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纯粹媒介的货币：作为媒介理论的“货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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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美尔不仅是人际传播的奠基者，而且是先驱性的媒介理论家，尤其是其“货币哲学”。他站在先验主义的立场，从形式主义和关系主义视角出发，以现象学式的方法，对货币这一范例性现象进行了透视。他认为日益脱离实体的货币是媒介功能的最巅峰表达或最纯粹形式，从这一范例可透视现代社会的纯粹形式化、媒介化趋势。具体则是通过剖析货币经济学这一经验科学“之前”的“先验”和“之后”的“后验”，来把握纯粹形式化和媒介化的“逻辑前提”和“社会文化后果”。齐美尔的媒介理论尽管不乏一些零散的拾穗者，但却似乎没有明确的继承人。重新阐述齐美尔媒介理论的当代意义在于将媒介理论提升到社会理论的高度，不但在范围上扩展为“万物皆媒”，而且在理论取向和方法论上超越强调媒介技术性、物质性的媒介中心主义的媒介化理论，建构能够凸显出媒介社会性、文化性的非媒介中心主义的媒介理论。

王佳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手机和电脑的普及，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颖的媒介化时代。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媒介化理论日益兴起，并受到诸多关注。在各种媒介化理论中，经常会提及齐美尔（Georg Simmel），但大都不过是作为背景和铺垫，。这也是通常对传播研究与社会理论之间关系的刻板认识：“如果说古典哲学帮助传播理论设定了议程，社会理论则是传播学的一个更为新近的理论源泉。”（延森，2017）然而，齐美尔对传媒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对人际传播与社会互动的微观分析，为后来的媒介化理论提供了“形式”的合法性或思想的源泉，而且他几乎分析了当时的所有广义和狭义的媒介，尤其是以货币这一纯粹媒介为例，透视了整个现代社会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媒介化进程。只有从他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客观化和媒介化的“世界图景”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他对于现代都市人社会交往的印象主义描绘和对于互动形式、关系网络的现象学式直观。齐美尔的社会理论，尤其是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媒介理论。

近来也有学者强调齐美尔所论述的货币的媒介性，但似乎不是从齐美尔本人所倡导的超越经验科学的“哲学”角度，以货币为范例透视现代社会的媒介化进程。对于齐美尔的这种理解方式，在总体上延续了美国芝加哥学派对齐美尔的互动论改造（Levine，1976）。但齐美尔最钟情的是哲学而不是社会学，更不是美国式的符号互动论，他的社会学著述也充满了哲学色彩，其多数著述都直接题为“XX哲学”，其中尤为重要的便是“货币哲学”。“货币哲学”贯穿了齐美尔思想的始终，他最初曾以小品文的形式论述货币，如1896年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和1889年的《货币心理学》，直到晚年的《生命直观》中还可以看到“货币”和“货币哲学”的存在。

要理解“货币哲学”，首先需要理解齐美尔的“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受新康德主义的相对主义和尼采的视角主义影响（贝克，1972/1979），认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从一种独特的视角透视现实，所看到的内容都是从现实整体中抽象出来的一部分。跟很多新康德主义者一样，他也需要回应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对哲学的挑战。在他看来，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始于经验科学止步之处，哲学的起点“在于实证性知识的总是零碎的内容，透过概念的锁定而添加到一幅世界图画里并与生活的整体联系起来的地方”（齐美尔，1900/2019：2）。他通过关注货币经济学、货币历史学等经验科学“之前”和“之后”，从货币这一“范例”中形成“世界图画”，理解其“纯粹客观意义”。于是，《货币哲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篇关注的是货币经济学“之前”，“阐述使货币演化出来并支撑着货币的本性和存在意义的前提条件”。第二部分综合篇关注的是货币经济学“之后”，探讨的是货币对人类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影响，“从货币的效用之中理清一般生活条件和关系的性质与形态”。

