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重取径到权力互动：政治传播知识生产的“实践”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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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体系内部政治信息与权力意志的传递过程，政治传播已成为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尽管政治传播在政治科学与大众传播学为两端所构成的知识系谱中左右游移，但逐步通过“边界工作”确立了自身的研究领地与议题畛域，并在走出“选举中心论”与“技术中心论”之后，发展出以文化主义与回归历史为主的双重生产路径，通过“本土化调适”扩展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领地。在整合型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治理实践”，重申作为一种权力互动的政治传播，尝试指出基于治理实践的政治传播研究新路向，为进一步延展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知识生产提供“拼图”。

刘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

本文系湖北省委宣传部与华中科技大学共建新闻学院项目（项目编号：2021E12）的研究成果。

一

在现代政治语境下，一旦我们承认“说服”作为现代社会“权力-权威”转换或政治支配关系存续的重要方式之一，政治传播的重要作用就浮现而出，并构成现代政治系统运行的关键要素。然而，鲜少有研究整合性地探讨政治传播的知识生产，而政治传播在学科互涉、边界塑造以及与社会实践的互构中形成了多重知识取径。理解经验与实践是知识生产的前提，如今政治传播已然镶嵌在中国政治体制并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于淑婧，荆学民，2020）。在此背景下，立足中国语境理解本土政治传播实践并思考知识的本土化生产成为重要的学术议题。

概念的廓清是学术分析的基础，而由于不同学科“射入角”的差异，对于同一个概念的理解会有所差别。在“言必称雅典”的西方学术传统中，政治传播可以追溯至柏拉图（Plato）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但作为一个边界清晰的研究领域，则诞生于20世纪初期。“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概念因其跨学科属性，在“政治”与“传播”各执一端的知识连续谱中，还渐次分布着新闻研究、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

在偏向“政治”的一端，政治传播被理解为“政府体系内部的政治沟通”，强调政府主体在政治传播中的角色和地位，是政治决策的必要环节，被喻为“政府的神经”（Deutsch，1966：xxvii）。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1976/2006：85）进一步指出，政治传播“不仅仅意味着信息的传输，还指向权力的流动”。因此，学者在转向分析中国的政治传播时，一方面从价值判断出发，认为政治传播是通过促进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治理与“善治”的重要路径（俞可平，2015），另一方面则是从“去价值”的层面出发，认为政治传播就是“政治信息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交换与传递的过程”（谢岳，2006：7），并由此对中国整体性的政治运作予以考察，将其视为一种适配于总体政治体制设计的“子系统”。

在偏向“传播”的一端，政治传播则强调“政治过程中的传播角色”（Chaffee，1975：15），意指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公共沟通，是一种对政治信息和政策信息有目的地面向大众的传递过程，在于劝服和控制公众或维持既有政治秩序，并强调其接受、认同、内化等过程（荆学民，苏颖，2014；朱春阳，2014）。就此，研究者多基于“谁对谁说了什么并有什么影响”的经典设问，从“受众-效果”的视角考察政治传播，政治行为与政治运作中组织与公众之间的目的性沟通行为都可以被纳入政治传播的知识版图。随着信息技术的演进，媒介机构在现代政治的组织运作与行为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媒体本身甚至也成为事件的生产者（Kriesi，2004：189），有关政治传播的知识生产越来越以“媒介”为中心。由此，政治传播不仅关注信息渠道，如报纸、电视广告、网站、社交媒体等，也着重考察新闻与政治信息接触对政治态度、选举行为、投票倾向的影响（拉扎斯菲尔德等，1968/2012：63-67），从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媒体启动（media priming）和媒介框架（media framing）出发开展民意调查、政治营销、政治广告、塑造形象等，为政党与政客的竞选活动服务，而与“政治公共关系”别无二致（Bennett & Entman，2001：282；Maarek，2005：157；苏颖，2016）。

