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身体何以成为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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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中的“身体”

今天你点外卖了吗？

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方便快捷的外卖服务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黄色蓝色的制服、头盔和电动车组成了我们对外卖骑手的统一印象？为什么我们称他们为“外卖小哥”，而少见女性外卖员？为什么明明技术正在展示它取代身体的诸多可能，我们却在深夜抢菜约不到骑手时发现，身体的在场依然是技术系统得以运转和维持的

重要前提？

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曾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人类的交流中，身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缺席？在传播研究史上，身体一直是一个沉默的存在。长期以来，主流传播学更加强调意识主体而将忽略作为媒介的身体。随着新型传播技术的崛起，技术（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场景、人机互动界面等）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身体经验中，而既有的传播理论对新技术及其传播实践的解释力明显不足，学者们开始重新关注身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将外卖骑手从那通“您的外卖到了”的简短电话背后带到我们面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们，用他们的身体支撑了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它既是我们普遍理解的工具化的肉身使用，也是平台生产商业化数据的重要来源。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在平台语境下，孙萍、李云帆、吴俊燊将展示外卖骑手的“身体如何成为平台媒介的延伸”。新技术为身体和传播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但我们拥抱新技术的同时，还需要保持对于这种改变的批判与反思。

一、引文

2022年3月，上海疫情暴发，急速膨胀的订单数量和足不出户的隔离要求，使外卖骑手成为链接城市运转重要的“肉身基础设施”。2022年4月，整个上海约有一万名骑手急速地穿梭在大街小巷，他们用自己的“肉身流动”维系着这座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运转。

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缘起。在数字化急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传播学研究中一个有趣的悖论，即一方面我们不断地确证技术延伸、取代身体的诸多可能与未来想象，而另一方面却又发现当下的社会生产依旧离不开身体的在场和参与。可以说，技术制度所强调的“离身性”与社会生产所依赖的“具身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而既往的数字劳动研究虽然有力地阐释了劳动者的工作实践、劳动权益和参与情况，但是，作为参与主体的劳动的“身体”却很少出现在学者的描述之中。

劳动的身体是理解社会的一种渠道，也是构成社会生产本身的重要基础设施。随着近些年“身体”在传播研究领域的“再出场”和平台零工经济的崛起，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看到劳动的具身性和身体的在场。本文将以平台语境下的数字劳动为例，探究数字劳动人群的身体如何作为一种媒介化的基础设施，成为平台自身合法化与规制化的重要基础。当然，这里的“身体”概念不仅仅指代肉身，也指向社会文化、技术意义上的关系性身体。人类学家莫斯提出了“身体技术”的概念，认为“身体技术”先于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的工具技术，是人类得以生存和生产最基础的工具。在后续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会按照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来掌握使用身体的方法。在本文的论述中，身体不仅指代“身体技术”，更是一种关系性的建构，其中展现了平台资本、劳动者个体以及其他诸多社会关系如何以身体为场域，进行权力关系的互动、协商与抗衡。

平台零工的强势崛起依赖大量的“身体在场”，据人社部统计，当下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达2亿人，而物流配送等平台就业人员已超过千万人次。以外卖、网约车、代驾等为代表的数字化平台，正在形塑当下中国最具可见性的“肉身基础设施”。由智能技术和中介机构交互而成的物流平台，正在引导着成千上万零工劳动者庞大而又精确的流动、迁移、停滞与沟通。流动化的身体支撑了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具象语境下劳动人群对于时空、病痛、技术和个人抗争的意义生产。麦克卢汉讲，“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在智能平台的语境下，我们将展示“身体如何成为平台媒介的延伸”，通过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下的流动、交互与挣扎，来形塑数字劳动的基础设施特性。

具体来说，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在平台化劳动的语境下，身体如何作为一种媒介，形塑与平台规则、时间、空间等因素的交互？作为基础设施的身体展现出哪些特点？“以身为媒”对于我们回应当下的基础设施研究有何理论扩展的空间？

二、文献综述

（一）以“身”为“媒”

