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加仙等｜教育中神经神话的可视化分析及教育启示

摘要：丰富的教育神经科学成果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纵深发展和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对神经科学成果的误解和误读却造成了一个亟需清除的障碍——“神经神话”。神经神话在教育系统中普遍存在的这一现状，严重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发展。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因此，本研究对2012—2022年来发表的关于神经神话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与总结，揭示了神经神话流行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最后提出了一些教育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神经神话 ; 教师教育 ; 可视化分析 ; 教育神经科学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8期 #学习科学栏目

作者简介

周加仙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员、博生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副理事长，《教育生物学杂志》执行主编，民进上海市妇女儿童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教育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与教育实践的转化与应用。

张志聪，通信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神经科学，二语教学，教育技术的神经机制研究。

目录概览

一、引言

二、神经神话的研究现状

三、神经神话与教育的关系研究现状分析

四、神经神话与教育对策

第八期 2023

一、引言

随着教育神经科学的发展，教育与神经科学的联系愈加紧密，“基于脑的教学和学习”也成为流行的趋势。教育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在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同时，由于学科沟通不足，加上许多在职教师没有系统地学习教育神经科学的知识，对科学实验成果与教学实践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些误解（Aronsson, 2019），导致教育中“神经神话”（neuromyth）的产生。神经神话的流传使得教育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无法被有效地应用到课堂教学中，严重影响了教育神经科学的转化与应用。因此，在新近关于教育神经科学发展趋势的文献中，多个研究者都提到了要对教育中的神经神话保持警惕，同时应加强对神经神话的测查与反思（陈丹 & 刘璐璐, 2021; 邢强 & 张美琦, 2021; 张婧婧等, 2021）。

200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探讨脑科学的进步如何影响教育实践的报告中，将“神经神话”定义为一种错误观念，一种对脑科学研究观点的误解、误读或误用（OECD, 2002）。“神经神话”虽来源于神经科学，但是它在演化的过程中偏离了神经科学的本原研究。“神经神话”通过运用科学的权威来增加其细节论述的合理性，同时引用科学研究或者科学家的话语等增加其“可信度”（周加仙, 2008）。因此，神经神话中常常保留着少部分科学知识，而正是这些残余的科学元素支撑着神经神话的流传，使之获得广泛的影响力与可信度，从而免除科学的审查与逃避人们的质疑。神经神话通过各种信息途径可能对校长、教师、学生、家长们的教育观点带来不良的影响，教育者如果信奉并在教学实践中执行神经神话，就容易使有限的教学资源被浪费（Dekker et al., 2012）。这些错误观念会导致教育者将时间和资源分配在无效的教学上，而不是使用已经被证明的有效策略（Bissessar & Youssef, 2021; Dunlosky et al., 2013）。因此，对于教育中的神经神话，我们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一项在我国华东地区（上海、江苏和浙江）开展的关于神经神话的调查结果发现，有71%的中国教师持有神经神话的观念和对脑科学知识的误解（Pei et al., 2015）；另一项对西部甘肃地区中小学校长开展的调查也发现了神经神话具有广泛的流行率（Zhang et al., 2019）。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我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在教育工作者中都存在和流行着神经神话（Cui & Zhang, 2021），这是一个令教育者担忧的结论。然而，国内学术期刊对神经神话的主题关注得还相对较少，并且更多地集中在理论思辨层面上（陈巍 & 汪寅, 2015; 李烨 & 叶明, 2010; 武志峰, 2021; 周加仙, 2008），缺乏更深入的实证研究。神经神话具有文化上的差异性与一致性。文化背景的差异会影响教师对不同的神经神话产生不同程度的迷信（Pei et al., 2015）。而一项元分析报告了神经神话对十个国家教师队伍的跨文化对比，结果也比较相似（Ferrero et al., 2016），这说明，神经神话在全球不同文化国家的教育者中普遍存在。这种差异性和一致性启示我们对神经神话的研究需要立足本土的教育文化环境，同时借鉴国际研究成果，以推动教育神经科学更好地为教育者和学习者服务。

可视化的知识图谱是对教育文献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的一种方法，具有较高的研究质量，便于研究者全面审视一个主题的结构和研究热点、重点等信息（郭文斌, 2016）。因此，本文聚焦2012—2022年发表在外文数据库中有关神经神话的实证研究文献，对神经神话在教育研究中的基本趋势和动向、流行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本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国内教育神经科学研究者提供可参考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另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教育神经科学素养，为改善教学实践质量与效率等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和启示。

