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与晚清女性议题的“公共化” ——以《万国公报》《时务报》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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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对于中国女性解放来说，具有重要的开端意义，变革首先发生在公共话语领域，中国传统女性从“隐匿”到“现身”，而近代报刊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推动了这一转变。《万国公报》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报刊，让女性得以从封闭的文化和道德的逻辑链条中跳出，在“中西之别”的尺度上获得了“可见性”，并以“他者”的视野完成了中国女性的“问题化”过程。《时务报》所代表的国人自办报刊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改造女性的“合法化”过程，在国族建构而非在身体经验的层面来论述改造的必要性。这并非是一种历史局限，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策略性选择。维新士人们秉持着“报为国口”的理念，认为报刊的言说主要是向国，所以只有在“国族建构”的层面获得意义，女性问题才得以在面向当政者言说的报刊版面中占据重要位置。于是，解放女性的理由，从传教士报刊中的女性个体权益，被置换成了维新报刊中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报刊以其相异的实践方式，参与有关女性的公共言说，并共同影响了女性在公共话语领域的现身方式。报刊成为开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程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

周怡靓，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B1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一）被“藏匿”的传统女性

汉语中的性别源自于“阴阳”的宇宙观，《周易》有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以天地阴阳比附男女关系，强调的并不是基于生理的差别，而是一种和“天理”相联系的不可颠覆的秩序。在汉语语境中，“秩序”是先于“人”的，《孟子》云：无父无母，近乎禽兽。父母在这里指夫妇之道所衍生出的秩序。在《大学》中，夫妇之道还成为了推演出家庭、国家、天下等一切秩序的核心和前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先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戴圣，2016：668）宋明之后，这套关于秩序的话语形而下为更加严苛的三纲五常，礼教的日常仪式强化了男女之别，并逐渐形成“内外”之分的生活秩序，男女之别在实践上具象化为“内外之别”。

“内外之别”首先体现在空间治理的层面上。理学家们不仅规定了严守妇道的各种行为规范，还为妇道划定了实践场所——内闱。女性的日常行动空间仅限于狭小的闺房，缠足的推广使得女性的行动能力也受到极大限制。隐匿于内闱成为严守妇道的表现。

实际上，除了空间隔离，更为严苛的“内外之别”体现在话语领域，尤其是政治话语领域。在汉语的语境中，男、女是一对无法分割的概念，这也是男女生于“阴阳”的奥义——男女有别但阴阳互济，性别秩序强调的是男女各得其正，“位正”才能使夫妇之道天长地久。因此，对于女性的约束同时也包含对男性的规定，“男不言内、女不言外”是需要男女两性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女不言外”的规定源于对女子才能、智识的轻视，而“男不言内”背后的理由却比这严重的多——女子被认为与“人欲”相关联。

夫妇之道作为人伦之首，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私人关系，宋明以降，甚至修炼成了一门近乎“天理”的道德学问，夫妇居室之间，就是“天理”生成之所。理学家们深知道德与政治之间难以消弥的鸿沟，政治秩序与宇宙秩序能否无缝对接的忧虑，爆发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呐喊，而家庭秩序作为政治理想破产之后保全“天理”的最后一道防线，便成了理学家们实现道德理想的最佳场所。女性与“人欲”相关联，成为“天理“的对立面，就是她们必须被藏匿的理由。因此，在政治文化领域拥有话语权的男性是不被允许在“人”的层面谈论女性的，即便谈论，女性也已经成为一个抽空了喜怒哀乐的道德符号。

如果说女性主义理论中，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概念区分，是为了找出权力运作痕迹，那么汉语中的“性别”则屏蔽这道痕迹，没有给关于女人的学、问、思、辩留下任何空间（张念，2014：42）。藏匿女人并非强制，而是顺应天理，传统女性在既有的社会系统内，是隐匿的，严密的文化、道德逻辑阻止了女性言说与被言说的可能性——不仅女性处于完全的失语状态，男性也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约束而对于女性的生存境况讳莫如深。

（二）现代报刊与女性议题的“解禁”

