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我国很早就有了考古学研究。1921年，我国开始对仰韶文化遗迹进行考察，我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诞生。近日，正值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之际，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一周年之时，回顾中国国家博物馆走过的百年考古路，与仰韶遗址发掘几乎同时，国博也开始了自己的发掘工作；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博考古出土的文物和故宫、颐和园等一起开始了文物南迁；在新中国成立第一个五年，国博举办了全国出土文物展；在改革开放伊始，国博恢复了考古部建制，从冰雪皑皑的三江平原，到碧海白沙的西沙群岛，从辽阔壮美的新疆，到人杰地灵的山东，国博考古在水下考古、遥感考古开中国考古界之先河；进入新时代，国博与各地文博机构合作，一方面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一方面通过展览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国博的百年考古，一百年筚路蓝缕，一百年守正创新，一百年开拓前进，一百年初心不改。1912年7月9日，作为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筹办并直接管理的国家博物馆。筹备处的主要工作是对“馆中所藏物品，除原有国子监之法器等物业已清查整理陈列外，各处遇有古物发现亦随时设法采访”。[1]1918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入端、午二门，博物馆的各项事业初步开展起来。为加强和规范博物馆的管理，统一事权，国立历史博物馆制定规章制度，组建管理团队；派员赴全国各地调查古迹文物，对重点地区进行考古发掘；集中力量进行文物征集，馆藏渐臻丰富，藏品总数达21万余件；精选藏品，依类陈列，开放多个陈列室供观众参观。1921年10月，瑞典学者安特生和他的中国同事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铲下第一抔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同年7月，河北钜鹿（今巨鹿）发现宋代故城，国立历史博物馆派裘善元前往调查，出土宋代木靠背椅、木桌和各种瓷器，如瓿、甀、瓶、罐、盘、盂、盆、碗、瓷、瓮、瓷枕，以及砖瓦、石硙、铜釜、铜鉴、铜镫、铁鼎、崇宁钱币等，连同发掘图片，共计214件。1924年春，裘善元偕顾问毕士博、文礼、董光忠赴河北、河南、陕西和山西等省调查古迹古物，在河南信阳游河镇发掘到大批古物。他们在王坟洼及擂鼓台地方发掘汉代墓葬三座，出土瓷洗、瓷壶、瓦瓿、瓦罂、人骨、柩钉、五铢钱、四乳鉴、铁镰、铁斧、金环，又陶鼎、陶瓿、陶钟、陶瓶、永元十一年墓砖等，连同发掘图片，共计二百二十三件。1926年，裘善元、董光忠在湖北枝江发掘所得“墓砖、柩钉、铜鉴等三十五件”。[2]此后还有多次发掘。 1924年8月1日，博物馆在午门城楼开放预展，其中第二陈列室陈列发掘器物655件，分置玻璃桌柜27张，其中重要器物分四部分：钜鹿宋城器物、信阳汉冢器物、湖北枝江古冢器物、中央地质调查所移赠物品等。[3]展览期间还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对展览进行“研求考证”。[4]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放接待观众以后，成为开启民智、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1926年10月，博物馆参观观众为45020人次，11月8日暂停开放。开放期间，共计接待观众185714人次，日平均参观人数达6404人次。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放后，编辑出版了《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发表了馆藏文物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报告。第一期刊发《钜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第二期刊发《信阳汉冢发掘记》。还连续三期刊发了日本近代考古学家滨田耕作著的《考古学通论》，向文物考古爱好者介绍现代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日渐危急，给刚刚得到初步发展的博物馆事业蒙上了阴影。为避免国家珍贵文物遭受损失，博物馆筹备处将重要文物装箱南运，开始了艰难的南迁历程。几经辗转，抗战胜利后，一大批文物被运往台湾，剩余的南迁文物绝大多数留在了南京，其中，包括1921年在钜鹿出土的宋代文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馆改名“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1951年6月21日，又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心工作“以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结合，用唯物的发展观点，布置中国通史陈列”。[5]在积极筹备中国通史陈列的同时，1954年筹办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的文物展览”。1949年至1954年，全国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一共发现了131713件文物，经过精挑细选，将最具代表性的精品汇集到一起，展出3755件。预展期间，1954年5月2日和20日，毛泽东主席在陈叔通、罗瑞卿的陪同下，两次来馆参观展览。展览开放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参观人数总计17万人。1960年8月31日，“北京历史博物馆”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于1953年成立的“中央革命博物馆”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1961年7月1日正式向社会开放，分别展出筹备已久的基本陈列“中国通史陈列”和“中国革命史陈列”。1969年9月，两馆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975年初，举办“各省、市、自治区新发现文物汇报展览”，共展出革命文物500余件，历史文物近600件。[6]展览历时5个月，观众近10万人次。[7]1978年11月1日，本馆和湖北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开幕，展出时间半年，展出文物约1000件，供接待国内外观众60多万人次。[8]1997年9月11日，“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开幕，展览荟萃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考古发掘出土的从旧石器时代至明情的精品文物600余件。197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恢复了中断十年之久的考古部建制。1983年1月31日，国务院同意恢复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建制。1984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批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机构设置，考古部是11个部门之一。发展壮大的考古部成立多支考古队，围绕考古学重大研究课题，配合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83年开始，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对山西垣曲商城进行考古发掘；1987年开始，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发掘；1991年开始，组成多学科团队，对河南渑池班村遗址进行发掘；2000年开始，与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对江苏连云港孔望山遗址进行调查发掘；此外还参加了山西平朔汉墓、河南济源白庙龙山文化遗址等的发掘整理。