传统的大众媒介研究强调媒介的工具性、功能性与客观效果，将媒介性质框定为社会与国家对受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媒介”其定义因此具有了强行业性和强边界感，它通常被认为与符号、知觉、心理要素紧密联系，却很少与承载这些内容的身体发生关联。“去身体化”作为主流传播学的一个基本预设，不仅遮蔽身体的存在，更将身体视作需要被克服的障碍。随着近些年媒介化研究外延的扩展，媒介的定义呈现出包容、敞开的趋势，功能性、领域性的媒介逐步演变为讨论媒介变革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互动性关系。这为媒介概念实现其丰富性、反身性提供了理论想象的指引，也为媒介突破行业边界、容纳更为丰富的讨论议题提供了可能。

本文所要尝试论证的是身体的媒介化过程，即身体如何作为一种媒介，成为参与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梅洛-庞蒂、莫斯、福柯、布迪厄等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强调过身体的中介、连接作用。在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身体是一种基本位置图式，他主张以身体为核心建构一个连接时间与空间的情景世界。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他用身体图式（body schema）挑战了传统的身心二元论，将身体与心灵、意识与世界进行有效融合。莫斯的“身体技术”概念阐释了身体如何作为一种基本的工具存在于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之中。福柯重点探讨了社会机制对于身体的规训。布迪厄指出，意识具有表面性，需要引入身体来思考问题，因为身体带有“不言而喻的生存的倾向性”，这种无意识的“生存倾向性”创造了对于权力的盲从，并塑造了我们的集体历史。

在国内外的传播学研究中，身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时隐时现”的状态，但随着技术哲学和媒介技术实践的丰富，“身体”“具身”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一些学者基于“技术整体”的视角，在身体与技术的关系中把握身体的中介化与媒介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从具身传播的视角出发，聚焦身体与传播之间彼此改造的互构与互嵌关系。在此路径中，当前讨论多从认知科学与知觉现象学切入，以一种演绎性的探索，对具身性与传播研究中的身体观念进行反思。前者探究具身体验如何影响认知行为，关注传播中的具身和离身、身体的在场和缺席，反思并强调身体的重要性；后者将统一了“灵与肉”的身体作为考察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指出身体是在世存有的载体，是一个生物介入确定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其中的媒介，这赋予了身体以本体论与存在论地位。

例如，梅洛-庞蒂以盲人拄拐为例展示了习惯的获得是对身体图式的修正和重建，当身体习惯了拐杖之后，拐杖便从外部世界的工具身份中消隐，成为盲人知觉的一部分而进入现象身体的领域。此时，拐杖是盲人身体知觉的延展，是其认识世界的媒介，拐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肉身与拐杖共同组成了一个探索外部世界的媒介。伴随新技术的演进，社会交往中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极大地产生了改变，身体即媒介的想象愈发多元。例如，在后人类时代，出现了为技术所穿透、数据所浸润、能够连接虚实多重网络的智能身体——赛博人，这种“人-技”融合后的新主体正在变为一个“终极媒介”；身体和媒介正在合二为一，与媒介交融的系统化身体正在成为现实。

沿袭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及“灵肉统合”的观点，本文所论证的“以身为媒”强调身体作为一种关系性媒介在社会生产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此种关系性一方面强调了“肉身”与外围工具、设置的互适和匹配；另一方面也强调身体和身体的感知、认识共同作为构成本体的重要部分。

（二）平台、基础设施与身体

伴随着平台经济的强势崛起，媒介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话题。在过去的十年中，平台的触角日益细密，并依赖其强大的组织化和技术连接嵌入人的生命世界。一方面，“平台经济”促成了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代驾员、快递员等等大量新兴“零工”职业的出现，另一方面，这些灵活但普遍的工种正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劳动力组成。平台经济所构成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大多数由商业公司主导建立，却承担了诸多公用性、社会性的功能与职责。因此，平台经济也因为其特有的“公共属性”与“天然的私有化倾向”之间的矛盾而变得充满争议。