然而，女性在公共/政治话语领域的隐匿状态在晚清被彻底打破。史学界一般将晚清时期的废缠足与兴女学运动视为中国妇女解放的起始（陈东原，1928；刘巨才，1989；郑永福，吕美颐，1993）。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在获得空间和教育层面的自由权利之前，女性议题首先在公共话语领域获得了“解禁”（杨剑利，2013），传教士报刊最先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中国女性的幽居生活，用一种启蒙的论调开启了“释放女人”的议题；同一时期，国人自办的维新报刊也开始参与女性解放话语的建构。

许多研究关注这些启蒙知识分子相关话语的具体意涵及其对于晚清妇女解放的影响，本文认为，除了“释放女人”等具体观念，男性知识分子“言说”女性问题本身就已经是对于传统道德守则的突破。女性问题甚至一度成为晚清政治论域的重要议题，这在传统社会情境中是无法想象的。费孝通谈论中国传统社会时说：“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就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是个安稳的社会。”（费孝通，2005：47）传统社会秩序背后整全的道德逻辑使得这种安稳似乎无法从内部打破。

那么这种状态为何在晚清被打破了、又是如何被打破的？除了女性解放的具体观念以及话语意涵，在公共论域言说女性问题是如何可能的？或者说，女性是如何在晚清的公共话语领域“现身”的，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这个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既有的文化、道德系统已经发展出一套自圆其说的“藏匿女性”的理由，要在严密的伦常体系中撕开一个缺口，似乎只能寄希望于外部因素。女性议题最先获得“解禁”的场域正是随着传教士活动进入晚清中国的现代报刊。凭借报刊这一“新媒介”的影响力，19世纪末整个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种从尚“幽”到抑“幽”的话语转变，中国女性幽居家内的生活方式以及崇尚幽、娴、贞、静的道德气质受到批评甚至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贬斥幽闭、向往释放的现代性特质（秦方，2017）。因此，在近代妇女史相关的学术研究中，报刊被视为晚清妇女解放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夏晓虹，2004）。

本文认为，现代报刊介入晚清中国，就是一种足以破坏原有秩序的外部因素，报刊赋予了传统女性以“可见性”。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更多地将报刊视为启蒙知识分子们传播观念的渠道和载体，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报刊对于晚清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不止于此。我们需要注意到报刊不仅仅是历史记载，它本就是历史的一种制作，寓含着其特性、时人与事件、与其他媒介的关系。报刊类似福柯眼中的“档案”，就是一种特殊的“陈述系统”，它既是陈述自身，同时也规定着陈述（黄旦，2019）。在这个意义上，报刊不仅是传统女性在公共话语领域“现身”的重要场域，报刊还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传统女性“现身” 的方式。

基于此前的相关研究，本文选择《万国公报》和《时务报》这两种对于早期中国妇女解放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报刊为主要考察对象。《万国公报》作为晚清传教士报刊的代表，对于女性问题的呈现和论说代表了一种他者视野，且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时务报》则是国人自办报刊中较早言说女性议题的，作为晚清社会影响深远的重要报刊，其对女性问题的呈现则代表了一种本土化的视野。

同时，这两份报刊在女性议题的呈现上，还存在重要关联。可以说，《时务报》中很多关于女性问题的言说，直接来源于《万国公报》的启发。据董士伟考据，《时务报》的发起人之一康有为在《万国公报》上初次看到了若干篇讨论“不缠足” 问题的文章，启发了他用结社的方式推动不缠足运动，而康有为后来撰写并刊登于《时务报》的若干女性议题的文章，也主要受《万国公报》的影响（董士伟，1992）。主笔梁启超亦对《万国公报》十分推崇，曾盛赞“中译西报颇多，欲觇时事者必读焉”（梁启超，2000：456）。

本文通过史料的挖掘和对比也发现，在议题类别上，《万国公报》与《时务报》相通款曲处甚多。但即便是同样的议题，两份报刊的呈现方式以及论述视角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报刊的视野、立场以及实践方式有关，但在之前的研究中并未引起重视。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体现了晚清这一时期“女性议题”从家庭/私人领域进入公共/政治领域的演变过程，这也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内容。

