牙，人们必须要诉诸于拉丁联合的理念，也就是说，必须要诉诸佛朗哥一直都在鼓吹的那同一个理念，而这个理念就目前来说跟英美两国的利益，尤其是跟英国的利益是相背离的。[3]但是，如果推翻佛朗哥会使得西班牙进入一种潜在的无政府状态，那么，这样做也没有多少好处。因为，试图带着一个既会将别人搞乱并且自己也身处混乱的西班牙来建立一个稳固的帝国，是不切实际的，就如同，让法国的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与过于“赤化的”西班牙共和国达成谅解在心理上很难接受一样。有必要在西班牙内部和西班牙的[4]海外移民里面，寻找一种更具自制力同时更少“革命性”的基础，并且，当目前的西班牙统治阶级背叛佛朗哥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接受这个基础。但是看起来，如果不事先与西班牙教会从而也跟梵蒂冈达成一致，这样一种基础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这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人们也不能先验地断定，拉丁帝国的理念永远也不会吸引罗马教廷当中的政治人士（当然，条件是罗马帝国必须要愿意保证罗马教廷的财源）。（参见第4节。）

意大利跟西班牙一样，对于法国和拉丁帝国来说真正有利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因为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面，由于法国对意大利政策的严重失误，英国在意大利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已经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但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另外一侧，在法国的领导之下建立一个拉丁帝国的理念一直都非常广泛，并且直到今天都是一种非常坚实的政治理念，受到那些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非常有实力的阶级的支持。就总体来说，意大利对于英国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它甚至一直都在——徒劳地——等待来自法国方面的提议，一直都在等待有人可以提出一些跟经济协定、跟政治联盟，甚至跟与这两个拉丁国家的联合有关的提议。但是，如果不事先跟梵蒂冈达成协定，一种深远而长久的协定同样也是很难想象的。

葡萄牙也可以列入考虑的范围。但是，这个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受英国的影响已经太过久远，因此没有办法在拉丁帝国成立之初就把它包括进来。但是毫无疑问，如果这样一个帝国能够形成，那么，葡萄牙（即便是一个“萨拉查主义的”葡萄牙）最后迟早还是要加入进来的。[5]

最后一个更加不太有关系的方面跟拉丁美洲有关。将这些相隔遥远的国家跟拉丁帝国联系起来，这在政治上当然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非常明显的是，拉丁帝国在文化上可以对这些国家所产生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单个国家所能够产生的吸引力。而这样一种得到提升的吸引力可以通过从拉丁欧洲（Latin Europe）额外进口货物的方式表现出来。

2

但是，就拉丁帝国来说，关键的问题还不是在法国的外部，而是在法国内部。只有法国才可以发起这个帝国，但是法国也只有坚持拉丁帝国理念的前提下，才可以走出那个它正身陷其中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死胡同。但是，毫无疑问，要将这个一般性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规划”，并使之成为法国“现实主义”政策的目标和发动机，则是非常困难的。

这种困难首先是因为一种流行甚广的反拉丁的偏见，而这种偏见说到底或许不过只是一种经过伪装的“自卑情结（inferioritycomplex）”，并且有时还是一种“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ed）”[6]的自卑情结，而从这种情结里面，法国已经开始身受其害了。其次是因为在本世纪的过去几十年里面人们已经看到的那种经济和政治上的“无为主义（Quietism）”，这种“无为主义”麻痹了所有严格意义上的行动欲望，也就是说，麻痹了所有否定既存现实从而焕发活力或者进行改革的行动。但是就拉丁帝国的情形来说，法国要做的事情却不只是“改革”而已，因为，它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且也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真正的“民族”，所以，人们必须要与所有的、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面已经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民族传统的、“民族主义”的传统切断联系。最后则是因为国内的政治状况，因为这种状况似乎已经阻断了任何一个想把所有法国人的行动都集中到一个单一指导理念之下的路途。一方面，“左派”和“右派”的对立已经成为传统，并且牢不可破，它已经从根本上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其中一方所赞成的理念，另外一方的所有政党都会加以反对（戴高乐将军想让自己高踞于这种对立之上，这种设想所导致的境况对他来说当然是“壮观的”，但是这种境况的“独一无二性”也是绝对的，是后无来者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象抵抗运动和天主教这样一些准政治性集团的存在，这些集团是更加“让人不安”的，因为它们都分布广泛并且也让人捉摸不定，同时也由于象共产党、激进党和社会主义党这样一些组织精密、规模庞大的政党的出现，这些政党立场（比如象激进党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的特点是，越是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的，越是不会跟别人妥协——这些都使得围绕一个政治理念产生一种“公意”变得非常困难。

