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
可以几乎不夸张地说，在推荐中国通史的书单中，如果没有这本书，那么这份书单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
《国史大纲》何以经典？
先说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钱穆先生出生于1895年，值甲午战败，国家多难之秋。他曾说，自有记忆以来，亡国与饿死是压在心头的两重阴影，中国会不会亡是他思考最多的问题。国家存亡问题时时刻刻压迫在钱穆的心头。
1931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了近百年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卢沟桥事变后，局势急剧恶化。“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国史教育亟待加强。
钱穆辗转香港、湖南、直到云南，来到西南联大任教，教授中国通史。同事陈梦家教授两度力劝钱穆，“宜应时代之迫切需要，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可使全国青年受益”。从1938年5月起，钱穆利用上课余暇，历时一年，在宜良城外岩泉寺完成了名作《国史大纲》。
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史大纲》后，“学者交相称誉，群推为中国通史之最佳著作”。本书也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強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
再说它的独特学术价值和影响。
《国史大纲》“引论”表达了钱穆先生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
（一）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
（二）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昭军老师撰文评述：
综合钱穆所说，围绕民族救亡这一根本问题，《国史大纲》至少负有三项任务。第一，简要阐明“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指出中国“生力”何在。第二，客观映照出“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指出中国“病原”何在。第三，由认识而了解，由了解而生感情，让国民自觉醒悟到“我该怎么办”。径言之，《国史大纲》的问题意识来自于现时，答案则返求诸历史。钱穆所著《国史大纲》以历史思维回答现实问题,力主维护和衍续中国历史传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该书独特的学术理路。其一，以文化为本位观察中国历史：中国的生命活力在文化，当下的中国仍需在发扬固有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寻求突破。其二，从会通的角度解释中国历史：中国因融和而壮大，因贯通而持久，所恃的是文化而非武力，当下的中国仍处于融会外来文化而发展壮大的进程中。《国史大纲》一反“中国停滞论”、“专制论”、“封建论”等说法，展示了中国重统一、尚和平、不断趋于平等化的传统，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挚意，坚定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该书解决问题的理路，于今人不乏重要启示。不夸张地说，文化本位和整体观念堪称打开《国史大纲》、走进钱穆思想世界的钥匙。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字宾四。钱穆九岁入私塾，熟习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1913-1919年任小学教员。1923年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钱穆是一位将其学术研究与对国家民族存亡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中国名士，其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倾注了无限深厚之感情与关怀。举凡中国古代史学、文学、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学、地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无不涉猎，成就斐然。其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他以其卓越著述和崇高人格被景仰者们尊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回望过去，珍重未来。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饱含的深沉敬意和热爱，值得我们学习和珍重。今日分享15段话（本文整理为简体横排），一起了解我们本民族的历史。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推诿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家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2.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惟借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归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向”。3.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解，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凡今之断脰決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故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悔者在也。4.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贵族阶级之必须崩溃，平民阶级之必须崛兴，实乃此种文化酝酿之下应有之后果。此下战国兴起，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而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学术之黄金时代者，其大体还是沿袭春秋贵族阶级之一分旧生计。精神命脉，一气相通。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5.先秦诸子注意教育者莫如儒。（道家根本主张绝学不教。法家仅主刑名法律，如赵高之教二世是也。墨家、农家之教，不适于实际。其他皆所以用世，非所宜教幼。）故苟主幼小必教，则儒业必兴。中国无宗教，儒士本自友教贵族子弟起，故汉文用贾谊，则以为长沙王太傅，又以为梁王相，武帝之用董仲舒亦然。儒家在汉初，仍以友教青年贵族为第一要务。6.汉政府自武帝后，渐渐从宗室、军人、商人之组合（汉制虽禁商人入仕，然以赀选，富人其先皆商人也。），转变成士人参政之新局面。……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朴素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不可谓非当时的又一进步。7.此项制度之演进（按：指察举到科举），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更重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使政府性质确然超出乎王室私关系之上而独立。8.因东汉人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故王室倾覆后，再不能重建一共戴的中央，而走入魏晋以下之衰运。然东汉士人正还有一种共遵的道德，有一种足令后世敬仰的精神，所以王室虽倾，天下虽乱，而他们到底做了中流砥柱，个别的保存了他们门第的势力和地位。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此自东汉下半节已有此端倪，至三国而大盛。然而此种趋势，苟有一个更合理、更伟大的思想起来，未尝不可挽回。惜乎魏、晋以下的思想，又万万谈不到此，中国于是只有没落。9.长安代表的是中国东、西部之结合；首都居在最前线，领导着全国国立向外发展的一种斗争形势。洛阳代表的是中国的稳静状态，南、北部的融洽；首都居在中央，全国国力自由申舒的一种和平形态。……直到隋、唐，依然是起于西北，统一中国，而并建长安、洛阳为东、西都，兼有了向外斗争进取以及向内和平申舒的两种形势，十足的象征出中国大一统盛运之复临。10.南朝的王室，在富贵家庭里长养起来，（但是并非门第，无文化的承袭。）他们只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与门风，又没有领略得名士们所研讨的玄言与远致。在他们前面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11.五胡虽居内地，已受相当汉化。但彼辈所接触者，乃中国较旧之经学传统，而非代表当时朝士名流之清谈玄理。南渡以还，士大夫沦陷北方者，不得不隐忍与诸胡合作，而彼辈学术涂辙，亦多守旧，绝无南渡衣冠清玄之习。……是五胡虽云扰，而北方儒统未绝。12.官吏在政治上的责任，现在（按：指西魏宇文泰时期）又明白的重新提出。而当时官吏的任用，尤能打破历来氏族门第的拘絯(gāi)。……于是以前的官吏，为门资所应得；而此后的官吏，则将为民众负责任。此种意识，不可不说是当时一个极大的转变。13.中国社会机构，自汉武以下，不断以理想控制事实，而走上了一条路向，卽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手工业与兵士为农民之分化。而商人只成旁支。因此社会理想除却读书做官，此种人在唐以前卽为门第中之家长，宋以下则为社会大众学业上之师长。便是没世为老农，市井货殖，不是一条正道。此种倾向，自宋以后更显著。宋人所讲学问，与经商牟利意义极端冲突。因此好利贪财者，亦盛置田产，而不事货殖。14.宋、明以下之社会，与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门第消灭，社会间日趋于平等，而散漫无组织。社会一切公共事业，均须有主持领导之人。若读书人不管社会事，专务应科举、做官、谋身家富贵，则政治社会事业，势必日趋腐败。其所以犹能支撑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赖此辈讲学之人来做一个中坚。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之力量。晚清以来，西化东渐，自然科学之发展，新的工商业与新的都市突飞猛进，亟待有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他们热心讲学的目的，固在开发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终目的，则仍在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的世界。开发民智、陶育人才为第一步，改进政治为第二步，创造理想为第三步。宋、明儒理论上的世界，是「万物与我一体」。张横渠之西铭为其代表作，此即上古先秦相传之一种全体观念也。所由认取此万物一体者，在我谓之「性」，或称「仁」。在外谓之「理」。或称「天」。程明道之识仁篇，程伊川、朱晦庵之「致知格物」、「居敬穷理」之口号，即由此生。认识此理后应有之活动或工作，则为大学一书所包括。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三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条目是也。
文摘整理（邢灏玥）自《国史大纲》
参考文献《钱穆经世史学的学术理路——以<国史大纲>为中心的讨论》（张昭军）
《中国文化史导论》（简体横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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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本 书目：
《国史大纲》
《先秦诸子系年》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中国文化史导论》
《国学概论》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史记地名考》（上、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