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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经老子既谈“道”，又论“德”。“道”与“德”相合，构成了其思想的完整体系。“道”是客观规律，其属性表现为“德”。“德”必须在大道的指引下，去观察万物的本源。凡是合乎“道”的行为就是“有德”；反之，就是“失德”。高不忘下，贵不忘卑，这是真正的“德”。就像君王称呼自己为孤、寡、不毂一样，目的就是让自己变得卑下一些，从而合乎“德”。所以说，那些最高的荣誉，是不需要自己去夸耀的；只要有了真正的德性，别人自然会去给你真正的名誉。“玄德”堪称慈母德范，它是最深刻、最本质、最核心的德，是老子给合于“道”的人及行为所打的“无限高分”。作为具体存在的“道”的践行者，即使不能真正与“道”合一，其行为境地也能无限接近道。所以，玄德是“道”的践行者的最高追求。
民不畏威①，则大威②至。无狎③其所居，无厌④其所生。夫唯不厌⑤，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⑥，自爱不自贵⑦，故去彼取此。
②威：指人民的反抗斗争。其带来的祸乱的严重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人民不畏惧权威，那么大的祸乱就要降临了。不要打断人民的日常生活，不要压制人民的谋生之路。只有不压制人民，才不会招来人民的厌恶。因此，圣人了解自己却不自我表现，爱惜自己却不自视高贵。所以，应舍弃那些错误的做法，采取这些正确的态度。
朱元璋：王臣及士庶修身谨行，止务大道焉。君天下者，以暴加天下，初则民若畏，既久不畏，既不畏方生，则国之大祸至矣，莫可释。王 弼：清静无为谓之居，谦后不盈谓之生，离其清净，行其躁欲，弃其谦后，任其威权，则物扰而民僻，威不能复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天诛将至，故曰，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河上公：自知己之得失，不自显见德美于外，藏之于内。自爱其身，以保精气也。不自贵高荣名于世。去彼自见自贵，取此自知自爱。
本章接续前章，仍讲自知之明的问题。不过，这里着重讲执政者要有自知之明，反对采取高压政策，反对无限度地压榨人民。老子认为，人民一旦不再畏惧执政者的高压统治，那么轰轰烈烈的反抗暴力的斗争就要爆发了。他希望执政者要自知、自爱，要抛弃自见和自贵，这样也就不会遭致人民的反抗。这里的“不自贵”，与前面所讲的“贵身”、“名与身孰亲”有不同的内涵。“贵身”讲维护人的尊严，自重自爱，不让荣辱忧患和其他身外之物损害了自身的尊严；“名与身孰亲”则是说人的价值比虚名和货利更可宝贵，不要为争夺身外的名利而轻生伤身。老子不希望暴乱，不管是执政者的高压暴政，还是人民的反抗斗争。他重点反对的是执政者的高压政策和自见、自贵的政治态度。因为人民的反抗斗争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执政者对人民实施暴政、残酷压迫和掠夺人民。所以老子警告执政者，对待人民必须宽厚，“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如果只是凭借暴力手段，使人民群众无法照旧生存下去的话，那么老百姓就会掀起巨大的暴动，反抗执政者的暴政。然而，老子对当时的执政者们失去了信心，而把希望寄托在理想中的“圣人”身上，只有“圣人”才懂得这个道理。圣人有自知之明，有自爱之心。他们不会自我显示，不会自我抬高，这样就可以取得人民群众对他的拥护和支持。由此可见，在这一章中，老子真正表达了人民的愿望。
老子说，圣人都是“自爱不自贵”的。意思是，圣人爱惜自己，却不自视高贵。这提醒世人：自命清高要不得。如果一个人自命清高，自认为已经看透了人生，甚至产生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想法，那么他就已经脱离了生活。自命清高的人，总感觉生活中到处充满着污秽与庸俗。他们其实不懂得怎样去生活。他们心胸狭窄，鄙视奸诈的人，也瞧不起善良的人。他们又是最不现实的，总相信一个正义可以打败无数个邪恶，一盏孤灯可以照亮整个黑暗的世界，一个真理可以压倒一切谎言……自命清高的人不高尚也不伟大，他们与现实格格不入，只不过是在懦弱地逃避。他们的下场往往很可悲，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一个圈套、一个孤立的局面。