但是，如果更加深入地观察就可以发现，比较人们在战前所看到的状况而言，目前的状况对于政治的复兴倒似乎更加有利。人们甚至可以说，大规模政治运动在今天之所以变的如此困难，恰恰是因为它又成功的可能。无论如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现这些困难还是“正常的”，因为目前的状况也的确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手段来应付。

最重要的有利因素当然是戴高乐将军的存在。拉丁帝国说到底不过是法国期望在政治上实现自主和“伟大”这样一种意志展现。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种意志，在目前这位法国政府首脑的每次讲演和每个行动当中都有体现。但遗憾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位首脑的政治意志还仅限于唤醒人们对于过去——这个过去是有魅力的，也是光荣的——的怀念，而不是要造就一种未来——这个未来或许还不确定，但从政治上来说却是可行的。说到底，体现在戴高乐身上的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意志，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乌托邦，而这一点就足以很清楚地说明——但却不能说这是合理的——，为什么这个主观性非常强烈的人物的意志没有办法转化为一种客观上有实际效力的“普遍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戴高乐可以“幡然醒悟”，可以接受拉丁帝国的理念，而这种醒悟只有通过一系列长时间的、从公众谣言当中超脱出来的对话才可以做到。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能够表明这样的对话是可行的，并且人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对话就一定会产生预期的结果。

因此，人们就有必要将戴高乐的命运，与通过服务于拉丁帝国从政治上复兴法国的行动，分离开来。人们有必要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里面，寻找并且要找到一种更加广泛或许也更加坚实的基础：这种基础可以允许戴高乐通过自己的个人来体现一种已经创建起来的政治“公意”，以此来确保他权力的稳定，或者也可以允许他重返权力。除此之外，这样一种更加广泛的基础，即便是有一个已经转向拉丁帝国理念的戴高乐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帝国的实现，也是必要的。

但目前的法国并非专制君主政体。它包含着许多个历史久远的、有组织的政党，并且，在法国，政治操作的现实基础，必须要通过与它们进行合作而不是通过反对它们，才能够建立起来。

首先是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这个政党非常重要，因为它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手段和物质手段，使得它可以从实际上破坏任何一项它认为自己有义务加以反对的政治事业。人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不要与之进行公开的对立。但是，人们应该得到的远不止中立而已。因为拉丁帝国的创建，甚至单纯的法兰西“民族”的复兴，都需要由工人阶级付出巨大的、合作而持久的努力，而这种力量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但是，人们可以期望与这个政党进行一种积极的合作么？

如果弄清事情的真相，廓清某些偏见，人们是可以做出肯定的答复的。

实际上，至少就共产党的政策乃是由莫斯科共同决定的这点来说，这个党看起来象一个保守性的政党，它的座右铭是维希政权的一套公式：“工作—家庭—祖国（Work—Family—Fatherland）”。实际上，这个政党之所以说是“保守的”，是因为它想维持法国的政治自主地位（就象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共产党一样），并且，为了保护这种地位，它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对抗英美世界的影响，哪怕是无限期地维持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现状，也在所不惜。

