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息接触与价值观如何影响中国网民的转基因食品态度？基于“格-群”文化理论的实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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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及媒介信息对其的影响长期受到社会关注。除了媒介信息的建构之外，转基因食品态度同样也是一个内在的文化问题，需将人们在感知技术风险时的文化价值偏向考虑在内。本文结合“格-群”文化理论，基于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探讨了时政新闻接触和政治价值观对我国网民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时政新闻接触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政治价值观（如文化态度、民族中心主义、主观意识形态自评）既能直接作用于网民的转基因食品态度，也能在时政新闻接触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证实了政治信息接触和文化认知世界观对网民转基因食品风险感知形成的重要解释作用。

高芳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刘于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王来迪，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重大课题“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科普宣传与风险交流”（编号：2016ZX08015002）。

一

自从1983年世界首例转基因植物问世以来，围绕其风险和不确定性，转基因问题被广泛地争论（陈刚，2014）。在中国，转基因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在网络上掀起多次热议，媒体、科学家及公众等多方共同参与到了这场高强度论争中。尽管主流科学界普遍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Qaim & Kouser，2013），普通民众却往往“谈转色变”，对转基因食品持消极态度（胥琳佳，刘佳莹，2018）。超过一半的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不置可否（Huang & Peng，2015），可见我国公众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困惑及矛盾的心态。

然而，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发现社会人口因素、认知因素、心理因素、体验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多重因素都能影响公众的转基因态度之后，很少有研究直接考察公众转基因态度形成的文化解释路径（程萧潇，金兼斌，2019），更遑论检视媒介信息接触如何通过个体的文化价值偏向来差异化地作用于其转基因态度形成，本研究即希望弥补这一缺憾。得益于人类学研究的启示，“格-群”文化理论在解释个体对风险感知的差异时，强调风险感知在日常环境中能够得到最好的理解（Masuda & Garvin，2006）。

因此，本研究试图将媒介接触和文化观念共同引入到对公众转基因态度的解释机制中，从“格-群”文化理论出发，探讨人们缘何会对转基因这一为主流科学界普遍认同的技术存在质疑和排斥：究竟是信息接触还是政治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公众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或者说，究竟是接触到的信息内容，还是既有的政治价值观导致了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矛盾心理和困惑心态？信息接触又是否会经由政治价值观进一步影响公众的转基因食品态度？这构成了本文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

（一）“格-群”文化理论下政治价值观对转基因风险感知的影响

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宏观的文化价值观、中观的社会层面因素(如媒体和社会网络)及微观的人格特质对转基因态度的作用已被学界认可（程萧潇，金兼斌，2019）。近年来，风险感知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认为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感知不仅来自于个体的认知和态度变化过程，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贾鹤鹏，范敬群，2016；Peters，Lang，Sawicka & Halman，2007；Pidgeon & Beattie，1998)  。脱胎于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论著的“格-群”文化理论认为，人们对危险的态度因若干文化偏向而存在系统性差异（Douglas，1985；Wouters & Maesschalck，2005）。人们对风险的有选择关注是“格 -群”文化理论的核心变量，亦被称为世界观（Lima & Castro，2005；Palmer，1996）。综合世界观框架是一种诉诸特定生活方式、可免于价值判断的“文化偏向”（Witt，Osseweijer & Pierce，2017）。

目前，“格-群”文化理论已开始被运用到科学传播和风险传播研究中，不仅能够解释公众对科学共识的反对（Dixon & Hubner，2018），还对气候变化、枪支管控、反恐、核武器、移民（Kahan，Jamieson，Landrum & Winneg，2017）和食品农业生物技术（Yang & Hobbs，2020）等风险议题产生了预测力。政治价值观与文化偏向的内在关联、二者对转基因等议题的社会舆论形成所造成的影响在中国本土亦得到经验证据支持，个体的意识形态自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倾向等价值基础不仅密不可分（马得勇，王丽娜，2015），而且会共同影响舆论的形成（马得勇，张志原，2017）。

