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力丨刘建军：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形态

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形态

文 / 刘建军

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信仰。它具有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久远得多的历史。人们通常将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的创立当作这种信仰的产生，是不够准确的。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前，共产主义信仰作为一种人类自发的信仰现象已经断断续续地存在了数千年。马克思并没有创立共产主义信仰，而只是为这种久已存在的信仰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从而完成了共产主义信仰从幻想到科学的转变。考察这种共产主义信仰的前史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不懂得共产主义信仰的过去就不能真正懂得这种信仰的现在以及未来。本文无法全面系统地考察这种信仰前史，而只是以共产主义信仰的核心要素共产主义理想为主轴，考察这种社会理想的历史性存在和所经历的历史形态，并延伸性地考察它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至到现在的理想呈现。无疑，这对于我们今天科学理解共产主义理想的来源、性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共产主义理想作为原始人类的种族记忆和集体无意识，始终潜藏于文明人类的心灵深处

我们考察共产主义理想应该有全人类的立场和眼光，并以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为背景。不错，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但这个理想并不仅仅是与共产党人有关而已，它实际上是有着更为广泛和久远的历史与文化上的意义。它不仅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也是全人类的梦想，尽管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有意识地反对这一点。而且，它不仅是近现代以来人类的梦想，而且是全部人类文明史中都始终存在着的社会梦想。这些可以通过我们的理论思考和历史研究而得到证实。

共产主义理想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欲探求它的源头，必须逆着人类历史的来路不断地向上追溯。这样，就可以一直上溯到人类文明的源头时期，甚至可以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相衔接。由此可以发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孕育是在原始社会。人类的历史至今大约200多万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文明社会只占不到1万年的很微小的一个部分。而原始社会则占据着199万多年的历史岁月。原始社会，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方面来说，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正是这一漫长的共产主义童年，给人类心中埋下了一颗共产主义理想的种子。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童年时期对其一生有着重大的影响，成年人生活和精神中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有童年时期的根源。这种根源性影响是强大的，但又是潜在的，常常并不为人们所知。心理学家们通过对个体心理创伤的研究，揭示出童年时期人生印记的极端重要性。其实，童年对人的精神心理的影响是全面的，而心理和精神的创伤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很广泛的内容，其中也包括一个人的渴望、向往和理想。一个人对理想自我的想象，对理想伴侣的寻找，对理想家庭的期待，以及对理想社会的描绘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童年的生活经历有莫大的关系。因此，欲了解一个人的理想，不应只是向着未来去张望，还应该返回过去，从其童年时期的经历中寻找线索。

恩格斯早就说过，人类的个体发育和种族发育有着相似性。这当然并不是他忽发奇想的结果，事实上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些科学部门比如医学、生理学和古生物学等的研究结果。人们发现，人类的胚胎变化形态与地球生命进化和人类形成的过程十分相似，而一个人类个体的成长史又与整个人类的历史有其相似之处。从那时以来，人类的科学有了更全面快速的发展，有一些与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有关的科学发展起来，它们并没有推翻而是进一步证实了个体发育与种族发育的相似性。正是基于这样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把个人的成长史与人类的发展史联系起来，用人类童年时期的经历来理解人类成年时期的理想追求。由此我们可以说，漫长的原始共产主义岁月在人类心灵上打上了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记，并成为后来人类对理想社会想象的最初原型。

人类社会的童年即原始社会的漫长性，与人类个体的童年时期的漫长性是相对应的。人类起源于动物，但人类个体则有着比其他动物都漫长得多的童年时期。一些哺乳动物一生下来，就可以站立，过一会就能行走。但是人类的婴儿出生以后则完全没有这样的能力，它需要有若干年的发育和学习的过程，才能走向成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动物比人类要高明，是赢在了起跑线上，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正是人类个体这一漫长的幼稚而不定型的时期，为人以后的成长积聚了极为强大的生长能量和资本，造就了人类这一超级智慧的物种。同样，人类社会漫长的童年时期即原始社会，也并不是白费光阴。它其实是在积聚人类社会生长的能量和最初的资本，也是在孕育人类的精神和心灵世界的最初轮廓。正是由于童年时期打下的这些无形的基础，人类社会后来的发展才是加速度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社会人们一代又一代的共产主义生活，已经把共产主义理想的种子埋植在了原始人类的精神和心灵世界的深处。

