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马克思与新时代中国三问
如果马克思在21世纪的今天“复活”，他会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中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当马克思遇见新时代》作者祝和军，在自序中，讨论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与新时代中国三问”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与新时代中国三问
祝和军丨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
曾几何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近乎不切实际的问题：如果马克思在21世纪的今天“复活”，他会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中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他又会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作出怎样的新思考？
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是人不是神。作为人，他也是受时代局限的，甚至他在某个历史时期的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也会出现失误。比如，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爆发革命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路径至今仍没有成功的范例。
但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一书中曾引用罗纳德·布莱克韦尔的观点说，“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大失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打算沿着马克思确立的路线继续思考，而是热衷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最抽象的命题，而后将这些命题直接应用于经济生活。
这种做法产生了截然对立却同样无效的两种反应：一是经验主义/折中主义——为了解释现实而扭曲理论，削履适足是也；二是教条主义——为了维护理论而否定现实，削足适履是也。就此，布莱克韦尔说，在仔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济生活现象的基础上，建立它们之间的间接联系。
这种所谓的“间接联系”，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创新的不竭动力。试想，理论和实践之间若不存在必要的张力，所谓的“发展”和“创新”又从何谈起？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变革，正在于它是始终紧贴着历史实践前行的。它追求的是对现实世界的“改变”，而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因此，它必然要在不断地回应时代课题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向世人呈现自身。
如果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偏执地囿于抽象、干瘪的理论教条，这种理论注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相反，一旦能够“当作实践去理解”，很多伟大的思想（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发生相激相荡的内在沟通。
01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实践的理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重塑了人类信仰的展现形态。
从一定意义上讲，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或肢解，都不过是片面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内在统一性和整体性。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实践就像一个“全息元”，逻辑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所有的理论生长点。即使按照“教科书”式的理解，实践作为人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也是一个连接着“物质”和“精神”的能动概念。
强调实践的物质前提和历史条件，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一面。也正是基于对物质前提和历史条件的重视，马克思才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划开了界限并对之展开了犀利的批判。
唯心主义者迷恋思想的自由驰骋，思想也似乎能够摆脱物质的羁绊。殊不知，思想根本无法超越社会实践所提供的历史边界。正是因为自觉地向实践和历史回归，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才真正地将唯心主义打回了原形。
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都不是物质主义，更不是部分后来者所标榜的实证主义。因为实践本身并不是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考察的纯粹物质的活动，人的意志、精神、意识必然参与其中。否则，人的实践活动和动物的本能活动就没有什么区别。
马克思主义奠基于实践，自然强调精神力量的极端重要性，注重人的精神能动性对于物质条件的能动反作用。
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之所以是历史的诞生地，历史科学之所以在他看来是“唯一的科学”，正是因为历史是通过“革命的实践”创造出来的，是在“现有”（物质性）和“应有”（精神性）之间斗争性地展开的。实践既是这种“斗争”的载体，也内在地蕴含着“斗争”的形式——辩证法。
辩证法是通过人的能动实践对物质前提的超越得以呈现的，这里面蕴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肯定了唯心主义，认为唯心主义高扬了能动性，是“理想主义”，而旧唯物主义却是“敌视人”的。
当庸俗的唯物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概括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时，实际上是把辩证法所彰显的立体的革命关系偷换成了自然科学意义上平面的因果关系。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内在的革命精神就荡然无存了。
由此看来，“实践”“历史”“辩证法”这三个关键词才是正确打开马克思主义的“钥匙”。马克思主义当然强调规律，但这种规律是通过人的实践性参与方能彰显的历史规律，而不是单纯的物质因果规律。否则，人在这种抽象的因果规律面前又能做些什么呢？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些重要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蕴至今仍没有在实践和辩证法的层面得到系统的研究阐释。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笔者经常会“遭遇”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资本主义是必然要灭亡，还是需要我们推一把？”实际上，离开了奠基于实践之上的辩证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内在统一，这个问题就很难得到很好的回答。
0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最根本之处正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科学把握了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在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是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历史条件的。基于这一历史条件，在资本主义最为薄弱的地区爆发革命成为可能。
正是由于正确把握了这一“世界历史”的特点，在仍然保留着封建农奴制残余的俄国，以及曾深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都取得了成功。如果深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处，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种革命精神的高扬。
如前所述，“革命的实践”是一个连接着“物质”和“精神”的能动概念，奠基于“实践”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实现的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至于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是偏重于“物质”还是偏重于“精神”，只能根据所面临的历史条件有所抉择。
正如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时候，其面临的是唯心主义四面包围的历史处境。因此，批判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凸显“物质”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前提性作用，成为他们重要的理论任务。但是，这并不代表“精神”的作用无关紧要。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大地上续写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自身的伟大斗争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说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阐述了他们因为时代局限力图阐述而没有阐述出来的理论。
实际上，单纯地考量物质条件和力量对比，中国革命在逻辑上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小米加步枪”装备起来的人民军队如何抗衡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
