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方方，就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文／雁南飞

我是一名长期在武汉工作的工程师，平时很少写文章，但是这次忍不住想写些什么。我想，可能既是为了支持方方，更是为了我们自己。

因为，在这件事中，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不可能脱离。

我一直相信环境能影响并改变人。就像武汉市有众多的高校，每到春季，常常会看到有学校报道：某院系多人留学深造，某寝室”五朵金花”全部考研或保研成功。但与此同时，肯定也有不少寝室的一些同学成天打游戏，甚至荒废了学业。年青人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对常识的认知也是一样。网上方方日记中的的几篇及“交代”访谈，还有一些支持方方的学者写得很好的文章，不少都被删除了。如果我们仍然选择默不作声，那么将会把舆论环境拱手让给了那些我们看不上的人。

多年前，我从家乡湖北仙桃来到武汉上大学，七年后，我研究生毕业，留在了武汉一家设计院(工程公司)工作至今。这么多年里，见证了武汉从前些年满城挖的“大工地”，到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也曾抱怨武汉的酷暑寒冬、修路堵车，但无论武汉如何变化，我都和方方老师曾经说过的那样，一直深深地喜爱着武汉，我们大江大湖的大武汉。

我曾多次短期去过欧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公司的业务遍布海内外，因为工作需要，我时常会去各地出差，也因此结识了不同国家的一些朋友。项目结束后，有的朋友也会继续保持联系。我曾在国外工程项目的工地上工作过较长时间。第一次是2011年在越南最南端，呆了近一年。第二次是2018年在埃及的沙漠中，呆了将近半年。对于这种长时间的出差，公司会安排我们每隔些日子，就回国休假一段时间。

每到一个地方，工作之余，我都非常喜欢与当地的年青人交朋友。这些工程师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英语很好，年青人的兴趣爱好也相似，沟通起来非常畅快。我们常常会从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谈起，到婚恋情况、家里婆媳关系、小孩抚养、社会风俗习惯、政府的优缺点等等，几乎无所不谈。

在与这些国外朋友们的聊天中，我能深深感受到他们对各自祖国的热爱，有时候也会有对政府一些做法的忧虑，以及对其它国家的缺乏了解。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工作之余，大多数人都只关心着自己的事，身边的事，和自己祖国的事情。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独处的时间，常在网上关心着国内的各种新闻。这次武汉发生了严重的疫情，国外的朋友们非常关心身处武汉的我，发来消息叮嘱我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安慰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这些出差经历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几次。

一次是越南工程师Hung与我谈论起”中国制造”。Hung说身边的东西很多都是”中国制造”，他们的项目也是由我们这些中国工程师带领着，而这些在从前，只有欧美日公司才能做。聊着聊着，突然他来了一句“Chinese is great!（中国人真棒！）”，我在一旁听了，心里觉得特别自豪。

还有一次是在2018年春季，中国驻埃及开罗大使馆的参赞去工程项目的工地上看望慰问我们这些中国工程师。他当时谈了不少，但是那句“每出一次国，就会更爱祖国一分”给我印象最为深刻。是啊，长时间驻扎在国外工地，休息时间，大家思念的还是国内的亲人，关心的还是国内的新闻热点。回国后，连看到街边一排排中文的广告招牌，都感到特别亲切。

还有一回是与意大利、埃及的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埃及朋友Mohammed开始吐槽埃及政府的一些缺点，意大利的小伙子Riccardo也说了一些意大利政府的不足。我有点儿惊讶，发展中国家百废待兴，批评政府还可以理解，怎么来自发达国家意大利的Riccardo也会对政府有这么多意见？Riccardo解释道，无论是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问题，都需要民众和媒体去监督。

这让我想起在武汉开车上下班时，车载电台里“中国之声”男主播经常会有的浑厚声音：“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社会都有不足，每个国家都有待改进。” 既然都有缺点和不足，就更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批评它，监督它。

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国家不好，你就去建设它。良心讲，我确实是在建设它。每天早上天刚亮我就离家去上班，等我下班回家时，天早就黑了。用我妈妈的话说，我现在这状态，比我中学读书时还辛苦。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辛苦。我觉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能为社会做一点贡献，心里很充实。

与此同时，爱这个国家，并不意味着就不能批评它。正如我出钱给了小区物业，物业服务得不好的地方，我就一定要指出来。作为纳税人，我依法纳税，如果吃财政饭的政府工作人员有工作不到位的地方，我也应该义不容辞提出我的意见来。这既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也是为了社会更好的进步。