要理解“货币哲学”，除了首先理解齐美尔的“哲学”外，还需理解齐美尔具有现象学本质还原特点的方法论。有关“现象学”存在各种不同理解，但其原初含义或许源自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精神现象学》。对于黑格尔来说，“现象学”就是以由外到内、从现象到本质的方式去蔽或消除异化的辩证过程，因而他被“定位为一个社会现象学家”（莱文，张亮，2006）。既受黑格尔影响又对其进行批判的马克思，有时也会被视为“社会现象学家”（莱文，张亮，2006），现象学特点甚至贯穿其思想始终，从早期《1844年手稿》中的“人学社会现象学”（张一兵，1999：221-242），到《资本论》中的成熟的“历史现象学”（张一兵，1999：663-679）。齐美尔虽然对黑格尔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有不同意见，甚至试图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底下构建一个基础”，但他却同样深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试图“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从局部见全体，以求达到最大限度的普适性”（齐美尔，1900/2019：5），尤其是从具体现象（如货币）透视一般本质（如社会和历史的纯粹媒介化）的方法论（Goodstein，2002）。尽管其现象学色彩的方法论仍然比较朴素，不像后来的胡塞尔、舒茨等人那么充满分析性、思辨性。

齐美尔的哲学立场和现象学方法是进入其“货币哲学”的基础。他之所以从货币及相关现象入手，是因为要阐明某个现象的本质，不是回到简单的原始形式，而是从“发展程度更高、更纯粹的形式”出发，因而不是从礼物交换而是从货币经济出发。其货币哲学就是要从货币及相关现象等偶然的、表层的、孤立的经济事实或经济事件中，“推导出一条对人类一切事物具有决定性价值和意义的指导原则”（齐美尔，1900/2019：3）。于是，其分析往往是对价值、自由以及社会构成等问题进行一般性的哲学社会学或形式社会学探讨，但却以货币或相关经济现象为例来进行具体说明。对他来说，“探讨货币就是探讨各种关系”，“货币是使一个人的需求的满足，总是以相互的方式有求于另一个人的那种关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求与相关性的表达和媒介”（齐美尔，1900/2019：168）。但“货币只是用来表现各种关系的一种手段、一件材料或者一个例证”，在货币这个“范例”中，“看起来最表层、最缺乏实质的东西跟生活的内在实质之间的对立在这一点上紧张到极端”，由此而使他可以从“每个生活细节中发现其整体意义”，这种纯粹的、整体的、客观的意义便是货币这一“范例”作为纯粹媒介所表征的现代社会的客观化和形式化。

因而，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甚至其哲学本身，不只是媒介哲学或媒介理论的“取道”性资源，而是说其本身就是一种媒介哲学或媒介理论。要理解这种媒介哲学，必须回到他的“哲学”本身。他在这种哲学观念下，以货币为范例透视现代社会，认为货币日益从实体的物品演化为纯粹的媒介，作为纯粹媒介的货币是现代社会的最巅峰表达，是客观而抽象的媒介化系统的最佳表征，他具体要分析的正是这一媒介系统的“前提条件”“逻辑结构”和“社会文化后果”。无论对于媒介化社会理论的推进，还是对于当前数字货币、数字媒介的发展，重新梳理和真正理解齐美尔所阐明的货币作为纯粹媒介所表征的现代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一）货币作为纯粹媒介的认识前提与演化过程

齐美尔在论述货币本性之前插入一节，详细论述了他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和世界观。在他看来，事物本来就是充满相对性和关系性的，越是到现代社会，相对性和关系性就愈加显著。于是，采取关系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是真正以符合现代社会特征的方式来认识现代社会。

从相对主义和关系主义认识论角度出发，首先需要认识的是价值和价值形成过程，其次才是经济价值及其形成过程，以及货币在其中的作用。他从这种相对主义世界观出发，将世界划分为实在与价值，价值是主体对事物所做出的主观判断。价值虽然主观，但却并非随意，而是有其特定规律。价值及其规律性源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经历了从无区分到区分状态的过程，逐渐意识到自己是相对于客体的主体本身就是客体化的结果，这是“我们心灵的基本成就”。