嵇康是三国时魏国的名士，曾做过小官，后因看不惯司马氏的所作所为，便到乡下隐居。好友山涛写信劝他不要顶撞司马氏，要克服自己恃才自傲、自命清高的脾气，好继续去做官。嵇康读完信后，立即提笔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有名的《与山巨源（涛）绝交书》。在信中，他说“君子百行，循性而动，各附所安”，并要与山涛绝交。嵇康写完信后，让好友阮籍看。阮籍看后，竟双手颤抖，泪光莹莹，哽咽着对嵇康说：“我从你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人的骨气，你真是一个与邪恶势力格斗的勇士！”可是，嵇康却为自己的自命清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来，他被司马昭以“轻时傲世、乱群惑众”的罪名杀害了。嵇康以高尚的气节留名青史。他的死，虽说是因为恶势力的迫害，但也与他自己的清高不无关系。也许他的智慧很高，但他恃才傲物，看不起别人，难免惹人反感。山涛出于友情写信劝他，本是好意。即便他不认同山涛的观点，也大可不必将其好心当成驴肝肺吧？很多人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许会很佩服嵇康。但是，如果你的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他在面对你的时候，把脸扬得很高，特别看不起你，你会喜欢他吗？一个人如果总觉得自己清且高，觉得别人浊且俗，就难以做到与人为善，别人自然就会反感他。《菜根谭》中说：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意思是君子应该有容忍庸俗的气度和宽恕他人的雅量，绝对不可因自命清高不跟任何人来往而陷于孤独。元末名士倪瓒，擅绘画，通诗文，且好洁，其文房四宝都有专人经管，随时都要保持洁净。他家的庭院前有棵梧桐树，他吩咐家人每天都要用水冲洗两次，硬是把那棵树折腾死了。张士信是反元义军领袖吴王张士诚的弟弟。他非常喜欢倪瓒的画，派人送去重金求画一幅。哪知倪瓒非但不画，还大发脾气说：“倪瓒不能为王门画师。”让张士信恨得直咬牙。一天，张士信和一班文人墨客泛舟太湖。船到中流，对面一艘小船上传来缕缕异香。张士信说：“如此异香，必有高人雅士在其中。”随即吩咐将船靠过去看个究竟。不料，船上的人正是倪瓒。看到倪瓒后，张士信大怒，拔刀就要杀了他。随从苦苦劝说，他才改将倪瓒打了一顿板子了事。倪瓒被打得很痛，不过，他始终没有吭一声。后来有人对他说：“打痛了，应该叫一声才是呀！兴许打的人下手还会轻一点儿。”哪知倪瓒却说：“要是叫出声来，那就太俗了，那我还能叫名士吗？”古人云：厚志隐行谓之洁。而有些人，清高自负，孤芳自赏，甚至只为博“清高”之名，其内心修养和人生境界相当有限。其实，一个高境界的人，绝不会缺乏容人之雅量；一位智者，绝不会茕茕孑立，让自己形影相吊。清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刻薄，是对别人的不敬；博纳，则是一种美德，是一种与人为善的智慧。抛弃清高，才能让自己的人生境界更高一层！要知道，能心容天下的人，才能为天下人所容。所以，我们立身处世，当有清浊并容的雅量，当有“厚德载物”的胸襟。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意思是说，治国者若用苛政暴刑来威慑人民，但当人民不怕这种威慑的时候，必然反抗作乱，那么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这“大威”，轻则消极怠工、罢工、抗议、游行，重则亡国、亡业、丧身。片面的法治，极易激化矛盾。这类矛盾平时是潜伏的，因此管理者常会看到一种假象：法治很灵、很有效，人们在“大棒”面前很听话，管理很有秩序。然而，潜伏的矛盾就像一堆干柴、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稍有不慎，干柴会瞬间燃起，火山会转眼爆发，潜在矛盾会顷刻转化为现实矛盾，管理即刻由有序变成无序，令人猝不及防。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就难以收拾了。秦王朝短命覆灭的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两千多年前，李斯、韩非把荀子的学说带到了秦国，改头换面，取其极端，舍弃并且仇视仁义和王道以投暴秦王室所好，推行残刻寡恩的严刑峻法，以致殃民的苛政变本加厉。