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上西藏与西部边疆的战略意义

与其他多民族的世界大国一样，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内地与边疆的区别，但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塑造的，美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强调边疆对美国走向经济自主与形成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然而中国的边疆－内地关系与边疆－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和相互意义却要远远复杂于美国，在这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就在军事和安全上——从古至今，中国边疆对内地的安全稳定和中央政权的兴衰存亡始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军事和安全角度出发，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Jefferson Barfield)将中国的边疆分为蒙古(Mongolia)、东北(Man-churia)和西域(Turkestan)三大块，他的这一划分是富有启发性的，但也存在着诸多缺陷，首先是重要角色青藏高原的缺失，其次是西域对内地和中央政权安全影响的频次和力度相当不同于蒙古和东北地区，本文认为基于军事和安全视角，古代北方边疆地区与西部边疆地区分别对内地和中央政权发挥着不同的安全影响。

北方边疆地区大致由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构成，往往邻近于古代中央政权的政治中心与核心区域，且二者之间多有山口或河谷平原相通,这一地区的陆权力量或频繁地劫掠边境，或南下占据半壁河山，再或是统一全国、取代内地的中央政权，可以说他们对内地和中央政权的挑战和威胁常常是持续性和致命性的，所以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地缘安全重心是在北方，而不是在西北。西部边疆地区大致由西域地区(包括北疆)和青藏地区构成，这一地区的陆权力量也常常会对内地和中央政权的安全稳定构成重大挑战与威胁，但却是间歇性的，而其一旦构成则多是“大中国”范围和性质，不再是像北方边疆陆权力量的挑战和威胁仍然属于“内中国”范围与性质。历史上西部边疆陆权力量对内地和中央政权构成过两次特别重大的挑战和威胁:第一次是吐蕃王朝时期(从唐高宗龙朔三年到唐德宗贞元后期，持续了近一个半世纪)，第二次是准噶尔汗国时期(从康熙二十七年到乾隆二十二年，持续了近七十年)。

唐帝国与吐蕃的战略博弈焦点从克什米尔延绵到陇东山区，从云南绵延到宁夏。在前期双方争夺的重中之重是西域与河湟地区，而关于这两个地区在地缘安全上对吐蕃的利害关系，吐蕃似乎更看重前者，正如吐蕃宰相钦陵对唐使郭元振所言:“我若贪土地财赋，彼青海、湟川近矣，今舍不争何哉?…俟斤距我裁一碛，骑士腾突，不易旬至，是以为忧也。”以安史之乱为界点，双方的博弈形势转变为唐守吐攻，在此期间吐蕃大军曾短暂地攻陷过唐都长安，唐吐双方为了争取优势地位亦进行了广泛的结盟活动，结盟的目标对象甚至还包括域外的大食和天竺，公元787年，唐朝宰相李泌建议唐德宗:“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因此可以说这场漫长的博弈不仅具有“大中国”性质，而且具有洲级性质。

准噶尔汗国是原本游牧于伊犁地区的卫拉特蒙古的一支，一方面从噶尔丹到噶尔丹策零，准噶尔汗国与清帝国在内蒙、外蒙、西藏、青海和新疆等地展开广泛的战略博弈，在此期间前者的兵锋曾逼近北京并动摇了大半个中国的安定，所以这场博弈也具有“大中国”性质，又由于准噶尔汗国已经是内外中亚的霸权，且与俄国的关系深厚复杂，清准双方都相当重视俄国因素，并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因此该博弈也具有洲级性质;另一方面，由于晚明以降蒙古族开始普遍信奉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西藏成为蒙古世界的精神支柱，所以准噶尔汗国自扩张伊始就高度重视西藏，从噶尔丹与西藏第巴桑结嘉措的联盟，到策妄阿拉布坦侵入，准噶尔汗国始终希望以其为精神号召与合法性证明，以取得蒙古世界的共主地位，把西藏的宗教势力拉进自己的战车，从而再度实现成吉思汗式的草原大联合，可以说西藏与以新疆为大本营的准噶尔汗国的兴衰紧密联系。

通过对这两段历史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三条经验性的结论:(1)西部边疆陆权力量与东方中央政权的博弈使中国超越了传统的“内中国”地理和文明范畴，而成为地理范围和文明意义上更加广阔的“大中国”，否则中国在地理和文明上都将是不完整的;(2)西部边疆地区对中国全局的安全稳定有着重大意义，由于地理和民族宗教因素而形成的敏感性和联动性,发端于西部边疆的消极因素很容易造成严重影响，它堪称是全国地缘安全形势中的一个战略上游地带。而且西部边疆地区天然就与境外因素和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之间相互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大的影响;(3)在西部边疆地区的子单元中，西藏的地缘战略和安全意义格外重要。一方面，西藏与新疆之间存在着一些能够通行的河谷和山口(如历史上著名的桑株古道和克里雅山口等)，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战略地理形势高度关联的区域往往会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地缘安全整体，安全上可谓是新藏一体，在当代由于领土争端涉及新藏两区，所以这两者安全上的一体性更加得到强化。另一方面，由于地理和民族宗教因素，西藏对其周围的四省藏区、内蒙古地区和新疆的蒙古族聚居区以及境外的藏传佛教信众在宗教上有着较大的影响，而宗教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很容易就能被转化为政治和安全影响。所以西藏既是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一个宗教中心和地缘安全重心，又是西部边疆地区这个战略上游地带的阀门，更是中国内陆边疆稳定的基石，而这正是“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战略思想的一个事实来源。