基础设施往往具有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双重特征，也即基础设施一方面包括构成它本身的物质特性，另一方面它与人类组织行动之间相互塑造。换句话说，人介入基础设施的建造、发展，基础设施也重构了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苏珊·利·斯塔尔在《基础设施的民族志》中强调，基础设施既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也是生态性的（ecological）。拉金也指出，基础设施是“使其他物质能够运作的物质，它所特有的本体论在于它既是事物，又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基础设施的研究要求我们不能把基础设施孤立起来，而是在其与人类行为组织之间的交互关系中来重新理解基础设施的生成。这也是杰弗里·博克提出“基础设施反演”（infrastructural inversion）的意义所在——“基础设施反演”“意味着既要认识到技术网络和技术标准的相互依赖程度，也要认识到其背后的政治运作与知识生产”。

对于平台这一基础设施，其作为权力来源的“数据化”，“不仅有赖于算法、技术和‘非人’（non-human）的自然资源，而且更关键和更密集地依赖于人类自身”。在这个意义上，“人作为基础设施”（people as infrastructure）为平台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它要求我们看到平台技术与劳动者之间的强烈依赖关系，“将劳动密集型按需平台视为由‘活的劳动’（living labor）生成的‘活生生的基础设施’”。因此，人的身体在平台研究中需要得到关注。在智能技术的语境下，身体的在场正成为技术系统得以运转和维持的重要前提。劳动者的身体如何作为平台运行的基础设施，存在着多方面的阐释。例如，它既是一种工具化的肉身使用，也是平台生产商业化数据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它更是能动的、充满反叛精神的关系性身体。

刘海龙等人提出“网络化身体”的概念，意在指明“被接入网络，成为网络延伸的身体”作为“人与网络可连接性的基础”，从而“关注互联网技术运作逻辑与身体的物质性（即肉身）和传播的具身性（身体在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平台语境下的数字劳动者的身体正呈现出“网络化身体”的特征，平台通过他们的身体弥合了线上与线下之间的界限，从而使外卖员的身体获得了双重的面向——作为信息的身体的数据化，作为物质的身体的移动性。“网络化身体”的概念正是要强调，行动者的身体打破了信息与物质的二元对立，作为信息的身体可以接入平台系统，作为物质的身体又可以逃逸数据化的控制。在“网络化身体”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人作为基础设施”的研究视角，以此关注平台劳动者身体在场、参与、流动、嵌入、反抗等诸多层面的特性，并借此反思和拓展数字化基础设施研究的理论与实证面向。

既往关于“基础设施反演”的研究着重分析人类行为与基础设施之间的张力互动，本文在“网络化身体”与“人作为基础设施”的结合点上，试图调转基础设施与人类的主-被动关系。我们将试图论证，身体如何成为一种城市化过程中的数字基础设施，或参与、或抵抗现有的平台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因此，“身体作为基础设施”并不仅在于描述数字劳动者何以在此过程中成为技术系统的“道成肉身”，更在于阐释劳动者依靠“网络化身体”所带来的过程性嵌入的表现形式。遵从梅洛-庞蒂的论证逻辑，文章将从主体性和关系性的身体出发，以此来探究身体如何参与建构、组成平台这一“权力装置”的过程。

三、研究方法

作者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研究对象是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外卖骑手。2021年5月至2022年5月，作者通过前期的田野关系和人脉积累，以滚雪球的方式招募外卖平台劳动者，其中外卖骑手共访谈25人（女性4名，男性21名）。他们主要来自美团、饿了么、闪送、美团买菜、叮咚买菜、达达等商业化配送平台。作者的田野调查点包括北京海淀区、朝阳区、房山区、大兴区的部分外卖骑手站点和餐饮商圈；上海虹口区、崇明区部分外卖站点；以及深圳龙岗区美食一条街。田野调查的经历包括与骑手一起送单，观察骑手在配送过程中的劳动实践、配送路线、交流活动以及等单、消遣娱乐等日常活动。

