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虚假信息的接触和接受：感知威胁的中介作用和健康信息素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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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上传播的假新闻、虚假信息和谣言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目前，与虚假信息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健康话题。考虑到食品安全虚假信息在中文社交媒体上的普遍性和其对个人以及社会的负面影响，本研究聚焦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受及其传播机制。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本研究假设食品安全虚假信息的接触会正向预测个人对其接受程度，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感知威胁会起到正向的中介作用，而健康信息素养会起到调节作用。通过对腾讯新闻用户发放APP内置在线调查问卷，本研究共获取22706位用户的回答，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之后，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正向预测虚假信息接受，感知威胁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显著；和健康信息素养高的用户相比，虚假信息接触与感知威胁之间的关系对于健康信息素养低的人来说更强。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利于进一步理解虚假信息的传播方式，以及致使其形成的社会心理动因，并为相应的干预实践提供指导。

潘文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孙纪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方洁（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成果受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 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项目编号：2022XWTD002）。

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交媒体使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将社交媒体当作获取新闻和信息的来源。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加快了信息的传递，提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便利程度，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虚假信息、谣言的传播，对个人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汤景泰，陈秋怡，徐铭亮，2021）。社会化媒体，由于缺乏传统信息守门人的把关、使用门槛低以及匿名性等特征，更容易出现广为传播的谣言（赖胜强，唐雪梅，2017）。有国外研究发现，互联网上的虚假新闻甚至比真实新闻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Vosoughi et al.，2018）。

国内外关于rumor（传言）与m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的研究数量众多，其中，大多数研究聚焦文本和内容特征，将传言或虚假信息进行分类和文本特征提取（Bordia & DiFonzo，2004；Shin et al.，2018；杨丹，2016），或研究虚假信息本身的可信度、内容严重性、传播信源、辟谣信息质量如何影响传播效果（Vraga et al.，2020；陈雅赛，2020）。还有部分研究关注宏观层面上虚假信息的传播范围与速率，尤其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环境下的虚假信息传播特征和速率（Chen et al.，2018；Vosoughi et al.，2018）。以上研究关注的重点是虚假信息的文本特征和传播过程如何影响传播受众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虚假信息。

此外，还有一类研究聚焦个体，主要关注影响传言或虚假信息接受和信任的因素：例如有研究关注人口统计特征上的个人差异（Greenspan，2008；冯强，马志浩，2019；刘鸣筝，孔泽鸣，2017）；也有研究发现心理相似性和对阴谋论的接受程度都与虚假信息接受呈正相关（Greenhill & Oppenheim，2017）；个人信息处理的方式也会影响虚假信息接受，比如更多采用启发性处理方式的个人比采用分析性处理方式的个人更容易相信传言或虚假信息（Pennycook & Rand，2021），个体客观和感知的知识水平也会影响对不实信息的鉴别（楚亚杰，2020）。

虚假信息的传播能够成立，往往同时具备信息内容因素与受众个体因素。需要加以思考的是，是否可以通过某种广泛存在的、能够兼顾二者的心理特征，来揭示虚假信息被接受的过程？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SARF，Kasperson et al.，1988）可以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理论切入点。该理论虽然最早被应用于风险沟通情境中，但其所涉及的风险感知、社会文化情境因素、个人心理感知可以为理解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一个整合模型。和其他只关注信息特征、个体特征或者传播网络与速率的研究相比，该框架指出风险事件不是简单的个人对事件风险性质的评估，个人的感知会受到信息源、渠道、个人和社会信息站的影响，在传播的过程中，风险会被放大或者缩小，产生涟漪效应。虚假信息的传播也可从中得到借鉴：一方面，虚假信息之所以能够为人所关注，以及进而被拒绝或接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其所传递的内容能否激发某种情绪，如焦虑（Peschard & Philippot，2016）、恐惧（Witte，1992）等，而虚假信息中透露的风险则直接导致了受众对威胁的感知和恐惧情绪的诞生（Kirkpatrick，2021）；另一方面，虚假信息涉及的事件一般具备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其可以通过被社会放大来让个体的心理感受到更多威胁（Greenhill & Oppenheim，2017）。