综上，本文选择这两份报刊，分析二者在言说女性问题时视角的异同，以及不同的报刊实践如何规定了女性议题的言说方式和内容，并进一步分析早期报刊实践如何影响了晚清妇女解放的整体面貌和运动路向。

二

（一）《万国公报》与中国女俗

传教士报刊最先打破中国传统话语领域对于女性问题的缄默，在这些论述中，以《万国公报》内容最为丰富，影响力最为深远（秦方，2017）。在开启以女性议题为中心的公共论域的过程中，《万国公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万国公报》之前，已经有部分传教士报刊零星涉及女性议题，这些对中国文化禁忌的试探为《万国公报》批判中国女俗铺垫了道路。1833年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中的《姪外奉姑书》一文首先将批判的目光对准了中国女性的缠足风俗。但传教活动当时并未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受到禁教政策的严格限制。此外，当时的国人固执于“夷夏之辩”的种族观念，将外国人视为蛮夷。这种情况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于中国现状的批判颇为小心翼翼，“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的言词触怒他们。可有较妙的方法表达……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爱汉者，1997：3-35，66）因此，其在述及中国妇女的缠足风俗时，并不直接抨击缠足之恶，而是援引英国妇女的生活状态作为对比，相对隐晦地批评中国女俗。这种以平稳的语调讲述西方现实的风格此后一直在传教士报刊中延续。

随着国门进一步敞开，国人对于报刊向他们展示的西方不再一味排斥，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文明心生向往。于是，1868年创刊的《教会新报》开始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西方世界，以期唤醒中国（李天纲，1996）。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后，由侧重传教演变为侧重刊登政治时事内容，成为时人眼中西学新知之总荟，在当时的中国士大夫群体中颇受重视，王韬盛赞其“有益我中国非浅鲜矣”（王韬，1896）。

《万国公报》自1875年起就持续关注中国女性问题。在《万国公报》看来，那些不可理喻的传统女俗正是中国人不够开化的明证：“西方文明教化之国，其待女人皆平等，东方半教化之国，其待女人皆不平等……中华为东方有教化之大国，乃一观看待女人之情形，即可明证其为何等教化之国矣!”（林乐知，任保罗，1903a）林乐知认为中国对待女性有三大恶俗，“一为幽闭女人，二为不学无术，三为束缚其足。”（林乐知，任保罗，1903b）缠足首当其冲，“究之作淫巧残形体，有百害无一利，未有如缠足之甚者”（林乐知，任保罗，1903c）。进而提出从脚开始，“释放女人”。

《万国公报》尽管语言风格比之前的传教士报刊更为直接，但是叙述时依然沿用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期“展现事实”的方式。传教士们相信，批判不足以让他们眼中愚昧的中国人觉醒，不如将世界各地的情形如实地呈现更有说服力。于是，《万国公报》持续且系统地报道欧美地区妇女的生活状况，代表文章有《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论欧洲古今女人地位（希腊女人地位和罗马女人地位）》《瑞典女子之地位》等（林乐知，1903，1904，1906），讲述欧美妇女的婚姻、教育以及从业情况，如美国“女医外出”和英国“女子从军”等新闻，并着重介绍了一些西方杰出妇女人物，如德国天文学家嘉禄林，法国女画家濮耨等，试图让中国女性们知道还有另一种生存方式。

有意思的是，《万国公报》批判中国女俗的依据并不是西方社会流行的性别理论和女权主义。有研究认为传教士关注中国女性问题的动机，是因为经过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宗教改革，加上“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自由主义理论的渗透，基督教已经确立了性别平等原则（王立新，1997：1-6）。那么传教士们以人权层面的“男女平等”来批判中国女俗的“不人道”似乎更加顺理成章。但实际上，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传教士报刊几乎无一例外地从“中西比较”的视角谈论这个问题——中国女性的参照系是西方女性而不是中国男性。

中西比较的视野，一方面来自传教士们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作为“舶来品”的现代报刊本身就隐含了这种视野。传教士们创办刊物也是为了制“夷”——为制服他们眼中的“无知而又冥顽不化者”——中国人，试图通过“智力的炮弹”，从而“把天朝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之中（顾长声，2004：4，37）。实际上，除了报刊内容，真正“把天朝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之中的还有报刊本身。