深度访谈以半结构的形式进行。主要内容包括受访者的既往工作历程、加入平台工作的原因、日常劳作实践和感受、对自身发展与平台的感知，以及个人化的叙事和故事。作者同时也会跟随受访者的讲述内容进行自由拓展，与受访者进行讨论。作者在访谈开始前告知受访者研究目的、研究内容、信息保密等原则，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进行访谈、笔记和录音记录。所有的录音后期都进行了转录和进一步的编辑。访谈结束后给与受访者相应误工费。每人次访谈的时间在90-150分钟。部分访谈者因工作中断访谈的，作者均进行了二次或三次回访。与此同时，三位作者及所在的调研小组，在2021年8月，于北京地区，在线下田野调查点和外卖骑手微信群发放调查问卷，共回收问卷1709份，有效问卷1616份。文章中使用的人名均为化名。

四、身体作为基础设施

（一）标准化与职业化的身体

外卖员的入职过程，可以被视为不断组装、延展职业化身体技术的过程。电动车、手机、头盔、制服、餐箱等物件，这些被逐渐附着在外卖骑手的身体周边，构成了外卖员这一职业标准化的身体。Mrázek进行基础设施研究时指出，基础设施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存在，而是一种需要被学习的“语言”，一种调整人的欲望和对可能性的感知的过程。基于此，本节试图分析平台劳动者通过塑造标准化、职业化身体，从而学习平台这一“基础设施语言”的过程，揭示外卖员的劳动与隐而不见的平台逻辑之间的运作关系。

首先，作为必需的劳动工具，电动车成为外卖员身体的延伸，“‘人’和‘电动车’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合为一体构成了物理空间的媒介移动端”。在跑外卖的过程中，电动车的驾驶存在“提速”与“降速”的矛盾，虽然国标电动车明确了25km/h的行驶速度，但是为了送餐的及时性和时效性，骑手对电动车的操作多是铤而走险。“通过限速线、电瓶、车身其他配件等的拆卸和组装，以及保温箱、手机支架等外卖员必备配送设置的安装，电动车从外观到内里都变得更加符合平台经济发展的逻辑，即快速、灵活、待机时间长”。快速、超长、负重的送单劳动，需要骑手不断改进身体与电动车的适配性，同时这也加速了电动车的损耗。除了平台公司在入职时配发的餐箱之外，外卖员都会在电动车操作杆加装一排挂钩，以在电动车便于移动的前提下提供更多的载物空间。

“我一车最多带15单，一个小小的电动车，前面后面全部挂满。整个车你都看不出来是个车了。”

“一年差不多要骑十来万公里，差不多一两年就该报废了，直接扔了，卖废品就行。”

外卖骑手延展身体技术的重要渠道是智能手机的使用。在入职的前几天，几乎所有的外卖员都需要进行手机使用培训，包括如何上线、抢单、看导航、到店打卡、转单等。手机的使用是形塑骑手职业化身体展演的重要工具。作为外卖员与线上平台系统之间的“视窗”，手机达成了平台对外卖员的“遥控指挥”。它一方面为外卖员匹配订单、规划路线、预测配送时长，另一方面也作为系统监控的终端，控制着外卖员的劳动过程。手机作为移动交互平台，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城市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相互交织，线上与线下连成一体”，在这里，身体嵌入了手机的虚拟场域，“耦合成为一个信息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做出的决策，又代表着人类本身与外界发生各种社会关系”。

除电动车和手机之外，标准化的身体带有鲜明的统一性和规范化。专职外卖员须每天穿戴印有平台公司标志的头盔、工作服，并在手机上完成职业装的拍照打卡。电动车、带有平台logo的头盔、颜色鲜亮的工作服和餐箱等物件，共同建构了外卖骑手的身份识别标准。当外卖骑手奔走、驻留在大街小巷，其职业化的身体装束本身成为了天然的广告商标，平台的存在借由外卖员的身体面向社会展示，反过来，外卖员的身体成为整个平台的符号化显影。通过外卖员的标准化身体，平台“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职业化的身体以及与其适配的装备、工具组装在一起，形塑了平台流动的可见性。与此同时，统一的、职业化装束因为外卖骑手在媒介话语下的污名化，也成为其被“区隔”和管束的身份认定。例如，一些外卖员在访谈中经常提到因为身着外卖服装，自己进入私人小区被保安阻拦、无法使用酒店客梯，或者在劳动过程中与路人、顾客争吵时受到的身份歧视。

