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房行走  走进南大人的书房

学者介绍

张学锋，男，1962年生。1985年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毕业，1988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至2001年在日本京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东洋史学）。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三国—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京都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及历史研究、东亚古代文化交流史。主要成果有《东晋文化》《中国墓葬史》《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学术论文近百篇，译著30余种。

张学锋教授在自家的走廊书房中

我的书房 | 张学锋

人文学科的教师家就是书多。

我住在龙江的高层住宅里，房产证上虽然写着105平方，但进门后三房一厅厨卫加上一条长走廊，算上边边角角总共才89平方，要想放进哪么多书着实不易。考虑到人醒着的时候在书房里度过的时间应该是最多的，于是将唯一一间朝南有阳光的房间做了书房。四面墙壁，留下一个门道和两扇窗户外，其他空间就全部是书橱和书架了。甚至在一面墙上还设计了简易的密集型书架，以便收纳更多的书籍。书房之外，除主卧为保持极简风格而不置书籍外，次卧、走廊、客厅都放上了书架，甚至连卫生间的坐便器旁都安置了书架，放些医学、养生、烹饪一类的闲书，以便利用那短暂的几分钟。走廊书房在白炽灯光的映照下显得特别温暖，成为寒舍引以为豪的亮点。客厅中除餐桌、餐柜、电视外，亦无其他家具，安置了书架，放些装门面的书籍，还在一个角落专门设置翻阅新书的坐席。家中有个书房客厅，不自觉中赶了个时髦。

常用图书

自行设计的简易密集型书架

走廊书房

客厅书房

读闲书小坐

学院从鼓楼搬到仙林后，教师终于有了自己的个人研究室，于是家里放书的压力大大减轻，但仅三四年，研究室的书又快塞满了。

研究室书架

幸亏我不喜欢藏书，持有的书基本上都是日常使用的。不仅不藏书，而且还喜欢处理旧书。除少数具有纪念意义的书籍外，长期不用或意识到这辈子不可能用到的书就会处理掉，让需要的人去用。也正因为如此，我几乎没有体会过藏书爱好者淘到宝贝后的那种喜悦和欢愉。

我只是一个读书的人，因此，今天想聊聊自己在京都大学求学期间的读书感受。

走廊书房查阅资料

在京大读书的日子

1993年春天去京大之前，我已经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了近5年，也发表了几篇论文，参编了二三种教材，但真正意义上的读书，是从京大开始的。

我在京大的专业是东洋史学(Oriental History)。京大东洋史的导师们几乎不会具体指导你什么，但不多的几句话总会让人终生受用。

博士入学考试，除常规的外语、文言文训读外，最主要的就是提交一篇4万字（日文）以上的代表作，以便导师组据此判断你是否具有在未来几年内写出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学位的潜力。砺波护先生是论文的主审，事后他找我去他的研究室，指出了论文中的诸多不足，有一点我至今难忘。砺波先生问：“你引了中华书局影印的明刻本《册府元龟》，这几个字，你知道宋本中作何字？”我当时不知道中华书局已经影印出版了《宋本册府元龟》，甚至都不知道有残宋本的存在，彼时的困窘至今难忘。意思相近的话还有永田英正先生的那句话：“这条史料，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存在于这里？只有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下一步的研究才得以展开。”两位先生的切入点不同，但异曲同工，指明了史学研究的正道。

学位授予仪式结束后与砺波护先生留影

《居延新简》读书会结束后与永田英正先生等合影

在国内，学生写了篇习作，总希望导师能帮着看看，提提意见。我曾抱着这样的惯性，拿着文稿想请砺波先生看看，希望能得到指点，以便交出更完善的论文。但砺波先生却笑眯眯地说：“别忘了你是京大的学生噢，自己的论文自己负责，等发出来了送我本抽印本做个纪念就行了。”

