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教授（David Harvey，1935年10月31日生于英格兰吉灵厄姆），纽约市立大学（CUNY）研究院人类学和地理学特聘教授，国际前沿社会理论家。大卫·哈维的著作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他是人文科学领域中成果被引频次最高的20位作者之一。此外，他是世界上被引用频次最多的地理学者，并著有大量专著和论文，推动了现代地理学的学科化发展。他的成果拓宽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讨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批判中重构了社会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方法，并将其作为完整的方法论。2007年，哈维入选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指南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被引用最多的知识分子，排名第18位。

他先后出版有《资本的限度》、《后现代的状况》、《巴黎：现代性之都》、《希望的空间》、《新自由主义简史》、《17个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终结》、《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马克思、资本与经济疯狂的原因》（2017）等著作。哈维教授出生于普通家庭，1961年依靠奖学金在剑桥大学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牛津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纽约市立大学任教。

哈维教授授课总是济济一堂（图片来源：南京大学“实践与文本”公众号）

今年五月，大卫·哈维在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之后，受邀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以两周8次课的时间系统地讲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他连续第三年在南京大学授课与交流。根据他最新出版的著作《马克思、资本与经济疯狂的原因》，他以一张简图的方式简述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流动的整体过程”，课程内容还覆盖了地理空间、金融资本发展等。虽然课程内容非常理论化，但仍然吸引了大量青年学子的关注，可坐下300人的教室里总是济济一堂。

哈维教授授课使用的“价值流动的整体过程”图

非常感谢84岁的哈维教授在完成两小时的课堂讲授和问答之后，虽略有感冒，但仍然接受了四月网编辑的简短采访。虽然哈维教授的观点未必完全符合中国今天发展的现实，但正如他所表示，他希望以马克思主义来理解身边的世界，也同样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我们在此也非常感谢南京大学的师生为采访提供的便利。

以下为采访内容的翻译稿，略有删节和调整。

四月网问：

教授，您能否告诉我您今天的早餐从哪里来的？

大卫 哈维教授慈善而略带会意地笑了笑，

“我早上不吃早餐，喝的是绿茶，”

然后补充道，“我在纽约时就是一直喝绿茶的……它们来自中国。”

大卫·哈维教授在给学生上地理课时，经常会在开始前问学生，你能否告诉你今天的早餐从哪里来的？ 由此从西方消费者日常消费的糖与多米尼加的蔗糖工人的劳作之间的联系谈起，揭开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下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

我们对哈维教授的采访就由此开始。

四月网问：

您总是将纯理论的问题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什么促使您这样做的。

哈维教授：

我希望知道我身边的世界如何运转的，但是传统的社会科学无力解释于现实世界。所以我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我发现马克思的理论能使我通过表面现象理解其中的逻辑。……事实上，当我在剑桥等学习时，我受到了国家的资助，所以觉得我享受到某种特权，我拥有其他人没有的受教育机会，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亏欠那些为我的教育而付出的人们。（也许这是一个动机吧）

四月网问：

您已经教授《资本论》已经四十年了。那么对您而言，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意味着什么？

哈维教授：

我教授马克思主义已经四十多年了，是因为（在美国）没有其他人专门教授这门课。我的意思是，在美国很多人并不读它。他们会对马克思提出各种各样的观点，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去读它。

在学术上，我认为（他们这样做）并不令人愉快。而在政治上，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世界充满着贫富分化、即使在富国也是如此。这一现象需要得以解释，我能通过马克思的学说对此进行解释。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实话说我并不太关心周年纪念、或者（马克思的书）具体是哪年出版的这类形式。重要的是书中的文本能帮助我去理解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

四月网问：

上周一您的课程上，我听见您提到了你纠正了您对中国的判断，最初您的提法是中国经济模式是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但您现在纠正了。那么是什么让你改变主意呢？

哈维教授：

事实上我没有完全改变。我认为今天中国经济中有很多因素还是与全球新自由主义（市场）动态互动的。如果与全球新自由主义互动，不可能参与这场新自由主义游戏。我可以理解，中国一旦决定需要获取技术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活力，中国就必须参与这一游戏。

但是如何参与这一游戏，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地方。我仍然认为基本上从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就参与了这一游戏。

四月网问：

您曾经在您2012出版的书籍《叛逆的城市》中提及中国存在产能过剩和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你是否仍然对此发展模式比较悲观？

哈维教授：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中国今天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确实基于极为重要的强大的（物质）基础。但是，从另一角度出发，这一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并不相信中国经济在未来两年或者五年就会出问题，但在我看来这种大规模城市化是存在某种限制的。我认为在未来中国存在着过度资本积累的问题，同时也会存在环境问题等。我认为中国有足够的资金与资源去应对当前问题，但不管如何这都会给未来的发展带来隐忧。

四月网问：

你如何看待1970年代之前中国的传统模式？是否和今天的中国发展模式相关，为今天的发展提供了某些资源呢？

哈维教授：

我认为毛泽东时代所作的努力都为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准备好了道路。所以我不认为毛时代的中国发展道路与今天的道路是相互割裂的。例如，中国大规模降低婴儿死亡率创造了庞大的可用劳动力，还有诸如简化字改革等。我认为，毛泽东时代给中国引入了现代性概念，并通过制造核武器显示出对技术能力的重视。所以，我认为毛时代的建设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道路，是今天中国发展的基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