尽管取径分殊，但如今在知识生产上，“政治”与“传播”各执一端的情势正逐渐聚拢，政治传播研究也逐渐完成自身的“边界工作”，确立了自身的核心畛域与中心命题，不再困囿于学科之争。从“政治”的本质中探求其传播的要素，从“传播”的内容中探求其政治的要求，构成具有独立而完整内涵的“政治传播”范畴（荆学民，苏颖，2014），逐渐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循此路径，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知识版图得以扩张，尤其是作为一种经验对象的政治传播拓展至“以政府、政党等政治主体为行为主体的政治信息传播活动”（周庆安，朱昱炫，2019）。继而，党媒的传播调适（龙强，李艳红，2017）、党团组织的传播改革（涂凌波，2019）、主导新闻的生产（邵梓捷，张小劲，孟天广，2015）、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周庆安，朱昱炫，2019）等都构成了重要的政治传播过程。

然而，上述取径在理解中国本土的政治传播实践中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无论是政府内部的信息传递还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经典政治传播范式肇始自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政治社会转型，其价值基础在于多元主义政党竞争政治，这一“选举中心论”范式导致跨国比较政治传播研究在分析中国的政治传播现象时往往沿袭比较媒介体制的传统分类，因此有学者（史安斌，2018）主张政治传播研究应寻找多元化的在地经验；其次，虽然政治传播研究诞生于现代民主政治与大众社会兴起之初，但作为一种“政治技艺”的政治传播却古已有之，尤其是中华帝国官僚制传统的成熟运作为政治传播提供了丰富内涵，远非传统的政治传播分析框架所能囊括；最后，经典政治传播范式立基于传统的功能主义路径，并不注重其中丰富的价值、意识形态与文化勾连，从而忽视了政治传播在近当代中国政党主导的革命转型、国家政权建设与国家治理中的独特运作机制（苏颖，于淑婧，2021），因此需将政治传播带回到分析国家政治权力的历史演化与文化构型中来。

二

基于对上述经典政治传播范式的反思，国内学术界也尝试对政治传播的知识生产进行本土化的调适。尽管研究者并未“自觉”地将其归为“政治传播”研究，但在客观上桥接了政治传播在向我国经验语境进行范式横移时所凸生的断裂。这一“本土化调适”逐渐形成两条旁逸斜出的知识风格，本文称之为“双重取径”，一是权力（支配）分析的文化主义路径，二是历史主义路径，即中华帝国体系内部的言路与政令传递问题。

（一）权力支配分析的文化主义路径：政治符号及其扩散

权力支配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称和不平衡的依赖或顺从关系。受社会科学文化转向的影响，对于权力的流动、生产、实施、压迫的分析从制度、结构转向对其中文化要素的解剖。实际上，在社会理论传统中，无论是马克思（Karl Marx）的“虚假意识”、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集体意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还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强调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在分析政治统治/支配中的重要尺度。权力关系的维持和生产除了依靠强制暴力、利益交换之外，还基于符号暴力等文化因素的运用和操演，符号暴力可以在特定的时空与关系中成为一个国家进行政治整合、道德整合等行动的符号形式，是一种可以“建立并灌输感悟力和鉴赏力的共享范畴或社会架构”（Bourdieu，1994）。在汤普森（John Thompson）（1990/2012：136-137）看来，信息的流动在维持权力关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通过媒介技术来生产、传输和接收各种意义表述，因此理解政治支配、权力行为离不开对“符号”“象征”等文化意象扩散传播的分析。

在此路径下，相较于传统的“建制型”权力形态，政治权力分析导向更为宽泛的文化主义进路，为政治传播研究的介入提供了空间。任何一种政治都是“象征的行动”，社会成员可能从未遇到过掌权者，但通过抽象的象征手段与整体产生了关联（科泽，1988/2015：10）。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80/2018：12）在分析巴厘岛的仪式时将其比喻成“热衷于壮景、盛典、巴厘文化痴迷症的公共戏剧化”的“剧场国家”——“国王与王侯是主家、僧侣是班主，农民则是配角、龙套和观众”。这种仪式化过程早在法国旧制度下的路易十四形象塑造、大革命时期三色帽徽的动员中（伯克，1992/2007：20；亨特，2004/2011：70）也多有呈现，构成了王权仪典与革命行动的重要工具。及至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法理型权威”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政治语境中，非正式政治行为似乎也同神权一样从世俗世界遁隐，但事实上现代政治同样充盈着象征与仪式。格尔茨（1983/2014：144）指出，“不论挑选精英集团成员的方式有多么民主或者精英之间可能分化到什么程度，他们都会利用一系列的得自继承或是新发明的故事、仪典、勋章、礼节和陪衬之物来合理化和安排自身的行动”，现代政治中的诸多意义实践与政治支配仍然需要借助象征符号来实现。具体而言，地图标示、加冕礼、就职仪式、法院、市政大楼、国家形象乃至神话都构成了一种实践性的国家政治仪式（米格代尔，2001/2013：19）。

