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著名的喷泉标志

图片来自wikipedia,作者Daniel Schwen

德国小城哥廷根，亦是传统的大学城、学术城

编saying:

昨天推送的钦文先生的文章，题目将哥廷根误植为哥根廷，配图也错放了一张海德堡的照片，结果……接到了“雪片般飞来的”读者留言。哈，其实看留言最开心了，笔会微信每天推送，也没打赏，点个赞留个言就是您的好意了。

这两天留言蛮踊跃，一个是给汪家明先生写林西莉的那篇留言（除了文章好，肯定也有赠书的关系，喜欢书也好啊！），一个就是给海德堡图片纠错。文字最能见人啦，比如这两次，前者让我们看到读者里有很多有学识的人，读过初版《汉字王国》的啦，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啦，语文老师啦；这一次呢，又让我们看到，喔唷，我们的读者里有辣么多住在海德堡的呢！（话说8月20日汪涌豪给徐锦江《愚园路上》的序，我们配的一张“愚园路夜景”的照片，就被“原住民”傅向东老师指出：那不是在愚园路，而是在南京东路四川中路口的、一幢建于1908年的近代优秀保护建筑，他住在里面已经半个多世纪，他也是文汇报的忠实粉丝。这纠错真是太珍贵了是不是，各种因缘具足。傅老师我们送您一本笔会新出的书吧！）

不想劳动更多住在海德堡的朋友来给我们纠错，也不能一一回复感谢，我们就用实际行动改正吧，把昨天的微信删了，今天重发一次。这次不会错了吧，真的是“海德堡朋友”救场呢。再说，也有了钦文先生亲自拍摄的两张“不太美”的照片，反正书店和老板，都有了。

纠错是宝贵的交流。各位，以后请继续！

以下是正文。

|在哥廷根这样的大学城，老教授一旦过世，他们的藏书多半会流入旧书铺，再过些日子，又会在另一个教授或学生的书橱里寻得一席之地，如是流转不息。

社交媒体日渐发达，总留给人一种印象，现在的人越来越不喜欢读书了。我对这一看法并不十分认同。恰是因为有了社交媒体，普通人可以分享自己的状态，而淘书一族则尤爱晒书。其中自然也不乏附庸风雅之辈，但却也让我更加确信吾道不孤。前几日，偶然在一个年轻人的微博里看见几帧照片，我一眼便认出了其中一幅图里的书店，勾起了数年前在这里淘书的回忆。

那是一家旧书店，位于德国小城哥廷根的老城区。许多中国人知道这座城市，或许是因为季羡林先生曾在此留学的缘故。据说季先生在朗润园的家中坐拥书城，其中有一部分是他从德国带回来的，从《留德十年》这本书里看不出多少季先生远游的经历，想来这批德文书籍中的大部分应该是他在哥廷根时置下的吧。书中季老自述，常常节衣缩食购买图书。同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傅斯年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而远在牛津、家境优越的杨宪益则不同，购书豪掷千金，凡经书肆必出手，其势堪比风卷残云。这一代学人都已故去，季先生的书都归了北大了吧。杨先生也卖了大批藏书，剩下的带回国内，后来竟毁于一旦，到了晚年，架上的书也任朋友们拿走。陈先生在生活窘迫时卖了一大批藏书。而孟真先生在抗战期间，也变卖过藏书度日或接济友人。

书与人一样，聚散无常，很多人不免感慨。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这一聚一散，才使那些旧书店存活了下来，也让新一代的书蠹们能够觅到食粮。记得《查令十字街84号》书里有一封店员回给海莲小姐的信，说弗兰克先生到乡下收书去了。董桥先生的书话里也常有与书商朋友去人家收书的场面。在哥廷根这样的大学城，老教授一旦过世，他们的藏书多半会流入旧书铺，再过些日子，又会在另一个教授或学生的书橱里寻得一席之地，如是流转不息。