在中国，食品安全类虚假信息是最常见的一种虚假信息。第八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的报道中称，食品安全类谣言在网络谣言所涉及的领域内位居第一，占比高达45%，大众食品安全知识缺乏、科学素养和健康素养低下是食品安全谣言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腾讯公司发布的《2019年网络谣言治理报告》也显示，医疗健康、食品安全、社会科学这三类是谣言高发领域。食品安全类虚假信息已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个人层面上会威胁个人健康，例如有人笃信低钠盐对身体有益，长期食用后体内血钾超标险致命；在社会层面上，也出现过香蕉生病的谣言导致整个海南地区的香蕉行业受到重创的案例。在虚假信息迷惑下逐渐形成的错误食品知识与不良饮食观念对身体健康有着显而易见的危害，这样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特定威胁带来的恐惧感与有关知识的缺失。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谣言治理行动，并联合非盈利组织与机构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各大互联网公司也建立了专业的辟谣与事实核查平台，但收效甚微，并且常见的食品安全谣言屡禁不止，甚至有一大部分是已经流传许久并且重复出现的。而关于食品安全谣言的研究更多停留在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角度（陈慧，2021；居梦菲，叶中华，2018），除了个别研究关注谣言特征（周高琴，2021）和心理机制（冯强，马志浩，2019），较少有实证类型的研究。

本研究聚焦中国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食品安全类虚假信息，试图探究个体层面上的虚假信息接触与接受之间的关系。通过与腾讯新闻手机应用程序（application，以下简称APP）开展合作，本研究能够触及日常生活中互联网新闻APP的真实用户，从而开展更加贴近生活使用场景的问卷调查和数据收集工作。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一方面立足于虚假信息接受的内容和心理机制，探究感知威胁在虚假信息接触和接受之间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我们检验健康信息素养是否能够帮助个体抵御虚假信息接触的负面影响。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的结论可在未来为政府或其他主体在互联网平台进行虚假信息治理提供支持，也可以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虚假信息的传播机制，抵御虚假信息对工作和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

（一）虚假信息概念辨析

在日常生活语境中，谣言、传言和虚假信息等各种说法经常是混用的。但是在对这一类现象进行学术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此类意义相近的概念进行辨析。西方学术界经常使用的rumor主要指广泛传播的、来源不明的信息，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而rumor更契合中文的翻译应为“传言”，而不是目前常用的“谣言”，因为中文语境中的谣言概念更多强调信息的负面性以及传播者的主观恶意。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的提法相较前两种更为新颖，并且主要侧重大众层面上的影响，主要指因疏忽或者无意识的偏见而传播的不实信息。而误导信息（disinformation）更加强调虚假信息制造者或传播者的意图，并且主要应用于政治传播领域。虚假新闻（fake news）更多指信息发布主体刻意模仿专业新闻媒体的形式发布的类似新闻体裁的不实信息。

虚假信息在字典中的定义为“不正确的或有误导性的信息”（Merriam-Webster）。然而在研究中，该概念与其他近似概念之间的差异常被忽略，概括来说，虚假信息的特征包括内容的失真与意图性的多样，但既有研究在对概念实际的使用中，相比于意图的有无，更加关注内容及信息本身（刘海龙，于瀛，2021）。社会心理取向的研究也不拘泥于判定传播意图，而是侧重研究虚假信息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后续的修正（correction）和揭露（debunking）的效果（Walter & Tukachinsky，2020；Walter et al.，2021）。基于对以上概念的辨析，本研究关注的对象虽然是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表述的食品安全类谣言，但考虑到本研究关注的问题主要针对虚假信息的虚假性及其传播效果，而不是传播者的主观恶意，所以我们采用“食品安全虚假信息”这一概念和相应的可操作化定义。

（二）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

虚假信息传播情境的一大特征就在于信息的模糊性。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很高的情况下，个体容易感受到各类负面情绪，例如焦虑、害怕和恐慌等。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年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强调全球化发展与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技术会加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以及隐秘性（Beck，2009），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SARF）描述的就是这一类典型情境（Kasperson et al.，1988）。该理论框架整合了个人对于风险的感知和评估、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社会制度，认为心理、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制度之间会相互作用，增强或者减弱公众对于风险事件的感知，并继而影响风险行为（汤景泰，巫慧娟，2016）。

具体说来，该理论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1）风险事件与心理、社会和文化过程相互作用，可以加强或者减弱公众对于风险事件和相关风险行为的认知；（2）风险事件通过信源（个体经验、直接或间接沟通）、信息渠道以及个人、社会以及组织层面上的调试，能够起到放大或者缩小个体对风险事件的感知的作用；（3）社会放大的效应带来的感知扩散，可能会通过“站点”，起到次级或者三级的“涟漪”效应，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与风险事件无关的技术、机构或个人（Kasperson et al.，1988；Kasperson，2012）。