“格”与“群”两个维度的高低组合构成了人类社会四种主要的文化偏向（Brenot，Bonnefous & Marris，1998；Marris，Langford & O’Riordan，1998；Sjoberg，1997），四个象限中的典型政治价值观如图1所示。 

其中，坐标轴四个顶点括号中的内容代表了“格-群”高低组合的理论极限取值，以y轴正区间为例，“保守+开放+高民族主义+右”指等级主义在个体政治倾向、文化态度、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四个具体政治价值观变量上的投影所产生的最可能取值组合；每个象限对横轴与纵轴相吻合的价值观进行了标示(如第一象限中的保守政治倾向和高民族主义），横轴与纵轴相冲突的价值观则标记为“不确定” （如第一象限中的文化态度和意识形态）。处于第四象限的“平等-社群主义者”支持强制转基因食品标签的可能性比其对应的第二象限的“等级-个人主义者”高79%，愿意多支付约67%的费用来购买带有非转基因标签的产品（Kemper，Popp，Nayga & Kerr，2018）。

从“格-群”文化理论出发，本研究对当前中国网民特定政治价值观影响转基因态度的方向作出了推断，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网民的政治价值观能够直接影响其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H1a：网民在文化态度上越反传统，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正面。

H1b：网民的民族中心主义越低，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正面。

H1c：网民的客观政治倾向越民主，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正面。

H1d：网民在主观意识形态自评上越偏右，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正面。

（二）时政新闻接触对公众转基因态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考察公众科技态度形成和改变的机制是当前科学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贾鹤鹏，闫隽，2017）。既有研究发现，不同人群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大量研究表明，人们的媒介使用不仅影响其科学素养水平，也可能影响其对特定科学议题的看法（金兼斌，楚亚杰，2015）。由于转基因技术背后包含了诸多在科学上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专业技术细节，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也相应存在着疑惑和矛盾心理，在此背景下媒体成了影响公众科学认知的重要因素。大众媒介作为公众获取科学信息的重要渠道，是他们了解科学发现、科学争议、科学事件等信息的主要来源（余慧，刘合潇，2014）。本研究从“格-群”文化理论出发，试图将网民的转基因态度与整体的舆论环境及日常新闻接触联系起来，把转基因态度看作是信息传播与新闻舆论的社会后果，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时政新闻接触对网民的转基因食品态度存在直接的负向影响，即时政新闻接触越频繁，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负面。

近年来，网民对转基因食品问题的讨论逐渐远离了科学知识及食品安全的范畴，政府信任、社会不安全感等社会情绪已被夹杂进了有关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中 (余慧，刘合潇，2014)。虽然转基因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议题，但公众的转基因态度却不止受到科学知识及科学信息获取的影响，包含各种社会议题的时政新闻也能够通过影响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来进一步左右其转基因态度。转基因议题在全球范围内长期被视作一个与政治态度密切相关的政治化科学议题。既有研究表明，转基因技术的风险建构话语离不开左翼进步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文化世界观的话语资源（Veltri & Suerdem，2011）。如前所述，时政新闻建构的传统文化态度、民族中心主义程度和政治观念等社会文化价值的确与“反转”态度有关。那么，时政新闻接触除了能直接影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外，应当还能够通过政治价值观对转基因食品态度产生间接影响。本研究试图探讨政治价值观是否在时政新闻接触和转基因食品态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政治价值观在时政新闻接触频率和转基因食品态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H3a：时政新闻接触越少，网民在文化态度上越反传统，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正面。

H3b：时政新闻接触越少，网民的民族中心主义越低，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正面。

H3c：时政新闻接触越少，网民的客观政治倾向越民主，其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正面。

H3d：时政新闻接触越少，网民的主观意识形态自评越偏右，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正面。

