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治史丛稿》全新再版，篇目由作者生前亲自选定
邓广铭先生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作为宋代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贡献影响着几代宋史研究者。在邓广铭先生诞辰115周年之际，《邓广铭治史丛稿》近日迎来了全新再版。
邓广铭在北大校园散步时留影
邓广铭教授一生的著述中,最主要的是四传二谱,即《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岳飞传》《王安石》和《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早在抗战期间，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邓广铭先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古代爱国志士上，以陈亮为题的毕业论文获得95分高分。此后，他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辛弃疾、岳飞、王安石等历史人物。
他的学问并非只限于狭义的史学领域，而是把文史哲打通，对宋辽金史的各个方面都有卓越贡献。这本书的篇目由邓广铭先生亲自选定，依照文章的内容，大体上以制度史、政治史、理学、词学、史料、人物等为序，把他有关宋辽金史的一些有独到见解和最见具体考索功力的文章，经细心修订后呈现。
对于史学研究，他有自己独到的追求，要“抒一独得之见”，坚决避免“奄然媚世为乡愿”，家人劝他随和一点儿他不听，出版社要删改他文章一段话，他则表示索性不出那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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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答客问(中)》有几段话,我觉得是说得很好的,今分别摘引于下。他有一段说: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
章学诚的书名既然是《文史通义》,则他所说的天下之学术,实际上也只是限于文史。他所说的独断之学,应即是要求撰述者以其史识(在今天,还应包括理论水平)作出应有的论断;他所说的考索之功,应即是要求撰述者对于文献资料能够加以选择,具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本领。
他另有一段说: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
这里所说的“比次之书”,应是指一些分门别类编辑而成的历史资料,例如会要、会典和某些史料丛编之类。没有这类比较原始的资料,则所谓“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便全都无所凭依了。
《答客问(中)》的最后,对马端临和他所编著的《文献通考》提出批评说:
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
把这番话用在马端临和《文献通考》身上,我觉得并不十分公允,只因与本题无关,现且不去说它。
总括以上引述的章学诚的几段话,那就是他认为每一个从事撰述的人(他虽做出“高明”与“沉潜”那两种区分,在这里却是无关重要的),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而这两者又必须先以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凭借。而章学诚最反对的,则是一个撰述者在其撰述的成品当中,既不能“抒一独得之见”,又不敢“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我以为,对于今天从事研究文史学科的人来说,也应当把这些话作为写作规范。我自己所撰述的文章,尽管未能完全符合章氏所规定的几项标准,但是,我一直是试把它们作为追求的目标的。选在这本《治史丛稿》当中的文章,也全都是在这种追求之下写成的。至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的那种作风,更是我所深恶痛绝,一直力求避免的。
这本《治史丛稿》所收录的文章共四十六篇,全都是属于辽、宋、金史方面的。其中一大部分原已收录在我的一本《学术论著自选集》当中,只因该书共印了一千五百册,所以又商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意,从中选录了很多篇章收入这本《治史丛稿》中来。
这本《丛稿》所收各篇论文的编列顺序,不是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加以区分的,也不是按照文章的体裁加以区分的,而是完全依照各文所谈论的实际问题而区分的。例如书中收录了几篇序文,其中间有应著作人之嘱而写的,这类文章,一般被称为酬世之作,而在我却无任何一篇敷衍塞责之作,都是严肃认真地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对待的,所以,也都依其内容而分别列于各门类之中,不再另设序跋一类。
1995年12月24日
这无疑是读者之福，豆瓣网友如此评价道，“见识高远自是不提，气息激荡尤为有味”“虽然有鲜明的感情色彩，但还是能够服人的，不愧二十世纪宋史第一人的赞誉”……今天小北将以书摘的形式，让读者朋友先睹为快，感受邓广铭先生的独到和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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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岳飞是否被美化和拔高？
以下,还必须对几个错误的论点加以驳斥。
一个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曾经有好几个人,先后相继,提出一种意见,以为南宋在当时如要继续以武力抗击金人,则军费负担实在太重,将更使得民不聊生。所以秦桧的坚主对金讲和,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这对南宋人民是有很大好处的。我说,为秦桧作这样的辩解是枉费心机的。南宋的朱熹早就说过,秦桧、赵构对金讲和的本意,“上不为宗社,下不为生灵,中不为息兵待时”(《朱子语类》卷一二七)。这话说得很对。在对金乞降的过程当中,秦桧虽先已把南宋的国防力量摧毁,但从南宋初年以来最为纳税民户所患苦的“经总制钱”和“月桩钱”等等无名苛敛,原都是在筹措抗金军事费用的借口下增添出来的,在所谓议和之后却并未稍得轻减。而在此以外,秦桧还假借自己的威势,“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以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以后他更逼令各州县把民户所有耕牛、水车、舟船、农具等等皆“估为物力”,依其数目多少而摊派各种捐税差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五月癸卯)。这只是把老百姓更推向贫困冻馁的深渊,何曾使老百姓的负担有一星半点的减轻呢?
