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连媒介、地质与自然——对话媒介理论家尤西·帕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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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欧洲媒介研究的潮流中，尤西·帕里卡教授的媒介研究取向可谓独树一帜。在笔者对他的访谈中，他提出，媒介是一个电磁波的世界，是一个物理数据中心的世界，是一个信号传输和材料制造的世界，也是一个由从矿山到工厂的物流和供应链支撑的世界。因此，他将媒介理解为一个“物质事件”，是那些规范我们世界的技术和技艺。同时，他注重考察媒介全新的非人类时间性，并尝试通过“媒介自然”的概念揭示媒介是如何与自然深度纠缠在一起的。这为理解媒介的物质性打开了一个新面向。

王继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互联网传播形态与中国传播能力建设”（17JJD860003）的阶段性成果。

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教授，媒介与技术研究考古学研究组（AMT）主任，近年出版有《什么是媒介考古学》（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昆虫媒介：动物与技术的考古学》（Insect Media: An Archaeology of Animals and Technology）、《媒介地质学》（A Geology of Media）、《数字传染：计算机病毒的媒介考古学》（Digital Contagions: A Media Archaeology of Computer Viruses）等多部著作，其中，后三本被称为“媒介生态三部曲”。难能可贵的是，他以跨学科的视野长期从事文化、媒介、技术、艺术等交叉领域的研究，并极其富有创新性地提出了“媒介地质学”“媒介自然”“僵尸媒介”等见解。

围绕这些研究议题与他独特的研究取向，笔者对其进行了邮件访谈。在这篇对话文章中，他认为数字文化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是物质的（material），将媒介理解为“那些规范我们世界的技术（techniques）和技艺（technologies）”，阐述了他将“媒介”与“地质”勾连起来的主张，并将被丢弃的电子媒介形象地概念化为“僵尸媒介”（zombie media）。同时，他旗帜鲜明地否认“媒介技术是人类能力的延伸”，主张重视媒介技术作为非人类存在者。最后，他谈及了关于媒介跨学科研究的看法。

一

问：近年，你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媒介地质学（Geology of Media）这样一个术语，通过媒介地质学你想表达一种怎样的主张？

尤西·帕里卡（以下简称“尤西”）：媒介地质学是我的一本书，这本书认为，数字文化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完全是物质的（material）。媒介是一个电磁波的世界，是一个物理数据中心的世界，是一个信号传输和材料制造的世界，也是一个由从矿山到工厂的物流和供应链支撑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的一个精致的媒介词汇应该包括地球材料（materials）和现代物流（logistics）两个方面，它既涉及当代生活的环境状况，也涉及我们如何谈论媒介，而不仅仅将媒介视为个人的小工具或传播设备。这本书呼吁扩展对媒介和媒介研究的认识。

上述论点的背景是，目前在一般性讨论中仍然流传着信息和数据是无关物质性的（immaterial）认识与观点。然而，我在这本书和其他书中的观点是，有一种特定的物质性支撑着不管是早期的，还是数字的技术媒介与文化，这也与各种各样的环境与生态语境相关。在这里，电子垃圾（electronic waste）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可以把这本关于媒介理论的书想象成与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的精彩小说《荒潮》（Chen，2019）的对话。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方面也定义了我的研究取径，例如，被遗弃的媒介（技术）、数字基础设施化石燃料依赖等可能存在的长期后果。

当然，更具体地说，这本书建立在我以前研究过的媒介理论遗产的基础之上。我研究两个截然不同的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和齐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但是，他们都促进我思考媒介研究对象的另一种选择，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将媒介理解为传播，而是将媒介作为世界上的物质事物（material things）。我还从唐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和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等各种理论家那里借鉴了理论资源。我阐明了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t）的研究取向，它也在建筑和都市主义（urbanism）的理论家和学者中引起了很多共鸣。最近，我在莫斯科的斯特雷卡学院（Strelkainstitute）讲授我的作品，这是由布拉顿（Bratton）领导的地球化（terraforming）教育项目。

问：地质学和媒介看似是两个不相关的概念，你是如何将它们勾连在一起的呢？

尤西：是的，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乍看起来似乎有点儿混乱。但是，这两个领域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和学术研究领域吗？在过去10-15年关于“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激烈辩论之后，许多跨学科的研究开始进入媒介研究、哲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我认为我的书是环境人文学科（environmental humanities）的一部分，因此，我把两者结合起来内在地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就这种意义上而言，将两者勾连起来就变得更容易理解和更合理一些。

一方面，我指的是“深层时间”（deep time）的概念，它来自于地质语境，在媒介理论中被齐格弗里德·齐林斯基使用。他早期的使用很鼓舞人心，也是与众不同的。我对媒介全新的非人类时间性（temporality）很感兴趣——媒介技术是如何被条件化的（conditioned），如何依赖于稀土矿物与其它地球物质材料，在许多情况下，化石燃料就像数据中心一样。因此，地质时间性有助于理解媒介技术具有的这种特殊的时间性，这也与电子垃圾的毒性后遗症（toxic aftereffects）有关。因此，可以把这本书看作是对陈楸帆《荒潮》的一种学术回应。另一方面，这就导致了更广泛的媒介地球物理学的理论化，因为它们被理解为塑造和改变世界的大规模行星基础设施（planetary infrastructuers）。虽然人类世已经成为一个有助于理解工业生产等对重塑世界影响的关键术语，但我感兴趣的是媒介和文化理论如何回应这种境况。