基于以上所有的研究假设，本文提出了时政新闻接触和政治价值观对网民转基因食品态度影响的研究模型(见图2)。

三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马德勇主持的“网民社会意识调查”（2017年版）数据库，调查时间为2017年4月至5月。调查针对中国网民展开，调查样本中大部分来自“问卷网”，也有来自微博、微信等其他来源的网民。为保证网络问卷的可靠性，在网络调查中设定了每个IP地址只能回答一次问卷，并在后期通过对答题时间的监测和人工浏览的方式剔除了明显不认真答题的问卷。在模型检测时，经软件自动过滤缺失值后，得出本研究所使用的2376份有效问卷。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采用的是“2017网民社会意识调查”中的问题：“转基因食品问题上，有人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应该禁止；有人则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无需禁止。您是否支持？”选项1到3代表了对转基因食品从不支持到支持的不同程度（M = 1.71, SD = .63）。

研究的自变量为时政新闻接触，主要考察网民接触时政新闻的频率，采用的是问题“请问您主要通过哪些渠道来获取时政类消息和评论？频率如何？”具体包括：（1）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等商业门户网站的时政新闻；（2）微信朋友圈、QQ群等熟人朋友分享的时政新闻；（3）推特、脸书、BBC、多维等翻墙所得信息或外媒渠道；（4）购买报纸阅读时政新闻；（5）观看各地方电视台的时政新闻节目；(6)阅读专业杂志的时政、社会问题报道和分析；（7）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时政分析报道(含微博及微信公众号)；（8）天涯社区、凯迪社区、铁血社区等专业论坛或网站的时政帖子；（9）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新闻聚合客户端的时政新闻；（10）新浪微博、非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荔枝电台等自媒体平台新闻；（11）通过小道消息或朋友聊天获得的政治内幕、消息；（12）政务类门户网站、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发的新闻(如中纪委网站)。被调查者基于“几乎不使用”“不常使用”“经常使用”“几乎每天都使用”四个选项进行选择。研究者将所有时政新闻接触渠道的使用频率求均值作为时政新闻接触这一变量的测量（α = .835, M = 2.39, SD = .53）。

研究的中介变量共有四个，分别是网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民族中心主义、客观政治倾向以及主观意识形态自评。其中，对传统文化态度的测量主要通过考察被调查者对下列两个方面中7种观点所持的态度（“非常同意”“同意”“中立”“反对”“强烈反对”）实现。首先是对社会地位较高者的态度：（1）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也应该照办；（2）服从自己的上司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是理所当然的；（3）服从和尊重权威是孩子们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其次是对于传统的态度：（4）尊崇我们的儒家传统文化和习俗很重要；（5）中医对健康和养生的观念比西医更高明；（6）算卦、看手相、风水能解释很多事情，我相信它们；（7）只要有机会，我觉得利用关系和走后门办点事没什么大不了（Zeng & Greenfield，2015）（α = .714， M = 3.09, SD = .61）。

对民族中心主义的测量主要考察被调查者对下列9种观点持有的态度（“非常同意”“同意”“中立”“反对”“强烈反对”）：（1）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冲突时，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2）中国在领土和贸易纠纷等外交问题都是其他国家首先挑衅而引起的；（3）条件允许的话，应该通过武力统一台湾；（4）如果爱国的话就必须抵制日货；（5）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他们在背后搞鬼；（6）中国在领土、贸易争端上表现太软弱了，必须更强硬；（7）目前我们的国家虽有问题但总体上还是秩序井然，欣欣向荣；（8）我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而骄傲；（9）每当升国旗奏国歌时我总是觉得这一刻很庄严（郑素侠，2017；Guo， Cheong & Chen，2007)(α = .858， M = 2.44，SD = .69）。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尚处在形成和成熟过程中，因此，在考察作为文化偏向的政治偏好时，需要同时将个体可测的客观政治偏好与主观感知的政治立场同时纳入分析，因为二者之间常常并不一致（Lin，Sun， Yang，2015；Wei，2019），前者指的是个体所持政治立场在政治光谱中的绝对位置，如保守抑或是激进（Crawford，Mallinas & Furman，2015），而后者则是强调了个体自身对于其政治立场的判断（Wei，2019）。

