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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英伦“地震”与11月驴象“逆转”预示了什么？为什么说既得利益者输了？西方民主的未来在哪里？11月26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将做客第106期文汇讲堂，主讲《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与西方民主的未来》，上海美国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文汇讲堂第95期嘉宾）将担任对话嘉宾。讲堂今刊发郑永年人物专访，为听友们呈现一个更立体的郑永年。

郑永年：从田野里“长出来”的学者

文/文汇报记者 李念

1962年2月，郑永年出生在浙江余姚县的一个偏僻农村，并不识字的父母养育了8个孩子，他排行第7，“那时，常常吃不饱饭，乡下人去买肉，都是挑肥肉。”

1977年9月，郑永年高中毕业，在家务农，直到2年后知道了有考大学这回事，“运气好，在县中补习一年后考得不错进了北大。”此前余姚县有位陈寿灿考入了北大哲学系。

2016年11月17日傍晚，记者拨通长途电话和在广州开会的郑永年聊起这些往事。他说自己本质上还是个农民，如看天种地，喜欢从经验中观察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尽管受过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良好训练，但不喜欢空谈理论，“田野调查法，我是天生就会了的。”电话那头，他玩笑着，一句话的末了总要露出几句乡音；他说自己还像农民一样对新生事物保持着好奇心，互联网、各种新生组织都是他的研究领域，“中国问题专家？媒体贴的标签吧，我对国际关系也很感兴趣啊！”记得三年前相约讲堂时，他就说可以讲讲中美关系。

郑永年做客讲堂的消息上微信后，48小时内报名就接近了500人而被迫关闭。

深受上海听众喜爱的他，履历很简单：求学于北大、普林斯顿；供职也很干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2016年是他写专栏和入职20周年，东方出版社为他再版了“郑永年论中国”系列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也再版了修订版的《保卫社会》，中信出版社为他再版有50%更新的《中国模式》。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再版序言中，他写道：我20年前提到的问题似乎越来越有现实意义，有些当年设想的场景正在一一发生……

“郑永年论中国”系列丛书，郑永年著，2016年01月，东方出版社出版

读郑永年的观点，如同在解读中国1978改革开放后融入世界的成长、委屈和趋于理性。依然难以摆脱农业大国气质的中国，被有农村经历的郑永年解释、批判、建构着，时而入木三分而令人错愕，时而贴切而又让人情感复杂。

学者的独立：理性地生产“有效知识”

讲座报名消息一出，就有学者称：你们请了两个左派啊。

爱贴标签，似乎成了近几年中国知识界的“爱好”，有的甚至以此站队。身在新加坡，被冠以“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但因为是中国人，郑永年常被贴标签。赞者有之，疑者亦有之。一年前，FT中文网发表了对郑永年的访谈，媒体的标题总是触目——《郑永年：最让我失望的是中国的知识界》，他认为大陆知识界不少人思想被殖民化，在做着“西方的命题+中国的证据”这类假知识，一时间在大陆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有一种声音嘲讽他不囿于国内体制机制的束缚而可以放言。郑永年对此笑笑，和以往一样，他很少去回应这种质疑。在记者的采访中，郑永年认为，作为学者，重要的任务是生产知识，关怀社会，而知识一定是“有效的知识”。“就像产业要讲究升级，我们的知识、思维也要晋级。”

郑永年直言当前中国智库（也包括广义的知识界）存在着知识的权力化、金钱化、娱乐化等九大问题

在普林斯顿、哈佛，改变对西方理论的崇拜

在他看来，“有效知识”的反面有两种。一种是盲目地迷恋西方理论，一种是分不清是自己是学者还是从政者。

对于西方理论，郑永年有着别样的体会。1990年，郑永年告别了待了9年的北大——7年国际政治系本科和研究生、2年执教，来到普林斯顿攻读政治学博士。在北大读研时，他对西方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邀，主编了“政治学译丛”，西方经典政治学名著《政治学：范围与方法》等一批书从手中翻出。“那时代，还是处在‘五四’之后的向西方求真理的阶段，自然是崇拜。”然而，到了西方学界，他发现即便是西方人，很少将理论视为真理。“实证科学的发展就是要不断验证的。”他开始观察西方社会。他发现，在西方教科书上所说的民主和实际相差很远，于是他深入学校、走访政党，换来的是反思：西方近代产生了主权国家，民主是主权国家的产物；中国近代之前有国家但并没有主权，民主如何移植过来？在西方，美国是两党制，德国有6个主要政党，那么政党越多就越民主吗？美国是市民社会，因为她是移民社会，但法国的国家很强大，那么公民社会的作用会一样吗？他悟道：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必然会有不同的制度，何以成为普世价值呢？由民主入手，郑永年有了自己的思考。进一步，他开始关注那些原创的伟大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为何在英国而非德国写出了《资本论》？亚当·斯密要呼应哪些现象才发现了“看不见的手”这样的市场规律？