经过漫长的酝酿和积累，人类终于走出了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轨道，这当然是人类迈向未来的最伟大的一步。而文明社会用另一种说法，是私有制社会或阶级社会，是充满着阶级对抗和冲突的社会。因此，私有制的观念，阶级和等级的观念，矛盾和冲突的观念等，占据了人类的心灵。特别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延伸和发展，私有制和阶级观点日益强烈。但是，人类童年时期给人类心灵打上的深刻印记是会不消失的，它只是冲淡了，或被掩盖了。被压抑进了人类的无意识之中，成为人类种族记忆。这种种族记忆和集体无意识深藏于人类心灵深处，成为人类不灭的历史记忆。私有制社会的观念和体验当然会掩盖和弱化这些记忆，但只要我们记住人类私有制社会存在的时间与人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相比短得完全不成比例，就会知道它不可能使原始的印记归于消失。在私有制社会中，在阶级对立的生活中，人们平时感觉不到这种原始印记的存在，但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现实刺激下，一些心灵敏感的思想家，就会深刻地感受到原始共产主义的记忆，并在显意识层次中形成对理想社会的描绘和向往，有的甚至会有实际的追求和行动。

二、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文明社会初期人们的历史回忆，被安放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黄金年代

如果说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给人类心灵打上的印记是共产主义理想的久远根源的话，那么它最初呈现出来的萌芽形态，或最早的共产主义理想则出现于文明社会的初期，即奴隶社会，它表现为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回忆和思归情绪。

奴隶社会是人类第一个文明社会的形态，在这个社会中人类的文明程度比原始社会有了巨大的提高，农业、手工业发展起来，艺术得到发展，科学开始萌芽。这当然是一个更进步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其中奴隶主阶级和奴隶处于对立的状态，奴隶失去做人的资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整个社会共同体内部充满着斗争和冲突，这在原始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原始社会中当然也有战争和较大规模的族群冲突，但那主要是发生在不同社会共同体之间，比如部落之间。而在共同体内部，比如在氏族内部、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内部等，还都是原始和谐的关系。于是，奴隶社会的一些人发现，他们所处的社会似乎还不如从前好。于是，他们想起了原始社会时的生活，并把那个那时的生活加以理想化，作为自己的理想寄托。

我们从人类早期的文化中，很容易发现一些将原始社会后期理想化的倾向。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经典《礼记•礼运》中有一段十分精辟的对理想社会的描绘：“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大道之行”的时代是在遥远的过去，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实际上是原始社会后期的情形。老子所想象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也是对久远之前生活的追忆。