因此，共产党如有神助地填补了法国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空白，而这又会严重危及国家的稳定，也会大大限制国家采取强有力行动的机会：这个空白是，在法国，长期以来都没有一个一般被称为“保守党”的——但不是“倒退的”——政党存在，因此也就没有这样一个政党，这个党一方面对作为国家而存在的国家赋予极高的价值，另方面又主张，国家要想在政治上生存，只有通过毫无保留的变革才能做到，这种变革经常是激进的，快速的。法国共产党尽管因为周围环境的力量而具有“保守性”，但就其意图来说却一点都不是“倒退的”：事实正好相反，它对所有旨在将法国加以“现代化”的提议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而如果说它有什么缺陷的话——但是这个缺陷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个缺陷就是，那种赋予它活力的“爱国主义”……甚至连苏联式的爱国主义都不是，而是一种公开的俄罗斯 - 斯拉夫式的爱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拉丁帝国的事业还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首肯，共产党就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持合作的态度。但是，一旦共产党得到了这种首肯，那么，这个法国政党的绝大多数党员都会非常乐意地将他们俄罗斯式的“爱国主义”替换成一种拉丁式的爱国主义。总体来说，共产党里面有一些最好的后备因素，这些因素存在于这样一群人当中，这些人希望突破那些就其总体而言过于狭隘的、给现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施加了民族界限的框架。并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共产党在得到了明确的关于拉丁“帝国”的首肯之后，在构建帝国的过程中，共产主义的普世主义不会被拿来起一点推动的作用。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要承认，共产党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保守”政党，并且，人们也很难使共产党在法国扮演象比如说丘吉尔领导下的保守党在英国所扮演的那一类角色。因为一方面，除了某些领导人以外，法国共产党可能还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并且更加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保守的”政党，更不要说让他们知道或者承认自己是一个“右翼”政党了。另一方面，戴高乐，尤其还有那些目前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很显然都对如果想统治下去，绝不可能没有共产党的支持这样一个理念感到“左右为难”。但是，如果没有了戴高乐这个人和他的权威，共产党可能就不会扮演保守的角色，同时也不会扮演人们所期望的那种建设性的角色。并且，如果不跟法国真正有控制力的那些阶层达成协议（这种协议可以是默契的，只要是现实的就可以），它的活动一定不会有什么结果。

因此，为了可以在法国产生一种有价值的政治结构，必须在多少是由共产党所控制的那些人，和戴高乐所代表的政治意志，以及由政治、技术和文化精英所掌握的现实权力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非常幸运的是，这种联系在目前阶段，在被人们称为抵抗运动（the Resistance）的那种东西里面，可以说已经潜在地存在了；当然，从政治上来说，这种运动还是非常模糊的，但却是有活力的，也是持久的。一方面，抵抗运动包括了这个国家最具活力的因素，它有某些进行深入改革的倾向，并且它与共产主义者也已经有过不是太糟糕的政治合作经验。另一方面，推动这个运动的是一种纯正的法兰西爱国主义，它跟戴高乐和某些法国的统治阶级都已经有过个人的和直接的联系。因为这个运动创立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抵抗，因为它是来自于一种单纯的否定，所以它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指导理念，因此也就缺乏统一性，更加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现实性。就总体来说，抵抗运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办法成为发动机的，甚至连传送带或者离合器都不是。

为了能够在抵抗运动之外产生上述那种有效的联系，人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而如果考虑到这个运动因为环境的影响而垄断了许多被称为是“左派知识分子（leftistintellectuals）”的人的话，这个选择就更加必要了，因为这些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些虚无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不一致性（nonconformity）非但不是一种产生于某种具体建设性意志的、尽管有时必需但却总是会有缺憾的后果，反倒具有一种绝对性的价值。这些从根本上来说是反国家（anti - statist）的要素必须要把它限制在文学的领域，因为这是唯一适合于它们的领域，并且，它们之所以可以从这个领域当中逃逸出来，仅仅是由于意外。但是，这个领域显然不能成为任何人根据一时的兴致来评判并且选择他人的场所。前瞻性的选择必须要通过政治性理念本身来做出，而政治性的理念是会拒绝所有那些认为它太过“一致”的人的。

曾经参加过抵抗运动这样一个事实无疑是一个在所有情况下都应该加以考虑的正面指标。但是，就参与新的建设性的政治精英集团这个问题来说，这点却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它甚至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断言说一个过去的“维西政府的支持者（Vichyssois）”就必须要以某种方式被从政府机关里面清除出去。当然，所有那些作为目光短浅、不可救药的反动派或者是（可以说是）顽固不化的机会主义者而选择维希的人，必须被清除出去。但是，对于真正信仰“民族革命”并且采取相应行动的人来说，这样做却是不公平的，也是危险的。因为，人们必须要允许少数非常杰出的人在某些时候行动和思想出错，哪怕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并且，国家要能够做到随时准备着重用一个能够冲破极限完成任务的人，甚至是一个被误解的人。而如果考虑到当前法国的危机不是一种智力和理解力方面的危机，而是一种意志和实际信仰方面的危机的话，就更加应该这样做。一言以蔽之，如果人们所倡导的那种政治理念有能力清除那些多少有些“冥顽不灵”和“虚无主义”的人的话，那么，它一定也可以把原先那些多少有点“民族主义”、“狂热主义”的人跟热爱精益求精的、富有建设性的劳动的人重新整合在一起。[7]