(美)阿兰.艾萨克著， 郑永年、胡谆、唐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方理论是西方学者观察他们的时代得出的思考，概念本来是不存在的，观察多了，才上升成为概念和理论。”有了这些反思，受过良好西方理论训练的他开始理性对待一切社会事物。所以，当亚洲四小龙腾飞时，出于好奇心，1996年，即将结束哈佛博士后的他留在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这个智库做研究。

新加坡国立大学

对于与“有效知识”相悖的第二点，郑永年认为 ，有些大陆学者看问题，过于道德化或者意识形态化，必然会失去客观性，学者当以专业性建言献策，因为毕竟不是从政者。“这两个身份是不可替代的。”

“不要做应用社会科学家”

然而，破除了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并不意味着马上能产生理性的态度。郑永年向记者强调了作为学者型的政策研究者具备复合性知识结构的重要。他说，比如，政治学只是进入观察社会的一扇小门，随后，还要了解经济、文化、社会和人类学，一个建言者，他会面对多个面向；要讲好美国故事，必然要知道欧洲故事，拉美故事等各个视角。“这当然也会很辛苦。”其次，和官僚机构的接触，了解具体运作方式，同样很重要。在东亚所，因为做中国项目，他常常和各级中国政府交流，而在英国，他也曾接触过英国议会、首相府等机构，或者考察了解，或者采访他们。最后，当然是深入基层的考察和调研。

英国议会

在郑永年看来，“任何社会问题都有其根源，也必然有其解决方式。”这才是学者的理性态度。“如果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仅仅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那必然会失去价值。”

其实，对于理论的迷恋也是一个全球学术界的共性。郑永年告诉记者，西方很多学者，也热衷于把一种既定的理论用来解释某种现实，“不如叫这些人应用社会科学家，就是应用人家的概念和理论。这样的学者注定是二流和三流的，而不是原创。”郑永年分析，这是学者的懒惰。电话那头，郑永年信守拈来地论证着：卡尔·波普说，理论不要自我封闭；马克思创造了阶级论，但他反对把自己奉为马克思主义者。一种理论成为了主义，就把这种理论的实践性封闭起来了。

经验的结论：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

既然西方的理论是为了解释西方发展中的现象，又如何能解释中国的复杂呢？在郑永年看来，要解释清楚中国，应该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虽然身在海外20余年，但是他并没有入外国籍。“这不是简单的爱国主义可以表达。”电话那头，他言简意赅划上句号。

农村记忆和“经验”方法论成了富矿

“中国还不能摆脱农业大国的特质，无论出身在城市和农村，现在的学者如果不了解中国农村，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而西方的社会科学是工业化的产物。”这是郑永年拿起电话给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1977年高中毕业后务农的四年经历，让他一开始就汇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他当过会计，记工员，农村责任田承包时，他在地里一块块仗量，为农户分地。“责任田承包前，农民吃不饱肚子，经常为了偷粮食而打架；那些抓计划生育的，在公共场地搭个简易棚，就强行为妇女做节育。”他的记忆里多是灰色，“刚开始一天才3.7个工分，折合下来不到一元。”所以，当听到那些对那个年代怀念的评价时，他总觉得是没有“经验”的说法。1981年，他在北大汲取了知识，吸收了改革开放之后得以成为可能的西方主流思想，随后的留学，使得他又分享了全球化交流的红利。

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街头

终究，农村出身和农村记忆，使得他这位时代的受益者有了一个“富矿”。他更相信和享受自己的调查得出的经验。“简单讲，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就是要把这些经验上升到理论。”

为了积累这种直观的“经验”，他一个月至少有两次，每次3-5天深入中国的农村去做调研，尤其是离新加坡较近的南方。“佛山、顺德、南海、珠海、宁波，还有云南省，很多地方有定点调研处。”这在国内学者，很少能这样做。因此，他的论说不是“形而上”的。在论及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土地制度、基层治理、社会组织等等问题上，他都有独到的发言权。比如调研中，村干部愤怒而不解地说，为帮助脱贫，我买了羊送给农户，农民竟然打电话告诉他，“你的羊病了，请来管一下。”说到这个事例，电话那头有些沉默。

郑永年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街道务庄社区调研

因此，“经验”使得他的方法论有别于其他学者，以此“田野调查法”思维来分析国内外形势，是郑永年的特点，他的书中，常常闪见这样的理性分析。

六年后再次修改《中国模式》

在今年新版的《中国模式》一书的序言中，他分析了国内外的三种态度：西方有“捧杀者”，有些是出于商业利益，有些是对西方模式深度失望；有“中国模式威胁派”，那是把中国模式提升到价值论高度；很多人则不把中国发展看成中国模式，有些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内部问题，有些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在国内，赞美中国模式的左派话语，但评价过于意识形态化而失去了解释中国的能力；亲西方的自由派不承认中国模式，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发展出西方的道路，第三派则是“中国模式未定论”，他们认为要以韬光养晦思想看处在发展中的中国，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自2010年，在西方金融危机发生后写就《中国模式》一书后，6年的快速发展，让郑永年坚信经济混合制、一党内部多元制的中国模式的确实存在，但他同样认为进入中国世纪之际，改革也进入了“残局”，只有进一步开放中深化改革，才是出路。

