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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西:转化“后进生”的致胜绝招不是“体罚”,而是大爱与大智慧

2017-11-06 李镇西 镇西茶馆

(一群顽童把我压在最下面)


每次我贴出反对“体罚”的文章,网上总有人(而且不少是老师)和我“商榷”,说“不敢苟同”。他们大谈“体罚”的“必要性”,而且“理直气壮”地说“现在的孩子就是欠揍”……钱文忠教授那篇思路混乱、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的文章——《教育,请不要以“爱”的名义对孩子们让步》(请点击参见我的批驳文章《教育,请不要以“严”的名义对钱文忠们让步》)之所以受到那么多人的喝彩,就是因为有太多这样无奈的老师存在——他们的确是“无奈”,我不认为主张“体罚学生”的老师都是坏老师,他们的确也是好心,但确实有很多无奈。还有人说:“您是专家,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到我班来试试!”


这几天我推出的我转化邹冰和安超的故事(还没看的朋友可点击阅读《邹邹冰的故事(上)》《邹冰的故事(下)》,还有《安超的故事》),只是我从教36年中和顽童打交道经历的“冰山之一角”。我当校长之后,也没“站着说话”,还曾做班主任,因为我校地处城郊,是涉农学校,生源大多是当地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所以我校的“后进生”不少,我的班也不例外。可以这样说,所有和“后进生”打交道的老师所遇到过的难题,我同样遇到过并同样感到过棘手。我接触的“后进生”,许多与工读学校的学生没两样,有的本来就应该上工读学校但家长不愿送去。曾有一位在其他学校被开除的高一学生被其母亲送到我班上来,第一次见面时他桀骜不驯,公然对我说:“你要转化我?别做梦了!告诉你,我除了不吸毒,什么坏事都干过!”她妈妈流着泪对我说:“李老师,我儿子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是看到报纸上宣传您的事迹,说您是专家,是好老师,才慕名把他送到您班上来的,我不指望他三年后考上大学,只要他在您班上不再被学校开出,就是您教育的成功!”但后来,这个孩子不但考上了大学,而且现在很有出息。


所以,我有资格也有理由说,我从来就没有“站着说话”,而是“混迹”于一批又一批(而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的“后进生”中,在摸爬滚打中和他们斗智斗勇又相亲相爱。当然不是所有“后进生”都被我转化了——那是不可能的,能够把所有“后进生”全部成功转化的“教育万能”的老师,还没有在这个地球上诞生;但相当一部分孩子在我的引导下(当然也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得以健康成长,长大后都找了自己的人生位置。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我有资格也有底气说,靠“体罚”来征服“后进生”的老师,不但无奈,而且无能。我知道这话又“得罪一大片”了,但我只能实话实说。当然,我更想对这些亲爱的同行说的是,转化“后进生”需要的是大爱和大智慧。


所谓“大爱”,就是对“后进生”的爱,是超越任何“应试教育”功利的无私情感,是出于我们善良本性而自然而然流出来的对人性的尊重,是我们的教育良知。如果是因为这“后进生”有“学习潜力”,如果是因为把他“转化”过来了能够为升学率增加百分点,或至少“不拖全班的后腿”,才对他“好一些”才关爱他,那这只是小爱。而明知他考不上重点高中或大学——就算表现好了也考不上,可依然爱他,这才是“大爱”。比如安超转走了又要求转回来,我不但同意,而且还给他组织全班的欢迎会,这就是“大爱”——不好意思,这里我自己表扬自己了,但这个自我表扬,我问心无愧。


所谓“大智慧”,就是转化“后进生”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当然“包括”,但“不只是”)“对付”他、“收拾”他、“搞定”他、“摆平”他、“制服”他、“打掉”他“嚣张气焰”的种种技巧、招数、妙计、绝活儿以及某些“立竿见影”同时也是“急功近利”的“兵法”,而是包含着情感、期待、信任、机智、鼓励、惩罚……诸多因素在内的策略;这些策略的运用,不只是教师的孤军奋战(所以我从来不认为邹冰、安超等“后进生”的转化是我一个的“教育成功”),而是伴随着良好班集体的建设、其他同学具体的温暖帮助、孩子家庭教育的改进与家长的积极参与——注意,不仅仅是“和老师配合”(所以我对邹冰和安超的家长一直充满敬意),以及孩子本人内心深处“想做一个好人”欲望的唤醒和“战胜自己”意志的练成……这就是我说的“大智慧”。


常常有老师感到委屈甚至愤愤不平:“不许老师打学生,这是道德绑架!社会把我们的手脚捆起来了,学生气焰嚣张,却要我们教育好他们,这可能吗?”是的,不能打学生,又要把他教好,这对只有小招数的老师来说,不可能;但对具有大智慧的老师来说,完全可能(注意,我说的是“可能”)。


我从来就不是“教育万能”的鼓吹者,相反我对片面绝对地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的某些领导和专家相当反感(点击参见我写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早就认为并公开提出,有效的教育必然也必须包括科学合理的惩罚!因为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但惩罚不是体罚(点击参见我2002年写的《教育不能没有惩罚》)。但究竟什么是“惩罚”(现在有人因为讳言“惩罚”便换个说法叫“惩戒”,可我认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倡“教育惩罚”)?什么时候用“惩罚”?如何避免滥用“惩罚”?如何具体实施没有“体罚”的“惩罚”?……这些恰恰都检验着也考验着教育者的大智慧。


教育的“大智慧”还体现在在特定情景中、针对特定孩子、处理特定事件的随机应变、灵活处理。教育需要正确的理论,但有效的教育从来不是教条式地“运用理论”。比如在邹冰的故事中,我让全班投票决定是否给他惩罚。有老师就说这违背了教育这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不民主的,云云。其实,抽象地看,让全体学生投票决定对一个孩子的处理,肯定是荒唐的。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但在“那一时刻”“那个情景”,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班这个“特定的集体氛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就这样做了,效果很好,没有什么不可以。相当于我们从理论上说,教师不应该骂学生打学生,但在特定关系中,在特定情境中,一个老师于冲动中就脱口而出骂人了,就忍不住动手了,但效果却很好,既没有教育理论上说“伤害学生身心健康”之类,也没有给后来的师生关系留下隐患。所以我说过,只要师生之间有足够的情感与信任,嬉笑怒骂皆成教育!当然,这句话并不能反过来证明,我公然主张教师可以辱骂学生和体罚学生,也不能说我这个说法和我前面不主张“体罚”的观点自相矛盾。对教育分寸的拿捏,也是“大智慧”。


如何转化“后进生”,我20年前就已经在《爱心与教育》中通过万同的故事谈了我的具体做法——顺便说一下,万同是化名,他不愿意像后来的邹冰、安超一样公开自己的姓名,而且还有一些“后进生”和万同一样,虽然同意我写出他们的故事,却不愿意公开姓名,对此我绝对尊重。这两天,我又通过邹冰和安超的故事再此形象地表达了我转化“后进生”的情怀和策略。明天开始,我将我《给教师的36条建议》一书中关于转化“后进生”的部分,节选发表在“镇西茶馆”。这些建议,虽然有例子但总体上不是纯粹的故事,而是方法和策略的梳理总结。相信对老师们有参考价值。因为文章很长,我将分两次贴出,敬请关注。

 

2017年11月5日晚,于温州至成都的航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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