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荷实验”品牌是一个社科学术出版计划，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观察、记录社会，倡导Think As The Natives（像“土著”一样思考），以期更好地理解他人、世界与自我。目前该品牌下已出图书有：《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乳房：一段自然与非自然的历史》《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音乐神童加工厂》《特权 : 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本文是《北京青年报》八月中旬对“薄荷实验”策划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事业部主任顾晓清的专访。

专  访

青阅读：我看到，“薄荷实验”定位在面向大众的、有担当的学术，最初为何会把方向定位在这里？

顾晓清：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的理念对我的做书方向影响很大。他提出社会学家应当承担时代的文化责任，发挥相应的公共职能。他认为社会学家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转变，他们的私人境遇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这和我认同的学术出版的价值也很相近，也就是说学术出版应该超越仅仅是学术的展示，不仅是为学术圈内的专业交流服务，将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传递给另一个学者，也要重视出版本身的公共性，强调学术生产的社会面向，成为整个学术界和学术外世界的桥梁。“薄荷实验”诞生之初，就是希望成为这样的社科学术桥梁。这样的定位要求我们在选书的过程中在保证学术严谨性和适合公共阅读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不是条有章可循的道路，更多是一种实验性质的探索。

青阅读：作为读者，我感觉这套书是“社会学家看社会”，编辑在选题过程中会做怎样的选择？

顾晓清：我们其实就是希望通过这些选题传达一些社会关怀。从研究上来说，“薄荷实验”的不少选题都来自作者参与的观察，也是“有担当的人类学”。这个涉及6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对“书写者权利”的一种反思，一些人类学家希望研究不再强调客观中立，而是有奔走有呼吁，主张与被调查者分享人类学家自身的理解同样是对被调查者的尊重和关怀。因为受米尔斯影响很深，我开始选书就还是从米尔斯入手，美国社会学界有一个以他命名的著作奖（C. Wright Mills Award），自1964年起每年评选出一些优秀的书籍，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观点，批判性地解决当代公共重要性问题，有一定的写作品质。此外，小说、论文集、未经同行评审的自出版不在评选范围之列。在基础之上，我又筛选了一遍选出符合“薄荷实验”定位的书籍，比如《特权：圣保罗中学的精英教育》，2011年的获奖图书，以英才教育的个案讲述社会不平等是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再生产的，当代美国社会精英的制造过程。这本书是“薄荷实验”最早签下的一本，也符合华东师大出版社教育出版的公共性的一面。

青阅读：我猜想，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品，即在话题上有社会性，同时作品本身也符合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学术标准，甚至是带有学术的创新的。

顾晓清：是的。像《音乐神童加工厂》、《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这些新书，是好看的民族志，但这些作品实际上有两个关注点：既包括民族志的书写，又包括民族志的实践。民族志的书写包括比如作者的身份、风格、叙事话语、材料处理等等。那所谓民族志的实践，也就是作者在文中对社会基础、权力和自我的理解，也许作者不一定能说服读者，但文本很坦率地呈现困惑和探索，在他者文化中寻找同者，为个案研究到整体性事实积累经验。

青阅读：人类学领域一定有很多关于民族志书写的要求，作为普通读者，我能感受到的就是作品的“好读”，从编辑角度，你认为“薄荷实验”这些作品在写作上的特点是什么？

顾晓清：从编辑判断选题的角度，我通常会注意，一部适合大众传播的民族志，是不是回答了一个新鲜的问题？是不是这个作者心心念念的关切？这个问题可以是从量化的指标上发现的也可以是从现象中找寻的。一本书不能只是用理论来压材料，也不能只是访谈。处理材料或者涉及历史部分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看或是事无巨细，而是为了回答那个心心念念的问题。也就是说，使用民族志是为了帮助回答作者的问题，具有某种说服力，而不是为了证明 TA 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当然如果 TA 同时是个优秀的写作者就太棒了。

青阅读：我们看到目前“薄荷实验”已经出版的译介作品中，外国学者对教育、住房、贫困、医疗，或者是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展开研究和写作，在你看来他们为什么会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

顾晓清：很多学者都已经对此做过论述，大致有两个维度：从个体来说，人们身处一团复杂的日常体验中，常常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产生不确定的意识。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者，会将自身经历和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考虑，从混沌中探寻现代社会的框架，进而从这个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状态，将那些个人不安转为明确的结构性的困扰，使得公众摆脱漠然的状态。从群体来说，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不过是无数个例中的一个个例，诸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这样才能避免自我吹嘘和虚假的宽容，理解思想的宏大。

青阅读：在你看来，目前比较少见到国内类似的原创作品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国内的人类学文本，通常还是把“田野”局限在长庄稼的田野里，不是说研究乡村不重要，但好像并没有很成熟的进入城市生活的作品，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顾晓清：其实在经典社会人类学界，大部分人类学家都是在小型社区、村庄里开展田野工作，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分析亲属关系、宗教生活、农业生计、婚丧喜庆，由此来看一个社会各种制度之间的密切的关联性。这种“小地方，大议题”的思路是很经典的研究路径。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这样。这些知识准备为今天研究各种类型的社会、不同文化中人和他所属群体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或者说工具箱，使得当下的人类学家在可以把“田野”的扩展到更广的范围，比如不同的职业乃至虚拟社区，都可以成为新的“田野”。“薄荷实验”九月份会推出的《捡垃圾的人类学家：纽约清洁工纪实》，就是一位在城市公共卫生部门工作的人类学者的报告。

青阅读：近年来我们观察到社会学和人类学渐渐走出研究的象牙塔，很多社会学相关的微信公众号也有很多的读者，在《清算》的发布会上好像也有女读者说因为这本书成为了人类学的粉丝。就你的观察，人类学是否正在成为一个流行的学科？

顾晓清：是不是流行我也不知道，但是民族志确实培养了一种对自身处境的清晰思考，这种思考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文体。小说家弗吉尼娅·伍尔夫就提倡过：“让我们永不停止思考——什么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文明’？这些仪式是什么，我们为何应该参与其中？这些职业又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应该从中获利？总之，它要把我们，受过教育的人，带往何方？”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对意义系统的追问和呈现都值得阅读。而民族志作为一种逐渐被公众熟悉起来的思维方式的载体，我们希望它能够让更多的读者看到。

青阅读：之前的一些采访中，很多写纪实的作家、记者会提出“我的任务就是记录下这些社会现实，而不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在你看来，这些社会学大众学术作品能否就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呢？

顾晓清：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曾经拿《花生漫画》举过一个例子，露西对查理·布朗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你的问题出在你是你。”然后查理问道：“那我能怎么办呢？”露西回答道：“我无可奉劝。我只管指出问题的根源。”社会研究也是如此，社会问题根源深杳，社会研究常常不过有助于展示它们有多深而已。然而，诊疗总归是医疗的必经之路。

（本文原载于《北京青年报》，采写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