对客观政治倾向的测量主要通过考察被调查者对下列7种观点持有的态度（“非常同意”“同意”“中立”“反对”“强烈反对”）：（1）民主国家天天争吵，耽误了很多发展机会，这一点不如我们这样一党长期执政好；（2）政府对电视等媒体播发的新闻进行事先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3）我们绝不能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表批评党和政府的言论；（4）对那些挑战政府权威和现有社会秩序的群体和闹事者必须予以严惩；（5）选举式的民主其实是假民主，因此中国不能搞选举式民主；（6）政府领导就像大家庭的家长，任何人都应该服从他们；（7）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归毛主席时期的体制（边晓慧，苏振华，2020；马得勇，陆屹洲，2019）（α = .847， M = 3.05，SD = .77）。主观意识形态自评主要通过被调查者对“就政治立场而言，人们经常谈到‘左’派或‘右’派，您觉得自己属于哪一派？”这一问题的回答  （“左”“中间偏左”“中间”“中间偏右”“右”）来测量（马得勇，陆屹洲， 2019；马得勇，王丽娜，2015)(M = 2.91， SD = .79）。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涵盖了网络使用频率、信息渠道数量及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网络使用频率的测量通过统计网民参与以下7项网络活动的频率实现，包括（1）跟朋友聊天；（2）查阅和下载学习工作资料；（3）上网购物；（4）整理自己的博客、相册、处理邮件；（5）看娱乐体育新闻、看电影电视剧；（6）了解时事政治经济社会类消息；（7）看微信朋友圈消息、微信群消息或聊天。被调查者需要对参与以上各项网络活动的频率基于“几乎没有”、“偶尔有(每月1-2次)”“经常如此（每周2-3次）”“几乎每天如此”这四个选项进行回答（α = .667，M = 2.85， SD = .47）。

对信息渠道数量的测量主要考察的是网民日常使用信息渠道的多寡，对应的问题是“请问您主要通过哪些渠道来获取各类信息？”具体包括：（1）看报纸；（2）看电视；（3）收听广播；（4）阅读专业杂志；（5）课堂信息；（6）与朋友、同学、老师等面对面聊天；（7）新浪网、腾讯网等商业门户网站；（8）非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台；（9）微信朋友圈、QQ群等熟人圈子；（10）天涯社区、凯迪社区等专业论坛或网站；（11）推特、 脸书、BBC等翻墙所得信息或外媒渠道。被调查者需要逐一回答是否将上述各个渠道作为主要的信息渠道（0 = 否，1 = 是），最后加总作为对信息渠道数量的测量（M = 3.65, SD = 1.81）。

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段（18-24岁、25-34岁、35-44岁、45-54岁、55岁及以上）、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本专科、硕博士）、家庭年收入、生活所在地（特大城市、大城市、省会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镇子；村庄；国外境外）、职业（党政事业机关工作者、工人农民、中产知识界、学生、其他）。既有研究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职业（Costa- Font，Gil & Trail，2008；Legge & Durant，2010）以及新媒体使用等（王玲宁， 2018）会对公众的转基因食品态度造成影响。为了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分析结果更加科学，本研究在分析中将人口统计学变量、网络使用频率和信息渠道数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从而更准确地评估核心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

四

在本研究样本中，48.8%的被调查者为女性（n = 1160)，51.2%为男性（n = 1216）。近四分之一的样本(24.2%)为18到24岁的网民，34.4%的样本为25至34岁的网民，26.1%的样本为35到44岁的网民，45岁以上的被调查者占了样本的15.2%。此外，大部分被调查者（70.5%）为专科/本科学历，20.4%的被调查者拥有硕博研究生学历，9.1%的被调查者为高中及以下学历。52.4%的被调查者来自特大城市、大城市和省会城市，22.7%来自中等城市，17.9%来自小城市，6.4%的被调查者来自镇子和村庄，还有0.6%来自国外境外。样本的平均家庭年收入为12.69万元（SD = 16.06）。

时政新闻接触、文化态度、民族中心主义、客观政治倾向和主观意识形态自评等主要变量的零阶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时政新闻接触与转基因食品态度（r = -.161， p < .001）、文化态度（r = -.309，p < .001）、民族中心主义（r = -.248， p < .001）、客观政治倾向（r = -.209，p < .001）、主观意识形态自评（r = -.137， p < .001）呈显著负相关，而文化态度（r = .222， p < .001）、民族中心主义（r = .241， p < .001）、客观政治倾向（r = .208， p < .001）、主观意识形态自评（r = .131， p < .001）与转基因食品态度呈显著正相关。这些相关性与理论预期的关系相一致，为验证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证据。

