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孔子忘了说的话
孔子可谓家喻户晓，也因此人红是非多，虽然死了几千年，却几度大起大落。
阔如“素王”、“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落魄如“丧家之犬”、“孔老二”。不过，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他。
今天的人当然大多不会带着滤镜看他，但是愿意深入了解他的人其实不多。略而言之，在语文课本里喋喋不休地劝人向仁向善，仿佛是令人厌烦的道学先生，而一般画像、雕像，也多半是慈眉善目的形象。
但其实孔子九尺六寸，身高大约一米九一，还让好勇斗狠的子路心悦诚服，这恐怕和大多人想象中的孔子相去甚远。再想想看，他实际上曾是个反叛少年，否则也不会胆大妄为，为找出父亲墓葬所在而作出惊世骇俗之举。
孔子文武双全（图源：电影《孔子》，下同）
不止武力值爆表，孔子在军事上也颇有才能，冉有退敌阵前立功，季康子问他天生的还是搁哪学的，他自言学之于孔子。
但是孔子不好此道，对，他喜欢以德服人，成王败寇、慕强逻辑，孔子不吃这一套，他相信天行有常，文武之道未坠。不过，他也不是三岁小孩，知道不能向豺狼说理，所以劝人治国要“足食、足兵”。
所以在普通人眼中的迂，实际上是误解，和孔乙己“回字有四种写法”明显不一样，他是天命在我的执着和把道理讲清楚的“拧巴”，他要超越历史和现实。
那么他把道理讲清楚了吗？他既反感管仲的背叛，又大加赞赏他的仁；他宣称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又一直苦于不能出仕；他主张和而不同，又表示即使父亲有罪儿子也应该隐瞒……这怎么看都有些双标，放在今天也许分分钟人设坍塌。
除此以外，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程子语）。孔子不喜欢把话说得太死太极端，为此他没说出口的话，只能由我们根据他的思想条理和内在逻辑来推演。
周国正教授在新书《仲尼不语》中，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特征，结合自身对《论语》的体会和实践，力求为我们展现一个最真实最切近的孔子。
01
孔子困惑些什么？
孔子自言四十而不惑，在四十岁之前他不止惑，而且是大惑。
对于当代人来说，春秋之后的历史形势昭然若揭，而当时人看来，却是一片迷惘，这才有诸子百家各执一词。
生产力大为发展，国家动员能力显著提升，或扩充国土、或保家卫国，成为了新的需求，商人随着财富的增长成为另一权力阶层，成为足与政权抗衡的新力量。
在这种大环境下，原有的道德秩序受到质疑，有少数人借着时代的东风成为既得利益者，而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则无所适从，还要面临战争和饥荒的威胁。
郑国的子产想把刑法明文化铸成刑书，让国人知所遵从，不会因为无知而轻易触犯，晋国的大臣叔向大为不满，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会损害贵族权威，争端由此而启。
子产被责难之后，还坚持要这么做才能救世，他在郑国的改革一开始遭到人民拼命的反对，后来又得到百姓的认可。
对于叔向和子产，孔子都表示认可，可是他们的意见却完全相反。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鲁昭公被逐而客死异乡，放逐他的季氏不仅得到人民赞成，诸侯也都接受，晋国史官史墨认为季氏勤政爱民，国君早被人民抛诸脑后。
我们都知道，礼在孔子眼中是重中之重，“八佾舞于庭”，这种做法季氏眼中违礼僭越，朱熹甚至认为罪不容诛（引范祖禹语），但不懂孔子自己，而且几个弟子都为季氏工作，这是否言行不一？
不过，如果我们对孔子有真正了解，就知道孔子看待问题其实非常全面，虽然主张克己复礼，对于以臣弑君大加批判，可是也不可能默许生灵涂炭，对于季氏的成就视若无睹。
那么，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事件孔子怎么看？旧有的道德和观念如何取舍？人们各行其是到底谁是谁非？国家和社会的未来究竟何去何从？
02
孔子如何找到问题的答案？
我们都知道孔子重视礼，但其实不独孔子如此，一般人因为惰性也会根据习惯做事，但是孔子的不同在于探寻礼的根本。
礼的本质是人类社会的总体规范，这种规范的合理性，在于古人相信它是参照天地规律订立的，称之为义，这在春秋时候也是有识之士的共识，义以出礼、礼以行义的说法并不鲜见。
但是，什么天地规律是怎样的？什么是义？什么才合理？是伯夷叔齐以死事君合理？还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汤武革命才合理？
所以，孔子的伟大，在于他更进一步的追问，什么是义什么是合理？于是他找到了深层根据“仁”。
仁就是根植在我们心中，一般人都具有的自然而然的情感反应，儒家哲学又被称为情本哲学，而“情”字在古籍中是解作“实”的，与虚假和表象相对。
所以可以这么认为，中国人眼中情就是实，情感就是本来如此的实质，做人做事要通情达理、情理兼顾、合情合理、不能不近人情。