另一个是:也是从二十年代以来,就有人提出一种意见,以为在南宋初年,张、韩、刘、岳等大将全都是非常飞扬跋扈的,南宋政府对他们已经感到难以制驭和尾大不掉。为使这种局面不继续发展下去,为提高中央政府对诸大将的控制之权,所以采取了杀一儆百的办法而把岳飞杀掉。这样说,事实上就等于说岳飞之被害是完全应当的,是没有什么冤枉可言的。这是为秦桧、赵构残害民族英雄的罪行喝彩,是一种荒谬绝伦的议论!南宋初年的武将中诚然有些十分嚣张的,但岳飞的作风却不是那样。如果确是为想防制武将跋扈而杀一儆百,则最先应当收拾的是刘光世和张俊,万无杀及岳飞之理。今竟先从岳飞开刀,这就显见得是别有阴谋,是与所谓制裁武人一事全不相干的。
第三个是:有些人认为岳飞的被害,是因为他经常叫喊“迎还二圣”(徽钦二帝)的口号,深为赵构所忌之故。明代的文徵明在《满江红》词中所说的“念徽钦若返,此身何属?”以及“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按指赵构)欲”等句,到今天也还有人加以援引。而其实,这样的解释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迎二圣,归京阙”的口号,在南宋政权建立之初,的确是每个主张武力抗金的人都经常叫喊的,岳飞也的确是其中的一人。但是,到绍兴五年（1135）以后,宋徽宗已经死在金的五国城,而这时女真贵族却又常常声言,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谌送回开封,重新把他册立为宋的皇帝,借以向伪齐的刘豫和南宋的赵构进行一箭双雕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旧强调迎还钦宗的主张,那就无异于做敌人的应声虫,并且以行动与敌人互相配合了,这当然是岳飞所万万不肯为的。所以,从绍兴六年起,不论在任何场合,岳飞都不再提起迎还宋钦宗的事了。例如,他在绍兴七年春间写给赵构的一道奏章中就只说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在同年秋季的一道奏章中,他更向赵构建议,把宗室子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立为皇子以沮敌人之谋。此事虽在赵构面前碰了钉子,但在岳飞此后的所有奏章中,也还是只能看到“复仇报国”“收地两河”“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等类话语,再不见所谓“渊圣”(当时以此称宋钦宗)云云的字样了。所以,以为岳飞因主张迎还钦宗而遭赵构毒手之说,是完全昧于史实者的一种无稽之谈。
杭州岳王庙岳飞塑像
岳飞之死,乃是南宋政府中抗战派与投降派尖锐斗争的又一回合的悲剧结局。岳飞的杀身之祸,如我在上文所说,只是因为他坚持以武力抗击金人,坚决反对卖国投降的所谓“讲和”而招惹了来的,是秦桧和赵构共同对他下的毒手。也正是因为岳飞始终一贯地坚持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特别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叛卖国家和民族的罪行,虽遭受到投降派的君相的忌恨而不稍改变,且终至以身殉之,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岳飞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他的死,大义凛然,重于泰山!