在西方社会早期，也有这样美化甚至追求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现象。希腊奴隶制时期的大思想家柏拉图创作了《理想国》这一名著，其中就描绘了包括公有制在内的理想国家。尽管他并没有把这个理想国放在久远历史上的过去，但可以设想他的思想灵感也是来自于史前人类的社会生活。因为他处于奴隶社会阶段，他既不能从未来的穿越中吸取灵感，也无法从奴隶制现实中得到正面的启发，而只能从人类的过去中，从对久远过去的历史记忆中寻找思想灵感。因此，可以说他的理想国打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印记和影子。古希腊罗马时期有的奴隶起义，到山上去建立什么太阳国之类，想过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最初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且，把原始社会的生活状态看作人类的理想状态和黄金时代这样的看法，不仅在早期文化中存在，而且在近代西方也曾有很大的影响。不少学者在阐述自己的社会理论时，都假定了一种过去的理想状态即原始的黄金年代作为自己理论的历史前提，并从此出发来描述人类历史的发展。法国的卢梭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代表。他认为人类最初在原始大自然中的生活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后来这种状态遭到破坏，因而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人类社会退化的过程。这样的一种观点当然说不上多么科学，但它代表着一种比较普遍流行的社会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文明社会初期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面向未来的，而是面向过去的；它不是对未来的描绘，而是对过去的回忆；它不是在理想引领下大胆地迈向新文明的未来，而是力图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熟悉而温暖生活中去。这种把理想图景安放在过去，并把理想的实现看作是返回到从前时代的心理模式和思想逻辑，是我们今天的人们难于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普遍所持的是社会进步的观念。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和要求古人，不能用我们今天关于理想及其追求的时间向度去硬套古人。把理想放在未来，画一个从现在到未来的箭头，以明确自己理想追求的时间向度，——这并不是天经地义的理想逻辑。事实上，这种面向未来的理想追求，主要是在近代以来才形成起来和固定下来的，因为正是近代以来的工业发展确立起人们社会进步观念的共识。而古代的情形不仅不同，而且就早期人类社会的情况看，是正好相反的。那时的人们是把理想的社会放在过去的，是画一个从现在到过去的箭头。这在当时是非常正常的。

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去体会文明社会早期人们的心理，就可以想象：一方面，人们在迈出离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故园家乡的关键一步时，还是会有些惶恐不安的。人们既会为新社会的文明成果所吸引，同时也可能被新社会的阶级冲突所吓退。事实上肯定是有一部分人对新社会的现实不能适应的，他们觉得新社会是危险的，应该回到过去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就会回顾历史来路，并把历史上的生活场景理想化，作为自己向往和追求的境地。另一方面，那时人类刚刚走出原始社会，对原始社会的印象和记忆还十分清晰，因而比较容易形成理想的图景。因为人们对理想图景的建构通常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具备可资参考的想象的蓝图，使人们能够据此形成对理想图景的美好想象，二是人们在想象美好理想时能够带有一种真实感。这两点对于刚刚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来说都是具备的。他们对于刚刚离开的原始社会的生活场景是熟悉而清晰的，这些深刻的印象就可以成为构建理想图景的蓝图和资源；同时，刚刚成为过去的生活样态对他们来说具有天然的真实感，是不会怀疑其真实性的。

产生回归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对那时的人们来说，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并不是空想和幻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是刚刚成为历史的昨天的现实。还有什么比刚刚经历过的事情更真实呢？而且，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并不是某个人或少数人的经历，而是所有人共同的经历和经验。这样的共同经验和历史记忆是一种强大的精神现象和精神力量。所以，人类的奴隶社会尽管距离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最远，但却距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最近。人们虽不能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吸取理想信念的灵感和动力，但却完全可以而且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即人们从刚刚成为过去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吸取理想的灵感，并在那里安顿了自己理想的家园。

三、共产主义理想作为幻化的目标因素，渗透性地潜存于宗教天国的向往中

尽管早期的人们以为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事情，但事实上，真正地回去是不可能了。即使社会的某个局部比如一定的社会群体可以按原始共产主义的原则来生活，但整个社会则是不可能返回原始社会的。特别是人类社会已经走上文明演化的轨道，正在开始加速度地向前延伸与发展。私有制文明日益强大，并显示出自己特有的魅力和强制力。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已经成为社会常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重新回归原始的生活呢？事实证明，以返回原点的方式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不可能的。

于是，人们需要调整理想追求的向度和模式，因为无论怎样，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问题只是在于重新寻找安顿理想的平台。其实，这个平台正在出现，而且似乎天然地符合人们的这种要求。这就是宗教的兴起和宗教天国理想的形成。宗教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精神现象，它以神话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世界观和理想追求。在原始社会就有宗教的萌芽，表现为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偶像崇拜，但它的体系化的发展是在文明社会中逐步实现的，并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在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甚至一统天下而成为欧洲社会的唯一精神支撑。正是随着宗教的发展，其天国理想日益成为人们的理想向往和追求。于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情愫，逐步融入到宗教天国的想象和描绘之中。

