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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我在上海方舱当病友大组长

文思敏 第一财经YiMagazine 2022-09-01

在月月接触的人里,没有人比她在隔离点和方舱待的时间更长。从4月中旬被告知感染新冠,到5月上旬转阴出舱,月月先在办公楼隔离点隔离,又在隔离点关闭后不得不被转送到上海市最大的方舱——“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


在进入“四叶草”后,她被两个即将离舱的大哥挑中,成为新一任的组长接班人,负责管理100多个病友。在这20多天的时间里,她对人生百态也有了不同的认识,以下是她的口述:

记者 | 文思敏

编辑 | 倪   妮

口述者 | 月   月

在隔离点和方舱的20多天里,我看到了人生百态,包括一些人的冷漠,以及老年人的可怜处境。
 
4月16日上午,我在家看电影时接到一个电话,是杨浦区疾控中心打来的。他们说,我“阳”了。当时我就觉得很突然,因为我没有任何症状。工作人员只是说,近几天会通知我转运的事情,让我做一下准备。
 
我有一个同事已经转运走,我就问她要带些什么东西。她说一次性内裤、一次性水杯、抽纸、酒精,我马上找了个跑腿小哥帮我去买,东西基本都买到了。晚上,我做了一顿“最后的晚餐”,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电话就来了,他们让我当天就走,中午11点,“大白”就会过来。
 
下楼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邻居老奶奶也要被转运走,她是一个人。我跟邻居还不熟,只是在做核酸的时候碰到过。我在群里问了一下,有没有人认识老奶奶,结果一直没人回复。
 
一开始,我去的是隔离点。排队登记的时候我拍了张老奶奶的照片,发在楼栋群里,10多分钟过后,有一个人回我了,是老奶奶的儿子,他说母亲已经90多岁了。进隔离点要登记领物资,我登记完了看到老奶奶还在登记,就问她是不是要帮忙。“大白”说要登记电话,但老奶奶不知道儿子的电话,自己也没有手机。我在群里问她儿子,结果又一直没回复,所以我把居委会的电话告诉了“大白”。
 
隔离点都是临时的,我当时在的隔离点在一个办公楼里,设施不是很齐全,如果要洗澡,只能打水冲一下,也没有医护配置,但每层楼会有“大白”,不过只是志愿者。分房间的时候,老奶奶分到了十楼,我在十一楼,离得不是很近,照看也不是很方便,但楼层相连,也还能跑楼梯去看一下。
 
我的屋子里一共有24个人,里面也有一个快90岁的老奶奶,年轻人不多,只有两三个。其他的就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女性,还有一个带着19个月大孩子的妈妈。
 
我们的房间里中老年人比较多,他们一般早上5点多就醒了,晚上10点不到就熄灯。早上5点多天已经亮了,办公楼的窗户是落地窗,没有窗帘,天亮之后很难再睡着。所以那段时间,我的作息也非常规律。

在隔离点,吃泡面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进去第三天我发烧了,退烧之后背部和腰部都很痛。本来是每天都要去楼下看老奶奶的,但因为发烧也不是很方便,我就跟她儿子发信息说,等我好一些再去看看。烧退的第二天,她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老奶奶摔倒了,让我去看下情况严不严重。
 
我到了就看到老奶奶斜靠着墙坐着,感觉歪歪倒倒的,跟之前刚进来时坐得很端正不太一样。旁边的病友跟我说,老奶奶刚开始来的时候肯定是很好奇有新鲜感,所以精神状态好,待了几天,床又塌又矮,睡不好,饭很硬也吃不了多少,所以身体快不行了。我就去找“大白”,说有个90多岁的老奶奶不行了,要医生来一下。
 
“大白”让我打墙上的电话,刚开始打不通,打了10分钟后终于接通,我描述了老奶奶的情况,对方说,医生都在隔离医院里,要先联系一下说明情况,然后就挂了。陪老奶奶等医生时,一开始,我跟楼层几个阿姨聊天,老奶奶就在旁边坐着,感觉眼睛都要闭上了,那时候才晚上7点多,我说扶着她去睡觉,老奶奶说不,晚点如果要上厕所不好起来。我说好,那再等等。后来又过了10多分钟,老奶奶的眼睛又闭上了,感觉是要深睡的那种,我就跟病友一起把老奶奶扶到床上睡觉。
 
