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词：

文汇讲堂是文汇报社的品牌栏目，围绕热点问题做学术解读的公益讲座。以“在场、在线、在版”方式立体呈现，广邀海内外知名学者、名人做客讲堂，以国际视野弘扬时代所需之思想、文化、精神。12年至今已举办了113期，汇聚了23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各科领军人物。现特设栏目“嘉宾新著新睹”，选取部分学者、嘉宾，刊发他们今年年内新著的序和精彩摘要，继续让大家（嘉宾学者）牵手大家（各级各领域知识受众），领略学者们在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视域，凸显丰富多彩的学术成果和文化自信。栏目从即日起至2018年春节，每周刊发1-2篇。欢迎读者们留言对话。

今首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讲堂107期嘉宾）新作。

《在数字城堡遇见戈尔和斯诺登：江晓原科学评论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定价：45元

自序：

大致点算了一下，这已经是我个人的第23本文集了。

比较特殊的是，这本文集不是我自己编的，而是朋友们为我编的，他们说是因为喜欢我的这些文章。2016年夏天，我在巴黎客舍中，接到了朋友为我编好的初稿。承他们青眼，喜欢这些被他们编入的文章，这当然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我不得不接着往下工作：调整篇目和顺序，又将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取作这个哗众取宠的书名——反正我自己早就招认已经堕落为标题党了。

副标题“江晓原科学评论集”也出自模仿，2015年《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出版，2016年还获了吴大猷科普佳作奖，我抱着游戏心态，决定将那书名模仿一回。

坦率地说，本书中并未包括我最“离经叛道”的那些文章。从风格上看，那些文章思想性更强，论辩色彩更浓。但既然朋友们认为本书中的文章更为雅俗共赏，更让他们喜欢，我当然也乐从其意。况且我的思想倾向是贯彻在我所有写作中的，或者换句话说，只有表达方式或强烈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我一贯主张，科普——如果我们还舍不得放弃这个词汇的话——不能仅限于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还应该帮助公众全方位地认识科学，包括它的历史、它的局限性、它和现代资本之间的密切关系、它对社会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等等。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用“科学传播”这个含义更为丰富的措词来取代“科普”这个传统说法，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来看，无疑都是非常有益的。

江晓原曾分别做客第107期、第112期文汇讲堂，主讲《破除科学神话：Nature杂志高影响因子的背后》

更不可取的，则是“跪倒”在科学面前，对科学无限崇拜，毫无反思。许多传统科普作品或多或少都有着这样的倾向。在这些作品中，科学被描绘成一种无限美好、至善全能的精神上帝，科学成为人类生活的目的和崇拜的对象，人类的幸福已经被当作“科学发展”祭坛上的牺牲。这就完全忘记了人类最初和科学打交道时的“初心”——归根到底科学只是人类用来追求幸福的工具之一。

本书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带质疑眼光的科学外史”，主要是通过一些案例，呈现或揭示科学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通常的科普作品中都是被刻意回避的。第二单元“不被人们注意的科学外史”，主要是一些通常不会进入传统科学史视野的案例。第三单元“与科幻有关的科学外史”，则通过一些有趣的案例，强烈展示了这样一种历史图景：科幻与科学前沿活动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分界。

“外史”是一个有双重含义的表达，也是我个人相当偏爱的书名——我已经有三本书用了“外史”做书名：《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科学外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科学外史II》（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天学外史》、《科学外史》、《科学外史II》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外史”通常指“正史”之外的历史叙述，从内容上看它比“野史”可信，从形式上看它比“正史”可读。而我所写的这些“外史”，都是有史料依据的，没有任何虚构成分。

“外史”的另一个用法，则“学术”得多，主要是针对科学史领域中注重科学与社会文化互动的研究路径和风格而言的。与此对应，那些主要关注科学技术本身历史的研究被称为“内史”研究。

至于本书为何取名“江晓原科学评论集”，主要是着眼于本书的写作风格——基本上每篇都有着评论的姿态。我不满足于仅仅介绍科学知识，还要发表评论，甚至进行批评。这和我所主张的“平视科学”的精神姿态是完全一致的。