我们知道，凡是宗教都会有其天国或天堂。它寄托着宗教信徒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是人们理想追求的一种形态。所谓是“天堂”当然是在天上的，而不是在地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严酷的现实一再宣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于是就把理想转到了天上。那么，宗教的天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宗教经典里面描绘也并不真切，而且其实很少有具体的描绘。但大致说来，无非是一个与现实的人间完全不同的神灵世界，是一个美好而完善的世界。而它的美好，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命的永恒，即消除了肉体生命的生老病死；二是生活的幸福，即永生的人能过着美好的生活。这两个方面是相互支撑的，因为幸福而短命是极大的遗憾，而没有幸福的永生则没有价值。在宗教天国这两个方面的优越性中，特别是第二个方面中，就寄托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成分。

一般来说，宗教天国的描绘侧重于第一个方面，而且它的处理方式是以灵魂不朽的方式来解决人生的有限性问题的。在这方面，所能寄托的共产主义理想因素是很少的，因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是现实的人生的美景，而不是没有肉体的灵魂的处所。相比之下，通常被人们忽视的第二个方面的描绘中，蕴含着较多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自发因素。伊斯兰教中说过，在天园（即天堂）里，河里流动的不是水，而是蜂蜜。这其实就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意思。基督教中讲，在天国实现的时候，小孩和毒蛇在一起玩耍。这其实就是讲人与自然的和谐。至于宗教中宝剑铸成犁头的说法，其实就是指消灭战争。而人人都是兄弟姐妹以及无条件的爱的说法，无非是指社会成员间的和谐关系。恩格斯晚年写过《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把原始基督徒与现代工人阶级做了对比，认为有一定的相似性。基督教最初也是被压迫者的宗教，被压迫者的心愿和梦想是相通的。而且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谈到德国农民起义时，赞扬了革命神甫托马斯•闵采尔的纲领，认为是一种基督教共产主义。

在此不能不谈到基督教天国的分化，即除了天上的天国外，还有一个地上的天国，即“千年太平天国”，指在人类的灵魂集体升天而进入天国之前，在地上先有一个持续一千年的世俗的理想社会，它是由耶稣建立并领导的完善国家。相比之下，这个地上的天国更适合于寄托人们的社会理想，特别是共产主义理想。托马斯•闵采尔想建立地上的千年太平天国，就提出和采取了一些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政策和措施。而千年天平天国的中国版，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是要在地上建成千年太平天国。他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纲领，也带有农业社会主义色彩，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成分。此外，历史上的许多宗教团体，也都实行财产公有的原则。

而且在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兴起的过程中，也曾有些革命者以宗教的语言和方式来传播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比如比马克思略早的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就是把共产主义学说称为“贫苦罪人的福音”，并以传教的方式来宣讲共产主义。他用“天国近了”这样的说法，来表示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理想。当然，这样的做法受到了马克思的尖锐批判。因为宗教是颠倒的世界观，宗教的天国理想是人间社会理想的异化和变态。共产主义与宗教在原则上是根本对立的。宗教天国中虽然包含着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很不明确，而且往往被扭曲。因此，重要的是要把共产主义理想因素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使共产主义运动摆脱宗教的外衣和束缚，并按照现实世界的逻辑而非虚幻天国的逻辑来追求共产主义目标。这正是马克思对魏特林进行尖锐批判的原因。