1.虚假信息接触与接受

在既往研究中，风险的社会放大这一理论框架主要被用于理解各种公共危机类事件，比如日本核泄漏事件（Bearth & Siegrist，2022），疫苗接种（Larson et al.，2022)，雾霾相关的风险（Chong & Choy，2018），核电站建设的环境风险（曾繁旭，戴佳，王宇琦，2015），政府疫情发布中的风险沟通（张志安，冉桢，2020），等等。在中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问题一直以来是公众关注的重要话题（Statista，2015，2022a）。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多起食品安全问题，从2008年的奶制品污染事件、2010年的地沟油事件，到最近的毒生姜、水果膨大剂以及2022年“3·15”晚会曝光的黑心酸菜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屡屡频发，有的甚至严重威胁到公众的健康（尤其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群）。由于问题频发，公众对于食品安全一直以来持有担忧态度，食品安全问题被当作公共危机事件来对待。公众长期处在对于食品安全不信任的状态（欧阳海燕，2011），这也是食品安全虚假信息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食品安全虚假信息从表面上看起来内容是虚假的，但它所折射的深层群体心理却是真实的（张振宇，喻发胜，王然，2019）。

从风险的社会放大视角来分析食品安全虚假信息的传播，所谓风险的社会“放大”是关于两个层面上的放大，第一个层面上的“放大”可以体现在信息接触和接受（相信）之间：根据Kasperson等人的说法，放大风险的方式之一即依据风险属性和它们的重要性对众多信号进行过滤（Kasperson et al.，1988）。特定类型信息接触量的多与少是与总体相比较而言的，过滤的结果便是风险信息接触量的相对增加。这种过滤可能会导致个人增加具有风险因素的信息接触。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接收者是在社会语境中实现对于信息的接收和解码。在现代风险社会，人们会格外注意和自己相关的信息，这种相关体现在事件的重要性、接近性、紧迫性等方面。食品安全虚假信息，由于其内容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再加上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就可能导致受众选择性地关注此类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接收者对于信息的筛选和过滤；而更多地接触虚假信息，就会强化对于虚假信息中包含事件和问题的接受（相信）程度。在本研究中，虚假信息的接触意味着个体是否有听说或阅读过某一类（虚假）信息，虚假信息的接受意味着受众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虚假）信息的内容。既有的研究结论表明，这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正向联系，比如在1968年，“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得以验证，即随着信息对象的大量重复出现，个体对其抱有的接受度会有所提高（Zajonc，1968）。在这一层面上，对于公众来说，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频率和虚假信息接受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越多地接触食品安全虚假信息，就越会认为虚假信息里涉及的陈述为真。

H1：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正向预测虚假信息接受程度。

2.感知威胁的中介作用

在第二个层面上，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公众面对风险事件，主观感知到的风险与实际的风险之间发生偏离的过程（汤景泰，巫慧娟，2016）。风险感知被定义为个人所认为的面对危机事件的脆弱程度，这一概念通常包括两个维度，一方面是感知到的威胁，主要包括感知威胁的严重性和受威胁影响的易感性；另一方面是感知到的效能，主要包括自我效能的感知和应对行为的效能感知（Rimal & Real，2003；Witte，1992）。风险感知这一理论概念的重点在于个人“感知”到的风险，而不是实际或者客观存在的风险（Maloney et al.，2011）。由于本研究的重点在于作为公共危机事件的食品安全虚假信息的传播，所以风险感知的两个维度中，只有感知威胁这一维度契合虚假信息传播的情境，感知威胁能够很好地体现它的偏离所带来的对虚假信息接受的偏离，所以我们只关注风险感知中的关于严重性的感知威胁，本研究涉及的虚假信息中不包含感知效能。

在和虚假信息相关的研究中，感知到的威胁一般被认为和负面情绪相关，比如虚假信息中的负面内容更容易被受众分享，因为传播负面的（虚假）信息可以警告他人潜在的威胁（Kirkpatrick，2021）。对健康虚假信息的研究也表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风险事件，比如和癌症相关的虚假信息就很容易得到传播（Chua & Banerjee，2018）；频繁地接触关于导致健康问题的因素的报道会增强个体对于健康风险的感知（Wahlberg & Sjoberg，2000），接触空气污染相关的新闻会显著增加个人对于空气污染危害的感知威胁（Huang，2020）；对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的信任和对新冠病毒的感知威胁都会增加个人转发新冠疫情虚假信息的可能性，甚至导致网络疑病症（cyberchondria）（Laato et al.，2020）。在本研究的情境中，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来看，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很高的情况下，人们会更频繁地接触到各类与风险事件相关的信息，甚至可能是加强他们对威胁感知程度的虚假信息。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频繁地接触食品安全虚假信息会增加个人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感知威胁。