总而言之，所有那些被号召起来在同情共产主义的大众、戴高乐将军和目前的统治阶层之间建立联系的精英们，可以来自任何一个社会和政治等级。而上述那种政治理念也必须要善于利用所有愿意支持它的党派。

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对于拉丁帝国的行动来说，有一些法国的政党是没有办法成为一种稳固的政治基础的。这就是激进社会主义党（the Radical Socialist Party）。因为其社会构成的缘故，这个党是一个消费性的政党，而不是一个生产性的政党，也就是说，这个政党更愿意在政府当中看到一种简单的民事管理，而不是看到一个全能国家的代表。另外，与拉丁帝国的产生比较起来，让法国靠拢英美集团对这个党来说更加具有诱惑力，而这样一种靠拢，如果不以长期艰苦的努力和严格的限制为代价，是没有办法保证法国在政治上的自主性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从议会政治和政府管理的角度与激进社会党进行合作也是不可能的。

至于说到社会主义者，他们并没有危险性。他们在共产党和激进党人之间所占据的位置，迫使他们必须要在原则上采取一种折衷的路线。并且，他们甚至还会永远都有一种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于，他们既可以从左的方面缓和自己邻居的夺权意志，又可以从右的方面激发自己邻居的热忱——即便这种热忱只是口头上的。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党无论是在议会政治的联合行动当中，还是作为一个忠诚的“对立面”，都是有用的。

更加重要也更加棘手的问题跟天主教有关。因为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与某个政党的政治关系问题，毋宁说是一个与教会在意识形态方面达成谅解的问题，也毋宁说是一个与那些实际上信仰或者认为自己在信仰的人之间的道德协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要单独加以讨论。

类似地，有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也需要单独拿出来考虑（第3节），这个问题关系到政治理念之间的关系，也关系到秉持这种政治理念的精英与左右着国家经济生活的那些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从实践角度来说，必须要把私人企业的领导者争取到这个理念和秉持这种理念的社会精英这一边来，而首先要做的便是要说服那些还没有达到他们心目中的事业顶峰的人。

在所有一切都已经说完做完之后，如果还没有在事先产生出一个特定的政治精英集团，那么，拉丁帝国的创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甚至连法国经济和政治的重建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这个集团可以把如下的这些人重新统一起来，这些人包括“富有建设性的”抵抗组织成员，对国家始终都忠贞不渝的政府官员，热爱本职工作的技术人员，还有始终沉浸在自主、扩展和经济力量之梦想中的“资本家”。因为，只有这样一类精英才可能使自己超脱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地方性”冲突之上，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会象抽象的理论和抽象的梦想那样，沉湎到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氛围里面。

3

即便人们的努力是源于一种实在的政治意志，即便这种努力已经被一群精英转化为现实，并且也得到了全体国民的支持，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充分的经济基础，这种努力还是没有办法成功。

就拉丁帝国来说，这样一个基础无疑是存在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帝国可以形成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统一体。并且我们还必须要指出，自给自足在这里既不必要也不可取，因为帝国政策的最高目标是为了维持中立与和平，而不是为了准备战争。但是，这三个拉丁宗主国及其殖民地所蕴藏的资源是如此丰富，乃至于，如果可以得到合理开发的话，它们完全可以让帝国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立足点上使拉丁世界的市场与另外两个已经存在的帝国性构造相抗衡。帝国只需通过一种正常的商品交换，就可以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而没有必要接受那些以不可回收的“贷款”形式表现出来的捐助，因为，这种贷款需要让债务人付出一种在经济上依附于别人的代价，至于政治方面就更加不要提了。

但是，在这个设想里面有一个问题没有谈到，那就是煤炭。实际上，拉丁帝国在固体可燃物方面是极端贫乏的。而更加棘手的问题是，对将来的人造化学工业来说是一种基础原料的煤炭，拉丁帝国的数量可能是不够的。

所有这些问题当然都是非常严峻的。但是，这能不能成为法国反对构建拉丁帝国的理由？

当然不能。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如果法国保持孤立的话，它所能拥有的煤炭，比较它融入拉丁帝国的状况来说，会一样少，甚至可能会更少。实际上，只要这三个拉丁国家都是煤炭的重要进口国——这点看来是必然的——，那么，很明显，它们就只能通过组成一个购买集团来得到煤炭，而这尤其是因为拉丁帝国从实际上来说将会在这个领域享有垄断权。很清楚，英国，尤其是德国，有朝一日必须要出口煤炭，要么是以此降低失业所造成的影响，要么是平衡国际的收支。但是，对它们来说，把煤炭卖给这三个拉丁国家以外的地区，将会是非常困难的。