（节选自《南宋初年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原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02
辛弃疾为何得不到重用？
辛稼轩在南归时既然是以“锦襜突骑”的青年人带领着千军万马而渡江的,在南归后不久即又向南宋君相呈献了足以表现其军事韬略的两组论文:《美芹十论》和《九议》,而且以通晓军事知名于时(选派他去平定久未能平的茶商军一事,足可为证),何以南宋王朝竟不肯让他担任真能指挥部队作战的军职,或是能参预决策的高级军事行政职务呢?我试图从《美芹十论》和《九议》当中探索出较为符合情理的解答,探索的结果如下:
一、 在《九议》的第九篇中有云:朝廷规恢远略，求西北之士谋西北之事，西北之士固未用事也，东南之士必有悻然不乐者矣。缓急则南北之士必大相为斗。……西北之士又自相为斗：有才者相媢，有位者相轧，旧交怨其新贵，同党化为异论，……私战不解则公战废，亦其势然也。这里所指陈的,是南宋王朝高级文武臣僚间的派系斗争。其中既有南派与北派的互相倾轧,又有北派人物间的自相倾轧。辛稼轩是北人,他所知北人中间的内幕情况自然较多。而他又是一个在宋王朝南渡三十多年之后才南渡的北人,在朝臣中既无旧交,自然更难成为新贵。宋王朝之南迁杭州,和晋王朝之南迁建康时几乎一样,凡与王室同时南迁的那些官僚士大夫们,对于几年后、十几年后乃至几十年后才渡江而来的人们,不仅心存歧视,甚至还会有非我族类之感的。辛稼轩之所以不能厕身于南宋王朝军政决策的集团之内,这应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 在《美芹十论》的《防微》篇中,辛稼轩先举述了南人之因失意而投降金人的,说应于事先加以防范;继又论述说,亟应对“归正归明”的军民加以“优恤”,“以纾其逃死蓄愤、无所伸诉之心”。在最后,他又引用了《战国策·赵策》中记“秦攻赵于长平,大破之”一节内的几句话语而引申道:臣闻之，鲁公甫文伯死，有妇人自杀于房者二人，其母闻之，不哭，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今死，而妇人为自杀，是必于其长者薄，于其妇人厚。”议者曰：“从母之言，则是为贤母；从妻之言，则不免为妒妻。”今臣之论归正归明军民，诚恐不悦臣之说者以臣为妒妻也。对于辛稼轩的这段文字,我们应当深切地加以领会。文字虽然简短,其中却包涵着无限辛酸的愤激。尽管辛稼轩是“抱忠仗义”而渡江的,是怀抱着“用之可以尊中国”的抱负而渡江的,但如上文所说,他的南渡毕竟后于宋政权的南渡三十五年了,凡在这时候或其稍前稍后南渡的人,一概被南宋王朝的统治阶层中人称作归正人或归明人(在北宋,归正人和归明人原是有区别的,到南宋,这两种人的界限已很模糊,所以稼轩也统称之为“归正归明军民”)。而归正归明军民,如上文所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实际上又只是降兵、降将、降人的代称,是一种并不光彩的称谓。而在这种人群当中,又确实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些人在南归之后,又想方设法请金方指名把他要回,乘机向金人输送有关南宋军政方面的一些情况,借以谋取某种私利。所以,辛稼轩又在《防微》篇中举述了一些事例,请南宋政府预作防范。然而回顾自己,却也是被人认作归正归明人群中之一员的,并因此而不为南宋政府所倚重,故不能不于此发出这种伤痛的慨叹。我以为,辛稼轩在此后虽也“屡膺阃寄”,却终还不能说他在宦途中已经得遂所愿。如果想探索此事的最深层的原因,那似乎只有从《防微》篇中这几句伤心话里才可求得的。
（节选自《辛稼轩归附南宋的初衷和奏进<美芹十论>的主旨》，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03
陈桥兵变的历史真相是？