接触到虚假信息后引起的感知威胁，在个人心理层面上也起到了“放大”作用。由于风险事件可以经由个体经验，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沟通影响个人对于风险事件的认知判断，从而起到放大或者缩小个体对风险事件的感知的作用，而感知到的威胁又会促使人们更多地接受或者相信虚假信息。谣言相关的研究也表明，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人会诉诸于各种假设情境，其中也包括对于威胁的管理，即诉诸行动来避免或者减少负面的后果（Fiske，2004）。在感知威胁被放大的情境下，个人会产生焦虑和恐慌情绪，夸大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事件的严重程度（曾繁旭，戴佳，王宇琦，2015），继而在更大程度上相信虚假信息。国外也有研究发现焦虑和恐慌会强化受众对于虚假信息的信任，并且感知威胁也会受到负面情绪放大的影响，从而导致个人更多的接受和转发虚假信息（Pezzo & Beckstead，2006）。

关于主观感知到的风险与实际的风险之间发生偏离，在面对虚假信息时，一方面，客观的威胁难以被界定，具体到实际的测量中，出于个人感知与客观现实可能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及影响主观感受的因素极其复杂等原因，难以确定一个衡量风险原本样貌与威胁程度的标准。另一方面，虽然具有风险因素的信息在客观上为虚假或不真实的信息，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感知很难与客观现实相一致，这样的“客观”在实际研究中所能揭示的内容并不多。因此，本研究将主观和客观之间差异的衡量，转化为对感知威胁差异程度的测量。

基于前文对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以及感知威胁作用机制的讨论，本研究提出，食品安全虚假信息的接触会正向预测个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感知威胁，而加剧的感知威胁又会正向预测个体对于食品安全虚假信息的接受。

H2：个体感知到的威胁会中介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与接受之间的正向关系。

3.健康信息素养的调节作用

作为一种个人层面的心理状态，感知的威胁起到了风险的“放大”作用。但虚假信息接触——感知威胁——虚假信息接受这一路径并不是恒常的，在个体层面上可能存在差异；即“放大”作用得以实现，还需要有限制的边界条件。考虑到个人层面的健康素养或媒介素养会影响个体获取、判断和辨别信息质量的能力，本研究也关注健康信息素养如何调试风险的社会放大作用对个体的影响。

健康素养指个体的认知和社会技能，“这些认知和技能决定了个人获取、理解、评估和使用信息的动机和能力，以促进和保证健康”（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21：6）。在健康素养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为了应对技术对公众应用健康素养所造成的影响，又发展出了电子健康素养与健康信息素养等概念。电子健康素养是将健康素养和信息素养相结合的一个概念，主要强调个人从电子资源中，获取所需知识以提高健康水平的能力（Norman & Skinner，2006）。而健康信息素养的概念更多强调信息的重要角色，比如我国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15年版）》提及的基本技能包括“关注健康信息，能够获取、理解、甄别、应用健康信息”（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和健康素养关注个人和他人的健康与福祉有所不同，健康信息素养更多强调围绕“信息”所呈现的能力。本研究聚焦健康信息素养中的信息获取层面，考虑到信源的判断作为信息获取的第一步，会对后续的信息评估、理解和适用具有一种基础和前瞻性的作用，如果在信源获取和甄别时出现了偏差，将会直接影响后续的关键环节。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话题广泛存在于社会传播环境，健康信息素养在良莠不齐的信息从被接触到被接受的过程中极有可能起到了筛选的作用，例如健康素养的提高对降低健康虚假信息可信度的感知有着显著效果（Song et al.，2019），健康信息素养也可帮助受众更好地甄别虚假新闻（Montagni et al.，2021）。在接触到虚假信息时，尤其是和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类虚假信息时，健康信息素养低的人对于信息获取的来源、途径、内容以及质量的判断能力较低，这也会影响个人做出正确的健康决定（Yang，2019）。健康信息素养高的人更容易对接触到的信息抱有怀疑态度，他们也更有可能会对信息进行更多地审视与核查（Chen et al.，2018）。健康信息素养低的人在判断和接受信息的时候更依赖启发式的线索（边缘路径），而健康信息素养高的人更依赖系统式的线索（中心路径），更注重信息的质量（Oh & Lee，2019）。健康信息素养低的人更容易受消极偏见的影响，即信息的负面程度（焦虑、恐慌）更容易对健康信息素养低的人起作用，从而导致他们更多地相信和转发虚假信息。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在高健康信息素养的情况下，人们对食品安全信息的态度要更加审慎，更不容易通过频繁接触而轻易改变；在健康信息素养低的情况下，更多地接触食品安全虚假信息，会使得人们更多地受到消极偏见的影响，感受到更强烈的威胁，从而更多地接受食品安全虚假信息。