作为高强度、重体力、超时长的流动性工作，“送外卖”的工作对标准化身体的考量充满了男性气质的主导。“外卖小哥”——这一性别化的修辞——构成了对外卖员形象的社会想象。而在招聘和租房广告中，“矮穷矬”“连续工作”“有房贷、有车贷、最好再有个私生子”“单身汉床位”等关键词，共同建构了平台想象中的工作主体——底层男性、急需用钱、有欠债、需要养家糊口。在日常的工作中，闯红灯、抄近道、爬楼、带重物等将外卖员构建为高度体力消耗与某种程度上的危险性职业。根据我们2021年针对北京地区外卖骑手的问卷调查发现，近50%的外卖骑手表示自己遭遇过剐蹭、摔倒、碰撞等交通事故。“加速”与“重体力”对于女性进入外卖行业构成了某些障碍，加入其中的女性骑手不得不征用或者顺从“送外卖”语境下的男性气质，将自己转变成“女汉子”“女强人”的形象，或者刻意消解自身的女性气质，将自我的身体建构成“方便送单”“更适合跑外卖”的形态。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女性外卖员都提到，在例假期间不会休息。随着加入外卖时间的增长，女性会放低对于身体、皮肤的防护。在性别的意义上，对于送外卖的标准化身体建构实际上是一个无性别化的过程，而对于女性外卖员来说，则遭遇着克里斯蒂娃所说的“花木兰境遇”——将自己扮演为男性，从而完成男性化的劳动。

“干外卖干得越长，越没心思顾及这些（指涂防晒）。”

“不怎么买衣服，天天穿外卖服，没什么机会。实在需要，送外卖经过商场的时候，进去拿一件。”

平台语境下标准化的身体契合了工业化大生产时期对于身体的统一规训，只是，与工厂生产不同的是，平台将标准身体的塑造从封闭生产的车间搬到了人人可见的、流动的城市空间之中。身体的空间性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些流动的身体在社会文化层面帮助形塑了平台的合理性存在，并将平台的基础设施化通过标准化身体的随处可见植入消费者头脑之中。外卖骑手作为平台“流动的广告牌”和负重前行的底层劳动者的形象因此得以建构，在平台市场的发展中，“送外卖”的身体被标准化，并逐步表现出符号化、商品化的倾向。

（二）病痛、区隔和“肉身电池”

无论在日常生活实践还是在社科研究之中，身体常以“隐在”“遮蔽”的状态存在，直至病痛之时方突显其在场。外卖员其身体在与平台和城市空间交互的过程中，承受了来自时空交互和职业风险等多方面的伤病与疼痛记忆，这些病痛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身体在城市空间中的实践图式。外卖员的身体在现实生活中直接和时间、空间相关联，正如梅洛-庞蒂所言，“我不是在空间里和时间里，我不思考空间和时间，我属于空间和时间， 我的身体适合和包含时间和空间”。外卖骑手围绕“赶时间”所展开的时空流动，常常会带来身体上意外的或者必然的伤害。例如，为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配送任务，或是尽可能多地送餐，骑手会选择负重、超速、逆行或闯红灯，身体与交通规则的“冲突”并不少见。根据作者2020和2021年的两次问卷，在造成外卖骑手伤痛的原因中，交通事故比例占五成左右，因工作导致的身体劳损占比也为五成左右。

“家里人最不同意干外卖的（原因）就是觉得不安全，容易出交通事故。我们也当然知道要遵守交通规则，但实际上路了，你就知道了，在这个规定的时间里，不闯灯根本送不到。”

“刹车的时候我伸出脚在地上，结果从旁边跑过去一辆摩托车，车架子划了我的脚，当时觉得没什么，到家之后脱下袜子，发现脚背肿得像鸡蛋一样。疼死我了。在家休息了一个周。遇到下雨天，脚还会疼。”