齐美尔进一步认为所有关系都可以视为交换关系，经济交换和经济价值作为主观价值的客体化，源于享受主体与享受客体之间的分离或距离。物品在交换中要通过相互衡量来体现各自的价值，物品之间的相互交换和等价关系构成了经济价值的客观化。于是，相对主义、关系主义的世界观将价值和经济价值纳入到摆脱任何主观关系的纯粹经济客观性或“最广泛的关联”之中。“当存在的一切可认识的基本特性、所有此在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都采用了经济价值，并给其材料提供给了这一生活原则以后，货币的内在本性才变得可以理解，因为在被理解为事物的经济互动之时，事物的价值就通过货币得到了最纯粹的表达和最突出的表现。”（齐美尔，1900/2019：106）

对于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齐美尔来说，上述对实在与价值、经济价值与经济交换的相对主义和关系主义认识，是理解货币本质的前提条件（李凌静，2016），因为货币既是从经济交换和经济价值演变而来，同时作为纯粹媒介，又是其最客观、最巅峰的表现。每个物品在经济交换中都具有其价值，最初的这种价值同时包括非货币价值和货币价值，而货币价值或货币职能日益从事物的诸多价值中得到提升。当货币在演化或分化中使其功能性、客观性得到提升后，它就不再只是具体的物体，而是“一种概念的存在”或抽象财富价值，表达的是具有直接价值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于是，此前在实物交换中直接体现的相互性和相对性，最终都结晶在货币这一纯粹媒介或抽象载体及其“纯粹概念性运作”之中。

这并不意味着货币从一开始就是纯粹媒介或抽象手段，跟其他事物一样，货币最初也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具体的客体，又是衡量其他客体的客观尺度或“规范性概念”；既具有实体价值，也具有功能价值。犹如主体与客体需要分离才能产生价值一样，货币与其它事物、货币的实体价值与功能价值也在演化过程中从融合走向分离。“货币作为一种媒介、作为一种贮藏和传送价值的手段”（齐美尔，1900/2019：154），逐渐从直接的、实物的方式，转变为概念上的、符号性的方式。货币之所以从具体事物上升为一般等价物或客观媒介，根本在于它可以成为毫无个性的“全然超脱之物”，仅仅作为纯粹概念性存在或“符号性构想”。作为价值关系的抽象载体或所有事物的纯粹媒介，货币衡量的是相对量与相对量之间的量的客观比例关系。货币经济越是发达，其作为纯粹媒介或抽象符号的功能价值就越为重要，这既体现在货币本身的发展之中，也体现为经济活动链的长度和广度的极大延伸，使远期预算、信用经济、远途贸易等经济活动得以可能。

货币从实体价值向功能价值的转变，是经济发展、国家政策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共同导致的。首先，经济区域的结构性关系，导致货币功能价值的日益发展。因而贸易范围越大，经济集中程度越高，某种货币的适用范围就越广，其价值也就越高。其次，政治体制和货币政策变化，是使货币成为一般功能或纯粹媒介的另一因素。其三，不管经济交换关系，还是国家货币政策，在根本上都是由于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社会互动的可靠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是货币功能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社会关系越集中，越可靠，越惬意宜人，货币的本性就越纯粹地展现出来。”（齐美尔，1900/2019：195）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关系的经济交换，导致两种媒介，一种是位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商人阶层，一种是位于商品客体之间的货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政权对造币权的垄断，才能使“货币提供其居于任何特定产品之上的作为绝对媒介的服务”（齐美尔，1900/2019：203）。反过来，货币从实体价值向纯粹媒介功能的转变，也有助于价值集中、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因此，货币的发展进程和最终归宿是纯粹的符号化、媒介化、功能化，但现实条件不可能使其彻底实现，因而总是处于纯粹媒介化的过程之中。但在齐美尔看来，“货币的哲学意义”就在于，“货币是一般存在的表达形式在实践的世界之中最明确的形式、最清晰的实在。以此为依据，事物互相从对方获得各自的意义，并在关系的相互性之中飘摇，营造出自己的存在和显在”（齐美尔，1900/2019：122-123）。货币的全部意义在于其作为纯粹媒介或抽象载体的功能价值，唯有经由货币才可能形成客观的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所以，货币作为纯粹媒介或抽象符号的意义凸显，标志着人类文明从具体媒介向客观媒介、从主观文化向客观文化的转变。

