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素有“厉（以宁）股份、吴（敬琏）市场、邓（荣霖）公司”之称。厉以宁以股份研究闻名、吴敬琏以市场研究著称，邓荣霖因在30多年前率先开创公司研究新领域而享誉业界。作为国内最早的一批研究企业管理的学者，邓荣霖教授被媒体誉为“中国公司研究第一人”。
自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邓荣霖教授见证了新中国坎坷的企业发展史，亲历了波澜起伏的改革历程。作为我国首批公派国外的高级学者，他在1980年代自南斯拉夫留学归国后，一手创建了中国现代企业和公司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
他曾参与《公司法》、《国有资产管理法》起草，参加中国最早7家股份制企业试点，在国内率先开设《公司概论》课程。他主张的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回归公司法管理成为中国企业的改革方向。
如今80多岁的邓荣霖教授仍然坚持研究，“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发展，很多事情没有争论的必要。”近日，其代表作结集为《论公司》《论企业》《论管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37年，邓荣霖生于福建长乐一个普通家庭。1949年，他从福建邵武市拿口小学毕业，但由于时局动荡，直到1951年才进入邵武市第一中学继续学业。1957年，应届毕业的“三好学生”邓荣霖被学校推荐报考中国人民大学，这也是人民大学自1950年在北京命名组建以来首次面向应届生招生。1961年邓荣霖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
毕业后的实习，邓荣霖来到北京第一机床厂。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工厂，课本上学到的班组管理、厂部管理等知识纷纷“落地”。他发现，统购、统销之下，虽然工人并不消极怠工，但是工厂的生产效率还是十分低下。更加重要的是，因为研发的机构并不设在工厂，工厂没有创新的动力，“机床厂只管生产，不管创新。”
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受到“文革”冲击被迫停办，邓荣霖被分配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业组。在市委研究室工业组，由于需要起草工业生产方面的文件，他又有机会深入北京工厂进行调研，也由此加深了他对于国有工厂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的了解。
1979年，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首批公派国外的高级学者，邓荣霖赴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大学进修。当时国内尚处在短缺经济之中，即使是大学老师，也是“一个月28斤粮食，两斤鸡蛋”。而当时的南斯拉夫已经历2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经济发展走在中国前面。
抵达南斯拉夫后，邓荣霖在萨拉热窝大学访问交流。在萨拉热窝街头看到满街的轿车，他很是震撼：“国内哪有这么多小汽车。”在当地汽车厂调研的过程中，他发现，以联合劳动组织为机制的工厂不但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全面领先于国内工厂，还具备市场观念，有一定的技术研发能力。
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成就在国内引起学界注意，此后和匈牙利等国的改革模式一起被总结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参照样本之一。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于光远等学者比较系统地汲取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济学的成果，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介绍。在他们的倡导下，在中国改革界掀起了“南斯拉夫热”“匈牙利热”。
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中国经济还可以借鉴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改革，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原有的、承袭苏联的经济理论不够用了，作为参照系的南斯拉夫也遇到了困境。当时中国大量的国企面临转制，民营企业也开始破土而出，对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和理论的需求凸显出来。
1982年，邓荣霖回国并开创现代企业和公司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公司概论》课程，并在国家经济工作部门和经济体制改革部门参与有关企业转制的公司制度研究活动，发表了大量论著及论文。
图为1987年，邓荣霖的著作《工业公司概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邓荣霖开设了外国工业经济管理学课程，并担任外国工业经济管理教研室的主任，开创了中国现代企业和公司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他提出，中国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将是公司，并较早地系统提出“建立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司体系”的设想、框架及内涵。
1984年初，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工程师柳传志，拿着计算所的20万元资金，在一间只有20平米的破旧传达室开始创业。也是在1984年，邓荣霖在《合理组建工业公司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一文中指出，中国合理组建工业公司必须“实行政企分开，实行自愿互利，采用多种组织形式”，应当特别重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对公司建设的重要作用。
1985年，国家经委召开“工交系统清理、整顿公司”座谈会。邓荣霖在会上就公司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今后公司如何清理和整顿，讲了几点意见和看法。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录在国家体改委资料中，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批示：“此文有理论、有分析，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很有启示。是目前把公司说的比较清楚的一个材料。”
1986年前后，企业形态仍主要是工厂组织形式，邓荣霖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并论证通过公司组织形式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1984年9月和1986年12月，邓荣霖参加公司法起草工作及研讨，坚持不懈地建议尽快制定并实施公司法，以规范我国公司法律形式和公司经营行为。
1988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工商管理学院。从1986年起，邓荣霖开始担任工业经济系副主任，1992年成为主任，直到1996年卸任。1993年，在担任系主任期间，邓荣霖筹建并经学校批准新建了人民大学国际企业管理专业。1997年，邓荣霖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2001年6月，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院系调整的要求，会计系与工商管理学院合并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图为1997年，邓荣霖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EMBA班教授《公司理论与实务》课程。
2002年，邓荣霖代表作《论公司》问世，被认为是开创了中国公司理论系统研究，奠基了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基础。2011年，从教50周年之际，邓荣霖推出了《企业论》一书，是对企业制度和管理理论在我国企业具体运用的深入探讨。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曾表示，《企业论》“对推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颇有贡献”。
邓荣霖说，改革开放40周年的经验表明，市场不是抽象的，消费者构成了市场核心，找到客户就找到了市场。市场经济是有政府的经济，不是无政府的经济。政府要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制定法律、规范供求关系和市场关系。“政府要做企业做不到的事情，不能代替企业去做事。”
如今，虽然已过杖朝之年，邓荣霖依然精神矍铄。在“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上，邓荣霖站立发表了一篇长达50分钟的讲话，没有任何间断，而此前一天的晚上 11 点钟，他才从湖北孝感赶回北京。
他有一句话广为人知，“什么事情都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没有必要争论。发现问题，就去解决它，中国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展。”
邓荣霖 著
《论公司》
ISBN 978-7-300-27400-3
综观企业的发展历史，公司自产生以来，已经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邓荣霖教授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公司理论的著名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从事公司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开创了公司和现代企业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该书收录邓荣霖教授在这一领域的重要论述，既反映了他对相关问题的重要观点，也完整呈现了中国公司发展的曲折历程。
《论企业》
ISBN 978-7-300-27401-0
该书主要收录了邓荣霖教授多年来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对企业制度和企业管理进行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内容涉及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多个方面，立足于中国企业发展的现实，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国内与国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紧密把握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国企业状况和发展趋势，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对策来推动中国企业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的发展。
《论管理》
ISBN 978-7-300-27399-0
长期以来，邓荣霖教授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国内与国外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通过对中国各阶段发展演变趋势的紧密把握，提出了富有新意的思路和对策来推动管理理论研究。管理理论的思想源于实践，用于实践，并能通过极为精练的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该书收录了邓教授长期以来关于管理的思考和见解，整体呈现邓荣霖教授所概括的管理本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简单的事情做好”。
↙ 购买请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在看”，分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