现代报刊与中国所固有的邸报完全不同。《遐迩贯珍》曾将中国的邸报与西洋的日报做了区分：前者只有上谕奏折——这些隶属于朝廷的举动大略；后者，内备各种信息，而且可达平常人家。一有要事，顷刻间四方尽知其详（沈国威，内田庆市，松浦章，2005：715）。“一有要事，顷刻间四方尽知其详”一句道出了现代报刊最重要的特点，这不仅是在说现代报刊的受众广泛，更多的是在说现代报刊的“同时性”。

帕克（Robert E. Paker）认为，从总体上说，新闻涉及的是孤立的事件，并不打算从因果形式和目的论的次序来追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一般不关注过去或将来的因素，除非与现时事件有关联（Park，1955：71-81）。与书籍等传统媒介的“厚古簿今”不同，报刊只关注“当下”，突出的正是报纸独有的“时间”——同时性，这成为报刊挑选和组织内容的合法性依据：同一时刻分散于各地的人们正在发生着什么。因此，同一个时间轴上不同空间的人和事，就被报刊的版面整合到一起。传教士们选择报刊而非书籍作为布道的工具，这样一种拼贴式的组织内容的方式，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暗含一种空间上的“中西对比”的视野。而中国，就在报刊的版面中，与同一时期的世界各地并置一处，阅者观之，“四海万国具在目中”（姚莹，1991：509）。“闭关锁国”在新的媒介面前失去了效力，报刊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天朝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之中。

这样的中西对比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代表了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轻视，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知耻而后勇，开始以改造妇女为起点探寻强国之路。本文认为，这种视野恰恰为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审视女性引入了全新的尺度，并且开启了女性作为“个人”而非道德符号在晚清的严肃话语领域“现身”的可能。

如前所述，在传统文化道德体系中，女性的不可言说是为了成全“天理”，女性的隐匿是道德的、高尚的，男性知识分子在原有的话语体系内实在找不到颠覆这种道德的理由，如明代李贽一般的离经叛道者，不过被斥为异端，无法撼动固有的性别秩序。而西方社会推崇的性别理论和女权主义，是将女性置于“男女之别”尺度上，为女性争取公民权利，目的在于抹除男女两性作为“个人”的差异。但在中国传统社会，这种差异被“阴阳”所征用，并将其导入先验的位序结构之中，男女作为“个人”的差异并非政治的缺陷，反而成了位序结构的构件。因此，在晚清中国，从“男女之别”的角度并不能打开关于女性的言说空间。虽然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推进，后来的一些文章中出现了“男女之别”“天赋人权”的理路，但至少，在事情的最开端，“男女之别”并不足以成为知识分子们开始谈论女性的理由。而“中西之别”的视角，则巧妙地避开了中国文化道德体系中的逻辑“死结”，将女性置于中西文明的标尺上，这样一来，女性从天理/人欲对立的中介，变成了传统/现代对立的中介，虽然后一种命运也不该由女性来承受，但至少使得在思想上和道德上还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士大夫们，摆脱“男不言内”的约束，顺理成章以另外一种尺度和话语系统来谈论女性。这种尺度的转换比起“羞耻感”是更直接的推动第一块多米诺地骨牌的“外力”。

（二）维新报刊与“女弱之耻”

甲午战争的失败，击碎了从器物层面改革兴国的希望。危机当前，士大夫们急于找到国家贫弱的症结，在传教士报刊中作为文明优劣表征的女性境况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西方传教士倡导不缠足，组织天足会，戊戌维新时期倡导妇女解放的志士仁人，也从传教士那里汲取了有益的东西。”（吕美颐，郑永福，1990：44）维新人士从传教士报刊那里看到的不仅是各种观点，还有报刊这种“新媒介”的力量，他们同样选择报刊作为论述女性问题的场域。