为了验证H1和H2，首先通过分层回归分析检验时政新闻接触和政治价值观对网民转基因食品态度的直接影响。如表2所示，首先，作为控制变量的年龄（β = -.168， t = -8.06， p < .001）和职业（β = .049, t = 2.31. p < .05）能显著影响网民的转基因食品态度。更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年龄越大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负面；在所有职业中，学生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正面态度显著高于其他任一职业群体。时政新闻接触和政治价值观共同解释转基因食品态度6.3%的变异，其中政治价值观的解释率为4.3%。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网民的文化观念越反传统（β = .110， t = 4.36，p < .001）、民族中心主义越低（β  = .167， t = 6.30， p < .001）、主观意识形态自评越偏右（β = .055， t = 2.68， p < .01），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正面；但客观政治倾向对网民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不显著（β = -.045， t = -1.50， p = .135）。所以，H1a、H1b和H1d成立，H1c不成立。时政信息接触能够直接负向影响网民的转基因食品态度（β = -.087， t = -3.71， p < .001），故H2成立。

为了进一步验证政治价值观（包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民族中心主义、客观政治倾向、主观意识形态自评）在时政新闻接触和网民转基因食品态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使用Hayes（2012）编制的SPSS宏PROCESS插件（Version 3.3），采用Bootstrap对政治价值观的中介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选定的Bootstrap取样量为5000）。基于PROCESS插件中的模型4，在控制性别、年龄段、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职业、生活所在地、信息渠道数量和网络使用频率这些变量的条件下进行分析发现，文化态度（effect = -.041，Boot SE = .010，Boot LLCI = -.0614，Boot ULCI = -.022）、民族中心主义（effect = -.034，Boot SE = .008，Boot LLCI = -.050，Boot ULCI = -.021）、主观意识形态自评（effect = -.010， Boot SE = .005，Boot LLCI = -.020，Boot ULCI = -.002）在时政新闻接触和网民转基因食品态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但客观政治倾向的中介效应不显著（effect = .016，Boot SE = .011，Boot LLCI = -.006，Boot ULCI = .039）。对中介变量“文化态度”“民族中心主义”“客观政治倾向”“主观意识形态自评”进行共线性检验， 四者的VIF取值范围是1<vif<2.4，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

根据PROCESS的分析结果画出时政新闻接触和政治价值观对转基因态度的影响模型可知（见图3），时政新闻接触越频繁，文化态度越传统、民族中心主义越高、主观意识形态自评越偏左，进而加强了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态度。时政新闻接触越频繁，网民的客观政治倾向就越保守，但客观政治倾向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不显著。

五

本研究主要有两个研究发现：首先，时政新闻接触和政治价值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民族中心主义和主观意识形态自评）能直接影响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其次，除了直接影响外，政治信息接触还能通过作为中介变量的文化态度、民族中心主义和主观意识形态自评间接影响转基因食品态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在本研究中，表2的回归模型也同样验证了文化态度、民族中心主义和主观意识形态自评三个政治价值观变量在网络使用频率和转基因食品态度之间的的中介效应，但考虑到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网民样本，且在研究开展的时段即2017年4至5月，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6.5小时，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达到96.3%（CNNIC，2017），网民总体的平均网络使用时间较长且差异不大。相反，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冲击下，时政新闻这一内容类型的信息接触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变异空间更大且更加值得关注，故本研究依然将时政新闻接触而非网络使用频率视为影响网民政治价值观及其转基因食品态度的核心解释变量。