以上是历史中西藏、西部边疆之于中央政权与全中国的地缘战略和安全意义，历史上它们的地缘战略和安全意义更侧重于内向型的守势,更偏重于军事和安全议题，然而当代决策者的视野不能仅限于此。由于西部边疆的存在，中国还是个枢纽地带强国，有着从陆上向半个多欧亚大陆及其相关海域发挥政治经济影响的有利的地缘条件。这样，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形势下，西藏与西部边疆地区的地缘战略和安全意义应转向为外向型的进取之势，综合安全和发展、军事和经济议题，从着眼于国内调整为兼顾南亚－印度洋方向，发挥连接内外经济合作的枢纽作用;从专注于内陆调整为关注海洋，发挥国家陆海统筹的前沿平台作用。在这些调整中，以南疆喀什为起点、面向西北印度洋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云南省为大通道、面向东北印度洋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以西藏为起点、面向南亚腹地和印度洋的“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是三个主要的发力点。在这西部边疆三省区的对外经济合作通道建设中，西藏位居中路，面临的困难最多，但潜力和意义却相当大，它同时作为东西“两翼”的中轴而发挥着战略和安全上的保障作用。本文认为有两大客观因素对当代西藏地缘战略价值的形成和发挥有着重大影响，它们是:(1)西藏自身的战略地理形势与特点，(2)中国和西藏所面临的外部国际形势，具体而言就是指当前南亚－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格局，本文先尝试分析这两大客观因素，然后再对当代西藏的地缘战略价值进行探析。

二、当代西藏的战略地理形势与特点

地缘实体自身的形势和特点是其发挥对外地缘作用的基础，因此要想理解新形势下西藏的地缘战略意义和价值，则应首先清楚西藏自身的战略地理形势和特点。西藏位于中国西南部，在地势上可谓是中国和欧亚大陆之脊，对它周围的区域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势，但它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人口稀少，又远离国内大型的城镇群和经济增长极。于内，兰州－西宁、喀什－叶城、成都－雅安－康定、成都－都江堰－马尔康、大理－丽江－德钦构成了连接西藏与全国的五条战略咽喉，目前兰州－西宁一线是这五条中最为重要的一条，而随着将来川藏铁路的建成，成都－雅安－康定一线的重要性或将超过前者;于外，西藏面临着十分不利的外部环境，中国与印度在该区域中有着难解的领土争端，而且印度又在南亚推行排他性区域霸权政策，西藏不仅在安全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亦面临着严重的制约，可以说在中国9个陆上边疆省区中，西藏在开发和建设上的困难最大。但是它仍有一定的地理基础和自然条件去实现自身的发展，并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结合中发挥战略上的保障支撑作用。基于安全和发展的视角，综合西藏的自然地理(地形地势、相对位置、资源条件)和人文地理(人口、交通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点，本文认为当代西藏的战略地理形势可以划分为这四个相互关联和交叉的部分:(1)全藏的心脏地带;(2)九大战略枢纽城镇;(3)五大前沿贸易要点;(4)三大前沿防御要区。

(一)全藏的心脏地带

传统上，藏族将其居住地域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区域，随着建国后行政区划的调整，藏区被划分为西藏自治区与四省藏区，而根据2014年公布的《西藏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西藏自治区目前在经济上又可以划分为藏中南、藏东、藏北、藏西这四大区域，全藏的心脏地带正位于“卫藏”和藏中南地区。所谓的全藏心脏地带是指雅鲁藏布江中游与年楚河、拉萨河、雅砻河这个“一江三河”所流经的河谷平原地区,它以拉萨市为核心，东起山南市乃东区，西至日喀则市昂仁县，南北分别到江孜县和林周县，包括拉萨市城关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和山南市乃东区这三个中心城镇，涵盖了拉萨、日喀则和山南三市的部分县区。