戊戌期间，《时务报》等维新报刊开启中国男性知识分子论述女性问题的先河。此前许多研究关注《时务报》所记载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妇女观，如康有为劝戒缠足、倡言女学的观念，梁启超的“生利、分利”说等。这类观念对于后来的士人学者们思考女性问题具有开拓性意义。除此之外，本文认为，《时务报》叙述女性问题的方式，即相关内容的组织方式和呈现视角亦有研究价值。

在《时务报》与女性问题相关的30多篇文章中，除《变法通议三之六·论学校：女学》《倡设女学堂》等少数论说和不缠足会相关报道是以中国男性的视角写就之外，《时务报》刊登多篇外国女性读者的信函，《劝中国女子不宜缠足》译自英女士栗得尔来函，其致信时务报馆极言妇女缠足之敝俗。《中国妇女宜戒缠足说》出自旅居上海的英国女律师担文夫人，信中直言：“曩以中华为极大之国，今何积弱至此。我外国人观之，首明其故，尽由于妇女之缠足也。”（时务报，1897a）这些译信的表述与维新知识分子十分相近，是否为报馆编辑捉笔无从考察，但呈现方式上有意突出“西方视角”，以他者的眼光审视中国女性的生存境况，从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中说明中国女俗的愚昧。

除了以表达观点为主的论说文，《时务报》还以“新闻”的形式报道同时期西方女性的生活，《法国女律师请入律院操业》《巴黎新开女学会》等报道介绍法国女性的教育和就业情况，和晚清女性的寸步难行、目不识丁形成鲜明对比。《美英那威三国女子异同考》展现美英挪威三国女性“事事自由，并无拘束”“女子外出视为常事”“可与男子订交”（时务报，1897b），这些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被视为颠覆伦常的举动却是西方女性的日常。梁启超还曾撰写《记江西康女士》一文，叙述康女士被美国母亲领养后，接受西方现代教育并考入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经历，大学校长褒扬其为：“无谓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梁启超，1897a）说明中国女性并非天资不足，而是为缠足、不读书所累。

《时务报》论述女性问题的文章中，近半数或以西方女性视角写就、或以西方女性为典型样本，甚至《时务报》中出现的唯一一个中国典型女性——江西康女士，也是自幼接受西方文明浸染的，这些文章多出现在“域外译报”栏目。译报活动始于林则徐，当时的国人对外报还不以为意，译报也只是出于刺探夷情的需要。而到了《时务报》这里，在版面设置和文章的叙述视角上，“西方视野”已经成为重要的参照系，并借此反观中国。传教士报刊不仅在女性观念方面触动了康梁等人，其观察中国女性的视角——中西之别，也在维新报刊中延续了下来。

本文认为，这一视角的延续是自觉的，也是不自觉的。意识觉醒的第一步，就是对“差异”的敏感。传教士报刊将中西女性并置一处的呈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已经无法回避和忽视了，这种刺眼的差异逼迫近代先贤们必须从“修齐治平”的单一维度中挣脱出来，直视女性，也恰因为如此，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话语体系打开了关于“女性”的论域。中西之别，其具象化的佐证就是中国女人和西方女人的差别，于是女人的生存状况与中华文明的发展程度挂钩，变成了“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梁启超，1897b）。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西之别的视角来叙述是维新士人们的自觉，但不能忽视女性问题的表述场域——现代报刊，维新报刊也在不自觉中，在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鲜事这样的常规操作中，又一次将中国女性与西方女性置于同一个狭小版面中，“差异”便在这样的呈现方式下被不断的提示。并且，“译报”这样的栏目设置，又在可见的版面之外，打开了类似“超链接”的通道，将报刊中的人和事带入了更大尺度的场域中，也拓宽了读者对于现实的想象边界。“中西之别”在这里被无意识地强化了。

藏匿的基本意向就是“女人从来没有现身过”（张念，2014：47）。但传统士大夫们曾经尽力藏匿的女人，被他者——传教士报刊的眼光捕捉到了，并作为一个尖锐的问题呈现在西洋文明的背景板上。中国女性，忽然从传统伦常最晦暗处，被曝光于中西差异的标尺之上。差异触发了觉醒，透过传教士报刊，士大夫们终于“看到”了中国女性，传教士报刊观察中国女性的特定视角——“中西之别”也在维新报刊中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下来。“中西之别”的视角，还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现代报刊的介入，使得女性得以跳出原有的封闭的文化和道德的逻辑链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中，也使得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言说女性问题成为可能。