《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郑永年著，2016年01月，中信出版社出版

解释中国三部曲完成了两部

“有些问题是我一直在苦苦思索着的。但要很久才能理出头绪，说服自己。”郑永年说，比如，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从进入北大国际政治系读《国际共运史》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组织的生命力，每个新的学习工作的格局中，都让他有深入的思考；又如在中国的发展与民主的关系上，经济、社会、民主究竟哪个在先，别的国家是否走通了？诸多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常常萦绕在他心头。1990-1995年，普林斯顿读博期间，他就萌发了“解释清楚中国”的念头。如同马克思源于那个时代的问题写就了《资本论》，郑永年认为，这些复杂的中国问题，“解释清楚一定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这项工作，在他进入新加坡20年后，开始有序展开。“解释中国三部曲”已经完成两本，这是他认为最具有原创性的著作，尽管此前他已经有了十余本中英文专著。三部曲的第一部是《作为组织化王者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再生产和转型》，2010年在欧美出版，描述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谈到皇权和党权的关联；第二部是刚刚杀青的《嵌入国家的市场：中国的统治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三部计划在五年后出版，暂定名为《内部多元主义》，讨论文明、民族国家和国家形态。

郑永年“解释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作为组织化王者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再生产和转型》

广泛的兴趣：活到100岁，还会写什么书？

在采访中，郑永年反复会提到农民一词。对于自己的好奇心，他也认为是农民本性。“因为好奇，才会不断思考啊。”

学术路上的四位引路人

他感谢自己的幸运，不仅高考考好了，更有在人生不同阶段总会遇到他所感佩的引路人。“在普林斯顿是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bert)和白霖(Lynn White)，在哈佛是傅高义(Ezra Vogel)，在新加坡是老所长、历史学家王赓武。”郑永年认为这几个人共同的特点是学识渊博，而且人好，“总是无私地给予你学业的指导，更多的是人格的影响。”深受吉尔平影响的是他行文的平实而不乏理性。“我太太都说我的词汇量太小了。”郑永年笑笑，吉尔平是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奠基人，他认为，凡是好的理论都能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清晰，这和郑永年“想通了再写”一拍即合。王赓武是位历史学家、原香港大学校长，是郑永年眼中海外华人学者中最具学问者。“他学问好，但又善于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是他教会我如何做平实的研究。”东亚研究所是建立在学术研究上的智库，学术上归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业务上由新加坡政府出资，学者提供专业研究。该所的前身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由当时退休的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创立，当时与中国的谷牧副总理有深度合作，吴庆瑞在八十年代曾担任中国沿海特区的顾问。1997年改名为现在的东亚所，王赓武教授是第一任所长。2005年接任东亚所所长后，郑永年确立了“人文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政策研究”的策略和风格，进一步造就了这个国际智库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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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高义，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

2. 罗伯特·吉尔平，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之一

3. 王赓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
   

这样的一个综合岗位，也让他的好奇心得到充分发挥。对很多新鲜事务，他都充满好奇，尤其是互联网、新生组织等，即便他研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主义等，都不局限于中国。“如果活到100岁，我就会写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书，也会写中国的实证历史。”

两个业余爱好：写专栏和走路

如今，公众所看到的好奇心，部分体现在他坚持20年的每周专栏中。1996年到2006年，在香港《信报》，2006年至今给新加坡《联合早报》。“这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大部分时间里，我还是在写自己的书。”郑永年说，一般他会用双休日的2-3个小时，写就自己平时的观察。他的另一个爱好是走路。周日，他会花6小时走上30公里，“有一次，我们走了53公里，花了一天。”而更早些年，他则会坚持跑步。跑步走路中，他享受着孤独感、饥饿感和疲劳感。“孤独感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学者如果没有时常的孤独感，就无法得出理性的认识。”

郑永年坦言，有些思维的推进会很辛苦，不得不通过和他人的对话得到一些启发，“偷”一些思想

在普林斯顿，郑永年曾和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科利（Atul Kohli）讨论用以国家为中心的制度主义来理解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科利的印度研究给了郑永年不少启发；在哈佛，他和历史学家、中国通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有过深入交谈，后者的“创造性的模糊性”让郑永年看到了中国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之间区别，其实是传统文化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郑永年坦言，有些思维的推进会很辛苦，不得不通过和他人的对话得到一些启发，“偷”一些思想。如今，他也常和国际学者交流，通过“问”得到的很多观点有时被赞许为富有“原创”。

电话采访延续了近2小时，郑永年说了三次“自己本质上是个农民”。从追求独立性而言、从充满好奇而论、从责任感和勤勉而道，这位田野里“长出来”的学者还将苦苦思索这个时代抛出的问题。“解释社会，还要改造社会”是马克思给他之后的哲学家的使命，作为理性的学者，郑永年正在基于无数改革的“经验”，解释无法用西方理论能图解的中国现象、中国机遇、中国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