我就在老城的几家书店里买到过这样的私藏，并非什么珍稀版本，扉页上会有签名或藏书票。翻开书，有时候会闻到或浓或淡的香烟或雪茄味，我对此倒不反感，甚至觉得透着这气息与它的旧主人神交了。也有人不喜欢，因此网上的旧书店往往会在书品的描述中添加“主人吸烟”（aus Raucherhaushalt）字样。不仅如此，夹在书里种种物件也都留下了主人一生的鳞爪，诸如当做书签的旧火车票根，寄自友人的明信片，与此书有关的剪报，干枯的花瓣……凡此种种，我一概予以保留，将其视作主人生命的延续，让他与自己的书相伴。

在小城两年间，我见到过的最有意思的一批旧藏来自ExLibris书店。喜欢藏书票的人对这块招牌的意思不会陌生。一天从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出来，照理拐到附近的这家旧书店里逛逛。进了店门，只见老板正埋头整理一摞纸箱里的书，他见我进来，忙对我说，这里或许有你喜欢的书。原来这是从一位汉学家那里收来的书，我俯身一本本地取出翻阅。从年代来看，这些书大致出版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多与中国现当代史有关。其中以“文革”文献最多，既有德国学者撰写的专著和国情报告，也有译自英美法日等文字的著作。从学术角度看，这些作品有些过时了。受条件所限，当时这类著作所能依据的资料多为中国官方的报章和公告，以及少数能够进入中国的外国人的报道和口述。倒是两本法国人写的旅行报道颇为有意思，算是一手材料，里面记录的事情颇为生动鲜活，因为是异域之眼，所以观感和评论也有独到之处。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德国人编译的“批林批孔”文章汇编，还选了一些当年丑化儒家突出法家的漫画作品。除此之外，我还挑了一本德国政府组织编写的中国概况介绍。按理说，这些内容也过时了，但撰写者却多是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例如鲍吾刚，傅吾康等人。他们在有限的篇幅里，将自己承担的章节写得简洁明了，真是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因我藏书的旨趣并不在此，因此这几百本书里，我也只取了上述四本。付账时，老板颇为失望，说他去收这批书时也是一时冲动，虽然出价不多，但这些书题材过于狭窄，不知何时才能销完。我劝慰他，总有人会识货的，而且会介绍些大概对此感兴趣的朋友来。他苦笑几声，也不多说了。

隔了几个礼拜我再去，老板兴冲冲地对我说，有人将那批书一本不剩地买走了。买家是一个外地的民间学者，辗转听人说起有这批旧藏，专程来此访书的。我便说，您毕竟是行家，还是有眼光的。这话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来他经营旧书店有年，书的价值还是懂的；二来他本人就是学历史出身，以研究历史世界地图的论文获得博士，正式进入旧书行业之前，曾在著名的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工作过。书店主营历史和文化类图书，其中尤以地方史志见长。

在他那里最满意的一次收获是汇校本的《海涅全集》，这是德国目前最好的版本了。主编是德国的海涅研究权威Manfred Windfuhr教授，因其在杜塞尔多夫大学任教，而此套全集又是该市立项的重大项目，因此该版本被学界称之为杜塞尔多夫版。主编曾于上世纪末来北京大学参加国际海涅大会，而此次大会的主持者正是国内海涅研究和翻译的大家张玉书先生。我记得在招待宴会上，张教授在台上大段引用海涅的作品，还即兴邀请台下的Windfuhr教授和几位日本同行一同上台，唱起了根据海涅诗歌创作的歌曲。到了后来台上台下的中外与会者齐声合唱，此情此景给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此套全集历经24年才最终出齐，早已绝版。与早年间国内出版巴金、茅盾文集相似，德国此类经典作家的全集往往是陆续出版的，并非按照卷目依次出版，学术机构、图书馆或个人与书店约定购买全套，新的卷目问世，书店便会联系顾客取书。有些文集前后拖个几十年也是有的，说不准书未出齐，订购人已不在人世了。待全套出齐，之前的某些卷册就已经无法买到了，出版社也不保证会重印，因此真正拥有全套的个人藏家其实很少。像这类具有巨大学术价值的会校本或评注本，单卷的价格就令人咋舌了，而全本一旦流入旧书市场，其价格往往极高，即便是研究者也未见得会购买。而且此类书籍，一般大学图书馆都会购置，师生借阅起来也很方便。