秦国以超级暴力为后盾，威胁、利诱、驱使民众，使其最大限度地为扩张王权奉献一切，一时间国力颇为强盛。随后，秦始皇以气吞山河之势统一天下，真可谓英雄盖世。但秦帝国仅仅存在了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可数的短命王朝之一。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始皇帝推行了一系列不合理的政策，过多地干扰了老百姓的生活。例如，他大兴土木，修建秦皇陵、阿房宫等工程，把沉重的赋税、繁重的兵役和徭役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实行“族诛”、“连坐”等酷刑，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他为了保障那建立在极端暴力基础上的帝业传之万世，进而焚书坑儒，以为愚民之计。无奈“坑灰未冷山东乱”，“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秦二世即位不过两年，陈胜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义旗四举，举国大乱。秦帝国这个庞然大物，最终淹没在农民起义的怒涛中，其建立的铁壁江山转瞬间土崩瓦解。秦始皇企望承传万世的皇位，只传到二世就气数已尽。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得好，“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假使秦得天下后，能够改弦更张，施行仁政，与民休养生息，则民心凝聚，国力日增，怎会这般异乎寻常地短命？李斯步商鞅后尘，被腰斩于市；强大的秦帝国顷刻瓦解，均非历史的偶然。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把商鞅、李斯当做现代法治的祖师爷加以膜拜，视之为英雄，岂非南辕北辙？民众之所以敢于冒死一拼，是因为执政者施政过于严苛，对民众压迫过甚。民众不畏惧死亡，那用死亡来威胁他们还有何用？民众如果不畏惧威压，那么执政者的大祸就要降临了。隋炀帝是隋朝的第二代君主，他生活奢糜，不惜民力，每月征发上百万人营建东都洛阳。他还征调长江、五岭之间的奇材异石至洛阳，又搜求海内佳树异草、珍禽怪兽来充实皇家园林。官吏督建各项工程也严酷急迫，服役的壮丁死亡近半。此外，他还几次发动对外战争，都因对方的激烈抵抗而受挫。最后，搞得财力耗尽，国库空虚，百姓疲惫，鸡犬不宁，隋王朝也随之土崩瓦解。因此，老子告诫管理者：“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那些以杀人为乐者，与众人为敌的人，是不可能实现统治天下的愿望的。其实，在管理中，执法、惩罚，决不是管理的目的，只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管理者决不可以此为乐、为瘾。否则，其事业必将夭折。不过，老子并不反对必要的法治，而是主张适度的法治。那就是：“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意为，如果人民真怕死的话，那么一有人做坏事，我就抓起来杀掉、惩罚，谁还敢再做坏事？这充分展示了老子的辩证思想，他既反对严刑酷法，又不否认必要的法治；他既肯定法治的必要性，又指出了它的运用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民常畏死”。当被管理者惧怕法治的威慑时，法治才会有效、才可用。老子不仅抨击了片面的法治苛政，主张不可蓄怨于民，还从积极的方面指出管理者要以德化民。他说，重积德，则无不克。意思是，如能厚积德，那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没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由此可见，老子在管理上是主张以人为本的。其人本管理思想，表现在对酷刑暴政的深恶痛绝上，表现在对以德化民的肯定上，并在其“自然无为”的管理思想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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