如果说交通事故给外卖员的身体带来的是突发的、直接的伤痛，那么由送外卖时间性职业特征所形塑的则是慢性的、长期的病痛经历，包括无法及时就餐引起的胃痛、长时间爬楼奔跑引发的膝盖劳损，长期暴晒引起的皮肤病、骑车吹风引发的关节炎等。

“我现在都还好，每天上班时间都相对固定（专送），六点起床了就先在家里吃个早饭，比在外面买便宜些。以前干众包的时候不固定，经常一天下来就吃一顿饭，弄出胃病来了……”

“最怕的就是送老式居民楼，都没有电梯的，不管是几楼，全得跑楼梯，时间长了我这个膝盖就不行了……年轻？年轻有什么用，该劳损还是劳损啊。”

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强调身体作为一种位置系统而与其他物体构成时间或空间关系，这种关系是运动中的恒在，即无论具体情形如何变化，活动的身体与时空的紧密关联始终存在。在这样一种以身体为核心的在场的时空关联中，外卖员其身体通过与时空赛跑和对抗，嵌入平台职业场景与城市适配环境，同时也对自身造成了伤害。当然，身体疼痛同时包含生理上的感知与心理上的感受。外卖员的劳动身体在空间中的焦虑和疼痛肉体的记忆，构成了身体在城市空间中的实践图式，隐喻了数字劳动者的职业身份认同与社会地位认知。例如，作为月收入同样过万的人群，白领阶层会在工作闲暇时刻选择到咖啡厅、奶茶店消费，但外卖员除了到此类空间用地中进行取餐行动之外，多半不会坐下来，将其作为一种身心享受。

“那就不是我们这些人去的地方……那是城里人去享受的地方，我们干外卖的怎么能一样。”

身体与认知的关系，不仅体现在身体认知和反思能帮助主体了解自身情况和嵌入所处环境，通过认知或意义的获得，还能够对身体进行规训，外卖员经由身体实践图示构建起这样一份职业身份认知，进而规训自我身体行动，带来相应城市空间区隔现象。来到大城市做外卖的骑手多为农民工群体，一度被外卖行业门槛低、收入高的特点吸引，城镇化的劳动实践令他们自动将自我划分为寄居于城市的边缘、底层人群，并以自我区隔的方式与城市市民进行边界划分。

为了获得更多收入，外卖员会主动地对身体进行商品化、符号化演绎，他们积极探索送单路线，以高速、密集的流动迅速熟悉配送点之间的线路链接方式，包括商家位置、取餐档口、换电地点、等单位置等。与城市相适配的过程是外卖员职业身体实践的必经之路。在此过程中，除了送餐劳动的价值生产，外卖骑手也因为身体的数字化流动而进一步创造了自身网络化的身体。系统导航与数字地图将外卖员的身体分割成了同步行进的分属于平台与城市的两个部分，并经由手机这一“视窗”，同步地塑造了“表现的身体”与“再现的身体”。通过手机与后台算法系统的连接，平台利用骑手网络化的身体来吸收其流动劳动过程中的身体化数据，并通过深度学习与态势感知来优化自身的算法系统，进而更大程度地实现系统运转的优化和对骑手的控制。众包骑手阿梁说：

“系统是会学习的。最开始跑外卖的时候，比方说到这样一个地方，系统给你规划的是一个路线，但是我们知道怎么走更近，好，等我们多走几趟，下次系统给你规划的直接就是更近的路线了。”

外卖员的城市身体实践作用于城市运转，也作用于算法系统的优化升级。换句话说，外卖骑手数字化的流动实际上创造了双重价值：送单服务价值和数据生产价值，这在更深层次上显示了身体场域下技术、劳动与平台资本的协商与博弈。在平台资本主义的语境下，骑手的身体转换为“肉身电池”，通过自身的流动源源不断地提供“数据燃料”，从而帮助实现平台的运营与发展。平台背景下的时空文化是一种总体性制度，强调个体在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时空文化规则中的“无可逃逸性”。