其之所以是全藏的心脏地带是因为:首先，西藏整体自然条件恶劣,全区92%的地区海拔超过4000米,近80%的地区海拔超过4500米,45．6%的区域海拔在5000米以上，高寒缺氧、山高谷深、地形复杂，但这一地带却是西藏为数不多的海拔较低的区域，这一地带上的河谷平原的海拔多在4000米以下。而且该地带中的大部分区域都位于河谷平原上，气候条件相对适宜，便于农业生产及其它人类活动，是西藏的粮食主产区,西藏11个粮食基地县中有9个都位于这一地带;其次，西藏地广人稀，且分布不均，人口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区域——一是昌都市的“三江之地”，二是这个“一江三河”之地，而又以后者的人口最多，这一地带的人口总数达114万，约占西藏总人口的37%;最后，这一地带是西藏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中心，拉萨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和宗教文化中心，亦是全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建设最发达之地，日喀则是后藏的中心城市和宗教文化中心，山南则是藏文明的一个主要发祥地。而且从历史上看，吐蕃王朝崛起于山南的雅砻河河谷，后又长期定全藏首城于逻些(拉萨),而以后萨迦政权时期的首城设在萨迦，帕竹政权时期的首城设在乃东，噶玛政权时期的首城设在日喀则，格鲁派执政后又设首城于拉萨，尽管一千多年来西藏的地方政权更替不断，但西藏的政治和宗教文化中心却从未离开过这个心脏地带。

综上所论，本文认为这个心脏地带既是西藏全区的核心与富源，也是西藏安全上的腹心要害之地，更是西藏经济上最具潜力之地，它还使西藏能够容纳更大规模的人口。作为青藏高原上最稀缺的河谷平原，这一心脏地带的面积广阔且如此邻近南亚次大陆的东翼和孟加拉湾，对内它是实现西藏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对外它是西藏建设国际大通道的坚实支撑，同时它更是强化西藏的国家安全屏障作用的前沿综合补给基地。如果能进一步加大对该地带的开发和建设，其有望成为青藏高原上具有自主“造血”能力和较强辐射力的中心城镇带与经济增长极，而这对内将极大地巩固西部边疆的稳定，对外将有效地增强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

(二)九大战略枢纽城镇

这九大战略枢纽城镇包括:拉萨市、山南市(乃东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林芝市(巴宜区)、昌都(卡若区)、那曲县、噶尔县、江孜县、拉孜县。拉萨作为西藏自治区和藏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和宗教文化中心，毫无疑问是整个西藏的战略枢纽;乃东区是整个山南市1区11县的中心，它邻近中印争议领土东段的前线错那县,两者以202省道相连,可谓是西藏心脏地带与东段前沿防御要区之间的枢纽，同时它还是建设中的拉林铁路上的一个中点,目前该枢纽正致力于建设“拉萨－泽当城镇圈”;桑珠孜区是日喀则市1区17县的中心,该地区位于藏中南地区与藏西地区的结合部上,是西藏主要的粮食产区(占西藏耕地总面积的38．8%)和人口聚居区，当前西藏面向尼泊尔和南亚腹地的多数边贸口岸都集中在日喀则地区，它是西藏连接南亚的主要门户和通道，而桑珠孜区正是该门户和通道的内部枢纽，在经济上它被规划为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城镇带的中心和“拉萨－泽当城镇圈”的西翼;巴宜区是林芝市1区6县的中心，该地区位于藏中南地区与藏东地区的结合部上，内与云南省相连,外与缅甸和印度相接，其行政辖区内有大片领土处于印占,因此巴宜区可谓是东段前沿防御要区的重要后方支撑，在经济上它目前被规划为尼洋河中下游城镇带的中心和“拉萨－泽当城镇圈”的东翼。

那曲县是藏北地区的中心、青藏铁路沿线上的重镇以及连接西藏与东部和北部省区的枢纽，青藏铁路、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北线和建设中的京藏高速在此交汇;昌都市卡若区是藏东地区的中心和通向川渝地区的重要门户，川藏公路北线和滇藏公路在此交汇，一旦川藏铁路建成通行，昌都市将进一步成为西藏连接成渝经济圈和长江经济带的枢纽，而且由于川渝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川藏铁路的实际经济和战略价值将远超青藏铁路;噶尔县是藏西地区的中心和新藏公路上的战略重镇，位于西藏和新疆的结合部上，是西部边疆地区的一个关键枢纽，它向北邻近中印争议领土的西段与克什米尔，向南迫近印度的首都和腹心地带,地缘战略和安全意义重大;江孜县是西藏心脏地带的南部支点，它位于前藏和后藏的结合部上，地处拉萨、日喀则和亚东这三大战略要地之间，是从南亚进入西藏心脏地带的枢纽;拉孜县位于中尼公路和新藏公路的交汇点上，是西藏心脏地带连接新疆和尼泊尔/南亚的交通枢纽，而且和江孜县一样，拉孜县地处河谷平原上，人口较多，是西藏重要的粮仓;此外,一旦川藏铁路和滇藏铁路建成通行，那么它们可能的交汇点昌都市的八宿县或波密县将成为一个新的战略枢纽城镇，与此同时，林芝市的战略地位和价值也将会进一步提升。