1987年11月，中国第一个从事水下考古的研究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在本馆考古部成立。1988年6月，与广东省文物考古部联合对广东省吴川县关阳镇沙角旋沉船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探摸，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已经由组织筹建、汇集资料、人员培训的初级阶段向开展实际水下考古工作迈进。此后，先后对广东省台山县附近海域宋元沉船、海南省文昌县清代早期沉船、山东省长岛水下遗存、辽宁省绥中三道岗海域元代沉船等进行了调查和发掘，1996年与海南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西沙水下考古工作队，首次对西沙群岛进行了陆地和水下文物调查，证明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此外，还先后参与“中山舰“打捞工作、日本伊势湾水下古迹调查、三峡库区云阳龙脊石刻水下考古调查等。1996年4月，本馆成立航空摄影考古工作小组。随后在洛阳实行了我国首次航空考古摄影试飞，对洛阳汉魏故城遗址、邙山古墓群、二里头遗址、巩县宋陵等遗址进行了飞行勘察。此后，与各地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内蒙古赤峰市、黑龙江三江平原、三峡库区等遗址进行了考古影像资料收集。 2003年2月，两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设置有田野考古部、水下考古部、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部三个考古相关机构。田野考古部开展的工作主要有山西运城盆地调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以及南水北调的发掘任务。水下考古部开展了浙江沿海水下文物普查、西沙群岛“华光礁Ⅰ号”沉船遗址抢救性发掘、广东“南海一号”沉船考古工作、福建省“东海平潭碗礁Ⅰ号”沉船遗址发掘等，还承办了“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等培训活动，为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培养了人才队伍。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部在山西、内蒙古、山西、新疆、甘肃、安徽、宁夏、西藏、广东、山东、四川等地对上百处遗址进行了遥感考古勘查，并实施了“古代丝绸之路遥感考古研究”“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等项目。2008年，三个考古部门又合并成综合考古部。2015年，水下考古并入国家文物局，组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07到2017年，国家博物馆考古部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在前期区域系统调查基础上，选择绛县周家庄遗址开展了长达十年的发掘工作，揭示出一处面积达400余万平方米、有大型环壕围绕的龙山时期特大型聚落，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墓葬、房址、陶窑、窖穴等遗迹和大量的遗物，为认识史前末期晋南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该项目获得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目前正在整理、分析资料过程中。2018年，国博全面推行机构改革，在原综合考古部的基础上组建考古院，下设民族与边疆地区考古、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环境考古四个研究所及公共考古办公室，不断丰富和深化对中华文明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并加强中外文明比较方面的研究。在山西的中条山中，在陕西的秦岭北麓渭河两岸的山前台塬之上，在新疆渭干河东岸台地的绿洲地带，在盛产水果尤其以梨城闻名的库尔勒，在山东日照莱州，在潍坊寒亭……国博的考古工作者不断求索，向大地追问……2020年，西吴壁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西吴壁遗址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为研究遗址的堆积结构、作坊布局及聚落形态，探索夏商时期中原王朝控制、开发、利用中条山铜矿资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宝鸡地区寻找雍五畤，陆续发现凤翔血池、陈仓吴山、下站三个祭祀遗址。2016—2018年先后对血池和吴山遗址进行了发掘，证明血池与吴山遗址各为雍五畤的其中之一。自2019年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牵头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克苏地区文博院等单位对乌什吐尔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其中在4号排房东北角发现储粮仓棚一座，这也是乌什吐尔遗址首次发现储粮遗迹。仓棚周围散落较多碳化粮食和植物种子，经初步辨识有粟、黍、核桃、沙枣、杏等。除出土了大量建筑废弃物、陶片、动物骨骼等与上年相似的遗物外，还发现了较多铜饰件残片、铜泡、玉饰件以及陶纺轮、陶灯盏、铁器等生活工具和用具。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照阳河镇兴隆村东南兴隆遗址的发掘主要揭露出一系列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遗迹遗物均很丰富，出土了很多的房屋遗迹、陶器、石器、兽骨、人骨等。该遗址是区域内为数不多的常年性居住聚落，兼具大本营和冬季营地性质。遗址整体沿用时间跨千余年，为本区域所罕见。国博考古不仅开展了发掘工作，还举办了公共考古实践活动，手铲与土地碰撞出的火花，点亮了孩子们心中的小小考古梦。在2019年昌邑市境内潍河与胶莱河区间调查基础上，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及昌邑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分别向东(日照莱州)、向西(潍坊寒亭)对指示古海岸线的贝壳堤与牡蛎礁进行调查，延伸了该堤带的分布范围，更新了对贝壳堤与牡蛎礁分布特点、沿线海岸地质、地貌变化的认识。面向未来，国博考古继续扎根田野考古，特别是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为探索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进程提供更多实证支撑。配合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建设，大力开展“一带一路”沿线考古工作，通过对世界不同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示和宣传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以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为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中各国人民的彼此了解和信任、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做出贡献。作为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国家文化客厅，中国国家博物馆立足新时代考古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通过举办系列考古成果展，系统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果，深入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突出呈现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近年来，先后举办了多地最新考古成果展览。