二万五千里长征，如何突破了人的生理极限而成为西方人无法想象的人类奇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的御用专家顾问们在中美力量对比方面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分析，一致认为中国没有勇气出兵朝鲜，但我们偏偏出兵而且还打赢了战争……
纵观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基本上都是在物质条件不很成熟、不很具备的条件下通过张扬信仰力量和革命精神取得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虽然我们党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却没有将市场逻辑运用于自身的组织建设，仍然突出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极端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信仰视为安身立命之本，自觉地抵制了资本逻辑对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染指”，经受住了市场经济的考验。
由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国的发展道路之所以难以复制，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共产党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革命精神难以复制，缘于中国共产党领袖“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人民情怀难以复制。
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设想，东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正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的同时并存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正是由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社会主义才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才能够把西方几个世纪才创造出来的物质成果一下子“引进到”自己这里来。
因此，我们依靠独立自主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却必须以融入世界的姿态发展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下，社会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而且“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彰显的历史运动内在把握的也是“物质”和“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反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回归。
邓小平同志就曾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承担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无法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追求生产关系的超前变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但和西方现代化的路径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西方社会的”，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其鲜明地定位在了“中国”和“社会主义”的所有格中。这种现代化路径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体现出来的深刻而广泛地对民众进行动员和组织的能力。
如果说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个人主义”的，那么，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则是“集体主义”的。这种集体主义方式之所以能够焕发出令人惊叹的变革历史的力量，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一方面得益于根植于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源自坚持人民立场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那么，到底哪一种现代化模式更能代表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预言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的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
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价值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仅仅突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维度，社会主义是无法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划开界限的。马克思就曾直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但是，资本所推动的生产力发展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本身并没有精神目标和价值导向。或者说，追逐私利本身就是资本的价值目标。
美国从全球化的倡导者蜕变为今天逆全球化而动的始作俑者，只有通过分析资本的逐利本性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而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别的主义，正在于社会主义在“发展”的基础上能够自觉地突出“为谁而发展”这一价值主题，追求社会主义这一内在的价值理想。作为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和作为价值理想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也就内在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运动。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物质财富成几何倍数增加，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稳定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新”，在一定意义上在于其更加注重在价值理想方面凸显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关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视为我国社会在新的历史方位下的主要矛盾。“美好生活”的表述本身就带有鲜明的价值色彩，需要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维度上加以理解。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显而易见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支配下，是不可能进行精准扶贫的；相反，贫富分化已经被资本主义逻辑视为正当和应然。
“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我们只有结合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才能有更为深切的理解。
这种对于初心使命的价值坚守，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远大理想的政治品格。而对于初心使命实现路径的选择，则体现了百年大党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我们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必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新时代。伟哉，中国共产党！壮哉，中国人民！
《当马克思遇见新时代》
祝和军 著
ISBN：978-7-300-29494-0
出版时间：2021年7月
定价：65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今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19世纪的学说，如何能够指导今天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困境在哪里，如何应对？中华文明有哪些独特魅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会通与融合？马克思为什么把历史科学视为“唯一的科学”？如何到生命运动中去理解和把握辩证法？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指明的时代中。本书在精炼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深刻内涵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运思方式对上述时代课题和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既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鲜明特征，也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持久影响力。
本书立足于中国文化所塑造的我们的“此在”性，把一种文化眼光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内在地融合起来，以学术的方式讲政治，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该书提出：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最关键的是要学会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在实际的运用中体悟马克思主义跨越时空的思想力量和改造现实的实践能量。
近期短视频：
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