但另外还有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或许可以让法国甚至是拉丁帝国一劳永逸地解决煤炭问题。这就是德国的战败，和它一直以来给全世界尤其是给苏联所造成的那种的恐惧，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虽然是战胜国阵营里的一员，但如果德国军国主义复兴的话，它同时也会是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现在的问题只是，如何才能从这样一个机会里面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以及如何通过这样一种手段，将一时的得益转化为永久性的利益。

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法国必须要把它对德国的要求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并且在这三点要求当中，其中一个是最重要的，乃至于，其他两点如果想要付诸实施的话，必须要最大限度地保证第一点要求得到满足。

这条最基本的要求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德国除了本土出产的铁矿石之外，禁止买卖铁矿石（开采应该是可以允许的），除了铁矿开采之外的所有鼓风炉、钢铁厂和轧钢厂统统都要摧毁；德国所必需的（这点要有盟国来决定）所有额外的钢材，一律都要由法国（或者是由拉丁帝国）以轧制钢材的形式加以供给；德国每年可以得到一批最少量的、数目确定的这种钢材（这种钢材只有在以前所提供的钢材已经被用尽的前提下，才可以被提供），但条件是，作为交换，它必须要提供一个确定数目的、可以炼焦的煤炭（所有焦炭的进口在德国都是禁止的，所以炼焦只能在法国或者拉丁帝国进行；另外，煤 - 钢的交换比例要加以计算，以此来抵消，比如说在十年里面，分配给法国的战争赔款数额）。

在这种措施里面，人们可以看到一种巨大的优势，因为它赋予法国从而也赋予拉丁帝国一种手段，让它们可以无限期地要求德国遵守那些已经缔结的协定。实际上，建设一个鼓风炉或者钢铁厂需要十八个月的时间，而它们在建设的时候，也必须要便于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使用以后可以被炸毁。因此，只要德国不动用超过规定的重工业能力，人们就没有必要怀疑它的忠诚。而一旦德国开始建设新的鼓风炉、钢铁厂和轧钢厂（这点很容易就可以侦查得到），法国就可以把用于出口的钢材变成战时原料（这些材料没有必要事先预备）。在第十八个月的月末，当德国刚刚开始生产重型武器所需要的钢材的时候（即便假定德国会使用“核”武器，钢材也是必不可少的），法国早就已经掌握了足够粉碎来犯之敌的军事装备了。这就等于说，德国必须要无限期地遵守这个旨在使法国和拉丁帝国获益的钢 - 煤协定。

当然，要让上述措施得以通过绝非易事，而来自英国方面的强烈反对也一定是意料中事。但是，美国对此或许不会太过反感，而来自苏联方面的积极支持也可以加以利用。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诉诸全球的公意，甚至还可以诉诸某些英国的思潮，办法就是在安全问题和反法西斯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也可以在反对卡特尔垄断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从实际的角度来说，这样一个规划可以起到分散欧洲大陆的重工业的作用，从而使之在法国和鲁尔之间平分秋色。并且，人们还可以大张旗鼓地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法国所提议的对重工业进行重新布局的计划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因为，把煤炭从鲁尔输入洛林，比把矿石从洛林调往鲁尔，要合算一些。（另外，即便是在普通德国人的心目中，上述暂时性的人为交换，也要比要求德国用以货代款或者现金的方式支付战争赔款，更加容易接受一些。）

如果钢 - 煤方案的接受没有把法国提要求的能力完全耗尽，那么，它还必须要求将萨尔地区并入法国，前提是它可以将德国人驱逐出去。吞并萨尔可以进一步增加法国和拉丁帝国的煤炭存量。

最后的但也只是第三位的要求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德国应该被禁止大规模地生产硫酸，而是由法国提供给德国农业所需的过磷酸盐，但德国必须用煤炭来交换（这种交换必须在时机和方案设计上有利于法国）。

总体来说，德国必须要作为拉丁帝国的煤矿而存在。因此，在保证了拉丁帝国对于原料煤炭的需求的前提下，没有什么会妨碍帝国与德国之间商业交换的发展。拉丁帝国在军事上的优越地位有一个目标，并且也是唯一的目标，那就是，确保在这种交换里面“煤炭”构成在质量和数量上的稳定性，除了这点以外，这种交换在商业上其实是正常的。并且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即便法国要将德国的煤炭分一部分给意大利和西班牙，但是，它作为有着一亿两千万人口的拉丁帝国的首领这一事实本身，还是可以能够保证它所得到的那一份，从实际上来说要比它在保持孤立的情况下所得的那一份，要多得多。

