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房行走 | 第三十五期：走进童强教授的书房
上书房行走 走进南大人的书房
学者介绍
童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高研院兼职研究员，曾任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艺术理论、思想史、空间哲学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艺术理论与空间实践》（2019）、《中国政治思想史》（2018）、《空间哲学》（2011）、《嵇康评传》（2006）等。
作为精神掩体的书房丨童强
读书人总是不太好意思说自己，说自己的书房就更有些惶恐。惶恐有二，一则当学者退回到自己的书房时，就再没有退却的余地了。二则书房难免是学者的光晕，真的得意起自己的手工所需要的材料与工具，似乎活得又不够通透。
书房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学者的工作状况、学术状况，是学者的写照，特别是其内在本质的折射。所以，我很担心聊着聊着书房，自己本性上的笨拙与偏狭都会不经意地暴露出来，问题在于通常这种情况下，自己往往不会觉得。热情的演讲者讲得非常投入的时候，能意识到已经过了饭点的听众颇有些不耐烦的情绪是非常困难的。
1990年我的书桌
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房是学者的精神掩体，读书就是在为自己修建这样一个永久性的掩体。这当然不是说读书人要与世隔绝，而是说书房在必要时能够抵抗外在的纷扰，是一个安静所在，一个最容易找到自己的地方。一位学者，特别是人文学者说起自己的书房，这意味着自我的敞开、透亮。掩体的内部，是读书人最温柔的地方。揭开自己脆弱的一面，当然不免有些惊慌。
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不论怎么说，现实生活中的饱学之士常常会引起人们的敬畏之心。欧洲中世纪的人们认为教皇西尔威斯特二世是一个术士，因为他读了书，能使人产生玄奥的恐怖。这无疑能够增强教会的权力，难怪到了现代，教皇仍在新年来临之际要用多种语言向信徒祝福新年。同样，中国古代社会始终采用古奥的文言以及华美的骈体撰写公文，无疑就是想拉开朝廷与草民之间的距离。那些能写出华美文章的官人，都仿佛怀揣着五色笔，被人们视为神人、天人，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想想一个官员用某种奇怪的腔调宣读皇帝的诏书，或者县太爷在衙门大堂上宣布判决时，小民匍伏在地，浑身战栗，却一个字没听懂，那是该如何的惊恐，完全搞不清眼下的状况直接造成蒙昧。小民听不懂、看不懂的官话天书，凭空造成官民天壤之别。官用御用成为古代文学最为突显的功能。用这种与口语相去甚远、庄重典雅的、须耗费十年二十年才能掌握好的文言来书写公文，正是文学家可以发挥天才的地方。文学经久不衰。
知识、技能带来威望。但罗素认为，进入现代社会，由于教育的普及，知识者的权威降低。如孔乙己一般的知识者失却了自尊。罗素声称，现代知识的核心——科学知识尽管掌握起来非常困难，但它本身并不神秘，努力掌握科技的人并不会引起人们的畏惧。他说：“科学使人对自然界的进程能有一些真正的了解，因而打破了人们对于巫术的信仰，也就是打破了有学问的人的尊敬。”（《权力论》30）现代人与科学知识之间的距离大大缩小，知识的魅力日渐消解，以科学为代表的知识的神秘感不断消失。
事实上，人们对于学问的敬畏，并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围绕知识所形成的外在光环，知识的“外观”具有魅力、魔力。古代诗话中流行着得了病可以念诵老杜血肉模糊的诗句加以疗治，正是魔力的神话。知识的光环正如本雅明所说的艺术品的光晕（aura）。艺术品以其原创性，唯一性置于特定的神圣的空间场所，观看者怀着崇敬，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凝神观看。艺术品由此带上令人膜拜的光晕，书房则是读书人的光环。
1998年与导师莫砺锋教授的合影
与导师莫砺锋教授合著的书
所以，学者对于书房的建设常常不遗余力，或以规模数量取胜，或以版本精良令人赞叹，或是书房敞亮，文房四宝，古玩字画，一应俱全，古色古香，让人艳羡不已。光晕是需要的，没了光晕让知识分子如何行走江湖。每个人都需要自带流量，多少而已。
当然，书房不能仅仅作为光环，显现知识华丽的外观，它本具有实用的功能、一个可以干活的地方。我喜欢把它比作作坊，它就是一个作坊。既然是干活的车间，就有些杂乱，陈设也不那么讲究，还要容忍各种楼上楼下装修的交响。不过，我更喜欢给书房配上巴赫、莫扎特、斯卡拉蒂的乐音，用以抵抗嘈杂或者枯寂。书房难以上镜，收拾一番给它拍照，其实就多少不太像日常的书房，但收拾上妆毕竟是保持学者自我光晕的必要环节。
最早买了哪一本书已经不记得，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肯定是买得最早的那些书当中的一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出版，购买日期是1980年8月26日，我不到20岁。虽然上了大学，但专业并不是美术，我却买了一本并非自己专业而且也读不太懂的闲书。这构成了我买书的风格。
当时没有什么钱买书，工作之后用工资买书。对于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工资来说，花10.10元买一套十册的《史记》实在太贵。隆重起见，与当时第一任女友——我现在的妻子两人一道去买书。书买得太多，有时不得不向女友借钱。为了拖欠或赖账不还，索性邀请赞助方一同参加购买仪式。中山东路的那家新华书店，那座大楼还在，记忆犹存。
2007年又搬了一次家，书房终于大了些，但很快书就溢到了地板上。
溢到地板上的书
现在的书房一角
书架上的书
现在的书房一角