在有关现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分析中，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非文本政治信息的传播甚至比程式化的政治文本更为重要，构成了国家能力的象征维度，例如纪念建筑（陈蕴茜，2009：326）、阅兵（王海洲，2009）等都可以塑造出基于感官与身体体验的政治支配，即便是在高度理性化的现代科层组织中也是如此。按照韦伯（1914/2010：24）的判断，作为理想类型的科层组织应当去除个体关系的影响，实行“非人格的、即事化”的组织形态，但其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神话”与仪式，组织正是通过神话来“创造群体的共同目标从而加强成员的责任感与忠诚度”（布劳，1956/2001：54-55）。

要言之，政治传播的文化分析是将实现政治支配所需的符号、象征与仪式的筹策、展演、刻写、扩散放在视野的中心，其目的是为社会群体的支配提供相应的合法性证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政治传播分析提供了知识生产的新空间。

（二）政治传播的历史转向：帝国“言路”与现代国家的政治沟通

如果说，围绕权力及支配的文化主义分析对政治传播而言是一种“共时性扩展”，对成熟文明体系如中华帝国官僚制度运作中有关“政治传播”的探讨则可以称之为“历时性延展”。在秦以降的大一统帝国统治与治理中，由于治理规模与空间距离所限，对地方政府的约束与对民众的教化同等重要。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主要表现在两个关系层面，一是中央政权即朝廷与地方之间，二是君主/皇权与民众之间。

就前者而言，信息的沟通主要指向以君主和朝廷为核心的决策与指令传输过程，这一过程被孙旭培（1997：225）称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政治传播形态”。信息的沟通与指令的执行极其重要，君主与朝廷的“信息沟通”或者说“言路”负责信息的往复传达、探访、递送与交换，构成中央政权决策的依据（邓小南，2019），而言路中的信息传递则要借助庞大而高效的公文系统。伊尼斯（Harold Innis）（1950/2012：155）在《帝国与传播》中指出，在中华帝国分郡而治的背景下，除了驰道和驿站之外，还通过公文、书简和官方报纸等实现组织间的信息传递。信息传递也投射出皇权与相权之争，例如宋代的皇帝与宰相围绕邸报这一政治传播工具的“定本”权力展开信息控制权的争夺（魏海岩，韩立新，陈建群，2021）。因此，言路及文书体系的畅达、及时与高效往往能够提升帝国以及君主的官僚体系支配水平和地方统治能力。反之，政治体系内部言路的闭塞、迟缓、延宕往往也会成为政治衰落的征兆，从而进一步恶化政治。

以清代为例，内部通讯制度在君臣沟通（孔飞力，1990/2012：266）、战事信息传递（茅海建，2005：163；卞冬磊，2018）等方面的失效导致了政权危机，也由此促使晚清地方政府开办新式官报，试图重构帝国信息沟通体系（唐海江，丁捷，2021）。在正式的文书制度之外，权臣官僚个人直接向皇帝上书的“密奏”亦构成一种言路形态（刘杰，黄维庆，2020），并在清雍正时期达到顶峰。除了君权体制下基于信息沟通的例行制度被研究者纳入政治传播分析之外，也有研究将官僚体系内部的监察、谏议视为政治传播（陈谦，2009），共同拼贴出帝国权力沟通与疆域治理的庞大网络，为专制性权力的“毛细血管般”延展提供信息网络基础。