当然，象这一类德国必须要承担义务的国际协定绝不可能是“永久性的”，即便这种协定可以得到一种相当的军事力量的保障。但是，在政治上，指望过于遥远的将来是毫无用处的。并且，如果人们想对将来有所指望的话，应该很容易就会想到要尽最大可能地利用那种时涨时落的力量，这样才可以大大地改观法国和拉丁帝国的能源状况。如果拉丁帝国在政治上运转良好的话，那么，将来他所能够掌握的经济方面的可能性想来就会非常地充分。但是，这些[8]可能性只有在实现以后才会有实际的价值。而这种实现要靠拉丁帝国的争取和努力，并且首先是要靠注定会成为拉丁帝国军火库的法国的争取和努力，因为拉丁世界的重工业都集中在法国国内（这点将会确保法国对整个拉丁帝国的政治控制）。

但是在法国，一段时期以来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种经济意志的匮乏——这种匮乏跟非常明显的特殊政治意志的匮乏一样，都是不容置疑的：这种匮乏表现在，人们缺乏一种经济自主性的意志，这种自主性如果是在另外的场合可以促使生产者产生一种大范围的“纵向”垄断；缺乏一种经济扩张的意志，这种扩张意志如果是在其他的国家，可以鼓舞金融家们构建庞大的“横向”集结，从而推动商业征服世界市场；最后，缺乏一种经济权力的意志，这种权力意志有时可以导致一些从单纯物质利益的观点来看很难说得过去的生产和投资。但是，人们没有理由说，这些众所周知的“私营成分”的缺陷会是永久性的，是不可救药的。

在这里我们要再说一遍，能够并且也应当进行干预的，乃是这个国家活跃的精英分子。这个开启了未来那种不会引发任何“民族性”理念的远景的新颖政治理念，可以在“年轻的管理者”当中，首先是在正在通往“成功”之路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当中，激发出一种全新的、对于经济自主性、经济扩张和经济权力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将会让法国做出必要的投入，以便造就一种足够庞大也足够坚实的帝国经济。无论如何，如果这样一种更新不能够产生出来，那么，一个“民族性的”法国的复兴将是不可能的，而拉丁帝国的产生同样也会沦为乌托邦。

有时人们也会提议说，法国“私营成分”的缺陷应该用大范围的“民族主义化”的措施加以疗救。但是，这个主张看起来并不可取。因为，如果一个具有实际效力的、雄心勃勃的经济意志没有办法在目前的统治阶级当中产生出来，那么，说它会在为法国的政府管理提供了管理人员的中小资产阶级里面出现，应该也不太可能。除非人们能让一个全新的社会等级获取权力，也就是说，除非再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只要法国的地理状况不改变，这场革命就没有可能爆发），否则，人们必须要求助的，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当中的精英，人们只有从这个阶级里面，才能够期望看到那种对于法兰西民族的经济复兴和帝国扩张来说所必需的努力。

无论如何，一种国家主义的经济只有在它幅员足够广阔的条件下，才有机会取得成功。因此，人们所筹划的那种民族主义化的措施，只有当它们能够被适用于一种帝国型经济之全体的时候，才不会是一种乌托邦，才不会支离破碎从而百无一用，更加不会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因此，如果不在期望民族主义化的同时期望帝国的出现，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人们在构建和发展帝国经济的时候，如果能够至少在一开始就得到上述三个拉丁国家里面目前正在指导着“民族”经济的那些阶级的充分同意，那么效果会更好。这样的话，各国政府和帝国就不是在“指导”经济，而是在“刺激”经济。从实践角度来说，人们只要对工业就主要原料、能源和劳动征收某些赋税，同时再赋予它所有的自由，使它可以按照任何一种最好的方式来使用这些赋税，就可以了。类似地，禁止到海外投资可能也足够确保帝国内部资本投资的合理性。总体而言，只有在经济意志表现出某些脆弱征象的地方，帝国的政治意志才可以取代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意志；并且，只要经济意志表现出某些脆弱的征象，帝国的政治意志就必须要加以取代。