H3a：健康信息素养调节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与接受之间的关系，对于健康信息素养高的人来说，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与接受程度之间的关系要弱于健康信息素养低的人。

H3b：健康信息素养调节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与感知威胁之间的关系，对于健康信息素养高的人来说，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与感知威胁之间的关系要弱于健康信息素养低的人。

综合以上对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的探讨，本研究试图在以下三个层面上建立研究模型（见图1）：首先是更多地接触虚假信息会正向预测个人对于虚假信息的接收；其次，这一联系是通过个体层面上的感知威胁得以“放大”；再次，作为“放大”效果的边界条件，健康信息素养会调节这一放大效果在不同个体上的体现。

三

（一）问卷调查实施流程

本研究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人员与腾讯新闻APP合作完成。全球领先的数据统计平台Statista于2022年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Statista，2022b），腾讯新闻2021年12月活跃用户人数为300.91万，仅次于排名第一的今日头条（332.59万），领先于排名第三的新浪新闻（144.20万）。调查问卷由研究人员设计完成，通过腾讯新闻APP内消息推送的方式随机发送到腾讯新闻APP用户，用户自愿参与，完成在线问卷的收集和填写。

问卷调查过程中，参与者首先阅读关于问卷调查的目的与收集方式的介绍，随后被问询10条关于食品安全虚假信息的接触与接受程度的问题。之后，参与者被问询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感知威胁以及健康信息素养。最后，参与者被要求自我报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特征。

（二）食品安全虚假信息的选取

本研究把2020年度在中文互联网和媒体平台上广为传播的食品安全虚假信息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参考腾讯新闻辟谣和事实核查平台“较真”发布的辟谣信息。最后根据虚假信息的流行度，传播频率（是否在多年间反复出现）以及涉及的食品安全领域的不同话题和主题，按照研究者的主观判断，选定了10条食品安全虚假信息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的文本可参见表1。

（三）样本特征

问卷调查采用在线问卷用户自我报告方式，一共收集到22706位用户的回答。样本平均年龄为31.13岁（SD=9.51），范围在24岁至70岁之间。其中，69.74%（n=15836）是女性，30.26%（n=6870）是男性。37.65%（n=8549）的用户的受教育水平为高中及以下，29.65%（n=6732）为大专学历，27.85%（n=6323）为大学本科学历，还有4.85%（n=1102）为研究生学历。在收入水平方面，37.01%（n=8403）的用户自我报告的平均每月可支配收入为2001元至5000元，29.72%（n=6748）的用户平均每月可支配收入为5001元至10000元，平均每月可支配收入低于2000元的用户占到了总样本人数的15.63%（n=3550），平均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以上的用户占到了17.64%（n=4005）。

（四）变量测量

1.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

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这一变量，通过询问参与者是否看到或者听说过10条（虚假）信息进行测量，既有研究也有采取相似方式测量谣言的重复接触（Greenhill & Oppenheim，2017）。具体来说，虚假消息包括“有黑心商贩给西瓜注射增红增甜添加剂来谋取暴利”“经常喝冰水喝饮料会导致肾虚”等，具体测量条目详见表1。在进行数据分析时，每位参与者的虚假信息接触程度通过加总10条虚假信息接触的方式来衡量（1=有，0=没有）。10条虚假信息接触的测量信度处于可接受水平，Cronbach’s α= .74。

2.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受

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受程度这一变量，通过询问参与者是否认为10条（虚假）信息为真实进行测量。冯强和马志浩（2019）的研究中对谣言的信谣程度测量，也是通过向参与者展示一系列陈述（其中有4条谣言和3条干扰项），并请参与者进行对错判断，然后将4条谣言的判断加总得出信谣程度。参与者被要求回答是否认为以下这些（虚假）消息为真实，题目选项包括不真实、不确定、以及真实。每位参与者的总虚假信息接受程度通过加总10条（虚假）信息真实性的评价次数来衡量，10道题目的信度良好（Cronbach’s α= .85）。