研究发现，年龄越大的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负面，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Costa-Font，Gil & Trail，2008；Legge & Durant，2010)。而在不同职业群体的横向比较中，学生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正面态度显著高于其他任一职业群体，这可能是因为学生群体较能接受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科学劝服（牛草草，单怡凡，王亚，余增丽，2019）。在研究关心的核心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上，一方面，本研究发现时政新闻接触能显著降低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度。另一方面，研究结果表明包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民族中心主义和主观意识形态自评在内的政治价值观能够显著正向影响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文化态度越反传统、民族中心主义越低、主观意识形态自评越偏右的网民，越容易对转基因食品持正面态度。基于风险的文化认知理论，文化对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机制在于，它提供了个体理解、解读转基因这一争议性科学问题并对其进行意义建构的基模。文化将转基因与特定的符号、价值、事件等进行了关联，筛选出转基因所带有的诸如风险和收益等价值评价的特征，从而影响着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Peters，Lang，Sawicka & Halman，2007；程萧潇，金兼斌，2019）。

本研究还发现，时政新闻接触除了能直接负向影响转基因食品态度外，还能通过传统文化态度、民族中心主义和主观意识形态自评这些政治价值观作为中介变量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实现间接影响。具体来说，时政新闻接触越频繁，文化态度越传统、民族中心主义越强、主观意识形态自评越偏左，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负面。也就是说，时政新闻接触降低了本可以促进转基因食品接受度的重要文化价值观，即开放的文化观念、包容的世界主义和进取的市场精神。这可能是因为，时政新闻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及其营造的舆论环境影响了网民的政治价值观，使人们变得更保守、更传统、更民族中心主义，进而影响到了其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另外，网民越频繁地接触时政新闻，就会在客观政治倾向上越保守。虽然时政新闻接触能够影 响网民的客观政治倾向，但无法通过客观政治倾向进一步影响网民的转基因食品态度。这是因为，“格”与“群”的类型学坐标暗含了一种从“等级-个人主义” (HI)所在的第二象限到“平等-社群主义”（EC）的第四象限之间的共变关系，这也是既有研究多将其合并为HI-EC指数的原因之所在（Kahan，Jenkins-Smith & Braman，2011；Zanocco & Jones，2018），将坐标轴合并的考虑是基于现代国家个体自由与社会平等难以兼顾的政治科学的基本判断，意味着人们的文化价值偏向必须在自由和平等之间有所取舍，而本文的客观政治倾向测量反映的恰恰是既追求个人自由又希望社会平等这一“不现实”的政治理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其现实预测力。

在实践层面上，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改善我国转基因食品舆论环境任重而道远。转基因作为一个风险议题，新闻在向公众介绍与说明该议题的过程中需要重视观点的平衡性及科学信息的伦理与标准。除了关照科学知识本身外，也需要重视文化价值观的潜在影响。如果想要提升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正面态度，需要创造更民主包容的舆论环境，才能提升人们的反传统意识、降低他们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潜移默化地形塑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看法。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基于“格-群”文化理论，明确了时政新闻接触和政治价值观能共同作用于网民的转基因食品态度，进而构建了“新闻接触—政治价值观—转基因食品态度”这一影响路径。既有研究大部分强调了媒介中的科学信息获取对公众科学态度的影响，但本文试图从风险的文化认知观角度说明新闻舆论环境、报道倾向以及个体的文化价值观也会影响公众的转基因食品态度。第二，基于实证的角度，本研究明确了政治价值观的多层次和多面向特征，未来对文化价值观的建构需要建立在理解其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基础上。第三，研究验证了时政新闻接触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负面影响，这对于在当前背景下深入理解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及媒介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当前应用“格-群”文化理论开展的研究中，文化认知对个体风险感知的具体作用机制被总结为五种类型，包括认同保护认知、偏见同化与群体极化、文化易得性、文化可信性和文化认同确认等（Kahan，Braman，Gastil，Slovic & Mertz，2007；汪新建，张慧娟，武迪，吕小康，2017），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支持了其中的文化易得性（cultural availability）机制和文化认同确认（cultural identity affirmation）机制，也就是说，媒体及其受众都高度依赖其“文化原点”附近的易于理解的文化资源，与此同时，个体也会忽视与自己价值观不一致的信息。两种机制同时作用，共同促成了本研究“媒介-文化价值观-态度”影响路径的成立。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5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Merr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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