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资治通鉴》自问世以来，一直好评如潮，然而也一直“号为难读”，且容易读偏了。有多难读？司马光自己说，在其问世的头十七年里，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通读了一遍。对一般读者来说，这部书有两个“难读”。

第一，阅读困难。

为什么？由于编写体例的缘故。《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这种写作方式最能够给读史者呈现全方位的历史景象，对于汲取历史借鉴最为合适。

但容易将同一件史实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记录在不同的卷册中，割裂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于是产生了史事纪录支离破碎的缺点。

第二，不容易读透彻。

与《史记》相比，《资治通鉴》的语言看似平实无奇，初读往往让人觉得过于平淡，只有细细品位，才能读出妙处。《资治通鉴》起初书名叫《历代君臣事迹》，更强调史学资治、借鉴的功用，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为政者。

为什么容易读偏？一种是过于急功近利。总想从《资治通鉴》中读出升官发财的捷径，读出官场的登龙术。这样读法，更确切地说是读通鉴的格局太小了。另外一种是不认同司马光的礼治治国理论。

那么，究竟该如何阅读这部大部头的巨著呢？窃以为《资治通鉴》有三种读法。

第一种读法，系统精读。

精读《资治通鉴》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注意七个方面的配套著作，即：续、改、注、补、评、研、译。《资治通鉴》后世成为系列通史，比如宋代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末元初王应麟撰《通鉴地理通释》14卷和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以及后来的《元通鉴》、《明通鉴》、《清通鉴》等。此外，南宋的袁枢通过改变记述历史的方式，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改编为以纪事为中心，把书中记载的十六个王朝1362年的历史归纳为239件大事66件小事，“不著一字，自成其书”，由此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种史书体裁。

《通鉴纲目》既是初级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统社会的思想政治教科书。清代学者吴乘权等人还编写出纲目体的集大成之作《纲鉴易知录》，这部书上起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下迄明王朝灭亡，洋洋洒洒180多万字。这部书年经事纬，纪事简明，有一编在手，诸史尽收于胸之效。《纲鉴易知录》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历史启蒙读物，深得毛泽东一生的推重。

第二种读法，比较阅读。

《资治通鉴》中隋唐五代之前的史料大体以正史所载为主。如果把《资治通鉴》与相对应的正史对照比较阅读，就会发现司马光更多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

就拿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来说。《资治通鉴》采用了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的部分记载，又引用了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中对刘邦的评价，说明刘邦文化程度不高而悟性高有见识，善于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善于走群众路线，指明了刘项二人成败的关键所在。

同时，以“仁、明，武”三种德行衡量，司马光认为刘邦当不起一个“仁”字，以儒家的孝道文化衡量，刘邦的言行绝对属于大逆不道，不值得后世效法。

司马迁说刘邦“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但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最主要的使命就是“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不可能把刘邦不好的品行写在《资治通鉴》里。一句“病于不学而已”，道尽了司马光的遗憾和对后来者的期许。

第三种读法，以史论为中心跳读。

问题意识和目标指向是阅读的重要方式。《资治通鉴》全书有218篇史论，其中司马光自己亲自写了119篇，名之为“臣光曰”，是《资治通鉴》全书的关键点，是司马光历史观的直接表达。司马光为什么这么评价？或者是司马光为什么引用这些史论？如果带着这些问题再去上溯回看，读来自然能有所获。

以对项羽评价来说，《史记》肯定了项羽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同时指出项羽缺乏政治远见，且到死都不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反而怨天尤人。司马光也认同这种评价，又引用了扬雄的说法，认为项羽之败与他不善于用人关系极大。在另一部著作《历年图》中，司马光特意用了“安行无礼，忍为不义”（《稽古录》卷十二）八个字来评价项羽。司马迁认为项羽背关怀楚，放弃关中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格外强调项羽不施行礼义仁政，其次是用人问题。这种看法与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怀慝求援，而终以孤立”的观点倒是遥相呼应。

古人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本人以人为主线，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持续录制播出的“评说《资治通鉴》”系列节目，以及配套的深度阅读著作《丁万明评说<资治通鉴>》系列著作，也可供诸君品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