四、共产主义理想作为社会想象和文学描绘的理想图景，被安放在文明社会的边缘地带

在现实的阶级社会中不可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种铁的逻辑迫使人们把这种理想寄托在人类社会之外。宗教理想就是如此，但这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已经完全离开了人类社会和现实世界，陷入了鬼神世界的幻想。其实，此外，历史上人们还曾探索过一条途径，就是把这种社会理想寄托在人类主流社会或文明社会之外的某个地方，比如深山老林中、大海深处的海岛上等等。这些地方本来与主流社会相隔绝，但由于某种特殊的机缘而向现实的人们显现出来。这实际上是在人类社会主流舞台被私有制文明所占领后，在舞台之边缘来寻找共产主义理想存在的可能性。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存在过一些乌托邦的设想，其中也寄托着人们共产主义理想的情愫。中国封建社会有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中记述了一处世外桃源的理想社会。文中讲一位渔民，因迷路而无意中到了一片桃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很吃惊，待前行走到尽头，发现一座山，并且有一个山洞，他便舍船进入洞口。开始阶段洞口很狭小，只能一人通行，但走了几十步后，豁然开朗：原来这里有一个小世界。但见“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渔民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家家户户拿出饮食来招待他。数日后，渔民回来，并告知当地太守。太守遣人随其前往，但迷路而返。南阳高人刘子骥听说后，也欣然前往，未果而终。这就告诉我们，这样的地方只能处在文明社会的边缘，因而是找不到的。如果真找到了，就与文明社会相通，自身也就无法存在了。这当然只是一个文学作品，是陶渊明这位田园诗人诗集的序言，但是却非常有代表性，在中国文化中影响巨大。“桃花源”从此成为中国古人对理想社会的代称。围绕这一主题，中国文人创作了大量诗歌和画作。现在仍有画家以此为题作画，寄托自己的社会情怀。

其实，乌托邦作品在欧洲是更为普遍的。特别是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出现了海外游记文学这样的文学类型，其中就包括了许多描写大海深处海岛上的理想社会的作品。其中最典型也最著名的是16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写的《乌托邦》一书。该书原名为《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后世简称《乌托邦》，而“乌托邦”一词也由此而来，并成为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社会的指称。正因为如此，莫尔成为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上，系统总结了社会主义500年历史发展，就是以莫尔的乌托邦为起点的，从那时一直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托马斯•莫尔之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每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乌托邦设想。比如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德国人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以及英国著名哲学家弗•培根的《新大西岛》等等。这些乌托邦作品，都对自己设想的理想社会做了详尽的描写，其中原则性的内容大多是公有制、按需分配、人人平等相爱、社会和平和谐等。

所在这些都说明，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并没有断绝，而是被寄放到了文明中心舞台之外的社会边缘地带。因为在私有制文明正在发展和日益强大的社会里，共产主义理想图景是不可能在社会主流舞台中实现的，更不可能在全社会规模上成为现实。但是，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共产主义理想的成分可以在某些社会局部中得以存在和保留，特别是在距离私有制文明中心较远的地带。它说明，要想实现一定局部上的共产主义理想，就必须与私有制文明的中心地带隔绝联系，不然就会被强大的私有制文明所吞没。但是，只要这一理想仍然是处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处于主流文明之外，就说明它是脆弱的、虚幻的，因为人类阶级社会的文明会不断扩张一直到天涯海角。

共产主义理想就其本身的性质和使命来说，并不是社会某局部或角落里的理想，也不是某个人或少数人的理想，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它可以在文明社会的边缘或角落里保存自己的种子，但它自身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处境和命运。它接下来的存在方式，就需要回到社会文明中去，并占据社会文明的中心舞台。

五、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西欧先进民族的现实要求，被拉回到文明社会的中心舞台

在近代以来的欧洲，特别是西欧各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日益显露出自己疯狂本性和内在弊端，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了新社会的因素和对新社会的要求。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极大提高，产业工人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共同的阶级意识的增强，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汇合，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所有这一切，都日益明确地标示出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地带对共产主义的愿望和要求。这样，共产主义理想被从资本主义文明边缘拉回到这一文明的中心地带。