自中唐以后,藩镇的势力日益强大,中央政府的权力不能再加以控制约束,于是便形成了各藩镇的割据之局:武人称霸于一方,享有其地的政治经济诸大权(军权自更不用说),宛然一个小朝廷的规模。其地位的继承问题,中央政府也同样没有权力去过问,一任各藩镇之自为授受。但因各藩镇的情形也多是兵悍将骄,上下全无体统可言,故其首脑人物的产生和铲除,乃竟至全然依系于将弁和士卒的倾心与否。得到他们的拥戴,便做得成一方的霸主;失掉他们的欢心,便难保生命于旦夕。这样的风气既经造成之后,一般野心的军人政客,则又均设法操纵这般既骄纵而又单纯的群众,以图攫取地位和权力。“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不论在后来渲染得如何有声有色,实际上也是在这种风气之下所屡经演出的戏剧之一幕,虽则幕后还大有值得研讨的症结在。
宋太祖是一个具有较高明的政治手腕的人。唯其如此,所以当他取得了军权和财权之后,便将此三者极灵活地予以运用,将残唐五代的局面予以全盘的改革,赵家的统治权遂得稳定;将士以爱憎而废立首脑的事件,也遂以这次的陈桥事件而告了终结。
倘使赵宋的国祚也和唐代的各个藩镇或五代时候的各个朝代那样,倏然而兴,忽然而亡,则所谓陈桥事件的真相必早已大白于天下后世,不至被称作所谓“千秋疑案”:事实上宋太祖却能于黄袍加身之后,使赵氏一家的统治权不但稳固,而且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于是多少善于圆谎的史学家们对此事均多方面加以粉饰,希图蒙蔽后代读史的人,遂使这事件直到如今在人们的意想当中至少还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印象:有些人以为这事件的主动者既然是宋太祖赵匡胤本人,是他居心要夺取后周的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因而认为这次把戏全是宋太祖一人在幕后摆布妥当了的;另外有些人,则由于后来宋太祖之传位于其胞弟太宗一事,断定这事件的发动者和主谋人物,是太宗赵光义和赵普以及一般将士们,而与宋太祖本人原无干涉。陈桥事件之所以成为“千秋疑案”者,其原因即在于此。
……
所谓“千秋疑案”者,到这里,实在已经毫无可疑的地方了。现再简单概括其全部过程,应为:从后周世宗的显德中叶起始,宋太祖因为已经攫得兵权,且已典领禁军,对于后周的天下便已存了觊觎之心,遂即开始取法于王莽篡汉前谦恭下士的办法以收络人心,不唯与武人王审琦、石守信等结为义社十兄弟(见王巩《闻见近录》及李攸《宋朝事实》),甚至连丞相王溥也“阴效诚款”,可见已经布置得非常周到,只以周世宗毕竟是个英明之人,所以暂时隐忍不发以待机会。可巧又正逢天不祚周,世宗于显德六年（959）以三十九岁的年龄逝世,继位的恭帝年仅七岁。这寡妇孤儿的局面,自然被宋太祖认为绝不可失的良机,遂即于世宗逝世的次年正月藉了出兵的机缘而采取行动了。陈桥驿上呼号拥戴的士兵和将领们,只不过是供其驱使的一群傀儡,赵匡义、赵普、石守信,以及张永德、王溥等人,也只是平素预闻其事的参佐人物而已,其操纵指使之者,却还是宋太祖本人。
（节选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原载《真理杂志》第1卷第1期，194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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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治史丛稿
作者：邓广铭 著
当代久负盛名的宋辽金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论文集全新再版，本书篇目由作者生前亲自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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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邓广铭治史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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