(三)前沿贸易要点与前沿防御要区

尽管西藏的边境线长达3842公里,且直接面向南亚这个人口众多、市场庞大的区域，但由于不利的自身条件(自然和地理条件恶劣、人口稀少、远离大型经济增长极)和外部形势(中印领土争端和印度排它性的区域霸权政策)，西藏在发展陆上边贸经济和建设国际通道上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制约。目前西藏的边境贸易口岸主要有:吉隆、樟木、普兰、日屋和亚东这5个，它们构成了西藏的前沿贸易要点，其中有四个都位于日喀则市。然而真正具有一定规模的口岸只有吉隆和樟木两个，日屋口岸还有不小的开发潜力，普兰口岸则涉及印度与尼泊尔的领土争议区域，亚东口岸虽然在2006年重新开放，但受不确定的中印关系的影响较大，规模有限。总体而论，在漫长的中印争议领土上目前几乎没有发展陆上边境贸易的可能性(中印之间约有1400多公里的边界线还未划定，)而不丹受制于印度尚未与中国建交，因此中不边境近期也不可能形成贸易口岸,那么唯一能与西藏进行大规模陆上贸易的南亚国家就只有尼泊尔(双方边界长约1400公里)，该国人口达2898万人，水电等资源的蕴藏量巨大,即使它目前还难以发挥中印经济合作的陆上桥梁国的作用，但它也可谓是中国周边国家中条件不错的经济合作对象。基于此，中国应适时加速中尼铁路和中尼边境贸易口岸的建设，以吉隆口岸为重点，将其打造为西藏通向尼泊尔和南亚－印度洋的经济枢纽。虽然历史上从南亚次大陆进入西藏最便捷的通道是亚东，但由于外部形势所迫，当前亚东的地缘战略意义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军事和安全上。

所谓的三大前沿防御要区是指靠近中印争议领土东段、中段和西段的我方区域。东段边界是指不丹以东的中印边界，它长约650公里，该段的争议领土面积约9万多平方公里，是中印领土争端的重点，它整体上位于西藏海拔最低之处，山深林密，自然气候条件相对适宜，理论这一区域上应处于山南市和林芝市的行政管辖下，但目前争议区域几乎都在印度的控制之下，而错那县、隆子县、朗县、米林县、墨脱县和察隅县则构成了我方在这一段的前沿防御要区;中印中段和西段边界是指尼泊尔以西的中印边界(包括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与中国相接壤的边界)，中段的争议领土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的争议领土面积约3．35万平方公里，这两个区域的海拔极高，自然气候条件恶劣，属于典型的高原荒寒特征，它对外迫近印度的腹心地带，对内关系到西藏和新疆两大自治区的安全，该段附近的日土县、噶尔县、扎达县和普兰县都可谓是前沿防御要区。总体而论,当前西藏前沿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尼泊尔，前沿防御的主要对象是印度，中国扩大与尼泊尔的经贸合作，短期内会刺激印度进一步实施对华制衡政策，从长期来看则有可能会改善南亚内部的力量对比，从而改善中国对印度的前沿防御形势，而扩大对尼泊尔的经贸合作又需要以增强对印度前沿防御能力作为保障，这两方面可谓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

三、南亚－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格与中国的六大目标

(一)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

南亚一般被认为是个相对封闭的地缘政治区域，它的四周被海洋和崇山峻岭所包围，从而构成其他区域与南亚之间的地理阻隔，这种长久存在的地理阻隔至今最大的意义是它影响并塑造了决策者的地缘政治观念。但实际上从古至今，这些地理阻隔并没有使南亚成为一个封闭的地缘政治区域，西北方向的高原和山脉使南亚的安全形势始终与伊朗和阿富汗－中亚高度关联，以海洋为桥梁，古代南亚对东南亚在宗教文化上发挥着巨大影响，而阿拉伯世界则在贸易上与南亚有着频繁往来，这种密切的贸易关系也曾发生在南亚与西藏之间，甚至在民国初期南亚还一度成为滇藏贸易的枢纽，是为滇缅印藏商道。因此从历史事实角度看,南亚并不是个封闭的地缘政治区域，然而这种封闭性的地缘政治想象已经成为印度决策者根深蒂固的观念和迷思，影响着政策的制定，而政策的实施又进一步强化了事实上的封闭性。

从英印殖民当局到当代的印度政治精英，他们多反对域外的大国势力进入南亚。从19世纪30年代起，英印殖民当局在“恐俄症(Russophobia)”的作用下间歇性地推行“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目的正是为了扩展印度殖民地的防御纵深，最大程度上把俄国的势力隔绝在南亚次大陆之外，为此他在1838—1842年、1878—1881年两次入侵阿富汗，并在1888年、1903—1904年两次侵藏，与这些侵略战争相同步的是各种服务于英国殖民利益的“边界线”的划定。乔治·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可谓是历任印度总督中最信奉和力行该观念的一位，他在1907年一个主题为“论疆界”的演讲中提出——“印度帝国”给大不列颠带来的不是一层、两层，而是三层边疆:(1)英印实施行政管辖的边疆地带;(2)杜兰线，或者说实施积极防御的疆界;(3)作为外部或者高级战略的阿富汗边界。在这一演讲中他还提到了三种现代扩张方略，即势力范围、租界授予和保护国体制，并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它们的关系:利益范围逐渐变成势力范围;暂时租借变成永久租借;势力范围变成保护国;保护国更是完全吞并的前奏。寇松的地缘政治观念至今在印度政治精英中有着较大的影响，拉贾·莫汉(C．Raja．Mohan)认为所有梦想着一个“大印度”的印度人都会发现寇松是“战略灵感的源泉”，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Kaplan)也认为尽管寇松专注于陆上强国，但他的思想对于涉及印度洋及其以外的印度外交的改善将具有指导意义，他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式的战略要求，正是当今时代印度民族主义所需要的。