                                 江晓原

2017年8月1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自序标题为微信策划所加）

书稿精选：

在数字城堡遇见戈尔和斯诺登

小说《数字城堡》的故事

丹·布朗（Dan Brown）因小说《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畅销，还拍成了同名电影（2006），成为当红作家。其实他的前一部畅销小说《数字城堡》（Digital Fortress，1998），已经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科幻作家的巨大潜力。这部小说极富前瞻性地表达了对互联网侵犯公众隐私的忧虑和恐惧。

《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数字城堡》（Digital Fortress）

在《数字城堡》的故事中，美国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以“防止恐怖活动”为理由，建造了一个可以窥探全世界一切电子邮件的“万能解密机”，此举遭到一些人——包括该机构原先的成员——的极力反对，最终“万能解密机”被反抗者摧毁。不过丹·布朗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在小说中则是暧昧不明的。

这牵涉到几方面的问题。首先，窥探公众隐私的理由，本来是为了防止犯罪，但是在犯罪实施之前，“万能解密机”之类的高科技设施，窥探到的其实只是犯罪计划或犯罪的思想动机，而仅仅因为某人有犯罪计划或犯罪的思想动机，就对他进行制裁和惩罚，这虽然从理论上说不无道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实施了犯罪，才会形成证据，才可以据此认定犯罪事实；而犯罪动机则是思想上的事情，仅有犯罪计划也没有事实可以被认定，因此就需要“解读”，而这种解读，哪怕是由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小说《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亦有同名电影，2002）中的“预测者”来进行，也必然导致歧义、误读、武断……等等问题，就像《水浒》中黄文炳对宋江题在浔阳楼上的“反诗”的解读那样，据此定罪，不可能是公正的，因为很容易将无辜者入罪。

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及其小说《末日危机》

《数字城堡》中展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人总是想暗中掌握别人的隐私，“万能解密机”这类东西对外当然必须严格保密，不能让公众知道自己正处在严密监控中，而监控者实际上能够知道别人的一举一动，这给情报机构的首脑带来某种“君临天下”的感觉，那种感觉真是好极了——那是权欲和偷窥欲的双重满足。技术手段的进步，确实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当一种新技术刚出现时，人们往往很容易看到它带来的便利，比如电子邮件，但是，当人们一天也离不开电子邮件时，“万能解密机”之类的东西就开始严重威胁公众隐私了。

隐私是自由和人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数字城堡》故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以“预防犯罪”或“反恐”为理由侵犯公众隐私，就会形成公众尚未被犯罪或恐怖活动侵犯于彼，却已先被“预防犯罪”和“反恐”措施侵犯于此的荒谬局面。

戈尔在斯诺登之前已经揭露和批判了“棱镜门”

戈尔在斯诺登之前已经揭露和批判了“棱镜门”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集多种身份于一身，他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大力推动者——由此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主持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获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与此同时，他还可以算一个相当成功的商人。一个集上述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人，通常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在这些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如果又能勤于思考，著述不辍，则发为文章，必有可观。戈尔的新作《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The Future: Six Drivers of Global Change，2013）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新作《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未来》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对美国有关当局的监控活动的抨击。斯诺登所揭露的“棱镜门”之类对公民的非法监控，其实戈尔在《未来》第二章中早已经有过充分的揭露。戈尔地位高，名头大，又集多种身份于一身，掌握的信息比一般公众多得多。如果说斯诺登爆出的“猛料”提供了某些具体的例证和细节，那么戈尔不仅从宏观上对美国情报机构的侵权监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具体指证上也与斯诺登各有千秋，异曲同工。

戈尔指出：“很多人全然不考虑这样一种前景，即美国政府可能逐渐发展成一个监控之国，而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将会威胁到公民的自由。”（111页——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中译本，下同）他举出了若干骇人听闻的例证。例如所谓的“网络安全威胁”和“反恐”，“被用作新的正当理由来建立一个世界上迄今所知最具侵入性和最强大的数据收集系统”，这个系统于2011年1月在犹他州奠基，预定2013年年底投入使用，它有能力“监控所有美国居民发出或收到的电话、电子邮件、短信、谷歌搜索或其他电子通讯（无论加密与否），所有这些通讯将会被永久储存用于数据挖掘。”（115页）