因为等得太久,我就先上楼了,托老奶奶同一楼层的人帮忙看着她。
 
我们房间的老奶奶,年纪有89岁,感觉比邻居老奶奶情况更严重。她手机的铃声一直在响,而且声音很大,整个房间都能听得很清楚,但她一直没接电话。我一开始以为有人在放歌,直到有个阿姨来提醒老奶奶,说你的手机响了。老奶奶可能没听见,或者没反应过来,她也没有去拿手机。阿姨就直接把手机拿给老奶奶,放在耳边。老奶奶对电话说了几句,就把电话挂了。我感觉应该是没通上话。
 
那天晚上,有医生来给同屋的老奶奶测血糖。
 
这个老奶奶也站不起来,一直在床上。饭是阿姨拿过来的,我猜她应该是老奶奶的亲戚。我看到老奶奶半天也打不开盒饭的盖子,也不知道拿筷子,意识似乎有点模糊。阿姨就把筷子直接放在她手上,如果不递筷子,老奶奶都在用手抓菜。
 
其他病友一直在帮老奶奶打120,但打不通,最后打的110,让警察帮忙叫120。
 
在隔离点需要一直戴着口罩,包括睡觉的时候。老奶奶因为呼吸不是很顺畅,所以睡觉时就把口罩拿开了。旁边离得近的人因为怕被感染就都搬走了,虽然大家都是阳性。老奶奶躺着,有痰只能躺着吐,也没办法翻身。我就看到痰从嘴巴里出来,顺着嘴唇和下巴流下来。老奶奶这时候还有些意识,侧着身子找纸巾擦掉了,然后又在找垃圾桶,没有特别不清醒。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把我的垃圾桶拿了过去。老奶奶还跟我说了“谢谢你小姑娘”之类的话。
 
那天晚上熄灯以后,我有点失眠,凌晨一点多也没有睡着。借着落地窗的月光就看到老奶奶起身了。我当时犹豫了下,要不要去扶她,或者叫她的亲戚阿姨起床。然后我看到老奶奶在床上坐了几分钟,我就干脆起来了。
 
我扶老奶奶起身的时候就看到床已经湿了,老奶奶可能已经尿在床上了。老奶奶没有跟我说,可能也是因为自尊心。我跟老奶奶说,我扶你去厕所,老奶奶那个时候裤子有一条腿已经脱掉了,我就让她坐下来穿。一直穿了几分钟还没穿好,我就去叫醒阿姨,然后我就睡觉了。
 
第二天,我感觉老奶奶的情况好了一些。那天下午还是晚上,她就转走了。我下去找10楼的老奶奶,病友也告诉我,在头一天晚上她也被送去了医院,两个人一前一后。
 
我在隔离点待到5月初,一共待了半个月。隔离点的规则是,两天做一次核酸,四天算一个循环。如果要出去需要两连阴。如果不是两连阴,就需要再等四天的循环。
 
在4月底我第一次转阴的时候就在想,肯定五一可以在家过了,结果第二次测又阳了,得重新开始。后来,“大白”告诉我说,隔离点要关闭了,我们都要被送去方舱。
 
转运时的巴士,座位等都被包裹了起来。
 
“大白”说的方舱就是“四叶草”,是最大的那一个。那时候同屋还留在隔离点的只有11个人,而一起转送方舱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病友,其他人的上一次检测都是阴性,需要在隔离点再等下一次结果。
 
刚进到“四叶草”,我就觉得好特别,好像一个有密集床位的超市。我被分到B1区,从头走到尾,大概要走一分钟。“大白”让我自己进去挑空床位。有一个上海老阿姨,69岁了,她跟我说,你都走过来了,就睡我旁边吧,我就选了那个床位。
 
方舱也会举行一些小活动,比如“你划我猜”的游戏,奖品是可乐。
 
也是因为这个老阿姨,我被“上线”的两个大哥发展为组长。当时他们可能看到我在帮老年人调试手机,觉得我比较热心。那天很突然,他们已经转阴,第二天就走,所以也急着要找“接班人”。两个大哥一开始让我当小组长,管20个人,要做的就是分饭、统计小组病友的出院和新增入院信息这些事情,我就答应了。
 