龙山城子崖遗址在近百年前的发现与科学发掘，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多元一体的历史演变规律从此日渐明晰；审视一个世纪后，焦家考古的惊世收获又为以城子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找到了重要源头，对于揭示5000年中华文明史，尤其是中国古代东方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意义重大。焦家遗址以其丰硕成果和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入选2017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是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共发现文物42000余件，文物种类丰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明清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考古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不仅破解了“江口沉银”的历史之谜，更是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最直接的展示。 满城汉墓是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它的发掘，创造了数项考古学之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在中国考古史、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墓中出土的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反映了汉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当时劳动人民的卓越智慧和非凡创造力。里耶出土秦简的数量是此前全国发现秦代竹简总和的十倍，总计20余万字。已清洗的秦简纪年从秦王政廿五年（公元前222年）至秦二世胡亥二年（公元前208年），纪年完整，资料翔实，实属国内外所罕见。包括户籍变化、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刑徒管理、祭祀先农以及教育、医药等政令文书，全方位地展示了秦时县级政府行政管理模式，是秦朝行政体制和社会风貌的缩影和代表。二十一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在陕西韩城梁带村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芮国遗迹，包括芮国国君墓等，为研究周朝封国——芮国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被评选为2005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十余年后，人们又在陕西澄城刘家洼发现了另一处芮国都邑遗址，揭露出墓葬、夯土建筑、城墙、壕沟等大型设施，以其严整的墓葬形制、丧葬习俗、青铜器铭文等文化特征，填补了芮国后期的考古空白，为周代封国研究增添了绚烂的一笔，从而再次跻身于2018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列。山西闻喜酒务头遗址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是一处商代晚期高等级贵族墓地，2017年8月开始考古发掘，2018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黄河中游在山西西南境自北而东奔流转折，划出了古称“河东”的文明摇篮。酒务头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增添了晋南地区一处晚商时期重要遗存，为了解商代政治格局、商王朝与周边地区其他势力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在探究早期文明社会形成关键时期的历史进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河津位于黄河与汾河交汇的三角地带，北依吕梁山，有丰富的瓷土和煤炭资源，自唐代起，瓷器生产历千年不绝，留下了大量传世瓷器。2016年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河津固镇宋金瓷窑遗址，不仅填补了这一地区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为国内外相关瓷器文物找到了烧造窑场，而且揭示出完整的制瓷产业链，为研究宋金时期河津窑的制瓷流程、烧窑技术、装烧方法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堪称中国陶瓷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近年来，广东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广州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以及大量汉代臣民墓葬等重要考古遗存的陆续发掘，揭示了许多珍贵历史文物，让人们有机会一睹两千多年前岭南历史文化的真实风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要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对外宣传、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最近在庆祝仰韶文化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再次肯定了中国百年考古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殷切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优良传统，继续奋斗，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贺信再次激发了全国考古工作者干事创业的巨大热情，也使国家博物馆全体同志深受鼓舞。中国考古的第一个10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硕果累累，中国考古的下一个10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必将续写更加灿烂的篇章。
（本文特别感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陈列工作部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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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教育部筹设历史博物馆简况（1915年8月），《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5页。
[2]《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3]《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2-100页。
[4]《古物陈列所收历史博物馆函研求考证定于八月一日公开展览由（1924年7月25日）》故宫博物院档案，古物陈列所陈列类，卷2。
[5] 参见《历史博物馆十年》，195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档案号195903508542057
[6]《文物简报》第十三期，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档案号197403608040014。
[7]《关于结束<文物汇展>的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档案号197503508400572。
[8]《湖北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工作总结》，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档案19780350840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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