《论语》中孔子论“仁”总是因人而异，于是让人不明所以，但是如果把仁从三个层面加以区分，许多解释就能自圆其说，那就是动机、行为和效果，也就是仁心、仁行和仁功。
仁心就是人心之所同然的道德直觉，而仁行指的是具体行动，所以颜渊“三月不违仁”，曾子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不违、重和远，这都是因为实践的艰难。
仁功最清楚地表现在孔子对管仲的评价问题上，按理说管仲没能殉主，还投奔了公子小白，他的道德是有问题的，但是为天下百姓谋取了福祉，却可以说是有仁功的。
许多时候，孔子是在不同的层面上来讨论仁，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被孔子搞得头昏脑涨。
03
那些孔子没有明说的细节
劝人向善，这很常见，道德箴言，谁都会说，不同于某些鸡汤正说有理反说也有理，孔子的道理首要的在于一以贯之，其次则是它在不同良善之间的抉择和取舍。
前者用曾子的话说就是忠恕之道，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讨论，而后者关注得却不多，但这却是许多问题的关键。
比如忠孝不两全，孔子没讨论过这个问题，而《礼记》却有“战阵无勇，非孝也”的说法，可见战前怯懦退缩令父母宗族蒙羞，就是大不孝。
比如忠和忠之间的矛盾，要忠于君还是要忠于民？“晋灵公不君”，这昏暴之君滥杀无辜，残害忠良，赵盾的侄子就把他杀了，孔子认为赵盾虽然要负上弑君的政治责任，但无需附上道义责任，犯的知识技术性错误，对赵盾充满了同情惋惜；看起来，孔子认为忠于民是重于忠于君的。不过，他在评论子路、冉有行事作风时候，一方面指出他们未能犯颜直谏，做不到“以道事君”，但同时又指出他们肯定能坚守底线——不会弑父与君，似乎对君、父的忠诚又是不可逾越的界限。这难道不很矛盾吗？
怎么看待孔子的纠结呢？其实他不是忠于君，而是忠于礼，而他之所以接受武王伐纣、赵盾弑君，则是由于忠于义，这是孔子在面对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发生冲突时的特殊取舍，程序正义不能随便违背，但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时候又另当别论。因为不能只作质的考虑，还必须作出量的考虑。
再比如礼义方面的矛盾，季氏放逐了鲁昭公，孔子显然不能赞同，但是正如史墨所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孔子显然认为季氏在合义方面的表现足以弥补违礼方面的过失，因此愿意为季氏工作，这种质、量兼顾的态度也反映在他对管仲的评价之中。
这种量的考虑在《论语》中是一贯的，必须从这个角度看，才能理解《论语·子路》中的“其父攘羊”和《孟子·尽心上》的“瞽瞍杀人”的区别。
前者是父亲偷了羊，后者是父亲杀了人，父亲偷了羊，孔子认为做儿子的应该替父亲隐瞒，父亲杀了人，孟子认为儿子即使贵为天子，也不可以运用权力禁止官员执法，只可以带着父亲逃跑。
偷羊和杀人都是违法行为，但严重程度大有差别，可说是同质但不同量，因此应该分别对待。父子亲情和奉礼守法都非常重要，但是有时要以父子亲情为重，有时要奉礼守法。
相对于佛家的禁绝儒家向来只强调节制，禁绝是100和0的对立，但节制90和10、50和50、10和90之类的关系，是量的考虑。
许多人总在讨论孔子道德上的取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而不考虑他在什么程度上赞成，在什么程度上反对，这些人大多是道学家，忽略了孔子其实首先是一个政治家。
但是孔子也绝不是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有着嫉恶如仇的立场，只是他也要考虑，如何在现实层面做出因应调节，这就是所谓权变。
书中的论点，你未必安全同意；但有一点你却肯定不能不同意，这是一本和一般儒家论述全然不同，你从没有看过的书。如有虚言，天厌之！天厌之！
你觉得孔子还有哪些没说出口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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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不语：
孔子忘了说的话
作者：周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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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观点资料来源：《仲尼不语：孔子忘了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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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不语斯为圣，去圣乃得真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