（二）货币作为纯粹媒介的社会后果

齐美尔分别论述了作为纯粹媒介的货币，对个体自由、个体价值、生活风格等三方面造成的后果。

第一，货币是个体自由的媒介。齐美尔认为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义务与自由等都是并存的、相对的，任何人都处于二者之间的连续体之中而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作为纯粹媒介的货币，使主体与客体、人身与占有、人与人日益分化，个体和客体都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发展。其一，货币化促进了人与占有物的分离，使人摆脱了占有物或客体的束缚。其二，货币化促进了人与人的分离，使自我在极大程度上摆脱了他人和社会的束缚。其三，货币化促进个体自由的同时，也促成了新的结社方式。

第二，货币是个体价值的媒介。货币化不但因促进人与物、人与人的分化而有助于个体自由和新结社方式，而且还成为衡量人本身及其权利和劳动的一般媒介。犹如对物的衡量一样，对人的估价也经历了从主观性、功利性、差异性向标准化、客观化、超个人性的转变，而作为纯粹媒介的货币使人本身的货币化也得以可能。货币的夷平化、无差别性，消除了人本身及其价值的独特性、殊异性。随着人身和人格的货币化，原本具有特定内容或实质意义的劳动和权利也都转化为仅仅作为纯粹媒介的货币。当这些原本具有极强个人性的价值转变为纯粹媒介性或非个人性的货币之后，这些个人价值也将遭到贬低或丧失。

第三，货币促成了生活风格的媒介化。作为生活风格的纯粹媒介或抽象载体，货币分别通过对空间或距离、时间或节奏、速率或步调的影响，而使现代生活风格日益走向客观化。其表现之一是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变化，风格化就是拉开某种距离的同时缩短某种距离，货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货币化使所有社会关系都日益排除个人特色和情感色彩，而货币化所影响的这种客观生活风格日益渗透到主体内心之中。其表现之二是生活节奏、生活步调与货币流通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作为纯粹媒介化的货币化使生活获得了超越自然限制的节奏性和规律性。 “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货币才相应地受到强烈的需求，因为有鉴于其固有的不加区分的本性，货币是为数众多而且多种多样的人们互相沟通的最合适的桥梁和手段。”（齐美尔，1900/2019：738）

二

（一）齐美尔的媒介理论

齐美尔《货币哲学》是在与马克思《资本论》对话，同时也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张盾，2005）。他实际上是从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角度，透视货币在形而上学层面的“前提条件”和“社会文化后果”。他在序言中坦言，他要“在历史唯物主义底下构建一个基础，以便在保持经济生活构成思想文化的起因这一阐释价值的同时，经济形态本身同样被视为是深一层的价值判断以及心理的，甚至形而上的前提条件流变造成的结果”（齐美尔，1900/2019：5-6）。因此，其货币哲学在性质上既是文化哲学，也是媒介哲学。

在从齐美尔的“货币哲学”转向其媒介理论之前，或许首先需要把握其形式概念，并从其形式概念出发理解他的媒介理论。有学者根据其《社会学》区分了既不同但又统一的三种形式观：几何学的形式，如三角关系；先验论的形式，如社会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生机论或生命哲学的形式，主要指形式化的流变过程及其不断超越（Silver & Brocic，2019）。在《货币哲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三种形式的体现，以及从三种形式出发所看到的齐美尔的媒介理论。

首先，就在几何学形式中发挥中介作用的作为实体的媒介物而言，齐美尔论述的不仅限于货币，他几乎以“博物志”的方式论及了当时出现的所有狭义或广义的媒介。齐美尔所理解的媒介极为宽泛，他似乎已经具备了“万物皆媒”的思想。在几何学的形式中，上述媒介物发挥着货币一样使人们日益联系为一个社会体系的作用，对几何学的强调也使齐美尔的社会学被称为“社会几何学”。

其次是先验论的形式，当货币的功能价值从附属于实体价值走向独立自主运作之后，就成为现代社会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而纯粹媒介就是这样一种先验论的形式。对他来说，任何实体的媒介物所发挥的媒介功能都会逐渐脱离实体或媒介物，开始其与实体无关的纯粹的、客观的、抽象的运作。简言之，万物皆媒，货币最媒。