二、神经神话的研究现状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WOS）所有数据库，并使用VOSviewer软件对采集到的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数据库检索词为“neuromyth or neuromyths”，检索范围为所有字段，在不限定年份的条件下检索到149条相关文献数据（检索时间：2022年12月）。研究者通过年份（2012—2022）对数据检索结果进行精选后获取141条相关数据，占数据结果的94.63%。根据精选结果可知，对“神经神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12年之后，具体趋势见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从2012年以后该主题的研究文献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表明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神经神话”问题，但从文章总体数量上看，“神经神话”还并不是热门的研究方向。

（一）在神经神话这个主题上发文的国家和机构

对141个文献数据进行统计发现，在WOS数据库中2012年至2022年间全球共有35个国家145个机构发表过有关“神经神话”主题的文章，而发文超过2次以上的国家有19个，存在相互合作的国家有13个。其中，相互合作关系显著的国家有美国、英格兰、西班牙、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等，即在35个国家中，这几个国家的发文量较高，最高发文国为美国和英格兰。由此可见，目前“神经神话”的问题受到了不少国家的关注，美国、英格兰和西班牙等国家对“神经神话”的关注度和重视度比较高。这些数据也说明，神经神话是一个具有广泛性的国际话题。

（二）共被引期刊

目前关于“神经神话”的研究中最常引用的文献大部分来自《Mind, Brain and Education》《Frontiers in Psychology》和《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等期刊。共被引期刊共有816个数据，共被引用次数≥20次的期刊共有18个，其中共被引次数最高的期刊为《Mind, Brain and Education》（citations：199）、《Frontiers in Psychology》（citations：139）和《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citations：62）（图2和图3），这三个期刊主要属于教育学（Pedagogy）、心理学（Psychology）和神经科学（Neuroscience）领域，这说明神经神话问题得到了这三个领域的共同关注。

（三）神经神话关键词的共现

通过删除无意义词及合并同义词之后，本研究在141篇文献数据中获取了409个关键词数据，取关键词共现阈值≥3，获取一个由90个关键词构成的共现网络，具体如图4、图5所示。通过图4可以发现，最显著的节点除了神经神话（neuromyths）、神经科学（neuroscience）、脑（brain）、教育神经科学（educational neuroscience）之外，还有教师（teacher）、教育（education）、教师培训（teacher training）、错误概念（misconceptions）、学习风格（learning style）、神经可塑性（neural plasticity）等关键词，即神经可塑性、基因、错误概念、基于脑的学习和学习风格等是神经神话研究中常见的主题关键词。此外，如图5所示，以“神经神话”节点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子网络中显示该节点与“教育”“教师”“学生”和“教育神经科学”等节点之间存在显著的密切相互共现关系。由此可见，神经神话主要流行于教育领域当中，并涉及教师和学生群体。

三、神经神话与教育的关系研究现状分析

研究者进一步对“神经神话”在教育中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基于文献检索的结果发现，当前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以“神经神话”为核心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围绕问卷调查、干预研究等实证分析和理论综述来展开的。其中问卷调查主要是对各国教育者群体的神经神话流行率进行分析，并且对人口学因素做了相关和差异检验。干预研究则探索了一些对减少神经神话信仰程度的有效的、可行的措施。另外，也有少部分的研究通过实验的方式探究了教师神经神话来源的心理和认知因素（Luiz et al., 2020; Potvin et al., 2020; van Elk, 2019）。下面我们将详细分析神经神话的实证研究结果，包括流行率分析、影响因素分析和干预措施分析。

（一）教育者中神经神话的流行率

研究者通过对Web of Science、谷歌学术和Scopus数据库进行综合检索，筛选范围集中在发表于2012年至2022年的同行评议期刊上，主题聚焦于调查教育者群体中与“神经神话”流行率相关的研究，最终共检索到35篇相关文献。经过整理后发现，调查对象覆盖了从幼儿园教师到大学教师及教育相关人员（包括职前教师、教育专业大学生、校长及教育管理者等），具体调查结果详情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不管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价值观如何，教育者对大部分“神经神话”普遍认同，且这种现象似乎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显著变化（Rousseau, 2021）。神经神话中的“学习风格假设”“大脑半球优势”“大脑练习进行半球功能整合”“大脑关键期”和“大脑只利用了10%的容量”等论断在各国调查的数据中都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几乎可以被认为是教师神经神话观念的“重灾区”，而这些普遍流行的神经神话早在2002年OECD出版的《理解脑：走向新的学习科学》一书中就已经进行了阐述（OECD, 2002）。我们在2004年发表的系列论文就对神经神话中“大脑10%潜能”论断进行了剖析、对左右脑教育进行了批判（周加仙，2004a；2004b），并在《教育神经科学引论》《教育神经科学：学科建制与教育创新》两本著作中做了更深入的分析。