毋庸置疑，帝国一定要控制它与外国的商业贸易，以便杜绝它的生产付出被某些超出其现实经济手段之外的消费所抵消。但是在这里，只要划定大致的轮廓就可以了，执行的问题可以交由那些私人的专家来做。并且，这样一种充分“自由的”干预要想能够存在，看来唯一的手段就是由帝国对财政的利用进行控制。从实践角度来说，帝国的政治活动必须要由一个拉丁式的“法郎集团（franc- bloc）”通过财政运作来加以支持，以此来与美元集团、英镑集团和卢布集团相抗衡。

4

由法国所支持的、出于造就一个拉丁帝国的目的所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投入，不能够并且也不应该没有天主教会的支持，因为天主教会所代表的那种力量，尽管非常难以估计并且也更加难以利用，但毕竟是极其庞大的。

毫无疑问，正是天主教塑造并且表述出了一些最重要的原动力，这些原动力至今仍然是整个法兰西生活——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拉丁生活——的深层的精神资源。因此，非常自然也非常正常的是，政府会试图使帝国的、与世俗性的和世俗化的天主教（secularand secularized catholicism）有关的行为，与这同一个天主教在教会当中或者通过梵蒂冈所发现的那些表述相互协调。

但是，要想成功地开创一个帝国，必须要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必须要对拉丁世界的政府进行激进的改革，另外一个是必须要对天主教会进行深刻的改造，尤其是必须要对意大利和西班牙境内的分支教会进行改造。首先是必须要将梵蒂冈“去意大利化（de- Italianize）”，但同时又不能把它暴露在就总体而言排他性过强的美国教会的影响面前。这就意味着，法国，还有后来的拉丁帝国，必须要给天主教会的中央和国际组织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梵蒂冈必须要克制自己对于法国教会的那种牵涉到教义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猜忌，同时也要认识到，它期盼已久的拉丁联盟只有通过那种由法国发起并且由法国加以规划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出来。而人们也可以期望，为了获得那些对于将天主教从分裂和限制当中解放出来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力量，天主教会既可以利用自身的天主教义，也可以利用拉丁世界的理念，因为这些分裂和限制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在于基督教的“民族主义的”因素，另外一个则是伴随这种因素而来的那些经济与社会形式。

实际上，正是因为教会的“天主教信仰”，所以，它才总是能够超越强加在民族头上并且也是通过民族来强加的各种不同的框架模式，不管是哪一种模式。但是，它也经历过“反民族”斗争所带来的激烈反应。因此，正是因为这个，所以（天主教）教会的古老辩证法和民族 - 国家的古老辩证法，最后才产生出了对自由时代（theliberal epoch）进行“划分”的原则和作法。但是，随着自由时期——更加不要说民族性时期和民族主义时期了——在现在达到了极致，整个的问题又再次变成应该如何从帝国的观点来看待事物了。因此，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格里高利七世的时代，[9]不过差异在于，从政治的层面上来说，教会从此以后要应对的不再是一个前民族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后民族性的存在。并且，这一点在使整个情形发生彻底改变的同时，会开始重新要求一种全新的、“总体性的”立场和决断。