三

女性议题的“解禁”从《万国公报》《时务报》等第一批在晚清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近代报刊开始，在“中西之别”的框架下，男性们开启了大规模的公共言说。但随着相关讨论的深入，报刊中女性议题的呈现方式和论述视角发生了新的转向，女性议题逐渐开始与国族建构这一宏大命题绑定，并最终影响了晚清妇女解放的路径和面貌。

（一）作为“问题”的晚清女性

旧式女性，从曾经的道德模范，变成了亟待改进的“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解决问题——改造传统女性。改造首先是身体和智识层面的：放足、出走、读书、谋业。但改造也不仅仅是身体和智识层面，还有语义和逻辑层面——“改造”需要合法性。女性必须被纳入新的意义体系中，“破”的目的是“立”，否则改造便没有意义。如果说《万国公报》以“他者”的视野完成了中国女性的“问题化”，那么《时务报》所代表的国人自办报刊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改造女性的“合法化”过程。

梁启超在《论女学》中对“生利分利说”背后的逻辑进一步阐释：因为占全国人数一半的女子，全都属于“分利”之人，只能依靠“生利”的男人来供养，所以“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女子地位卑贱，“于是妇人极苦”；而男人“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就此造成“中国之无人不忧贫”的恶果，民族和国家的积弱又带来主权的丧失——“甲午受创，渐知兴学”。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评价梁启超的《论女学》：“这是当时一个最强有力的见解。这个见解，即是要以女子教育作女子经济独立的手段；而女子经济之独立，目的又在富国强民。”（陈东原，1928：322）梁启超将女性设想为不事生产的分利者，这样的定义虽然有偏颇之嫌，却为改造女性找到了“最合时宜”的理由。女子不便行走、目不识丁，最大的问题并不是限制了女子个人的自由和眼界，而是对国计民生无所贡献，于是这二万万“无用之人”就被指认为国家贫弱的源头，因此，改造女性的最大动机就如陈东原指出的——目的在于富国强民、强国保种。

为了使女性也成为“生利”者，便要兴女学：“国乌乎保？必使其国强，而后能保也。种乌乎保？必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欲强国必由女学”（梁启超，1897c）。而要兴女学，必先禁缠足，《论女学》认为学习不仅要“晨夕伏案，对卷伊吾”，还要“师友讲习以开其智，中外游历以增其才，数者相辅，然后学乃成”。但是当时的中国女子因为缠足行动不便，“终身未尝见一通人，履一都会，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加上缠足“毁人肢体，溃人血肉……而安知有学，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最终得出“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的结论（梁启超，1897c）。

晚清国人改造女性身体，反对缠足，主要“因为它妨碍妇女劳动生产力的发挥，这种功利的观点和政治计算才是这场运动的真实面貌所在”（黄金麟，2006：40-41）。维新人士倡导“男女平等”，起出发点并非是个人权利层面的，而是“义务”层面的——为了让女性与男性一样承担起建设国家的义务。正如杜赞奇所言，“国家之所以有责任教育和‘解放’妇女，是因为有必要塑造出能够在生物学和文化意义上生育‘优质’公民的高效母亲。”（杜赞奇，2003：10）

在传统意义体系中，女性是天理/人欲对立的中介，所以缠足、隐匿自己是一种“成全天理”的美德。而在现代报刊的视野中，女性成为中西之别的具象化表征，于是，节妇烈女便成了旧式女人，女性成为了“问题”。而女性的“问题”是在国族命运的层面上而非个体经验的层面上被表述的，“女人既被说成是国家衰弱的原因，又被表现为民族落后的象征”（王政，2004：178）。这种表述成为改造女性的合法性基础，也将女性纳入了全新的语义链条中——放足、出走、读书、谋业，这些动作环环相扣，最终都指向一个目的：强国保种。