戈尔在斯诺登之前已经揭露和批判了“棱镜门”

戈尔所揭露的上述系统，已经是丹·布朗在15年前的小说中详细描述过的“数字城堡”的升级版。写小说虽然难免虚构，但丹·布朗总要有一些来自生活的素材吧？从戈尔《未来》中所揭露的情况来看，美国对公众的监控历时已久，政出多门，有多种多样的项目和途径。例如戈尔说，“据一位前国家安全局官员估算，自‘九一一’事件起，国家安全局已经窃听了‘十五到二十万亿次’的通讯”。（112页）

在斯诺登揭露“棱镜门”之后，奥巴马和美国政府官员纷纷出来为美国情报机构进行徒劳的辩护。在他们的辩护中，“授权”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措词——仿佛有了“授权”，这种监控行径就变得合法和正义了。对此我们可以看看戈尔在《未来》中是怎么说的：

“《互联网情报分享与保护法案》就是一个准许政府在有理由怀疑网络犯罪时窃听任何在线通讯的美国法律提案，……但是在该法律广义条款下可被视为有嫌疑的互联网通讯量如此巨大，以至于该提案实际上免除了政府部门遵守其他各种意欲保护互联网用户隐私的法律的义务。”（115页）

也就是说，有了该提案，“其他各种意欲保护互联网用户隐私的法律”实际上就会统统失效。戈尔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甚至引用了幻想小说《一九八四》来说事：“连乔治·奥威尔都可能会拒绝此类例子出现在他对一个警察国家权力的描述中，以免读者认为不可信。”（113页）

斯诺登为《数字城堡》和戈尔补充了细节

斯诺登为《数字城堡》和戈尔补充了细节

现在让我们来重温三个时间节点：丹·布朗的小说《数字城堡》出版于1998年；戈尔的《未来》出版于2013年——但戈尔肯定在至少在数年前就开始为该书准备材料了；斯诺登向世人揭发“棱镜门”是在2013年6月。

在小说《数字城堡》刚出版时，读者如认为故事中的“数字城堡”纯属想象，固无不可；但戈尔作为一个在政治上大有身份的人，不可能在书中仅凭想象就信口开河，所以《未来》中揭露的相关内容，对于理解斯诺登和“棱镜门”大有帮助——斯诺登以一个“起义特工”的身份，为《数字城堡》的想象和戈尔的揭发提供了骇人听闻的细节和证据。

既然戈尔已经在斯诺登之前就立场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了美国政府对公众的非法监控，那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戈尔会对斯诺登持什么态度？《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戈尔时直接向他问了这个问题：如何评价“棱镜门”？戈尔是这样回答的：

我觉得对这件事情历史会给出一个更好的评价，而不是我们现在所作的评论。毫无疑问的是，充分的证据证明，斯诺登的行为违反了美国法律，……但他揭露的事件是很让人感兴趣的。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得等待历史的评判。（2013年7月25日《南方周末》）

从上面的回答中，谁都看得出戈尔对斯诺登是同情的，他的这个回答和《未来》一书中的有关立场也是完全相容的。

（完）

栏目嘉宾阵容（刊发不分先后、继续扩容中）：

文化社科：赵启正、江晓原、谢宇、彭凯平、季卫东、杨燕迪、文军…

国际：苏格、杨洁勉、刘鸿武、杨剑、潘光、王义桅…

历史：熊月之、苏智良、郭小凌…

哲学：冯俊、杨国荣、倪培民、吴新文、童世骏、顾红亮…

经济：权衡、陈宪、高帆  …

文学：孙甘露、汪涌豪、戴从容、罗岗 …

（感谢新著责编及所在各大出版社支持！）

栏目策划、编审|李念

图片来源|网络

微信编辑|袁圣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