书店里的这套文集也残缺不全，是老板从一位老先生家里收来的。原本是要整体出售的，但经不起我软磨硬泡，老板答应拆散零售，但单本价格略有提高。算了一下倒也可以接受，于是挑了我中意的那几卷，其中就包括《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记得上大学时，第一篇用德语写的学期论文就是关于这首长诗的。当时手头只有图书馆借来的一本插图本，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就演绎出一篇文章。至今想来，真是可笑。而眼下的这卷，却厚达数百页，包含文本、校勘记、版本考证、评注、资料汇编。这一册里，凝聚着几代研究者的心血。这一本书拿在手里，心里特别踏实。可转念一想，人家都研究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还能做什么呢。思至此，不禁颓然。幸好当年没有这本书，否则论文倒不知从何下手了。那时候真是无知无畏，觉得满纸都是心得。

之前还在他家买过一套伯尔纳的全集，字很小，印在道林纸上，平装小开本，装在函套里。伯尔纳与海涅一样是犹太人，后来受洗为新教徒。定居巴黎后，起初与海涅交情不错，后来彼此间产生龃龉，渐行渐远了。他结合时事写的杂文和报道在当时风行一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巴黎书简》。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去读他的作品了。此套全集出版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战后德国社会的重大变革时期。在社会左转的氛围下，作为民主派的作家伯尔纳因此而短暂复兴，因而该全集也可以视作历史标本。此后再也没有人整理过伯尔纳的大型文集或全集了。这书在旧书店里难得一见，能在此偶遇，十分开心。也正因此书，老板才主动攀谈，问我何以知道此作家。我如实相告，因大学时修欧洲及德国文学史课程，当年的教科书里对“进步作家”施以浓笔重彩，作为“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旗手之一，伯尔纳当然被划归此列，所以印象颇深。因海涅喜欢海涅，而读他的名篇《论伯尔纳》，从而对其人其文更感兴趣。之前买过一本前民主德国出的一卷本选集，颇为喜欢他的文字。此次见到全集，岂有不动心之理？

听到此处，老板感叹道，这套全集在他架上放了许久无人问津，竟然被一个外国人买走。于是又说了些现在年轻人不爱读经典之类的话，是那种旧书店里常能听到的口吻和哀叹。与大多德国旧书店主一样，很少主动搭话，但顾客若愿意跟他聊聊，倒也乐意奉陪。有一个落雪的冬日，我去他店里，许久只我两人。他问我要不要喝杯咖啡，我说可以，便坐下与他聊了大半个钟点。这是唯一的一次长谈，之后再去，依然只是淡淡地打招呼，他做他的事，我翻我的书。老板不在时，他读大学的女儿常来帮忙，总是自顾自地盯着笔记本电脑，忙着功课，只在付账时与顾客说声谢谢，并报以甜美的微笑。
    

离开哥廷根那天，我拖着行李箱路过书店，本想进去告个别，但门上挂着“临时外出”的牌子，于是只能不辞而别了。三年后，再次来到哥廷根，进了店照例问候，但他显然已记不得我了。但此后仍旧隔三差五去店里，又熟悉起来。我终也没有提起自己就是三年前那个常客。书与人，皆讲究缘分。因为书，跟同一个人可以认识两次，难道不也是缘分么？

本文刊于2016年8月26日《文汇报 笔会》，原题《哥城书缘》。

笔会“青春人文读本”《把信写给埃米莉》，与笔会2015年文萃《重要的时刻总是那么软弱》，两书崭新出版，第一批专供上海书展。

约九月上旬，可在各大书店及网站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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