（二）教育中神经神话流行率的影响因素

基于表1可知，目前，许多研究都分析了教育者人口学因素在神经神话信仰上的差异。最常见的是性别、年龄、教学年限、学校层次和地点、阅读偏好、培训经历等。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果，比如女性教育者比男性教育者更容易相信神经神话（Ferrero et al., 2016; Hughes et al., 2020; Idrissi et al., 2020），不同学段（幼儿、小学、中学）教育者都同样容易受到神经神话的影响（Gleichgerrcht et al., 2015; Idrissi et al., 2020），教学年限对神经神话没有显著影响（Bissessar & Youssef, 2021; Craig et al., 2021; Hughes et al., 2020）。但有一些研究却没有得出统一的结果。比如，一些研究发现，性别并没有显著差异（Canbulat & Kiriktas, 2017; Torres & Alvarado, 2018）。导致这种结果不一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种：首先，调查人群之间的异质性较大，背景的差异导致结果无法统一进行比较；第二，由于在分析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时统计方法都过于简单，主要是相关分析、回归和差异检验等方法，并没有对各种背景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做深入的分析；第三，由于各个调查所使用的问卷工具并不统一，有一些问卷是自编和改编的，计分方式也不一样。因此，后续需要更严谨的元分析和实验设计来确定这些因素真正的影响和因果关系。

一些研究表明，教育者的阅读习惯也是神经神话的重要影响因素（Ching et al., 2020; Ruiz-Martin et al., 2022）。公众对神经科学的兴趣助长了神经神话的泛滥，而大众传媒为了使脑科学的信息能够轻松地被公众阅读和理解，在传播的过程中常常会过度简化地概括脑科学的研究结果（Fischer et al., 2010），这些传播上的缺陷很容易导致媒体向公众传播不相关的、耸人听闻的甚至是遗漏了重要证据的信息（Pasquinelli, 2012）。另外，市场在利益的驱使下，也会抓住教师群体对教育神经科学知识的兴趣，利用公共话语权操控信息并进行虚假营销，结果就使部分教师难以更好地了解教育神经科学，难以获得高质量的、基于可靠证据的信息（Hook & Farah, 2013）。由此导致了教育者对教育神经科学知识的一知半解，进而加速了神经神话的流传。前人的调查数据显示，教师们获取教育神经科学信息及神经神话信息的主要渠道有商业传播媒体（电视、杂志、社会媒体）、图书馆、心理学或教育学书籍、期刊、教师同事或有声望的教师等途径（Dekker & Kim, 2022; Kim & Sankey, 2018）。这些知识获取的渠道提升了教师群体关于教育神经科学的知识量，同时也促进了神经神话的广泛流行。

教师群体对教育神经科学的知识储备不足、缺乏相关的课程培训等是先行研究中最常提及的影响神经神话流行的因素（Ching et al., 2020; Pei et al., 2015）。Özdoğru & Balatekin （ 2018）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教师在缺乏神经科学知识基础但又对神经科学在教育中的应用抱有高度的兴趣时，教师更容易接受或认同错误的相关信息并受其影响，从而引发神经神话问题的产生。Tardif et al. （2015）也在他们的调查中发现了教师们更容易相信那些易于理解且易于与课堂教学方法相结合的神经神话，即与教学应用相关的神经神话更容易引发教师对该神经神话的信任。显然，当某一群体在缺乏一定的相关知识量时，该群体便很难对信息做出客观、正确或合理的判断。

正如Macdonald et al. （2017）的调查结果显示，对神经神话认同度最高的为普通大众（68%），其次为教育工作者（56%）、高神经科学接触人员（46%）。从数据上可以看出，高神经科学接触组的“神经神话”识别力要强于其他组，但依然有近一半的高神经科学接触人员认同了神经神话的相关表述。这说明有关神经科学的教育与培训活动有助于降低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神经神话现象，教师在学习真正的神经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些错误观念，或者也可能是接受了一些并不是非常严谨、科学的培训。因此，与神经科学相关的教育与培训需要加强对神经神话的识别力度，提供准确且具体的教育神经科学知识（Tardif et al., 2015; Varas-Genestier & Ferreira, 2017）。