（三）身体意义再生产：作为抗争与协商的场域

“身体作为基础设施”的视角，并非在机械唯物论的意义上将外卖员还原为平台基础设施的一个终端——“非人”，而是要求我们重新回到身体——从人的身心感知出发追问，平台与身体的交互之间存在的张力、边界与限度。它一方面阐释了劳动者的身体被工具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身体的自主，能够在劳动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在平台劳动的身体场域中，控制与抵抗、规训与谈判共同存在，“基础设施反演”的可能始终与劳动者的工作实践相伴随。

田野调查发现，虽然送外卖的工作十分个人化和零散化，外卖员仍旧会基于“配送员”这一职业的共识而形成联结和群体想象。例如，一些外卖员，尤其是闪送平台的骑手，会相约穿着工作服一起聚会、爬山、唱K，并在集体活动中通过统一的“服装展演”来呈现彼此的连接与认同。在深圳龙岗区跑单的女骑手小徽，每周末都会参与站点的女性骑手KTV唱歌活动，并在朋友圈发布所有人穿着统一服装的笑脸照片。北京海淀区跑闪送的陆大哥，每隔两周就会组织“骑手摩友团”，去北京远郊骑行，并在抖音、快手发布骑手统一着装、骑摩托车的“酷照”。

外卖骑手所形塑的“职业文化”在某些方面类似曾经出现的“杀马特”文化。不同的是，“杀马特”通过脱掉制服、染发纹身来强调自身的独特，而外卖骑手却通过再度穿上工作服，将被标准化的身体重新转换为自我命名。但是，这种标准化身体的展现并不同于前文所论述的被统一规训的身体，而是经由骑手集体改造、生产的、带有全新意义的身体。平台的工作服与传统工厂制服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意义差别，在骑手的认知中，平台化下的身体自由、灵活、能够自我主导、拥有强烈的自主性，而工厂中的身体则更加受训、顺从、无法自我决定。

在性别化的劳动实践中，女性骑手会利用“性别工具箱”，通过性别化的身体语言应对送单劳动中的困难。女性外卖员逐渐掌握两种性别气质带来的不同效应：男性气质代表一般化的从业资质与工作能力，女性气质代表稀缺的性别身份与“弱势地位”，因而她们会判断不同的劳动情境进而“操演”不同的性别气质：每当需要展现工作能力时，她们就从“性别工具箱”中提取出“女性的男性气质”作为工具；而当某个情境下“柔弱、稀缺、不得已、令人同情”的女性气质更加奏效时，她们也会毫不犹豫回到传统的女性身份，从“性别工具箱”中获取女性气质的工具。

“当客户看到你是一个女外卖员时，就会变得更温和礼貌。”

“那些男的外卖员遇到客户刁难时，常常会和别人吵架、顶嘴，但是我不会，我都是尽量温和，好好地和他们沟通。”

对于所有外卖员而言，他们与平台的关系既相互合作，又斗智斗勇，在日常劳动中他们并不总会遵从线上指示，除此之外，还会研究算法的漏洞、账号上下线的切换、利用作弊软件抢单、闯红灯、抄近路等，不断拓展自身“反规训”的空间。比如，不止一位外卖员在送餐的时候，会根据自己对城市空间的了解选择导航之外的路线，或者根据建筑具体情况调整系统安排的送餐顺序。很多骑手都会提前点送达按钮，或者在单量过多的时候关机、开“飞行模式”从而强行断开与系统的连接。由此可见，“网络化身体”在平台劳动中“同时扮演着修补和对抗现代互联网技术和制度漏洞的‘补丁’和‘病毒’”，外卖员的身体实践不断被平台收集进行数据化，成为平台系统的“补丁”，不断地修复算法的漏洞，从而强化系统对身体的控制与规训。但同时，尽管大多数时候外卖员的身体作为“补丁”而存在，但有时仍旧会通过身体的物质性从系统中“逃逸”出来，从而作为“病毒”反抗系统。