其三，生机论的形式主要指现代文化的客观化、形式化及其超越。以货币为范例的纯粹媒介化就是现代社会客观化、形式化的体现，其实质正是手段对目的、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僭越，并日益走向“文化悲剧”。就媒介而言，“人们千篇一律地陶醉于电报和电话的成功之中，却常常忽视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人们通过电报和电话传送的内容；跟这一点相比，传送工具的速度的快或者慢通常只不过是一种事务性的东西，它之所以能够获得当今的声誉靠的是僭越。而且，无数其他领域之中的情形也莫不如此”（齐美尔，1900/2019：700）。以货币化为范例的纯粹媒介化过程，导致的是“空洞的个人主义”而不是真正的个体性创造（西美尔，1906/2003），是否定性的消极自由而非肯定性的积极自由，“日益增强的个性化趋势已使货币日益不适合充当纯粹的个人关系的媒介”（齐美尔，1900/2019：537）。

上述三种形式或媒介形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在根本上是统一的。越是到现代社会，纯粹媒介功能越是重要，越是脱离实体甚至不是实体而只是数字，或者说作为先验形式的纯粹媒介而非作为实体的媒介物使现代社会得以可能。这种先验而非实体的形式化过程会逐渐导致文化悲剧，因而追求个体性的人们既会努力实现这种形式化，也会试图超越这种形式化，对形式化的实现和超越过程便是生机论或生命哲学意义的形式。在三种形式中，齐美尔最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或许是先验论的形式，对于媒介理论最为重要的贡献或许是其纯粹媒介思想。需要说明的是，齐美尔所说的日益抽象化、纯粹化、客观化的媒介功能，并非是经验主义、实体主义的，而是先验论的形式。倘若从经验角度看的话，最多可以理解其几何学的形式，很难理解其先验论的和生机论的形式。

齐美尔所理解的媒介功能或纯粹媒介功能，跟美国功能主义存在根本的区别。在美国社会学的不同时期，符号互动论、功能主义、社会网络分析等流派或分支都受到了齐美尔的重要影响，但都是零敲碎打式的工具性利用。

总之，齐美尔思路是以新康德主义哲学的透视主义视角，类似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或从具体现象看一般本质的方法论，而不是经验科学的归纳演绎方式，关照碎片化的万事万物，通过媒介的具体“范例”透视一般的媒介以至整个社会，而不是从媒介出发看待货币或社会。他由此看到，整个社会日益走向纯粹媒介化，似乎正在迈向“货币之城”和文化悲剧。其晚期生命哲学有时也以货币为例，论证目的性原则的基本结构和生命的超越性意义（Simmel，2010：26-27）。就货币的客观社会意义而言，当作为满足欲望之手段的金钱上升为纯粹而绝对的媒介的同时，社会也就成为“货币之城”，或者说是“以金钱为上帝之城”。

（二）齐美尔媒介理论的影响

不管德国媒介理论、批判理论，还是北美符号互动论、媒介环境学，几乎都或多或少受益于齐美尔。然而，正如齐美尔在生前日记中所言，“我知道我将在没有学术继承人的情况下死去，也该这样。我的遗产就像是现金，分给许多继承人，每个继承人都按自己的天性将所得的一份派上用场，而从中将不再能够看出是继承自这一遗产”（成伯清，1999：21）。于是，齐美尔影响虽然广泛但却比较分散。