问：那么，什么促使你提出媒介地质学？

尤西：我自己的动机是双重的。作为一个理论家，我对物质性（materiality）的问题感兴趣。我们如何看待所谓的文化实在（cultural reality）的相对物质性（relational materiality），这完全植根于物质的、非人类的世界之中。对非人类或后人类理论（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称之为批判的后人类主义）的广泛兴趣象征着理论工作更广泛的重新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的《媒介地质学》是这种广泛兴趣领域的一个产物，它为理解新物质主义与媒介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我也想把媒介理论的视角引入环境人文学科。

但是，另一方面不仅仅是学术上的。现在很明显，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是全球范围内的根本威胁。我认为，环境与生态工作是任何学术思考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识出我们应该跨越科学、工程、人文、建筑、经济学和其他领域而寻求回应。因此，我们很容易从媒介转向我们所处的混乱而更广泛的技术条件与环境灾难，这也是一个社会灾难，因为它已经对置身贫穷、处境不利的人造成了最严重的打击。

问：在2015年，《媒介地质学》出版了，这经历了怎样的写作过程？

尤西：我接受过历史学的训练，但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写关于当代文化的文章，即便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也被训练将诸如历史档案、流行文化、技术文献等各种资源纳进我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我曾写了关于计算机病毒的博士学位论文，因此我又必须阅读大量的计算机科学文献。当然，《媒介地质学》并不是一本关于地质学的书，我必须通过许多主题和资源进行写作，包括媒介、文化理论和艺术等，从根本性上来说这是跨学科的。

问：《媒介地质学》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尤西：如前所述，我认为它是更广泛讨论领域的一部分。在哲学和文化理论上，这涉及到人类世、批判的后人类主义和其他领域的主题，这些领域给予了人类世界的非人类方面的见解。在环境研究和环境人文学科中，它涉及到其他学者对数据文化的能源消耗的研究。此外，许多艺术家和策展人都拿起这本书，为不同的艺术作品和展览找到灵感。例如，最近OCAT当代艺术中心在北京的展览“齐物：技术变迁中的自然足迹”，策展人通过我的媒介地质学阐述了一些策展理念。同样，我很高兴能够与艺术家Geocinema合作，参与他们涉及数字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框架领域项目，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北京进行的，还包括对中国气象观测历史的调查。

我自己也用这种方式发展了一些关于媒介和自然的想法。目前，我与达芙妮·德拉戈纳（Daphne Dragona）一起为雅典的奥纳西斯·斯泰吉文化研究所共同策划了一个关于天气引擎的媒介艺术短片。它不是关于地质学本身，而是我们如何思考观察天气和气候的媒介化。

二

问：媒介考古学是你研究的另一个重点。近年，你已经先后出版了《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什么是媒介考古学》(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在你的理论体系中，媒介考古学与媒介地质学有什么关系？

尤西：编辑后的《媒介考古学》去年已经在中国以中文翻译出版。我从译者和出版商那里听到消息，它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所以我希望我的其他作品也能引起中国学者的共鸣。我在专著《什么是媒介考古学》中发展了自己的媒介考古学观。目前，它已经被翻译成七种语言。

媒介考古学一直是我早期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参考点。它涉及到媒介物质性的不同理论和方法，以及媒介的历史交替。有些研究对媒介文化的“失败者”感兴趣，换句话说，就是迄今为止较少被提及的各种媒介的另类历史。我的同事埃尔基·胡塔莫（Erkki Huhtamo）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他写了19世纪的媒介技术作为如移动全景（moving panorama）。我自己写了一本关于媒介文化另类的书，是关于电脑病毒的；这种媒介考古学旨在强调，尽管通常认为媒介是关于传播和为连接创造可能，但媒介、互联网和网络技术的历史是由其与失败的关系来定义的。这个另类的方面对我来说很有趣，但我的主要灵感是来自米歇尔·福柯的作品，即便我从来没有直接运用过他的考古方法。

媒介地质学与其说是我媒介考古兴趣的延续，不如说它是进入环境人文和媒介生态语境领域的一个入口。它们之间存在很多相同的灵感来源，但我把讨论引向了另一个方向。当然，这并不是对早期书籍的彻底“反叛”；它毕竟是我的“媒介生态”三部曲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数字传染病》（Digital Contagions，关于计算机病毒和安全性）于2007年问世；《昆虫媒介》（Insect Media）于2010年问世，最近我才出版了《媒介地质学》。