这种回到中心舞台的努力，最初无疑还是空想性的。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作家威廉•莫里斯的长篇空想小说《乌有乡消息》。小说描写了一位社会主义者做的一个梦，在梦中他发现自己已经生活在实现了共产主义的英国。他通过亲身经历惊奇地发现，旧时代的生活痕迹已经彻底消失，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上，贫富悬殊没有了，私有财产和货币消亡了，按需分配实现了。人人享有真正的自由，从事着自己热爱的工作，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这部小说表明两点：一是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寄托已经不是安放在大海深处了，而是安放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最核心地带即英国伦敦。这表明共产主义理想从幕后来到了前台，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二是尽管描写得很详细和真实，但其实只是一个梦，一个美梦。

其实，看一下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情况就可以发现，他们关于新社会的设想和想象都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基础的，都带有工业时代的特征。在他们看来，理想社会的实现是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产物，而他们自己也都提出了新的蓝图和变革的设想。圣西门提出过许多改革计划，傅立叶设计法朗吉作为理想社会基本单位，而欧文则在自己的工厂里，特别是在美洲移民区进行共产主义实验。这些都说明，这个时候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于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现实，它并不是海外飞来的梦想，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生发和升华出来的。从此之后，就不应再把共产主义理想当作什么海外奇谈，而是应把它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现实联系起来，看作人类现代文明的内生因素和未来的梦想。

六、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被安放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并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尽管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的兴起和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势力和可能性，但是人们都说不清它本身的性质和定位，以及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明确了共产主义理想其实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一种出现在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形态。而用社会形态的范式和社会形态更替的逻辑来看待共产主义理想，其形态轮廓和历史定位一下子清晰起来。这就是科学的魅力，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态度和理论来对待共产主义理想，将其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在共产主义信仰的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就是实现了这个信仰的科学化转向，并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在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历程后，在十九世纪中叶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创造，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从一种零星的、幻想性的、非科学的信念，变成了系统性、理论性特别是科学性的信仰。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深入研究，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为长期在历史上徘徊而找不到自己依据的共产主义信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根基。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为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找准了历史的定位。它告诉人们，人们渴望的共产主义理想境地，既不是在久远的过去，也不是在文明的边缘，更不在缥缈的天国，而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序列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这个社会形态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是资本主义的替代者，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所奠定的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社会。这个新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标志着人类历史进行一个新纪元，一种新的文明。

由此，人们深化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识，能够从社会形态的高度去理解这个理想。特别是能够从社会制度的层次和高度去理解和设想这种理想。以往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想象，主要是在于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幸福的状态的想象。因为那时人们对社会的结构和内在机制并不清楚，因而对未来理想的想象也是主观的，主要集中于人们的生活状况和主观感受。“社会制度”的概念还没有进入这个理想社会的描述之中。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不仅使人们能用社会形态的概念去理解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方位，而且可以用社会制度的概念去描绘共产主义理想的基本特征。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典作家那里，对共产主义理想基本特征的描绘不仅有社会状况和人们生活状况的方面，更有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规定。

而且，人们可以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上去理解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必然性。从此时开始，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才算是经过了科学的论证，具有了自己真正坚实的基础。以前人们主要是基于主观愿望、历史记忆来期望共产主义理想得到实现，或者是基于一种伦理的观念或道义的逻辑来论证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必然性。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理想是正义的，而凡是正义的就是必胜的，因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必然的。这样的论证虽然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有其积极意义，但毕竟是不够科学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从这种规律的必然性上去理解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特别是从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逻辑的发展趋势去理解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必然性。

马克思的历史规律性观念极大地坚定了人们对这一理想的信念，激发了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革命勇气和力量。这种历史规律性的观念具有辩证的性质，它与历史宿命论是绝然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让人们做历史的旁观者，袖手静等理想境地的自发实现，而且告诉人们，历史规律存在于人类活动之中，历史规律的作用离不开人类的有意识的活动，特别是由于认识到规律而自觉采取的符合规律的行动。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和规律的大变革，它能够促成特别是加速历史规律的实现。于是共产主义理想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目标。正是这一美好的理想，鼓舞着千百万共产主义者去向旧制度斗争，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而奋斗。