3.感知威胁

参与者对食品安全问题感知到的威胁这一变量，通过参考既有量表（Greenhill & Oppenheim，2017），同时结合本研究的特征，一共设计三道题目，包括“你如何评价你所处的食品安全环境”（非常不安全=1；非常安全=5）、“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者不同意以下说法：我经常会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而焦虑”（非常不赞同=1；非常赞同=5）和“你认为在未来一年中你遭遇食品安全问题的几率有多大”（非常小=1；非常大=5）。三道题目的测量呈现了良好的信度（Cronbach’s α= .72）。

4.健康信息素养

由于腾讯新闻APP内发放问卷长度的限制以及问卷过长会导致用户流失的问题，本研究中涉及的健康信息素养未能采用综合量表测量。参与者的健康信息素养通过三道题目的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赞同；5=非常赞同）来衡量，题目包括“微信群转发是我获取健康信息的主要渠道”“我不关注专业的健康媒体的报道”以及“我在看健康相关消息时，不关注消息是由哪家媒体发布的”。这三道题目的设计由研究者参考健康信息素养这一概念的定义，自行编写而成。题目的编写更偏重信源的判断，题目编制的方向为反向，最终健康信息素养的计分方式由反向计分条目调整为正向之后汇总得出。健康信息素养的三道题目信度偏低，Cronbach’s α= .64。虽然一般接受的信度标准为.70，但这并不代表测量信度的分界点（Nunnally，1967；1978）。.60到.70之间的信度对于探索性研究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信度测量会受语言、样本特征以及题目数量的影响。在本研究中，可能是由于反向计分的方式和有限的题目数量造成信度偏低。对此，论文的局限性部分也对使用自编量表的潜在问题进行了讨论。

四

（一）初步统计结果

总体来说，问卷调查的参与者在10条食品安全虚假信息中，平均接触过4.94条，SD=2.53；对于10条食品安全虚假信息的平均接受程度为6.55条，SD=3.06。这说明，参与者虚假信息的接触程度较高，对虚假信息的接受程度也平均呈现为中等水平。关键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可参见表2。

（二）假设检验结果

H1是关于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和接受之间的正向关系。为了验证这条假设，我们采用了分层线性回归，从而在控制其他人口统计学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的情况下，测试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和接受之间的关系。在模型1中，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对参与者虚假信息接受水平的解释度为ΔR2= .033。其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接受食品安全虚假信息，β= .12，t=17.78，p< .001；年龄负向预测虚假信息接受程度，β= -.044，t= -6.66，p< .001；受教育水平负向预测虚假信息接受程度，β= -.12，t= -16.80，p<.001；月收入水平也负向预测虚假信息接受程度，β= -.047，t= -6.76，p< .001。模型2中加入了用户虚假信息的接触程度，而新加入的变量对虚假信息接受的解释度的提升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ΔR2= .044，p< .001。用户虚假信息的接触程度正向预测虚假信息接受程度，β= .21，t=32.82，p< .001。所以H1得到了支持。

H2是关于感知威胁的中介作用，H3是关于健康信息素养的调节作用。为了验证H2和H3，我们采用了SPSS中的PROCESS插件来验证调节的中介效果（Hayes，2017）。我们使用PROCESS中的模型8（model 8）来共同检验感知威胁的中介以及健康信息素养的调节作用。PROCESS采用boostrapping方法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果。结果显示，感知威胁作为中介变量，中介了虚假信息接触对接受的正向关系，在调节变量健康信息素养取三个不同水平的情况下，正向中介效果均显著，CI=[.0416，.0518]（健康信息素养在3.00水平）；CI=[.0383，.0468]（健康信息素养在3.67水平）；CI=[.0300，.0425]（健康信息素养在4.67水平）。H2得到了支持，具体效果见表3。

此外，参与者的健康信息素养调节了虚假信息接触和感知威胁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显著调节虚假信息接触和接受之间的关系。与健康信息素养高的参与者相比，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低的参与者呈现出的虚假信息接触与感知威胁之间的关系更强，b= -.0078，p< .01，CI=[-.0126，-.0029]。健康信息素养对感知威胁的中介作用也有显著影响，具体体现为更高的健康信息素养会使感知威胁的正向中介效果减弱，有调节的中介指数（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0063，SE=.0023，CI=[-.0108，-.0018]。H3得到了部分支持。路径系数和模型可以参见图2。