关心国家，监督与批评政府，是因为爱着身边的人、爱着我们这片土地。就像我们会鼓励与批评自己的孩子，但是对邻居的小孩，看见好的当面夸奖，看见不好的，一般除非冒犯到了我们，几乎都不大会去批评。孰亲孰疏，不言而喻。
 
回到疫情的话题上来。这个春节假期我本来是打算回仙桃老家陪爸妈过年的。但是，元月23号早上起床就看到了封城的消息，虽然当时我们还有时间在截止时刻之前自驾出城，但是想了想，我还是决定留下来，与武汉共担当。

这是我自己整理的我这名普通武汉人在元月里，疫情初期武汉封城前的一些日常。

元月初
新闻中有“八位网友”造谣。我没有在意。因为网上有人说了，SARS之后，中国已经建立了先进的预防机制，武汉也有技术领先的P4实验室，疫情不可能会在武汉发生。

元月中旬某晚
同事的夫人是武汉市一家医院的医生，那晚在医院值班时给同事打了个电话，让他把小孩尽快送回江西老家。当时我正在跟同事一起加班，接完电话后他就跟我说了，武汉发生了肺炎，情况可能会像SARS一样严重，劝我也把小孩送离武汉。但是我仍然没有听进去。哪怕香港的管轶教授来武汉考察后说武汉的疫情起码比SARS十倍起跳，我也跟很多人一样，觉得不至于有他说的那么严重。毕竟我听到的官方新闻里专家说得斩钉截铁，“可防可控”，未发现人传人证据。

元月18日， 农历小年
我们开车从武昌去汉口湖锦酒楼参加聚会。这还是我们在去年7月就预订的位置。湖锦酒楼非常热门，不提前几个月根本订不到。那一天，汉口的大街上车水马龙，一如既往的繁华。虽然后来才知道，当时不少医院里的病床都已经住满了。但是在大街上，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戴口罩，酒店里好几对婚宴和团圆宴，尽是一派喜气洋洋迎接春节的景象。聚会上朋友们谈笑风生，都是各自的事情，我没听到有人提及肺炎疫情。

现在想起来，那天我幸好是自驾去的汉口，如果乘地铁，还说不清楚会不会就染上病了。

这些年里，我养成了看 MSNBC Nightly News 的习惯，最初是为了学英语，后来成为了解外界的一个窗口。那天的新闻里说，元月17日起，美国三大机场以及美国CDC工作人员开始针对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进行检查，中国周边国家相继报告出现疑似病例，但是武汉从官方报道上来看，却并没有多少新增病例，病毒还被网友们开玩笑称为“爱国病毒”。

元月19日
我乘地铁2号线去光谷广场参加小孩培训班年底公开课。地铁上很少看到人戴口罩，培训学校里坐满了家长、老师和孩子，也几乎没有人戴口罩，更没有人讨论肺炎疫情。各班的老师们忙着在征询家长春节假期期间孩子的上课安排。

元月20日
钟南山院士告知“人可传人”。

元月21日
上午开始上班前，有些同事还在办公室讨论春节假期的外出旅游计划。在微信同学群里面，外地的同学焦急地询问是否应该回武汉，而我们身处武汉的同学还在开玩笑说，“外地人以为武汉是疫区，武汉人以为汉口是疫区，而汉口人呢，在开开心心地办年货”。玩笑话虽然是这样说，我们还是建议同学尽量不要回来了。

这样复盘看来，初期疫情政府对人们的预警确实是严重不足的。

突然就封城了，家里都还没有置办多少年货。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尽量不出门了。很快，小区里就有了确诊病例，还有一些疑似病例。早餐我们就下面条和鸡蛋，中午就一个菜，晚上再稍微多做点。那些天确诊人数持续在增长。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正月十五，家里实在没有菜了，我们才第一次出了小区去超市买了一次菜。

就在正月十五那天，我们住的楼栋里也有邻居确诊了，但医院都没有床位，需要社区帮忙报告给医院，排队等待，方舱医院也因为他超龄不收，只能在家隔离。邻居们帮他打了各种求救电话，市长热线、社区、居委会、区政府卫生部门等等，但是没办法，只能在家等待。社区为了保护病人隐私，不会公布是哪一户。有些邻居们开始陷入恐慌，担心会不会传染给自己，也担心如果自己染病会不会也会是这样的无助。有的邻居甚至都不敢出门下楼去扔垃圾。