1947年之后，继承了英印殖民当局这一地缘政治观念的印度政府积极谋求对南亚各国的控制，如吞并锡金，进行三次印巴战争、肢解巴基斯坦，控制不丹的外交权，动辄对尼泊尔实施经济封锁以及频繁干涉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内政等，同时大力推行排他性区域霸权政策(或可称之为“印度的门罗主义”)，致力于排除域外大国对南亚的影响，正如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1983年面对斯里兰卡国内危局时所言:印度不会干涉南亚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除非他们向印度发出了请求，印度也不能容忍其他域外大国干涉南亚国家的内部事务，如果外部援助对于解决国内危机是必需的，那也应首先从本地区内寻求帮助。印度的这种政策又进一步地强化了南亚的这种相对封闭，印度作为次大陆的绝对主体，南亚其他中小国家互不接壤，分别以印度为中心和枢纽的地缘政治格局。而且目前印度仍在不余遗力地强化这一格局，更加坚决地推行排他性的区域霸权政策。从近期印度一系列的对外战略举措来看，他的这一政策的主要对象正是中国，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印度在宏观的区域地缘政治格局中优势突出,但在更具体的国家间战略地理形势上印度却有着难以克服的弱点——新德里、旁遮普邦(Punjab)、哈里亚纳邦(Haryana)、北方邦(UttarPradesh)、拉贾斯坦邦(Rajasthan)构成了印度的腹心地带，一方面该地带的大部位于平原上，农业发达，可谓是印度的粮仓;另一方面，该地带的人口极为稠密，共计约3．37亿人;再一方面，该地带还是印度文明的根脉之一，而新德里又是印度的首都，此外，该地带还邻近恰尔肯德邦(Jharkhand)和古吉拉特邦(Gujarat)这两个印度的工业中心。但印度腹心地带的战略地理形势却十分不利，它缺少充分的地理屏障，位置上过于靠近边境前沿，地形地势上易攻难守，而且其内部缺少有效的地理分隔物，利于攻方长驱直入，这一点正类似于古代中国南北农耕游牧势力对峙下的华北平原地区。尽管历史上对印度腹心地带构成重大安全影响的势力多来自于西北高原，后者毫无疑问是前者的战略上游地带，但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升，北方的青藏高原也有可能变为印度腹心地带的战略上游地带。

(二)印度洋上的地缘政治格局——“一超多强”

印度洋的三面大部分封闭，只有少数几个狭窄的入口和出口通往邻近海域，印度洋的这种特有的地理环境既加剧了通过印度洋进行贸易的脆弱性，又十分有利于海权强国对它实施控制。而印度的海洋战略地理条件却相当优越，他是印度洋沿岸的唯一大国，东西南三面直接通向开放性大洋，海岸线总长达7516.6公里，他还位于北印度洋的中间位置,其国土向南延伸至印度洋2000多公里，向西临近“世界石油命脉”霍尔木兹海峡，向东以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又足以瞰制马六甲海峡，同时他的周边既没有岛链的束缚，又少有其他海权强国的威胁。这一点正像潘尼迦(K．M．Panikkar)所写——印度“堪为海权国而无愧:孟加拉湾、阿拉伯海这两个要害区域都在印度掌控之中，而国土的半岛地形又使它的影响足以远播海上。”而且印度事实上已经具备了成为海权强国的经济基础——他接近50%的GDP与进出口联系在一起。

印度当然追求对印度洋的控制，正如部分中国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印度的“印度洋战略”实质就是控制印度洋，使之变成“印度的印度洋”，他一直将控制印度洋并保持在该地区的主要影响作为其获取和稳固大国地位的途径。基于这一目标，印度奉行“积极海洋战略”，制定了“沿海防御－区域控制－远洋进攻”的战略方针。在这种扩张型的海军战略指导下，印度的海军实力也在稳步上升，印度的3支航母战斗群即将形成，从而将从数量上跻身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航母大国，此外印度海军现有14艘先进常规潜艇，近170艘舰艇、约220架飞机，以总吨位数计，印度海军全球排名第五。

然而尽管印度对印度洋的控制权雄心勃勃，且地缘战略位置优越,海空军实力也在不断增强，但他还远远不是印度洋的海上霸权国，虽然他也有意在印度洋推行排他性霸权政策，但目前印度的实力还很难支撑他的这一想法。毕竟对于全球性海上霸权国而言，世界海洋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和统一的，任何一个区域性海权强国强行封闭其周围海域的行为即是对全球性海上霸权国的霸权根基的挑战，这样一个区域性海权强国在实施该挑战时不能仅关注于全球性海上霸权国在本海域的海空实力，而应认识到后者往往会动用他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力量去应对这一海域的挑战。更何况印度洋还是“世界海洋的枢纽地带”，冷战结束后，美国进行的三场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无一不是以印度洋为主要的进攻平台，美国必然高度重视本国在该海域的权势。当然，目前印度没有能力也不会去实施这一挑战，印度洋作为全球公域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美国霸权主导下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格局。