陈寅恪先生1929年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虽事隔60余年，但情势似乎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我还是成了令“神州士夫羞欲死”的“群趋”者之一，其中缘由无须多言。

京大除学校的综合图书馆外，各个学部都有丰富的藏书，人文研究所东方部更是收藏丰富。除人文研究所东方部外，其他各馆均可凭有效证件证自行入库索书，历届毕业生在办理简单手续后也能入库。人文所之所以不能入库，是因为人文所每位教授个人研究室的图书也在外借之列，因此必须得由管理员去教授室取书。

自己能入库索书，这一点让我非常惊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南大图书馆及各院系资料室，绝大多数师生是进不了书库的，必须在大厅查出书号，填好索书单，请工作人员入库寻找，不仅费时，而且往往空手而归。记得读本科时，舍友吐槽说，自己查了《后汉书》的书号请柜台工作人员入库寻找，半天后工作人员返回说“么得”。然后听到工作人员对同事表示疑惑，“奇怪，号是一样的，但书不一样”。舍友听了恍然大悟，原来中华版《后汉书》三个字全是繁体字，难怪工作人员不敢取书呢！

学生能自己入库，其意义不局限在找到自己想找的那本书，更重要的是在找书的同时能发现更多自己想读的书，找书、阅读就不再是单线条的，而是全面的了。不经意间看到一本书，取下，立于书架前翻阅，往往就会有意外之喜，甚至醍醐灌顶。

我的阅读地点主要在京大文学部资料室。文学部资料室按学科分为A—G7个书库。数年间，我徜徉在各书库之间，除主要阅读东洋史学、考古学、日本史学的藏书外，其他书库及各教授退休后整体捐赠的特藏库中的每一本书，我至少都用右手的食指点触过，因此，自己想读的书在第几书库第几排，心里大致都是有数的。

精深的学术著作往往是研究者一生的学术积累，因此虽然装帧简朴但定价却极高，通常都在人民币七八百元以上，一本书的价格远远超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居民的月收入。学术著作发行量小，一旦绝版，流入旧书店的书则价格更高。我自己购买的这类书籍总共也不过40余种，但对一个留学生来说已捉襟见肘。日本的复印极其便宜，京大附近有好几家自助复印店，最便宜的A4纸一页才4日元，相当于3毛钱。如果从资料室借出一本400页的学术著作，复印费约60元，装订费约30元，如此，原价七八百的书籍，不到一百就能入手了。在京大那几年，我有相当多的时间花在了找书、复印、装订的三点一线上，这类自制的书籍至少有百种以上。

厚重的学术著作

复印装订的学术书籍

与学术著作相比，日本的一般图书则相对便宜，通常在三四百元左右，装帧也比较花哨，其中有好多与自己学科相关的书其实也都是专业性很强的，因此，这一类的书购读得比较多。还有一种更便宜的“文库本”，小开本，便于携带，是外出途中的最佳读物，价格通常在五六十以下，旧书店里的更便宜，通常不到十元。一些学者的专著正式出版多年后，往往还会出版文库本，如小野胜年的《入唐求法巡礼行纪校注》、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西嶋定生的《秦汉帝国》等都有文库本，甚至连《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译注》这类史料校释也有文库本。我曾在兵库县的姬路独协大学兼职5年，每周一到两次往来于京都与姬路之间。独协大学给的是新干线交通费，但我坐JR新快速，虽然一个来回路上要花4个小时，但省下来的交通费可以买书，也可以和同朋喝酒，辛苦一点也就在所不辞了。其实途中的这4个小时，至少有两个小时是在阅读，5年间在JR新快速上读过的文库本不下百余种。在夕阳下飞驰的车厢里安静地读书，成为今天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面向广大读者的学术书籍