就后者君主与民众间的沟通而言，由于帝国的庞大规模所限，形成了“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的“上下分治”传统（瞿同祖，1962/2003：29）。在民众眼中，君主只是一个遥远的象征，而且权力系统较为封闭，不存在直接的信息沟通和“政治传播”行为。从这一判断出发，国内华夏传播领域研究者关注到帝制时期的招贴、告示、诏书等形式，将其视作面向民众的政治传播行为（赵云泽，董翊宸，2021）。由于传统社会民众识字率不高，纸质媒介传播效率低，在政治秩序塑造过程中，政治仪式则更为常见，民众的体验、观察和想象的结果需要借助仪式的方式加以确认和表现（葛兆光，2001：54），诸如符命神话（白文刚，2014）、歌谣（潘祥辉，2017）等权力象征与仪式成为帝国政治仪轨的重要表达。借由这些政治表达，权力中枢可以实现与民间进行互动、塑造“天命”、制造君权认同的目的。

及至现代革命与国家政权建设及治理过程中，政治传播的作用更为显著。首先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政治传播。革命型意识形态如何向社会大众扩散，实现教化启迪、阶级认知与社会动员成为革命实践最为重要的议程之一。沿袭列宁式的宣传思想，孙中山、毛泽东等人对“宣传”的重视凸显了“政治传播”在革命动员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沿袭了在延安时期所确立的党报与党宣制度，在建国后通过多重手段建立了统摄性的宣传体制（刘海龙，2020a：262），通过“宣传下乡”实现从变革社会到整合社会的转型，在促进建国后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中发挥重要的整合、动员与教化功能。在此过程中，随着通讯技术的进步，国家借助“广播下乡”等社会工程（沙垚，张思宇，2021），不断扩大政党与国家的信息扩散范围，进而提升国家政权的濡化能力与基础性权力。

其次是面向官僚体系的政治传播。在社会主义政权下，随着行政链条的延伸和组织关系的复杂化，如何促进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解决官僚体系的信息沟通及委托-代理难题成为解决超大型国家治理困境的重要课题。既有科层体系存在诸多“官僚主义”痼疾，需要借助非常规的动员式政治传播行为进行纠偏。除了正式制度体系内部的“红头文件”，非正式的“政治仪式”也构成重要的政治传播现象，如领袖讲话、批示、巡视（尹韵公，2012；刘宪阁，2013），形塑出一种基于政治忠诚和领袖崇拜的政治伦理，在官僚体系内部形成巨大的约束力和动员力。

改革开放后，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变革、市场化要素的引入，尽管上述政治传播实践不断被赋予更多新的内涵和特征，如新闻业的改革、党宣体制的调适等，但中国政党国家体制内部政治传播的核心功能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实现“政党-国家-社会”的政治沟通、政治意志的传递、社会整合以及必要时刻（如疫情防控等例外状态下）的宣传动员（陈阳，周思宇，2022）。总之，政治传播研究的历史转向为理解传统中国与现代国家的治理风格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

三

近些年来，上述两条超越既有政治传播研究范式的知识路径成果颇丰，破解了“选举中心论”与“技术中心论”的预设，但仍有待扩展之处。第一，迈向广义上的文化主义进路，易陷入整体主义陷阱，对有关政治传播的总体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丰富张力缺乏足够观照（白文刚，赵洁，2021）；第二，针对丰富的本土治理实践所展开的政治传播研究并不多见，政治传播在地方与基层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功能、角色以及后果仍处在一个经验“黑箱”之中，留下诸多学术上的“盲区”。因此，本文主张引入“治理实践”进一步延展政治传播的知识版图。