五

（一）研究结果讨论

本研究聚焦在中文语境中常见并得以广泛传播的一类虚假信息——食品安全虚假信息，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引入虚假信息传播效果研究，以探究食品安全虚假信息的接触与接受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心理机制的感知威胁的中介作用与健康信息素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作为社交媒体新闻资讯类APP用户，会接触到大量的有关食品安全的虚假信息，并且接触越多，越相信虚假信息的内容。通过聚焦个人层面的风险放大心理因素，及感知威胁，本研究建立起了虚假信息接触——感知威胁——虚假信息接受之间的路径；通过考察健康信息素养的调节效果，本研究还发现健康信息素养可以有效帮助个人应对伴随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而产生的感知威胁。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是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在具体情境下的一次检验，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心理与信息传播环境，该理论的适用性得到了验证。此外，风险得以被放大的路径在本研究中被具体剖析，在面对食品安全话题或者更为广泛的健康话题时，感知威胁与健康信息素养能够成为风险被放大的重要解释因素，这有利于对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的详细运行机制进行深刻地认识。虚假信息这一研究对象也为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解释力来源与理论发展前景。

除了感知威胁可以作为一种心理感知，解释虚假信息接触和接受之间的关系之外，其他研究也有采用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作为用户心理的解释机制。具体来说，公众在接触互联网上传播的食品安全虚假信息之后，会倾向于接受和相信，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于信息处理过程中的确认偏差造成，即人们更愿意相信符合既往认知和态度的信息。虽然本研究没有对确认偏差进行检测，但之前有研究发现，由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和其对公众生活的直接影响，人们对于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更多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在模糊和不确定的情形下，更可能接受和自己原有态度一致的信息（唐雪梅，赖胜强，2020）。

经济学和心理学分析中的理性人（也称为经济人）假设和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表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对损失有天然的厌恶，损失带来的痛苦一般是等量收益的两倍（Kahneman et al.，1991），这就造成了人们在信息处理和后续决策中趋利避害的偏好。框架理论也显示，劝服信息中含有的损益框架会影响人们对于风险事件的决策和各类健康预防行为（陈经超，黄晨阳，2020）。对于有可能面临的健康威胁，个人面临的风险体现在三个层面上，包括损失、损失的严重性以及损失的不确定性（Yates & Stone，1992）。在接触到食品健康虚假信息后，受厌恶损失心理的驱动，再加上社会环境和周围他人对于风险的社会放大作用，即使是对虚假信息传播内容持怀疑态度的个人，也会在此种环境下，为了规避有可能的损失，而选择接受虚假信息（周高琴，2021）。

从虚假信息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原因来看，食品安全虚假信息的传播发挥了“预警器”的功能（张振宇，喻发胜，王然，2019：164），唤起了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警惕和担忧。一般食品安全虚假信息都为负面信息，其呈现方式更容易包含恐惧诉求（fear appeal），比如关于变质食物或者食物处理方式能够导致各种疾病甚至癌症的虚假信息，就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引起更强的感知威胁、焦虑甚至恐慌。这一发现也符合扩展的平行过程模式（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EPPM），即受众面对带有恐惧诉求的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时，会产生高度的感知威胁，但同时并如果有良好的应对措施或效能，就会进入恐惧控制（fear control），诉诸于非理性的应对行为，比如接受虚假信息的内容，甚至进行转发或扩散（Witte，1992）。国外也有研究表明，关于健康的焦虑也会增加个人接受甚至分享未经证实信息的可能（Oh & Lee，2019）。

个人对于健康威胁的风险感知既可以体现在认知层面上，也会体现在情感层面上。在面临健康风险时，个体会把情感当成可能的启发式的线索来做出风险判断（So，2013）。比如在接触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时，大众媒体上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周围他人或者个人的经历和遭遇都会成为判断的参考，再加之虚假信息引起的感知威胁，个人在此情境下的负面情绪以及既往的经历就会成为认知和行为决策的捷径，从而形成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强烈的风险感知，放大了或者说夸大了食品安全问题对个人产生的负面影响。认知层面上的不确定性和严重性，与情感层面上的感知威胁和恐惧共同作用，影响个人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感知，“放大”的风险感知又会促使虚假信息的接受甚至传播。