问：2010年出版的《昆虫媒介》一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尤西：这本书的目的是颠覆媒介理论。简单地说，虽然加拿大著名的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声称，所有的媒介技术都是人类能力的延伸，但事实并非如此。通过昆虫的形象和对动物主题和概念的解读，我追踪了非人类动物在文学、建筑、控制论以及后来的软件媒介文化中的奇特历史，这也是媒介如何被定性、被定义和被理解为非人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多，它的中介能力是作为另一个感官世界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本关于“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书，但是，“AI”在这本书中被创新性地定义为了“动物智能”（animal intelligence）。“AI”不应该被理解为复制人类的能力，而是为认知和感知世界提供完全不同的参考尺度，一个不同于人类标准化世界的世界。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阅读了从19世纪昆虫学到20世纪早期建筑、从超现实主义到电影分析的各种资料，它们都是关于动物的感知和结构形式的。我还想研究哲学史上的一些主题：20世纪昆虫奇史（比如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虱子”的例子）。但是，我想把这些动物从哲学带到媒介理论的问题上，带到感官和感知的中介上，带到我们如何感知以及其他形式的感觉、感知的技术性问题上。

问：《昆虫媒介》与《媒介地质学》之间内在地存在什么关系？

尤西：它们是媒介生态学三部曲的两个部分，都与生态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是动物，另一个是地球物理物质。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我对如何通过自然和生态来探索技术文化的兴趣。

三

问：目前，在不同学科与不同研究者之间，人们对“媒介”存在不同的理解，你如何理解“媒介”？

尤西：媒介指涉那些规范我们世界的技艺（techniques）和技术（technologies）；我对现代媒介技术与传输、处理和存储数据的数字和预数字（pre-digital）特别感兴趣。然而，除了技术定义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媒介存在的条件，不仅仅是媒介可以做什么、我们如何定义它们，还有什么支撑着媒介——能源和材料。与媒介的这种递归关系是我工作的核心：媒介定义了我们如何看待和体验世界，此外，媒介的存在与物质世界有关；大规模的物流和供应链，使媒介技术从稀土矿物、金属等中脱颖而出。

媒介并不是位于“自然-文化”鸿沟的两边，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媒介”与“自然”复合在一起，发明了一个新术语“媒介自然”（media natures），意在揭示出媒介是如何与“自然”世界彻底纠缠在一起的。在后人类词汇表（Posthuman Glossary）的词典条目中，我对“媒介自然”的描述如下：

谈到“媒介自然”就说明了这种双重束缚：一方面，媒介提供了我们的认识论，并在地球资源、材料和能源的测绘中发挥中介作用。这些资源往往是在土著居民居住的地方或北极等环境脆弱地区挖掘出来的，特别强调地方性。媒介与自然二元论在认识论上的错位让位给了媒介文化的集约化和个性化，从而形成了由物质生态和劳动生态构成的媒介文化。除了技术建设，问题还涉及到诸如电子垃圾等废弃的媒介，它在主要消费中心以外的农村地区成为须被处理的僵尸媒介（zombie media）。它们最终在西非（尼日利亚和加纳）、中国（贵屿）、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区“落脚”，在这些地区，尽管存在巨大的健康风险，但对这些废弃的媒介技术保持开放似乎是值得的。

问：你对跨学科媒介研究有什么建议？

尤西：跨学科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这需要时间。除此之外，它还强调合作以及有助于实现跨学科这一目标的经验和工作环境的必要性，这呼唤制度的变革，以便我们的大学支持这项工作并理解其价值。具体而言，这需要课程设置和资金链方面的真正慷慨相助，并对跨学科中新的想法与协作保持开放。跨学科经常被用作一个热门词汇，其实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但是，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领域，它们是如何改变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典范：我认为，继布拉伊多蒂之后，媒介研究、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和许多领域在许多方面已经是跨学科的。而当前的关键岗位和许多其他领域正在继续这项工作。因此，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跨学科工作模式，我们可以沿着这些思路继续下去，同时寻找新的联系和伙伴关系，有趣的是，这些联系和伙伴关系也定义了跨学科：那些在学科之间的对象、主题和方法比跨学科更为彻底。

在媒介研究中，我们逐渐意识到，如果我们处理的是数字文化——软件、数据，或者例如机器或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必须了解这些领域的科学和工程的一些基础知识。但这些并不是与我们跨学科专业知识相关的唯一领域。如果一个人致力于与环境媒介的结合，或者当试图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对环境媒介的影响时，那么环境科学也同样至关重要。另一个例子是法律，尤其是批判性法律研究，这是我们在媒介研究中试图理解治理、物流、都市主义以及技术变革等当代问题中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领域。

当今世界的复杂性也是对学术思想的挑战：如何意识到人文科学和理论的悠久历史，同时也阐明这些历史与当代技术和科学的关系？很明显，科学也需要这些批判性和创造性的观点，并从中受益。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有助于形成思想开放的集体，他们既能从事理论工作，又能运用其他方式理解世界。在我的理想世界里，这样的研究机构会有来自建筑、法律、媒介理论、环境研究和数据科学等领域的丰富经验的人，这些都是一些有趣的跨学科组合。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4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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