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同志游行的直人、军人和大陆人
2019年10月26日，近20万人涌上台北市街头，作为亚洲首个通过同性婚姻的地区，中国台湾今年的同志游行又被冠上同婚元年的头衔。在2003年第一届同志游行时，参与者仅有1300余人，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参与人数有了突破性增长，这与一直以来致力于改变社群生存环境的每一个人有关，水滴石穿，曾经对性少数群体漠不关心的台湾大众逐渐意识到，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没有人是局外人。”
10月21日，台湾教育部上载了8张绣上“花名”的校服照片，衣服上所绣的文字，皆是来自当事人的的亲身经历。
校园霸凌作为一个长期发生却罕有机会触碰到的议题，真正改变台湾的还是源自于“玫瑰少年”的不幸死亡。叶永鋕生前就读于屏东县高树国中，因性别气质遭到部分同学霸凌，不敢在下课休息期间上厕所，都是利用上课时间才请示老师去上厕所，由于他有高度气管性肺炎，如厕时因暂时性意识丧失，昏倒时头部撞击发生颅内出血，待下课后才被人发现紧急送医，经急救仍不治。叶永鋕事件也促成《性别平等教育法》的制定。
19年后，蔡依林的《玫瑰少年》拿到了今年的金曲奖，同性婚姻的法律已经通过，却还是发生校园性霸凌事件，6月台湾世新大学霸凌男同学事件，经性平调查认定是性霸凌，显示校园性别不友善情况仍悬而未解。今年6月18日凌晨，3名男大生闯入L同学的宿舍，其中一名男大生还直呛“像个娘娘腔一样活着”，并作势想摸他下体。
去年公民投票第11案通过，被视为对性别平等教育的一大打击。在多方机构的合作下，台湾教育部门于今年4月修正“性别平等教育法施行细则”第13条，以“认识及尊重不同性别、性别特征、性别特质、性别认同、性倾向教育，及性侵害、性骚扰、性霸凌防治教育”取代“同志教育”。反对校园霸凌，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
在台北举行同志游行的同一天，台湾还有一场空军集体婚礼，因首次有身着军服的同志伴侣参加而备受瞩目。不过就在婚礼的前一周，这对同性恋新人因不敌外界压力而选择退出。更早前，则有另外两对海军同志新人也取消报名。
同志军人参加集体婚礼的消息传出后，虽然有许多人对官兵表示祝福，但也有人在社交媒体批评军人，称“同婚法是台湾民主之耻”，甚至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歧视语言不断。因为不堪其扰，同志军人评估后决定退出。
今年28岁的李姓军人早已习惯被笑“娘”。他说：“国高中时就常被骂娘炮，会很难过。但我知道越表现出难过的样子，他们越觉得你好欺负，所以为了不服输，我就会在体能上锻炼自己。”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在男性为群体的的军营中自我保护和免被欺负的作法。“我跑步跑得比他们快，若被嘲讽就不能后退，反而要直接面对。”
李姓士官是军队中少数出柜的同志，更多同志会因各种原因选择隐满性倾向。他说：“有些营区可以感受从日常聊天中，听到对同志的批评，感受同袍对同志的敌意，担心异样眼神，因此不敢出柜。”
他并举例，曾有在外岛（非台湾本岛）当军人的朋友被骂“娘娘腔”，因为个性很直接而和另一人互骂，后来就被惩处。过去，台湾国防部曾经订明同性恋者不能当宪兵，2001年遭到同志团体抗议，隔年5月才取消该项规定。时任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当时向媒体表示，过去有此限制，是为了“维护非同性恋者的安全”。
放眼世界，各国军队对同性恋的规定都有所不同，象是韩国《军刑法》就规定，军人间的“肛交及其他不雅行为”可被判处最高两年徒刑。
在Airbnb统计的客源当中，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旅客排名第九位。前八名除台湾之外，依次为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美国、菲律宾、韩国、泰国。其他地区游客来台不足为奇，但今年适逢两岸关系低潮期，北京当局早已停发陆客来台自由行签证，但仍有大陆同志克服障碍来到台湾。有大量参与者是在得到自由行暂停的消息的当天办理来台手续。
来自中国青岛的张勇（化名）跟男友李天齐（化名）就到了台北市政府广场。这里是第十七届台湾同志大游行的路线起点，广场上有超过一百个摊位的“彩虹市集”，眼前所见尽是彩虹旗帜、气球，以及许多精心装扮的民众。张勇穿上先前于“上海骄傲节”购买的黑色T-shirt，上头印着“我同志我骄傲”的字样，脸上则贴着标语，手里握着刚买的衣服。他与李天齐各拿着一瓶冰啤酒，正等待着下午一点半的游行，“今年看起来比往年还要盛大很多”张勇笑着说。
他与李天齐是在青岛的一个同志电影的观影活动上认识的，两人交往三年，半年前，他们决定要到台湾参加同志游行，一同感受在中国还难以体会的经验。这并不是张勇第一次到台湾参与游行。2017年10月，他就曾经参与台湾同志游行，并在队伍中感受到强烈震撼，“两年前，我站在凯道上，转头看见这么多和我一样的人，立刻就泪流满面。”在参与游行前，张勇完全没能预期到自己会如此感动，更多的只是“没游行过”而引发的好奇情绪。但过程中，看见一对对同性伴侣在街上大方手牵着手，以及民众手举标语表达支持同志权益，让他感受到强烈的社群支持感，并决定要带自己的男友来到台湾。
“台湾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容易做自己，我跟男友敢在街上大方牵手，在大陆也不是不行，只是心理压力大很多，毕竟我们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张勇说。
“单个同志组织的出现，可能是某一个偶然的因素。但这些组织在2006年以后集中出现，是同志运动议题多样化这一大的整体性趋势的结果。”长期研究中国同志运动的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经说道。但这样的空间，却在近两年内快速收紧，在互联网上涉及同志的话题、同志组织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今年赴台参与游行的同志，也都刻意保持低调。
“要推动政策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张勇说，自己虽然偶尔感到失望，也曾因台湾同志游行而触动落泪，但绝对不会放弃继续推动中国同志运动，“我之所以会哭，一方面是因为看到跟自己这么多一样的人，另一方面是仿佛看到中国大陆的未来，尽管这『未来』可能是二、三十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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