如果在现实当中已经被整合起来——也就是说，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被统一起来——的人性仍然在保护一种教会性的结构，那么，这种结构就只能通过一个普世性的教会，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具有严格的同时也是最充分的天主教意义的教会来加以提供。但事实却是，现实的人性分裂导致普世化的基督教分裂成了三个庞大的、彼此独立而相互敌视的教会。这些教会的基督教基础，或者说，普世主义的基础，使得它们总是可以超越那些强加在它们头上的、严格的民族界限（当然在这三个教会里面，最能够抵挡所有“教会自主论（Gallican）”[10]的诱惑的，无疑还是保留了最广泛普世性的天主教会）。但是，就连这三个基督教会的分裂本身都说明，它们在目前阶段上的普世主义的扩张倾向乃是一个乌托邦：就它们目前的状况来说，它们当中没有哪一个能够在放弃自己（对于另外两个教会的）排他性的情况下而——在万一的情况下[11]——实现普世主义。因此，这三个彼此分立的教会看来需要有一种介于人性和民族国家之间的、中间性的结构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对应物，而这种结构也就是帝国。而就事实来说，新教从一开始就是依附于英美世界的，而这个世界目前正在将德意志世界也纳入进来。正教教会虽然看起来已经脱离了俄罗斯帝国，但它实际上又找到了正处于创建过程之中的斯拉夫 - 苏维埃帝国。至于天主教教会，可能过不了多久也就没有办法抵制拉丁帝国了。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一下时局，那么，看来只有在这个拉丁帝国里面，现在的天主教会才能够找到那种离开了它教会就没有办法存在下去的现实基础。天主教会尽管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基督教会，但就当前来说它只是三个现存的基督教会当中的一个，因此，看来它应该没有办法漠视这种支持——这种支持当然是“现实主义的（realist）”，但对于教会的理想来说，或许也是“具有实现作用的（realizing）”——，这种支持可以给它提供一个帝国性的、超越了呆板而狭隘的民族框架的构造，而不必使它迷失在那个仍然渺不可及的、由统一的人性所构成的将来，同时，基于非常明白的历史原因，这种支持只能是一个拉丁性的构造。某种天主教意义上的政策或许也会因此而破天荒地成为将来人的生活秩序。并且，一个贯注了基督教精神的拉丁世界的政治行动，对于那种经由一种带有拉丁风格的天主教来自我实现的基督教的意志来说，可能会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另外，看来梵蒂冈也正在注意到（只要看一下波兰问题就可以了[12]），在教会和单独的国家之间签订单纯“协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目前的情势则要求这两种力量进行合作，而只要有了这种合作，就可以永久性地避免在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反过来就世俗这方面来说，在拉丁各国，尤其是在法国，一种道德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到处都可以看到，这就促使那些地方的某些公共舆论开始寻找一些具体的、由教会提出或者赞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理念。并且，尽管人们没有办法说，法国的所有“有良心的人”都会毫无保留地接受与教会进行合作的理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方面，教会已经在自己的庇护之下，成功地集结了一些高质量的政治人才。

需要弄清楚的是，这里绝对不存在将天主教会降格到正教甚至新教水平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帝国”教会的问题，更加不要说拉丁帝国教会的问题了。它的内在动力是为了保护从潜在的意义上来说是普世性的教会，并且，它必须要继续在自己的普世性当中看到自己的所有行为所具有的那个最高目标。但是这同一个理想的实现，可能需要与一个帝国性的、拉丁性的政治实体进行长期的合作。如果说教会反对太过早熟的（德意志的）神圣帝国[13]无疑是一个正确举动的话，那么，它自外于目前已成定局的帝国运动之外，以此来继续将自己与从历史观点来看已经被超越的民族国家的世界捆绑在一起的作法，就是错误的了。另外，通过成为这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接受拉丁帝国的精神庇护，天主教会也可以在帝国里面充当一个正确而特殊的政治角色。它必须不时地提醒这个帝国，拉丁帝国只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已，有朝一日它是注定要被超越的。换句话说，教会必须要保持警惕，这样拉丁帝国就不会象民族国家凝固于民族的疆界之内从而把炸毁它们的工作留给战争那样，也凝固于帝国的疆界之内。一言以蔽之，正是拉丁理念意义上的天主教，才能够使拉丁帝国可以在不必变成“帝国主义”——但却有着所有帝国所应当具有的特点——的条件下而维持一种帝国局面。

从拉丁帝国这一方面来说，它或许可以对天主教最高目标的实现，即，将教会改造成为一个普世的、单一的教会，有所助益。因此，比如说，拉丁帝国与苏联之间的政治合作，或许可以让天主教会与希腊 - 斯拉夫意义上的正教教会之间的理解大大加深，而这种理解有朝一日或许会使后者在教义上的独立存在显得毫无必要。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教会的真正统一要以一种现实的人类统一为前提，并且，如果不经历一个可以通向那里的、以帝国型时期和“忏悔性的”沉思为特点的历史阶段，这样一种统一也没有办法产生出来。只有在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并且超越了它之后，人性才可以到达最终的、让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对立都永远消失的统一状态。并且也只有通过这样一个途径，人们才能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个不确定的未来到底是属于有些人所预见并且礼赞的、人道主义的无宗教（thehumanist irreligion）状态呢，还是属于这种以基督为信仰的天主教？这种天主教是最后的结局，并且也是——跟其他许多东西一起造就了拉丁精神世界的——天主教意义上的基督教（Catholic Christianity）的唯一存在理由。

本文为科耶夫著，弗里斯（Erik de Vries）根据作者1945年备忘录首次译成英文，收录于邱立波主编：《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限于篇幅删去注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