封城后，微信朋友圈开始陆陆续续有同学和同事转发方方日记。我听他们说，日记出来了必须要立即看，要不然第二天起来再想看，有的篇就已经没有了。他们还说，越是被删，看的人等的人就越多，大家也就越要第一时间转发。

我一开始忙着别的事，并没有去追方方日记。到了二月下旬，在网上看到了批评日记的帖子。我出于好奇，特地去看了几篇日记，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写得太好了！于是我特地去找了以前所有的日记都读了，也开始加入了每天凌晨守候等待方方日记更新的队伍里。铺天盖地的新闻中，我似乎只能在日记中才能感受到真正的人情味，能体会到我们武汉人共同经历着的悲欢。

二月初，在方舱医院建立之前，一位已经回河南老家过年的同事问我，为什么每天电视与报纸新闻报道里面，形势都是一天天向好，但是网上来自武汉的一些消息却让人如此揪心呢？我告诉他目前武汉的情势确实还很严峻，有的人病得已经很严重，却无法确诊，有人确诊了，却无法顺利入院治疗。

人们都想要了解真实的情况。这也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新华社湖北分社的模范记者廖君两个多月里发了几百篇报道都没有吸引多少读者去看，而方方老师每天的武汉日记，却被老百姓争相传阅。有时候，我觉得那天的情况似乎还好啊，可是，读当天方方写的日记却仍然感到有压抑。我想，哪怕是封在城里的武汉人，每个人的经历也都不一样，朋友圈信息等来源也更是不同。方方老师作为一名成名作家，她接触到的消息来源比我们一般人只会更多。哪怕因为某种原因她无法都写进当天的日记里去，也会影响她那天的心情。其实我想，不喜欢日记的人选择不看就好了，但是进行人身攻击、抹黑造谣，这些做法实在是太让人感到不齿了。

疫情期间，武汉本地的医护人员一直在负重前行，与外地等援汉医疗队在一线战斗；清洁工人师傅们一直在坚守岗位，快递小哥们也一刻都没有停过，为武汉人送这送那。他们，还有民警、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干部、志愿者们以及世界各地为武汉捐款捐物的留学生和华裔等，方方老师在她的日记里也都有记录。援汉医疗队撤离时，武汉人自发地为他们送行。有位邻居在微信群里说：“有些感恩，不需要开展教育，不需要组织发动，更不需要警察上门。” 有好几位邻居给他的话点赞。确实，他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们武汉人，是爱憎分明的，知道该感恩谁，该追责谁。

我们公司由于项目任务紧，早早就安排了员工在家远程办公。我作为一名工程师，隔离在家不外出，远程办公也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社会出一分力，我觉得很光荣。

对我们工程师而言，安全与质量是最为重要的。近年来各地的安全与质量事故频发，回头看，基本上都是因为管理不善，没有严格执行安全标准。

我们工程界对于安全与质量事故有“四不放过：

事故原因未查清楚不放过；
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
事故责任人及周围群众未受到教育不放过；
未拟定纠正及预防措施不放过。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其实我们的社会治理也可以借鉴这种方法。认真地反思，总结与追责。

有网友说湖北与武汉已经换帅了，也免职了一些干部，为什么还揪着不放？但是我们武汉人想知道，他们到底是因为防疫不当而免职呢，还是抗疫不力而免职？这其中的不同要搞清楚。另外还有其他的责任人呢？那些人都找出来了吗，查办了吗？新的预防和纠错措施有了吗？如果再有下一次的危机，“吹哨人”的声音能够发的出来吗？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真的再来一次，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可以避免悲剧重演吗？

随着武汉的解封疫情的好转，我们也返岗复工了。这些天来，感觉武汉人明显变了。邻里们能更体谅，邻居群里谁家有点难处，马上就有人出来帮忙；物业费交得也爽快。路上的小汽车没有原来那么多争抢车道的了；同事之间工作沟通起来，似乎也少了一些风风火火，多了一些平和。我在想，随着疫情的消除，天气变得炎热起来，武汉人会不会又恢复到从前“火气大”的常态里呢。

若干年后，回想起2020年初的这场疫情，我希望我们不仅仅记得李文亮医生、艾芬医生、作家方方，医疗队以及匿名的英雄们。我更希望，我们也能实现李文亮医生生前所说的那句话：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支持方方，就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我在武汉，祝方方老师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