书房中书的数量多还是少，可以一望而知。这是书房光晕的最显著特征。郑振铎藏书十万册，阿英藏书十万册，不谈别的，就是数量也会让人们震惊。这么多图书，一般学者很难办到，在今天房价极高的情况下，买得起书，还得买得起能放下十万册图书的房，是个难事。
学者个人拥有多少图书，本是因人而异。个性、研究领域、公共图书馆的支持程度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个人图书的状况。一位社会学家有书8000册与历史学家拥书2万册，严格说来两者没有多少可比性。事实上，有的学者藏书比我多，学问做的比我好；有的学者藏书比我少，学问做的也比我好，所以，书房里书的多少（当然不应该太少），对学问的影响不是最关键的。
什么才是关键？叔本华《关于思考》一文中说：“藏书再多的图书馆如果不加整理的话，对我们的益处还不如规模少但整理有序、分类清楚的藏书室。”这表明个人书房中的图书实际上存在着某种隐形结构，它们总会按照书房主人的需求与偏好排列。公共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原则在这里是不起作用的。那些摆放得有些杂乱的书，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几本书，在使用这些图书的学者那里，正有着某种结构。一本海德格尔该放在哪里，是与胡塞尔放在一起，还是与荷尔德林放在一起，是与尼采放在一起，还是与庄子放在一起，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完全不一样，怎么放置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理由。藏书的隐性结构只有学者自己知道，当然同行专家来看，多少也可以看出来些端倪。陈国符本留学德国，专攻纤维化学，但后来又研究道教炼丹术，写成了《中国外丹黄白法考》，如果我们能走进他的书房，一定会看到化学与道藏并置的奇特场面。季羡林70岁以后研究糖史，写有一部《糖史》80万字。这一研究也无疑会改变他70岁以前藏书的布局。
书房图书的内在结构多少反映了学者的知识结构，特定的知识结构对于学者研究的影响大大超过我们一般的想象。从事学术研究时，我们多半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知识结构、知识背景，但结构往往是结构性地产生深刻影响。季羡林如果没有东方语言、跨文化交流的知识结构，他可能不会敏锐意识到糖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激发持续近20年的探索热情。同样，没有化学方面的专业知识，道教炼丹术的研究是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进展，而陈国符的知识结构正符合了这样的需求。
2006年与周勋初先生合影
对于人文学者而言，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非常漫长，也非常重要。应该鼓励学生、年轻学者自己的学术兴趣，宽容他们各种独特的探索模式，给予他们更多的时间依照自己的兴趣与性情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但今天的学生显得特别忙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安排了规定的课程，那么要形成自己独特的异质性的知识结构就会非常困难。只有知识结构不同，只有结构本质不同，才有可能真正推动研究者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完全按照清儒设想的经学训练模式，很难促进当今的人文学者实现学术观念的突破以及研究成果的创新，尽管今天的人文研究反而离不开经学的修养。人文学者的独特性是从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开始，而不是在自己的项目研究那里形成的；异质的知识结构形成，恐怕又是从“乱”买书开始的。只有感到自由，没有僵硬的尺度，一个学习物理的青年才会茫茫然买了本《现代绘画简史》回家。
出版的著作
童强教授 |
推荐书单 |
1、《四书章句集注》朱熹著 中华书局
2、《鲁迅全集》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3、《莫砺锋诗话》莫砺锋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4、《蒙田随笔全集》蒙田著 译林出版社
5、《叔本华论说文集》叔本华著 商务印书馆
6、《时代的精神状况》卡尔.雅斯贝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7、《艺术的故事》 贡布里希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
8、《艺术的真谛》赫伯特·里德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9、《理性史》弗朗索瓦·夏特莱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科学与近代世界》怀特海著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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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 上书房行走-走进南大人的书房
策 划 | 程章灿
统 筹 | 史梅
执 行 | 翟晓娟
编 辑 | 陈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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