(三)中国的六大目标

对于中国而言，尽管当前的地缘安全重心仍在西太平洋方向，但南亚－印度洋的重要性在快速上升，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的地缘战略重点也开始向南、向西延展。印度洋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方向，“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显然中国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在南亚－印度洋事务上保持相对超然的姿态，那么面对南亚－印度洋的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在这一区域所应追求的目标该是什么呢?

南亚相对封闭和排外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不利于中国在其中发挥作用，中国与其中任何一国发展合作关系都不得不考虑到印度的存在，而且事实表明印度对这些合作关系特别介意，基于这种实际形势，首先,中国在南亚所追求的目标应是有限的、渐进的:(1)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避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战争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印、印巴之间的问题，反倒可能会使相关国家的立场更趋于极化，使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前景更趋于恶化，对此，中国应更加审慎地调解印巴关系，尽力维持中印和平合作的大局;(2)改善南亚的权力结构失衡，特别是印巴力量对比的失衡。对此，中国应继续增进与南亚中小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以经济走廊建设为主要方式，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实现本国的经济发展,同时积极协调巴阿关系，适时支持阿富汗加入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3)在保持中印政经关系相对稳定的同时，巩固对印度的陆上战略优势。实力增长既能引起疑惧，也能带来尊重，尽管中印两国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治理方面有着较大的共识与合作的空间，但两国在地区秩序、边境领土和西藏问题上难以调和的争议也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因此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两国因此而展开的竞争和博弈将是长期性的，中国的目标应是发展这种“竞合”关系中的积极一面，避免印度完全站在中国的战略对立面上，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靠良好和真诚的意愿，更要靠实力和能力。

其次，中国并不是印度洋沿岸国家，但印度洋的这种“一超多强”的地缘政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在印度洋事务上发挥作用、扩大影响。中国在印度洋所应追求的目标主要有三:(1)保护海上通道安全，而能对此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是以海盗为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和以大国对抗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后者在极端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2)保障中国在印度洋沿岸的利益不遭受严重的威胁和大规模的破坏;(3)以各种方式加强在印度洋的存在，积极参与在印度洋的国际海上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虽然目前中国在印度洋的海上通道安全及在印度洋沿岸的利益没有面临较大的挑战，虽然目前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和秩序主要还是靠美国的海上霸权以及国际机制，但是由于美国霸权的相对衰退，区域性海权强国的兴起以及中美权力转移加剧而带来的美国对中国防范制衡心理的上升，中国应增强本国在印度洋的自主保障能力和秩序塑造能力,而这就要求中国在印度洋沿岸有足够的有效保障基地与强大的空中保障和威慑力量。

基于南亚－印度洋相对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和中国的这六大目标,本文比较认同中国“不必要为了获取印度的谅解而主动放缓参与南亚开发的脚步”这一观点，中国应进一步增进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对印度洋的经略，而这些都离不开地理上的保障和支撑，以西藏为中轴的西部边疆便是这种有利的地理保障和支撑。因此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充分认识到西部边疆的地缘战略价值，并积极地开发和运用这种价值，而在当前西部边疆三省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中，尽管西藏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面临的制约相对最多,但它的地缘价值却不可忽视——它既是西部边疆的陆上中轴，又是发展对南亚合作的中路主体，还在战略和安全保障上对西部边疆地缘战略价值的发挥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四、当代西藏的地缘战略价值:开放通道、战略侧翼与安全保障

西部边疆地区作为一个地缘安全整体，它与北方边疆地区共同构成了全国的战略上游地带,对中国全局的安全形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如前文所述，西藏由于其地形地势、相对位置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可谓是中国内陆边疆稳定的基石;另一方面，在西南战略方向上，中国既面临着多个严重的安全问题，又面临着一个有着潜在敌意的陆上大国。”所以西藏作为国家安全屏障的作用只能更加巩固。

然而，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全面展开，西藏和整个西部边疆的地缘战略价值也发生了变化，对它们的认识和开发不应再局限于对内求稳方面，南亚严峻的地缘政治格局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制约、印度洋重要性的上升以及中国不利的海洋战略地理条件等，要求决策者站在陆海统筹的视角，基于中国在南亚－印度洋的六大目标去认识和开发西部边疆，将西部边疆建设为中国连接周边邻国和印度洋的枢纽，从而形成这样一种三线通向印度洋的布局: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喀什)－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西北印度洋(阿拉伯海)、西藏－尼泊尔－印度－印度洋、云南(滇中城镇群－德宏)－缅甸(皎漂港)－东北印度洋(孟加拉湾)，而四川和重庆两省市以其巨大的人口优势和发达的产业优势，则可以一方面发挥后两线的经济后方和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发挥连接后两线与“长江经济带”的枢纽作用。