（二）国族命运裹挟的妇女解放

《时务报》开中国男性知识分子言说女性问题的先河，同时在国族建构的层面寻求改造女性的合法性，并以“是否有益于民生国计”为标准重新定义女性价值。

当维新派退出政治漩涡后，20世纪围绕着女性展开的言说仍追循这个思路。从戊戌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对女性角色的期望从“国民之母”到“女国民”，不仅赋予她们“诞育佳儿”的崇高责任，还提出了与男子一起参与民族建设的要求，这让刚去掉“裹脚布”才迈出闺阁的女性一下子裹挟进建设现代国家的使命中。总体上看，精英知识分子所设想的妇女解放嵌套在“国族建构”的话语里，使其成为晚清中国妇女解放的底色和目的。

然而，晚清妇女解放的正当性曾因此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史学以社会性别理论为依托，主张通过女性视角来描绘传统妇女，重新建构一种以女性立场为中心的历史，而国族建构论述“常常酝酿自男人的经验，而不是妇女的经验”（沃尔拜，2004：77-78），为了揭示被“国族巨型历史”所“封装”的女性主体性，这类研究对助推女性解放的“国族叙事”进行批判和解构，认为这样的“解放”，本质上是国族主义以“进步”的名义强加于传统妇女的一种现代化暴力，掩盖了女性真实的经验和生存状况（孟悦，戴锦华，1989；高彦颐，2005），随后以纯粹女性经验的为主体的“微型”历史书写代之而起。

杨剑利则认为，一部将中国女性置于国族之外的历史，将女性叙事从有关国族的语境中强行剥离，这样做的后果是无视语境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制约。晚清妇女解放是民族危亡的的背景下，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启动的，妇女解放也是由种族话语、国家话语引出的，而非性别话语。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如果用一种超历史的性别话语来批判晚清妇女解放的“成色”，则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极端的叙事，呈现出非历史的一面（杨剑利，2013）。

本文认同上述观点，由国族叙事助推的妇女解放作为一种历史，有它特殊的原因，如果妇女解放是应该的，那么这种原因以及由此造成的男性主导至少不是一种过错（杨剑利，2013）。造成这种历史面貌的特殊原因，除了此前许多研究提到的民族危亡的背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等，在最初关于中国女性言说场域——现代报刊中也可以找到。

尽管《万国公报》与《时务报》都是在“中西之别”的尺度上谈论中国女性的，但不同之处在于，《万国公报》的观察和叙述着眼点是“中国女性”，而《时务报》的着眼点则是“中国文明”。

实际上，不仅女性的生存状态中西有别，报刊也是。报刊本质上是一个生成性的概念，是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言的“地方性知识”，因不同的“水土”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现代报刊真正进入中国社会正是在晚清，这种泰西各国的常见之物，在当时的中土却是“向无所有”。黄旦指出，现代报刊不仅起到了传播新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知”，属于东渐的“西学”（黄旦，2011）。晚清的知识分子在特殊的知识和实践背景中接受“现代报刊”这个概念，因而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报刊实践。

作为最早一批接触现代报刊的人，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用“耳目喉舌”来隐喻这个新事物，“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梁启超，1896b）。梁启超这番话也是当时维新报人的共识。中国的“耳目喉舌”，实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人体的器官，同时也是指政治沟通制度。国家的清明治理，就依赖制度层面上的“耳目喉舌”为帝王提供强力支撑。从清代看，中国所固有的邸报就是帝王的“喉舌”：公布有关决定、决策以及朝廷动态。“采诗”则是当政者的“耳目”之延伸——派人走访、体察民情的一种做法（黄旦，2012）。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士人办报的最大动机，就是要解决当政者“闭目塞听”的问题，而现代报刊在他们看来与前现代中国所固有的“采诗”“清议”等制度无异：“古者采诗以睹民风，诵诗而知国政，盖诗者，即今之新报。”（康有为，1895）报刊就如此种传统一样，是封建帝国官方政治体制之外的言论通道，是国家耳目喉舌的延伸。报为“国口”，非属一般个人所有，因此，办报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国家和政府。这种认识和英美思想传统中，从“自然法则”和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出发来定义报刊与个人言论自由、公共表达关系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大不相同（黄旦，2012）。《时务报》就代表了这种认知之下，晚清士人典型的报刊实践方式。