七、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人类社会终极性的理想境界，被安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遥远未来，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最终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人们在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上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对理想的实现设想得太近。在人们看来，它既然是下一个社会形态，而且资本主义已到了末路，那新社会就应该是即将到来的事物，是最近的事情。邓小平说过，革命者通常性急。确实如此，在他们看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就近在咫尺。这显然脱离了社会现实，超越了历史的阶段。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到二战后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中国，都在一定意义上犯了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急性病。在中国甚至还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现象。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党和人民急于亲眼看到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给党和国家的实际工作和人们的理想信念造成了损害。

当人们把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设想得太近而碰壁之后，就需要对这个理想重新进行历史的定位。这个重新定位的实质，是认识到这个理想的实现并不在眼前，而在遥远的未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首先在政策层面、接着又在理论层面逐步纠正那种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到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中，作出了明确表述，完成了共产主义理想历史方位上的调整。他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

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方位问题上有一个矛盾：它一方面是下一个社会形态，是紧接着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形态，甚至是在一定时期与资本主义相并行的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最终的理想社会，具有终极目标的属性。这二者在时间跨度上的位置是不同的。作为前者，它突出强调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的近期性，它的实现的迫切性和现实性；而作为后者，它突出强调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的遥远性和终极性。这两者看似矛盾，但又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片面强调其中的哪一个方面都有弊端。如果片面强调这个理想的即将实现的近期性，虽然有利于激发人们的信仰热情，但又容易发生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并在现实生活中导致危害。但如果把理想的实现推到极其遥远的未来，一味强调了它的终极性，也容易导致共产主义缈茫论，把共产主义理想当作一种可望不可及的乌托邦。因此，我们在研究和宣传共产主义理想时，应该辩证地处理这种关系。

同时，这样一个由近而远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时间的长短，而且影响到人们对这个理想的认识和想象。共产主义理想从一个近在眼前的政策性和工作操作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遥远未来的信念问题；从一个“实”的东西，变成一个“虚”的东西；从一个现实奋斗的目标，变成一种终极性的寄托。这样一种变化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思考的。一方面，要深刻认识这种变化的合理性及其边界，另一方面，又要根据这种变化，特别是借助于这种变化的契机来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建设。

我们要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基础的前提下，遵循理想信念形成发展的规律，充实和完善共产主义理想，展现理想的美好，使其焕发出自己理想的魅力。从科学的角度看，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和逻辑来研究它，用社会科学严谨的语言来谈论它，应该尽可能回避热情和想象。同时也要认识到，共产主义理想并不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它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而作为信仰问题，就可以而且应该用充满热情的语言来谈论它，用想象来描摹它，用价值观逻辑来看待它。如果只是把共产主义理想当作为一种科学问题，只是用抽象的理性来看待它，那么它也就不成其为理想了。

社会形态是客观性话语，而理想信念则是主观性话语。缺少客观话语的理想信念是虚幻的，而缺少主观话语的社会形态是冰冷的。应该认识到，当共产主义理想被界定成为一种社会形态从而找到自己的科学定位之后，并不意味着它就从此不再是理想了。其实，只要这一社会形态没有最终变成现实，它作为理想就始终存在。而只要作为理想而存在，就具有其相应的特点和要求。在共产主义理想问题上，正像在任何理想问题上一样，人们有权利投入自己的热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寻求心理的满足。如果说当理想即将实现的时候，即理想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除长期以来附着在上面的想象的光晕和神圣的光环，去除热情对它的影响的话，那么，当这个理想的实现被推迟到遥远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允许人们在这个理想上附加一些自己的想象和情感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理想对我们来说还是遥远未来的时候，还没有转化为现实的政策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只是从社会形态上去认识和想象它，而且也从一种终极的关怀上，从情感的最终寄托上去设想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理想就是科学和信仰的统一，理智和感情的统一，描述和想象的统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