那么，首要问题在于，如何完成“政治传播”与“治理实践”中间这“惊险的一跃”？易言之，如何将“治理实践”嵌入“政治传播”？其中的“跳板”就是“权力互动”。首先，从社会理论角度来说，治理实践中的行动者构成了一个权力场域，“某种被赋予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行动者身上”（布尔迪厄，华康德，1992/2015：16），对治理实践的研究也逐渐从对规则制度的分析转向对权力关系与行动策略的分析。与此同时，“传播”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精神性、文本性信息的扩散，而在汤普森（1990/2012：286-287）看来，对于传播的分析不应仅仅将其视为象征形式的流通，还应当注意到它与权力关系相交叉，是一种能够产生新型互动与社会关系的机制。因此，政治传播借由权力互动与治理实践产生了理论上的勾连；其次，就经验层面而言，一旦我们跳脱出文本、信息等介质而采取更具实践性的意涵——如行动、互动、关系、观念等——来理解政治传播（许静，2016），就会发现我国国家与地方治理实践并不缺乏“政治传播”的要素，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权力互动，既存在正式的常规性互动，也存在非正式的象征性互动（周雪光，2019）。因此，政府治理实践作为一种权力互动过程，其中的权责分配、压力传导、情势塑造、权力仪式、信息控制等形态具有重要的政治传播分析价值。在这一进路下，将我国治理实践付诸政治传播分析，目前可初步勾勒出三个互相关联但又相对分立的开掘方向。

（一）基于文件与会议的政治信息传递与任务“发包”

在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中，自上而下形成了“逐级代理制”，诸多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由中央政府（上级政府）通过纵向分权体系“发包”给地方政府（下级政府），其中，中央政府是最初的委托人，基层政府是最终的代理人（周雪光，2011）。政令传输、政策传递的过程往往借助常规化的政治沟通模式来实现，形塑出我国政府治理任务中的垂直化权责形态特征，文件政治与会议政治构成其中最为关键的“政治传播”要件。

就文件来说，我国庞大的政府治理结构作为传统官僚制与现代科层制的重合体，文件构成政策扩散的重要渠道，成为政府上下级间信息沟通的重要方式，各个政府与相应职能部门构成了权力网络中的“信息节点”，文件则构成了其中的“信息载体”（李林倬，2013；刘河庆，2020）。文件政治传播功能的实现往往基于正式科层内部中的权力势差，“发文”的过程实际上就体现出科层权力的位阶差异，借此实现政治任务的部署与筹划、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发包、政治伦理的扩散与辐射，并且使考核、晋升乃至惩罚的信息有据可依，做到“痕迹管理”“有据可查”。

就会议而言，往往与文件互为补充与强化。如果说文件效用的实现基于常规化的权力地位，那么会议政治则进一步在决策与协商功能方面进行强化之外，还增加了仪式化的功能。在中国语境中，会议作为一种政治治理工具起源于革命，成熟于政权建设时期。鉴于当时党员干部阅读文件能力普遍欠缺，面对面的口头讨论要比读文件本身更起作用（李侃如，2003/2010：196），因此，会议以及会议中的“读文件”“读报”环节非常重要。新政权成立后，会议的举行以及大众媒体的进一步报道会构成一种政治仪式与“权力剧场”，在既有常规化政治传播基础上，具有极强的动员型特征。及至改革时期，尽管通讯技术不断革新，通过广播、电话、电报以及电视电话会议等可以实现“不在场”的政治沟通，但基础性的政治会议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党代会”“两会”等政治议程仍必不可少。在日常行政管理中，以磋商、协调、通气、推进、现场办公等为不同名目的会议仍是展现权力势差与形塑政治“势能”最为关键的仪式化配置与核心范畴。

由文件与会议所编码的中国政治信息沟通模式借助符号与象征系统，构成国家与地方治理行为的“展演场”，信息在其中被甄选、控制与投放，以塑造文化认同和政治权威（渠敬东，2021）。要言之，文件与会议构成我国本土政治传播中常规化与动员型的双重表达，镶嵌在国家与地方治理的体制设计、机制安排与资源分配各个方面，突破了传统的基于单纯信息传输的政治传播理解路径。在理解政治传播时，需将这一信息机制作为制度设计与权力构型的“核心部件”，纳入政府与政党沟通的分析议程中去。

（二）纵向约束下的信息压力体制

一旦通过文件与会议的方式确定地方治理或发展任务、锚定行动议程，如何确保政策执行和项目推进就成为重中之重。然而，政府体系内部往往存在“部门利益”，反映到政策执行环节会出现“政策孤岛”或“政策肠梗阻”现象，加上科层组织内部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地方基层部门甚至也会“信息造假”或“瞒报”。如何解决中央集权体制下横向信息分立与纵向信息不对称？