外卖员大刚提到自己偶然发现系统漏洞的经历：

“有个骑手手机摔碎了，我就试着用我的手机登他的账号，竟然登上了。我就发现了这个‘漏洞’。我拉了一个群，每天抢单的时候，我们就随便抢，然后在微信群里按照自己的区域分配订单，相互帮忙送单。比方说，有一个单他来不及送了，我就用他的账号帮他送。”

通过身体的在场与缺席，身体与系统接口的切换，外卖员强调了自身的主体性和超越平台规训的可能。同时，在大刚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工作APP之外的社交媒体（微信群）对于骑手获得主导权的重要性。不仅于此，随着手机带来的多平台交互模式，外卖员开始通过“异域流量”来为自己争取同平台谈判、协商的机会。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我们都可以看到身穿外卖工作服的骑手记录自己的劳动过程、发布简短感想、下班后直播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等，此间，标准化的身体以带有反抗性的姿态出现，形塑了异域的“流量对抗”，从而完成了属于数字底层新的媒介形象的生产和自我指认。

五、结语

回到我们的研究问题：在平台化劳动的语境下，身体如何作为一种媒介，形塑与平台规则、时间、空间等因素的交互？作为基础设施的身体展现出哪些特点？“以身为媒”对于我们回应当下的基础设施研究有何理论扩展的空间？基于访谈与问卷调查，本文阐释了平台劳动者如何通过身体标准化、职业化的建构，进而使得媒介化的身体成为基础设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关注劳动身体的体验、感知与认识，本文呈现了在身体场域中，作为劳动者的身体主体与作为“权力装置”的平台之间的交锋、互动与角力。

首先，通过组装、延展身体，劳动者把自己标准化的身体嵌入平台系统之中，并成为隐而不显的平台基础设施的肉身展演与商品符号；其次，在工具化使用身体的情境下，围绕平台劳动者的肉身病痛、身份认知和“人肉电池”现象，指明身体如何主动地参与平台的建构，同时也以肉身的方式承载着平台不断加速的逻辑；最后，通过分析劳动者的各类具身实践，文章呈现了劳动者的身体不仅单向地参与、承载平台系统，同时也以策略性抵抗的方式重新强调了自身的主体性，使身体成为一个与平台逻辑、社会话语之间或反抗、或协商的角力空间。

作为基础设施的数字劳动者身体，不仅成为平台经济的重要基础，形塑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而且以其承载的物质、关系以及围绕于此的权力、阶层、话语呈现等，向我们凸显平台基础设施隐而不显的权力结构，并提供了一个基于身体的“规训”与“反规训”的复杂交互过程。

本文在身体本体论和社会建构论的交界点上，通过研究平台劳动者来重新探究身体的意义。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身体与平台资本、权力、社会文化之间的互构过程，同时也不能忽视身体作为物质性、生理性存在而无法被话语所化约的方面。与既往平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不再仅仅把身体作为平台的控制论对象，而是借由“人作为基础设施”的视角，以及“网络化身体”所带来的双重特征——信息性与物质性，从而赋予身体以主动性。身体既主动参与了平台的建设，同时也超越平台规范的“身体技术”本身进行了抵抗、谈判与协商。

“身体作为基础设施”所提供的张力即在于，我们不再将基础设施视为外在于人或者与人发生互动关系的“他物”，而是将其作为“活的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因为“身体-基础设施”近乎矛盾的关系，也促使我们从身体出发，既关注身体基础设施化的过程，也聚焦于身体无法被基础设施直接规约的、彰显着人之主体性的方面。这种“身体作为基础设施”的研究视角，不仅可以扩展我们对于“基础设施-平台”关系的理解，也在不断提醒着当下对于基础设施的研究需要投射更多的人文关怀。回到身体，也是回到人的身心感知。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身体再出场”的当下，一种人文视角的知识生产显得必要且紧迫，它要求知识思考从以社会价值为中心的范式出走，强调关注人的身心，并思考这一身心同社会、历史、阶层之间的动态关系。

孙萍：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云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吴俊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9期，原题为《身体何以成为基础设施——基于平台劳动语境下外卖骑手的研究》，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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