文库本书籍

购书、印书、读书之外，在京大期间还有一种学习花费了许多时间，即复印期刊资料。由于借阅、复印极其便利，因此，将各类学术期刊中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论文复印后按“北朝墓葬”“北朝壁画”“佛教艺术”等专题分类装盒，便于随时检阅。这一类的整理盒前后总有四五十盒。在网络资源高度丰富的今天，这样的资料收集工作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然而，走进期刊书库、翻检相关论文、选择复印篇目、借出复印装订、分类入盒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学者的成长过程，对我而言绝非徒劳。

期刊复印资料整理盒

求学阶段的读书生活给我留下的最宝贵的经验是：一定要精读几种前人的著作。在南大求学期间，虽然精读过部分汉唐史料，但却无暇精读前人著述，真正开始精读是到了京大以后。精读的第一种书是大川富士夫的《六朝江南的豪族社会》，该书1987年出版，篇幅近四百页，精读过程费时一年。书中引用的每一条史料都找出原书来核实，引用的每一篇文献，必须找出来阅读，出现的每一个人名、地名必须对之了解，加上日语单词、语法、惯用法，每一项力争做到无死角。虽然看起来只读了一本书，但涉猎到的历史文献和前人著述却不下百种，而且还完全掌握了日文的学术写作。更重要的是，《六朝江南的豪族社会》精读完后，这部书已不再是大川富士夫的“专”著了，它成了“我”的书。此后精读的还有谷川道雄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和《偃师杏园唐墓》等几部。

经常跟学生们说，精读一两种专业书籍是跨入学术研究门槛的第一步，有志于继续深造的本科生，这个过程最好在本科阶段就能完成。选书不一定要名人名著，能发现书中的错讹和不足，才是促使你继续读下去的最大动力。

我在京大生活学习了8年，在图书馆、资料室坐了5年冷板凳，5年以后才陆续撰文发表。在接下来的3年间，先后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史林》（京都）、《东洋史研究》（京都）、《文史》（北京）、《中国史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中国史研究》（大邱）、《古代文化》（京都）等学术刊物上发文9篇，在此基础上完成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取得了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东洋史学）学位，学位证编号168号。

学术成果

学术成果

张学锋教授推荐书单

1.马长寿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

推荐理由：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基本上是基于传世文献展开的，但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地下出土文献越来越丰富，出土文献研究渐成显学，但要将出土文献从“文献”的概念中剥离，使之成为历史研究的“史料”，其间尚需付出更大的努力。马长寿该著虽然利用的是传世碑铭，但其在深厚的历史学背景下利用传世文献以外的实物史料的方法，非常值得出土文献的研究和利用者借鉴。类似的推荐书目还有鲁惟一《汉代行政记录》（于振波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张学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利用出土简牍对汉代的“文书行政”展开的研究，传统史学研究不曾关注亦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迎刃而解。

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推荐理由：该书是唐长孺晚年口述由弟子精心整理的巨著，凝聚了作者平生对汉唐历史变迁的认识，是研读中古历史的高级入门书。正像著者创立的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的所名那样，魏晋至隋唐的三至九世纪，是著者的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历史分期概念。在精读此书的基础上，可以继续研读其《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含续编、拾遗）等专著，了解其对具体历史史实的精深研究。

3．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张学锋、马云超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推荐理由：宫崎市定是东洋史学者，主要成果虽然集中在中国史领域，但从其最重要的论文集《亚洲史论考》这个书名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史学视野至少是亚洲史的，推而广之，无疑又是世界史的。如何在亚洲史甚至世界史的框架内来认识并研究漫长的中国历史，阅读这部《亚洲史论考》应该是前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阅读其《九品官人法研究》（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年）等学术专著，对专业水平的提升大有帮助。

4.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

推荐理由：《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年初版），充分利用考古实物资料，结合历史文献，令人信服地将中国历代的服饰演变诠释得十分详尽周密，是一本成功利用考古资料为历史学尤其是古代社会生活史和民族文化史研究服务的最佳样书。

策划 | 程章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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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 翟晓娟

编辑 | 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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