就我国既有的体制设计与制度实践而言，信息分立与信息不对称通过纵向约束体制予以化解。所谓纵向约束体制，即国家治理场域中存在“中央监督，地方治理”的格局（曹正汉，2021），信息则是核心要素之一。具体到任务传递与信息传输过程，则表现为层层向下约束的“压力型体制”。上级政府在向民众做出政治承诺的同时，将“政治任务”传递给下级政府，后者作为“属地”需要向上级做出“责任包干”的承诺，即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任务。为了更好地保证任务的完成，上级政府会通过“党的领导小组”的高位推动方式实现跨部门信息协同，将分散的“注意力”进行集中，还会通过职能部门的信息督查、政党组织巡察的方式地方收集信息情报，以应对信息不对称。

在信息技术不断被政府治理体系采纳的新背景下，政府体系内部的信息沟通方式随之革新。地方政府通过采纳信息技术实施“流程再造”，完善组织内部的信息收集与传递的方式（Huber，1990），自身也日渐面向公众进行服务型转向，政治沟通效率不断提高。然而，信息技术作为一种“解放技术”的嵌入，在地方尤其是基层的治理实践中却带来诸多意外后果。例如，基层权力组织由于处在项目体制与科层体系的末梢，也处在“信息差序结构”的边缘地带（牛畅，李红艳，2020），信息技术的采纳并未带来预期中的流程简化，而是在既有压力型体制中再施加一重“信息”约束，一种“信息型压力体制”随之形成。繁复的垂直信息收集系统、政务办公系统乃至基层工作者的日常社交媒体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信息传递与任务布置。基层干部要“永远连线、始终在场”，为了“留痕”，他们还要在既有的工作流程之外完成信息终端的“打卡”任务，增加了行政负担与信息冗余，进而导致职业倦怠乃至搪塞、应付与卸责，信息技术“赋能”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退化为“负能”。

由此，对本土政治传播的考察不仅需要关注垂直科层体系与横向部门沟通中的信息传递实践，还应重点关注基层治理实践及其信息技术采纳所引发的负外部效应问题。这对于理解作为一种权力互动的政治传播在基层场域中的具体表达及其缺憾，继而在地方层面提供了从政治传播角度反思国家治理的可能性。

（三）技术政治学视角下的“信息社会构型”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技术装置的社会。温纳（Langdon Winner）（1978/2014：202-214）指出，“现代技术规定了政治行动的主要议程，涵盖了技术对有生命及无生命对象加以改造、支配和调整，主题是秩序与支配，政治的现实即是技术要求下的制度与实践活动......通过对技术采取行动，国家使得复杂的联合体协调一致，促成统一行动，于是就履行了协调、调整和平衡社会的职能。掌握技术的治国精英可以拥有并运用各种技能——度量、预测、规划和控制的方法。”在诸多控制技术中，信息是“治理术”的关键要素，因此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建立“可追溯的、可计算的”（韦伯，1914/2010：46）信息控制体系成为重要议程。

在福柯（Michel Foucault）（2004/2018：415-416）看来，可计算的技术在公共管理中至关重要，“公共管理将成为盘算和技术，依靠这种盘算和技术，能够在国家内部秩序和国家力量增长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但仍是稳定和可控制的关系”。在传统中国政治运作中，对数目字管理技术的追求也不遑多让。黄仁宇（2011：23）指出，“中国最下层的数字既不能复实，中上层之经理亦受影响，所谓各种黑暗与腐败，并非全系道德问题，而是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技术问题所在。今日中国趋向现代化，必须彻底解决此根本技术问题”，克服这一“黄仁宇悖论”对于迈入现代国家治理进程中的中国而言至关重要。改革以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的治理过程都渐趋专业化、技术化（渠敬东，应星，周飞舟，2009），技术政治逻辑附着在地方治理实践每个关节、肌理与细胞。其中，信息技术逐渐成为一种颇具“基础设施”气质的安全装置，牵涉到国家主权、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逐渐形塑基于特定治理任务/目标的“信息社会构型”，这种“构型”可以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两个方面来理解。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由于“上下分治体系”“行政发包体系”与“纵向约束体制”的存在，国家不断采纳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政治沟通/传播策略以克服科层制等级链条中的信息失真。国家在各个行业领域推动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将所有信息转化为可计算的对象，并辅以调查、统计与汇报等手段建立理性化的信息沟通图景（韩志明，2017），从而更好地掌握社会事实。以国土资源监管为例，中央政府逐步建立覆盖全国的信息系统，并依靠GIS等可视化技术对地方政府进行信息监控（杜月，2017）。在这一关系维度中，政治传播分析应当致力于解剖分析当前中国所逐渐形成的科层信息体系，如电子政务、行风评议、数字下乡等过程中的科层间互动机制及其意外后果。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政府组织内部服从的单一性特征与社会信息诉求及表达的多元性之间往往存在张力，即在官民互动、基层治理参与、政府回应性等问题上会形成若干冲突。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也将其运用于与公众的政治沟通。斯科特（James Scott）（1998/2012：2）指出，“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为简化民众诉求，在技术治理思维与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的加持下，国家在处理社会风险、公共服务等治理诉求时，引入数字技术嵌入政府治理议程，将社会公众的诉求“代码化”（Kitchin & Martin，2009：109），以便在数字系统内部进行集成、识别、分类、处理、传输、监视并转而“投放”给社会。