《时务报》版面分为论说、谕旨奏折、京外近事和域外报译。从栏目的设置上就可以直观地看出办报的目的——将民隐上达，使君惠下逮。其发行范围也主要面向士大夫和官宦，工商业者仅占少数（潘光哲，2005）。《时务报》所履行的就是传统士大夫在政治体制中所承担的“士的言责”。康梁们对现代报刊的青睐，与他们向往西方科技和文化的理由一样——“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不同的是，生长于西方公民社会的报刊，其言说面向的是组成公民群体的“个人”，而康梁们将现代报刊视为一种官方政治沟通渠道的延伸，其言说主要是向“国”，向当政者。

《时务报》一类的国人自办报刊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一种中国式的“公的论域”，只不过中国的“公”与西方的“public”在意涵上有重要区别（陈弱水，2006：69-117）。前现代社会中，中国的“公”连接着“天理”“公义”，绝大多数语境下“公”是通过对“私”的拒斥实现的，所谓“大公忘私”“大公无私”；而西方的“公”却是以“私”为基础的，现代政治学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目的是在公权力和私人权利之间划出一块缓冲地带，调和矛盾的同时防止公权力对个人的肆意伤害。因此，“私”是“公”的前提、基础以及目的。但绝对的“个人”在汉语语境中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严复在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时，将individual翻译成“小己”一样，只有相对的“个人”。生长于“差序格局”的前现代中国人眼中，“公”只有通过与“私”的对立才能实现。

在《时务报》等维新报刊的推动下，妇女问题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晚清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观察女性问题的视角在民初报刊的言说中也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延续下来，女性还被广泛用来指代民族的弱势地位，如蔡锷的《军国民篇》称中国“若罹癞病之老女”（蔡锷，1902）。女性被正式纳入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国家利益成为改造女性的落脚点和合法性来源，也使得中国妇女解放整体上呈现出“轻权利重义务”的特点。

四

被传统道德纲常困于内闱的中国女性，在晚清之前的严肃话语领域也一直处于隐匿状态。直到近代，西方传教士带着报刊这一新媒介进入中国，《万国公报》所代表的现代报刊这一全新的信息组织与呈现方式，让女性得以从封闭的文化道德的逻辑链条中跳出，在“中西之别”的尺度上获得了“可见性”。这种观察中国女性的视角，随后也在《时务报》等国人自办报刊中延续下来。

旧式女性，从曾经的道德模范，变成了亟待改造的“问题”。《万国公报》以“他者”的视野完成了中国女性的“问题化”过程，《时务报》所代表的国人自办报刊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改造女性的“合法化”过程。

女性在《时务报》中被认为是中国贫弱的根源。女性改造的主要目的为了与男性一样承担起“国族建构”的责任，个人发展则在其次。本文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历史局限，将女性改造的议题组织进宏大的国族叙事，而不在身体经验的层面来论述必要性，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且与言说女性问题的场域——报刊有关。与传教士们不同，维新士人们认为“报为国口”，报刊是国家耳目喉舌的延伸，其言说也主要是向国。维新士人希望借助报刊，用类似上书的方式“禀明上意”，自上而下地完成女性改造。从这一点来看，只有在“国族建构”的层面获得意义，女性问题才得以在面向当政者言说的报刊版面中占据重要位置。于是，解放女性的理由，从传教士报刊中的女性个体权益，被置换成了国家利益。国族命运的话语框架此后也隐藏在各种女性言说的背后，引导其走上不同于西方妇女解放的路径。

晚清对于中国女性解放来说，具有重要的开端意义，至少在公共话语领域，中国传统女性从“隐匿”到“现身”，女性议题逐步从家庭/私人领域进入公共/政治领域，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从“旧”到“新”的转型。近代报刊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推动了这一过程，以其独特的信息组织和呈现方式，参与了关于女性的公共言说，并规定了女性在公共话语领域的现身方式，成为开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程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8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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