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强调媒介形式相对于内容的重要性，跟齐美尔形式社会学具有极大相似性。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及其后继者认为在文明的起源处，文字的发明与货币的发明具有紧密联系，它们都是程式化的媒介，决定了西方文化的发展。他们跟齐美尔一样认为，货币就像中央处理器一样，使世界成为高速计算机（德克霍夫，1995/2020：70）。齐美尔和麦克卢汉虽然都是从占有物和媒介作为“自我的延伸”出发的，但齐美尔更为强调媒介是关系性的载体，麦克卢汉似乎更为关注主体或人。当齐美尔指出货币是纯粹客观媒介的“巅峰表达”时，麦克卢汉则认为“货币是社会媒介，亦是内心希望和动机的延伸”（麦克卢汉，1964/2011：158）。齐美尔更关心的不是货币媒介作为人及其心理的延伸，而是作为纯粹媒介的货币所导致的贪婪、吝啬、挥霍等心理效果。从齐美尔和麦克卢汉对于货币作为媒介的看法中可以看出，他们尽管都是从某种现象学出发看待媒介形式，但他们采取的是不同的媒介现象学路径。如果说麦克卢汉主要是媒介技术现象学的话（范龙，2008；戴雨辰，2018），齐美尔或许可以说是媒介社会现象学；在麦克卢汉看来，万物皆媒，媒介即讯息，媒介的技术形式（口头、印刷和电子）影响人们的身体感知和信息获取，齐美尔则认为万物皆媒，但货币最媒，媒介即社会，媒介的社会连接功能或社会形式影响人们的身体感知和信息获取；麦克卢汉倾向于“不假思索的乐观主义”态度（吴佳玲，2016），齐美尔则是喜忧参半地看到文化悲剧中也蕴含着创造个体价值和积极自由的可能。

跟批判理论不同的是，齐美尔从其相对主义世界观出发，对个体与社会、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始终持有相对的客观态度，认为它们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他只是冷静地透视现代社会客观化、媒介化及其“文化悲剧”，尽量不做出任何价值判断。如果有任何价值的话，那就是他倾向于个体性和个体自由，因而晚期日益走向强调不断自我超越的生命哲学。因此，深受齐美尔影响后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György Lukács），批判齐美尔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卢卡奇，1954/2005：391）。尽管如此，齐美尔对批判理论仍然具有深远影响。齐美尔强调以货币为范例的纯粹媒介化导致时间的加速，比如货币流通、交通运输、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感受愈加刺激和波动。罗萨将齐美尔的观点直接纳入到其社会加速理论之中，将其视为社会加速的一方面，并在最终旨趣上将齐美尔追求个体自由的生命哲学改造为社会文化批判。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卢曼（Niklas Luhmann）、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等为代表的德国媒介理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齐美尔的复兴。卢曼的系统功能主义似乎更接近于齐美尔，而非其老师帕森斯及其所倚重的韦伯（Max Weber）和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曾是齐美尔文集编撰小组成员的卢曼显然受到齐美尔深刻影响，其社会系统理论似乎就是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了纯粹形式社会学的改造和重构。卢曼跟齐美尔一样坚持视角主义，认为其系统功能主义是一种独特的视角。在该视角下，系统是由媒介构成的，而社会系统的构成元素又是作为媒介的沟通或传播（communication），关键不是沟通的个体而是作为媒介的沟通/传播本身（李育富，蔡雨坤，2012；葛星，2012）。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之一的大众媒介系统，在自我生产及其与母系统的关联过程中，建构着双重实在（黄旦，2020）。可见，卢曼对沟通/传播的理解跟齐美尔的视角主义、互动主义和相对主义一脉相承，并且跟齐美尔一样持有“万物皆媒”的广义媒介观，他曾在《社会的经济》中专门讨论“作为交往媒介的货币”及其对于组织化和系统化的作用（卢曼，1994/2008）。

基特勒的“文化技术”，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追溯至齐美尔所区分的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以及现代文化的日益客观化和媒介化趋势，要在现代文化的客观化过程中理解媒介和媒介化，而不是相反。正是在齐美尔等人所奠定的“客观文化”或“文化客观化”概念基础上，或许才能从现象学意义上更好地理解基特勒的“话语网络”“文化技术”及其媒介物质性（张昱辰，2016），而不只是将其视为某种庸俗的技术决定论。犹如齐美尔指出货币化导致消极自由取代积极自由一样，基特勒认为“编程语言取代了自由意志”（基特勒，1999/2017：300）。不过，跟卢曼对齐美尔的主体性和个体性概念的消解一样，基特勒则似乎不再如齐美尔一样关心作为行动可能性的自由及其社会前提（郑作彧，2015）。