以往国人在看待“陆海统筹”时，多是强调以海补陆，即不能忽视海洋对陆上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要把海洋国土看作是陆地国土一样去管理和开发，开发海洋资源能源以补充陆上发展的需要，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并使之与陆上经济和产业有序联接等，这种认识固然是正确的，但还谈不上全面。全面的“陆海统筹”既要强调以海补陆，又要重视以陆补海，以陆上战略地理条件的优势去补充海洋战略地理条件的缺陷，发挥中国陆上国土庞大匀称且空间上邻近印度洋的优势，加强与印度洋北岸邻国的经济合作，以道路互联互通、港口建设和边境贸易为重点，在自愿平等与互惠合作的基础上借港出海，从而在经济和战略上成为重要的印度洋相关国家。西部边疆为此能够提供地理基础和支撑，在这其中西藏居于中轴位置，而新疆－巴基斯坦与云南－缅甸分居两翼,一方面西藏是未来面向南亚主体开放的主要通道和枢纽，另一方面西藏是东西两个经济走廊的战略侧翼，再一方面西藏还是中国经略印度洋的安全保障。

(一)中国面向南亚主体开放的主要通道

南亚的主体是印度，“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涉及的只是南亚的东、西两个侧翼，然而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在稳步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也已经开始起步，唯有面向南亚主体的“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行动踌躇，甚至这一构想还远远没有被正式推出。南亚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使南亚成为中国周边地区中“一带一路”倡议最难推进的一块，而其中最大的阻力正是印度，尽管历史上西藏与印度人口密集的东部恒河平原经济往来频繁，20世纪初期英国迫使西藏开关通商后，西藏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亦从印度恒河平原地区进口,但目前中印直接通过西藏发展陆路贸易的可能性极小，而作为一个过渡和缓冲方案，虽然“中尼印经济走廊”倡议潜力最大、前景最优，但是目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较大。面对这一形势，中国可以先以尼泊尔为经济合作的重点，一方面中国和尼泊尔在政治关系、经济合作、人文交流及安全与军事互动上都有着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从政界到商界，尼泊尔不仅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积极支持，且对与中国开展合作充满信心。对此，中国首先应适时加快中尼铁路的修建和中尼公路的升级改造，其次进一步重视中尼边境贸易口岸建设，将吉隆打造为商贸繁荣的边境重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将其发展为中尼自由贸易区，同时积极促进尼泊尔的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其经济自主能力，一旦中印陆上贸易合作的政治和安全条件成熟，尼泊尔或将能发挥中印陆上经济合作的桥梁国作用。当然，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加快西藏心脏地带的发展，使之成为物阜人丰、足以辐射南亚次大陆的经济增长极。

(二)东西两大经济走廊的战略侧翼

所谓战略侧翼是指西藏以其地形地势和相对位置的优势能够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起到战略保障作用，在这两者中，西藏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地缘战略意义更大。“中巴经济走廊”的起点在南疆喀什，然后过盖孜河河谷，经塔什库尔干和红其拉甫口岸,最终到达巴基斯坦，一方面它要途经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另一方面它邻近中印争议领土的西段，因此这条“经济走廊”面临着较大的外部威胁。西藏阿里地区位于这条“经济走廊”的东南方向，地势高亢，向南可以震慑到印度的腹心地带，向北可以发挥对这条走廊的战略支援和安全保障作用。而要更有效地实现西藏阿里的这种战略侧翼保障作用，当前关键性的举措当是加快新藏公路的升级改造以及阿里地区的机场、电网和资源储备基地的建设，同时尝试修建从新疆和田地区出发的第二条新藏通道;“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的大致建设路线是以昆明为起点，经缅甸的曼德勒或密支那到孟加拉国的达卡，最后以印度的加尔各答为终点，但是四方在具体建设路线上还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而且目前进展缓慢，实际行动较少，联合工作组会议只召开了两次，四国的联合研究报告和建立四国政府间合作机制仍然被高高悬起，将来或许有可能会演变为中缅、中孟和中印的双边合作(如中国外长在2017年11月访缅时提出的建设“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但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不利于中国与孟加拉发展更广泛和深入的合作，对此中国应加快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邻近东段争议领土的市县的道路和机场建设(如拉林铁路和康林铁路等)，从而一方面在这个主要的战略战役方向上形成对印度的绝对优势，以这种确然不拔的绝对优势迫使印度逐渐转变他的对华政策和区域政策中不合时宜的一面，而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中国的经济合作倡议中。另一方面，这些西藏东南部的基础设施也足以为以后中孟经济合作奠定优良的基础。尽管西藏与缅甸接壤，但两者之间的安全关联性并不大，在云南－缅甸这个方向上要增强西藏的战略侧翼作用，目前比较重要的一点当是加快滇藏铁路的修建。