对于健康信息素养调节效果的分析表明，健康信息素养虽然未能调节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和接受之间的直接效应，但是调节了虚假信息接触和感知威胁之间的效应。既有文献关于谣言传播的公式也多把各类素养的受众判断能力当作降低谣言传播的因素（王灿发，2010；吴建，马超，2015），比如有研究发现新浪微博谣言传播中的公众批判能力与谣言流通量呈负相关关系（王倩，于风，2017）；也有和新冠疫情相关的研究表明，公众的媒介素养与谣言传播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匡文波，武晓立，2021），这也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二）实践意义

在应用层面，本研究的发现对社会生活中的食品安全实践具有相应的指导意义，具体表现为：首先，要通过有效的信息传播管理机制，减少食品安全相关虚假信息的出现频率，从而减少人们对其接触的频率，进而减少对这类信息的接受。对相关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提供虚假内容举报的渠道，是信息监管主体可以采取的措施。对于信息接受者来说，要尽量规避虚假信息，从权威的信息来源获取科学知识，将自身置于安全可信的传播环境中。其次，无论是有关部门、组织还是个人，都要对健康信息素养加以重视。具体到食品安全领域的实践层面，包括重视食品安全知识的科普、宣传、教育等等，以减少因缺乏相应素养带来的恐惧与威胁感，从而降低被食品安全虚假信息诱导的可能性。最后，在对虚假信息进行打击时，要关注其中所包含的具有威胁性的因素，相关主体要向社会强调危言耸听可能带来的巨大不良后果，以改善传播环境的风气。

（三）研究局限以及未来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收集的横截面问卷调查数据只能支持相关关系的推断，而不能进行因果关系的验证。虽然通过和腾讯新闻APP合作，本研究能触达到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新闻资讯类APP用户，并且收集到大样本（N=22706）的数据，但横截面的数据收集方式还是存在很大局限。未来研究可以更多采用精心设计的在线实验研究设计，一方面，采用预先设计和测试好的虚假信息来检测虚假信息接受，这样可以排除其他混杂因素的影响，得到更具有确定性的结论；另一方面，在线实验的过程和样本也能保证研究结论的生态效度和可推广性。

其次，本研究中使用到的虚假信息的选取方式有待改进。由于问卷调查具体实施形式的限制，本研究中采用的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是由研究者参考了虚假信息的流行程度、出现频率和相关话题之后，通过主观判断所进行的筛选。因此，本研究选取的虚假信息并不能代表和囊括所有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广泛流传的虚假信息。事后分析表明，各条虚假信息接触和接受之间的相关系数处于.089至.32之间，都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同时，本研究中采用的综合测量的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题目选取的特殊性对于研究结论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也想说明，对于本研究的结论，应该采取更为情境化的解读。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更为系统和客观的方式进行虚假信息的筛选，纳入不同话题类型、严重程度、接近性或熟悉程度的虚假信息；也可以探究话题、严重程度等是否会影响虚假信息接触和接受之间的关系。

再次，考虑到本研究发放的方式（APP内信息推送）以及参与者（腾讯新闻APP的用户）的特征，问卷不宜过长。本研究采用自编的有限题目测量健康信息素养，这种变量测量题目也有可能影响测量的效度，这可能也会对研究有所影响。未来研究可考虑使用更为全面的测量手段（包括使用行为数据或完整的量表），由此能够囊括到潜变量的方方面面。

最后，本研究重点关注感知威胁和健康信息素养，未能包括其他和虚假信息接受相关的因素，而在实际生活中，各类情境性的因素（比如虚假信息的传播来源、途径、渠道以及关于虚假信息传播内容的社会主观规范）以及个体的差异（既有态度、认知能力、信息处理习惯）可能都会影响个人对于虚假信息的接受。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设计更为综合全面的测量，以关注情境性因素和个人因素对于虚假信息接受甚至转发或者分享的影响。

六

随着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变得越来越常见，虚假信息的传播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也不容小觑。本研究通过与新闻资讯类APP开展合作，收集到了真实用户的数据，保证了研究的生态效度。通过拓展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模型，本研究建立了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感知威胁——虚假信息接受之间的路径；同时通过考察用户的健康信息素养，本研究发现健康信息素养可以有效帮助新闻资讯类APP用户抵御虚假信息接触对感知威胁的影响。这一结论对于理解虚假信息接受和传播的心理机制，以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或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风险沟通等议题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0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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