三

齐美尔的媒介理论尽管不乏一些零散的拾穗者和延续者，但却似乎始终缺乏明确的继承者和追随者。克莱默尔在《媒介、信使、传送》（Medium，Messenger, Transmission）中虽然延续齐美尔的思路，强调货币的去实体化、去物质化和虚拟化（Krämer，2015：108-116），但似乎不过是对齐美尔的重复而非超越。在网络日益发达、数字媒介发展迅速的当代社会，重新阐发“被遗忘了100年的西美尔”（刘小枫，2000），其意义不仅在于弥补传媒思想史的缺憾，追溯当代欧陆媒介理论的思想渊源，而且在于通过重温齐美尔，深入理解数字货币、数字媒介等当前现象，由此把握媒介化社会的“逻辑结构”和“客观意义”。

首先，跟齐美尔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比，当今货币媒介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高度。然而，当前对于货币和数字货币的关注却主要局限在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哲学等学科范围内（韦森，2004；唐正东，2008）。麦克卢汉、卢曼、卡斯特等人尽管零星地论及过货币的媒介功能，但似乎应者寥寥。如果说货币是现代社会客观化和媒介化的“范例”的话，数字货币则是更加客观化、媒介化的数字社会的“范例”。因而，延续齐美尔的媒介理论传统，或将有助于我们透视数字货币对于当代社会的客观意义。

其次，跟齐美尔时代相比，狭义的媒介日益从纸质媒介、电子媒介转向数字媒介。对于数字媒介的关注似乎主要是从经验层面探讨数字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体对于社会的影响，较少从形式社会学或媒介现象学层面透视包括数字货币等在内的一般数字媒介的“客观意义”。而早在一百多年前，齐美尔就从货币这一纯粹媒介范例中，把握住了现代社会的日益计算性和数字性。货币的最大意义就在于量的规定性超过甚至取代了质的规定性。不管是数字媒介还是数字货币，实际上都是将齐美尔所论述的现代社会的客观化和媒介化推向了数字化的新高度，最终将世界视为“一道巨型数字算术题”。

因此，在数字货币和数字媒介日益发达的当代社会，重新阐述齐美尔媒介理论的当代意义，在于将不断追求时尚的当代媒介理论重新提升到经典社会理论的高度。在范围上，不仅关注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狭义的媒介，而且关注货币、工具、机器、技术等通常广义的媒介，甚至包括经济、政治、宗教、军事等制度性媒介。在深度上，不仅经验性地探讨媒介的历史发展及其影响，而且从形式社会学或媒介现象学角度，透视数字媒介本身的“形式逻辑”和“客观意义”。尤其是，通过当前的数字货币或数字媒介，透视作为更高程度的客观化和媒介化形式的数字化及其“客观结构”和“文化后果”。在理论取向上，不仅要批判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英美媒介理论，追随当前流行的以北欧为主的媒介化理论和媒介技术现象学（Livingstone，2009；Hjarvard，2013），强调媒介的技术性和物质性，而且还要回顾和重温经典社会理论（延森，2017），理解齐美尔所代表的德国文化哲学取向的形式社会学，关注媒介形式的社会性、文化性及其对于技术性和物质性的“基础”意义（Groys，2011）。在方法论上，不能仅从媒介本身和媒介中心主义出发看待一切，“不能仅从被用来传播的媒介出发去理解传播”（骆世查，2020），或者“把它当做一种能够处理任何事情的‘魔法棒’”（王继周，2020），而且还要从具体的媒介范例出发透视一般的或抽象的媒介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或许正是部分出于这种考虑，赫普（Andreas Hepp）、库尔德里（Nick Couldry）等当代媒介理论家才试图借鉴埃利亚斯的型构社会学，发展出一种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媒介建构理论或传播型构理论（Couldry & Hepp，2017；Hepp et al.，2018）。但要超越媒介中心主义，最值得重温、继承和借鉴的或许不是埃利亚斯，而是他的先驱齐美尔（王佳鹏，2017）。如果说货币是纯粹媒介甚至媒介化社会的最佳范例的话，那么齐美尔的货币哲学或许是非媒介中心主义的媒介理论的最佳范例。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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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姜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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