(三)中国经略印度洋的安全保障

西藏曾在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初期一度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焦点和海陆强权博弈的重点，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继位后以俄境内信仰藏传佛教的布里亚特人为纽带，大力扩展对西藏的影响，这使得印度总督寇松甚为警觉，从而反应过度，在布尔战争后英国上下普遍厌战的大背景下不惜以战争的方式把俄国势力在南亚次大陆周围的最后一个潜在的落脚点拔掉，由此可见西藏在安全和战略上对海权势力巨大的地缘意义。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把西藏也划入到他1919年重新修正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the Heart land of the Continent)中，以此强调西藏作为陆权势力的一部分相对于海权有着重大战略优势，麦金德的这一观点于现在仍然适用。

在印度洋“一超多强”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经略印度洋有多种方式，如经济上扩大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贸易往来、增加对它们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合作开发商业港口，军事上更加广泛地参与印度洋护航行动和联合军演、在印度洋开展经常性的进出训练、建立必要的军事保障基地，安全上深化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战略关系、积极参加或参与创制印度洋的多边合作机制，科学考察上进一步加强对印度洋的调查研究等。尽管方式多种多样，但它们应着眼于前文所述的三大目标，其中第一个目标是重中之重，以海盗为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综合治理问题，通过常态化护航大致能予以有效遏制，而与中国战略上对立的海权强国才是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最大的潜在威胁，这在印度洋具体就是指美国和印度。他们不仅能威胁到中国的海上通道安全，也能威胁到未来中国在印度洋上与他国合作建立的商业港口和军事保障基地以及能源管道入口，并且还能把控制印度洋的海上通道作为威慑中国的手段。尤其是印度，正如史春林教授所分析的那样:由于印度试图在印度洋建立绝对的、排他的统治，使中国的印度洋航线脆弱性增强。再加上中国与印度尚缺乏危机处理和信任机制，一旦两国发生矛盾、关系紧张，印度控制马六甲海峡等重要海上咽喉，截断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海上通道，这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从中东和非洲地区进口石油等重要的战略物资都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影响。

如果单靠在印度洋常态化护航的海军，还很难有效地应对这些威胁，基于陆海统筹的思维，应认识到西藏对于印度洋海权势力天然的战略优势，并且充分发挥西藏对中国经略印度洋的安全保障作用。众所周知，以卫星、导弹和战机为代表的中、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提高了陆权强国掌控海权的能力，通过它们陆权强国能够有效地在较远的距离外精确打击对方的海上舰队和陆上目标。西藏心脏地带与孟加拉湾和加尔各答以及印度的煤钢工业中心恰尔肯德邦的直线距离约1000多公里，与安达曼群岛上的布莱尔港的直线距离约2000多公里，而印度东部的中心军港维沙卡帕特南也在此范围内，西藏阿里地区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直线距离在1000公里以内，这些距离基本上都在多数现代战机和近、中程导弹的最大作战半径或最大射程内。通过强化在西藏的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中国或将能制衡、化解美国或印度对其海上通道安全及印度洋沿岸的合作港口和保障基地的威胁，保障新疆－巴基斯坦－阿拉伯海、云南－缅甸－孟加拉湾两线建设的安全稳定。另外，对于印度在印度洋上可能对中国利益形成的威胁，中国不仅能通过在西藏的空权优势，还能通过在西藏的陆权优势而有效地予以制衡和化解。所以建设西藏，将西藏打造为坚实有力的综合补给中心和前沿保障基地是中国未来成功经略印度洋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内容。

五、结语

西藏自身有利的战略地理形势和特点为中国在西南方向上更好地巩固国家安全、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然而能否使西藏这个地理客体最大程度上发挥其地缘战略价值，还取决于中国的内外政策以及具体的治藏方略和资金资源投入。在新形势下，西藏作为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重要一部分，对内仍然发挥着内陆边疆稳定的基石和国家安全的屏障作用，在继续重视和强化这两个内向性的传统价值的同时，还应认识到西藏和整个西部边疆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已经在国家内外大政方针的调整中发生了外向性的转变。基于陆海统筹的思维，西部边疆三省区已经成为连接中国与周边邻国和印度洋的枢纽，而在这三省区中，西藏的地位和价值最为突出。通过对南亚－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在这一区域所应追求的六大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将面临的较大困难，针对这些目标和困难，西藏可以发挥中国面向南亚主体开放的主要通道、东西两个经济走廊的战略侧翼与经略印度洋的安全保障这三种外向性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充分认识和开发西藏战略地理形势和特点的基础上，在保证西藏生态环境安全的前提下,中国还应在西藏着力推进这三项事业:(1)稳步促进西藏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特别应积极地将西藏的心脏地带建设成为具有自主“造血”能力和较强国际辐射力的城镇带、经济增长极与综合补给基地;(2)适当充实西藏的人口数量，特别应进一步充实西藏心脏地带以及各贸易前沿要点和防御前沿要区的人口;(3)大力加快以道路建设为重点的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外省区进藏的道路建设、西藏枢纽城镇之间的道路建设以及邻近边境地区的道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