没过多久,他俩又过来了,让我当大组长,管B1区的100多个人。我说不行,人太多了。他们说,没事的,每个组有小组长,你就管小组长就可以了。
 
大组长要去拉饭,一拉就是五六箱,我完全搬不动。两个大哥给我找了一个助手,后来又叫了一个女生帮忙。我就这样成了方舱里的大组长。日常就是每天6点不到要起床,跟另外一个女生一起推着推车去固定的地方拉饭。头一天,我们会统计每个组的人数,包括他们要吃什么,比如是选正常餐、回餐、全素还是给糖尿病患者的“糖餐”。因为每天的人都进进出出,所以每天的信息也要重新更新和统计。
 
饭拉到每个小组的门口就要叫小组长出来领饭,分发到每个床位。每天三餐固定的时间到了,我就要去拉饭,其他时间休息,护士那边有什么事也会搭把手,比如帮他们扫核酸码,拧下试管盖之类的。
 
月月每天等待拉饭的地方。组长们用推车装盒饭,再把盒饭运送到各自的病区。
 
我在方舱的那段时间,自己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老人真的很可怜。大家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忽略了老人。包括那个90多岁的邻居老奶奶,当她被拉去隔离的时候,她的儿子甚至都没有在群里问谁能照看一下。
 
还有在方舱住在我隔壁的老阿姨,她的职业是保姆,之前住在雇主家,所以如果出去的话,雇主家肯定是回不去了,她也没有地方去,就只能把方舱发的床上用品四件套打包带出去,因为她也不知道她最后可以住到哪里。
 
我因为是组长,所以会掌管一些物资,比如泡面之类的。“上线”的两个大哥走之前特意叮嘱,不要每个人都给,因为数量有限,紧急情况再给别人,比如小孩、有人半夜饿了。有几次,几个老年人找我要泡面,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说想吃泡面,可能盒饭吃腻了,我就说不行。其实我很烦这样的情况,拒绝老年人真的很残忍,只是吃个泡面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
 
我发现大家对小孩子的包容心要比老年人多太多。大家可能会对小孩子很宽容,但是对老年人就比较嫌弃。
 
第二个让我比较触动的是,我感觉一些年轻人很冷漠。有一个小组长是个小姑娘,找我要物资和志愿者荣誉证书的时候很积极,但是每次找她发饭,她就像没有听到一样。这个时候,他们组的另外一个女生就接了下来。
 
我在方舱的这段时间里,见到这样的年轻人蛮多的。有两个小组长,他们也是要走了,让我帮忙找一下接班人。我就到他们的组里去看,有几个年轻人在,我问他们愿不愿意做志愿者,承担一下组长的任务,他们就摆手表示拒绝。这些都是年轻力壮的人,你跟他们说当组长,他们甚至都不跟你说话,就是直接摆手。
 
之前在隔离点的时候,每天睡觉前我会回顾一下当天发生了什么,记录一下。但是到方舱以后我就不想写了,那几天我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每天做的事情太琐碎繁杂,反正就是不想记录了。当然,也不是说在方舱遇到的这些人做了什么特别让人生气的事情,但就是觉得看到人生百态,包括人的冷漠,老年人的处境,这些事情让人很心烦。
 
后面有几天我也很焦躁,因为待的时间太长了,倒不是担心自己出不去,而是真的时间太长了。被转运的人一般平均两周左右就可以出去,也有一周之内就走了的,但我在隔离点和方舱已经住了20多天了。
 

核酸的CT数值达标后,月月收到出院发的贴纸,上面写着5月6号出院。

出舱那天,月月拍下舱内排队的场景。B1区的人员大多从隔离点转运过来,隔离的总时间大部分在半个月以上。每个出舱的队列都有大白领队,到关口各自扫自己的入院二维码,再在门口喷洒消毒。大巴停在广场上,等待当天出院的隔离人员。

5月7日,我总算满足出舱条件了。当时大巴把我们送到转运中转站,然后由另外一个大巴接力,把我们送到小区门口,或者想下车的地方。我想在街上走走,就没有坐到小区门口,在路上走了10多分钟。
 
回到家的那天我非常困,睡了一下午,晚上10点又困了就继续睡。可能到家了,就感到一种全身心的放松。之前在方舱里每天睡5个多小时,白天事情多也不困,意志力也让人不敢睡,怕有人找我。
 
如果要说生活有什么具体改变的话,那就是我以前不喜欢喝水,每天喝不到500毫升,现在就真的会喝很多水,这是在方舱养成的习惯——因为不用吃药,那里的人会建议你多喝水,帮助排毒,会好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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