随着平台社会的到来以及数字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政府治理也趋向平台化转型，既有群众路线实践、基层协商、民意调查等机制设计不可避免地被安装上了技术装置（彭亚平，2018；闫文捷，吴红雨，潘忠党，2020），最终形成一种基于一体化思维的“全控型信息社会”或“控制社会”，从而提高政治传播对象的“清晰度”与“可见性”。因此，在这一关系维度中，政治传播研究不仅可以着眼于中层与微观的视角切近现代社会的政治治理，即国家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包括但不限于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整合社会的深度、广度、效率与效能，还可以借此管窥“反治理”命题，即技术政治学视角下的政治信息流动、控制过程及其中的权力互动与可能的社会后果。

四

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来说，传播学知识舶来我国的理论旅行及其后的扎根过程，即是我国特定的新闻理论与宣传实践对传播学的转译过程，使传播学服务于政治的同时也推动具有本土特征的学术合法性与学科建制的成长（刘海龙，2020b），而“政治传播”作为其分支之一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知识版图的核心。然而，在经过长期的范式横移、理论嫁接与本土化调适之后，政治传播研究逐渐陷入了“内眷式”的“低水平重复”，并常有“淮橘为枳”的错位之感。当然，也正是我国政治传播在知识“管辖权边界”上的暧昧不定为本文所总结的“双重取径”的铺展提供了可能空间。

如果说已有的政治传播研究多侧重于“传播”即“如何说的技艺”，而走出“内眷化”的关键还在于更加重视“政治”即“如何‘做’”的问题，即权力主体的理性筹划、技术策略及相应的社会后果，其关键即在于引入治理实践。在我国国家与社会治理实践中，丰富的信息、文本、资源、权责、互动等权力要素，加上兼有常规性与动员性气质的治理风格，为政治传播提供了可观的开掘空间。因此，转向治理实践的“政治传播”并非仅仅将其视为单纯的“研究对象”抑或“分析视角”，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实践性的“场域”，其中的多重行动者出于自身的“位置”与“处境”在这一场域中展开筹划、勾连、互动、卷入、争夺，从而塑造出一个基于“实践”的关系网络与权力空间。

总结而言，本文尝试对既有政治传播研究进行整合性述评，意图并非在于参与本体论与知识论层面的范式论争，而是主张在走出“选举中心论”“技术中心论”的“知识自觉”背景下，政治传播研究不应仅在“去‘实’留‘名’”的意义上进行知识生产。于此，本文所指的“实践转向”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在已有“双重取径”的基础上，援引相对外部的知识资源，扩展政治传播的学术版图，为政治传播研究的知识想象力提供更多的延伸空间，借此推动“将中国作为方法”的学术本土化转向；其次，从政治传播的实践转向出发，既可以在微观上管窥权力技术的策展与行动者的互动，亦可以在宏观上深入理解国家治理技艺的演进与政治理性的运作，为探究国家与社会的治理逻辑提供来自政治传播的智识资源。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0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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