但是，即使拥有更丰富的相关知识储备，也并不一定有助于提高信息识别的能力。有调查结果发现，在具有较高的一般神经科学知识储备的在职教师群体中也显示出神经神话的高流行率（Dekker et al., 2012; Varas-Genestier & Ferreira, 2017）。也就是说，在职教师的神经科学知识获取量越大，他们对神经神话的肯定性就越高。这个结果看起来似乎不合理，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参与调查的在职教师中大部分主要通过阅读专业性不强的大众科普读物来获取相关的知识。从表面上来看，教师们虽然确实接触到了更多的脑科学知识，也渴望将这些知识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但他们也有更大概率会接触并误解一些还未被证实的脑科学假设，会相信一些已被证实错误但依然被传播的信息（Dekker et al., 2012; Özdoğru & Balatekin, 2018; Varas-Genestier & Ferreira, 2017）。这也说明了非专业的媒体或读物更容易影响教师对脑科学信息的正确判断，这一点在Park et al. （2016）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相反，一般神经科学知识对职前教师来说却是一种保护性因素（Carter et al., 2020; Papadatou-Pastou et al., 2017），这表明将教育神经科学纳入大学课程可以有助于职前教师在正式进入教育领域前减少先入为主的神经神话信仰。

总的来说，对神经科学的热情加上缺乏正确的神经科学知识（Betts et al., 2019）、难以接触同行评审文章（Betts et al., 2019; Macdonald et al., 2017）、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交流障碍（Devonshire & Dommett, 2010; Howard-Jones & Paul, 2014）、文化和认知上的偏见（Pei et al., 2015）、证实偏差（个体具有寻找支持先验理论或信念的倾向）（Sarrasin et al., 2019）以及对科学证据的偏信（Ritchie et al., 2012）等因素都能促使个体更容易去相信神经神话（Dekker & Kim, 2022）。而提升教育领域人员对神经科学知识的辨别能力，也许还需要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及教育神经科学等领域与教育领域展开更多的合作与沟通，设计去伪求真的专业课程内容及实施课程培训等途径来实现。

（三）流行性神经神话对教育的影响及干预

误解或错误引用科学实证结果的神经神话现象与教学实践者息息相关。随着教育与神经科学之间沟通的增加，人们越来越担心神经神话的流行对教师群体及一线教学带来的影响。影响教师群体的神经神话通常会以“基于脑”的课程或书籍的形式出现，旨在指导相关群体做出“科学的教学策略”。尤为严重的是，某些培训机构通过使用虚假或误导的营销概念创建一系列所谓的基于脑科学的课程并向教师传播神经神话（Sullivan et al., 2021）。这使得一些想理解学生行为表现背后的“科学”机制的教育工作者们，在接受了伪科学的教育培训之后，往错误的方向去改变教学计划，结果导致教学效率下降（Gleichgerrcht et al., 2015）。教师们对严谨的教育神经科学研究成果日益增长的兴趣与不严谨、不科学、非专业的培训及科普读物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神经神话在教育领域的长期存在（Ching et al., 2020; Goswami, 2006; Howard-Jones & Paul, 2014; Privitera, 2021），这是教育领域不能轻视的问题。

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态度会通过自身的教学实践影响学生，并通过教学效果得到体现（Krammer et al., 2021; Mahmoudi et al., 2021; Painemil et al., 2021; Rincón et al., 2022）。目前已有调查发现，一部分教师想要或已经在课堂上使用基于神经科学研究成果的教学模式（Rato et al., 2013; Ruhaak & Cook, 2018; Zhang et al., 2019）。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师生表示对教育神经科学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并认为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能够对他们的教学管理工作起到促进作用（Bailey et al., 2018; Düvel et al., 2017; Ferrero et al., 2016; McMahon et al., 2019）。一项对中小学及高校教师的调查报告显示，大部分教师愿意使用这些得到脑科学研究“支持”的教学方法，并认为这有利于学生的学习（Tardif et al., 2015）。很显然，教师们对神经神话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相信这些错误观念会阻碍教学实践，但某些教育政策已经受到神经神话的影响，导致资源和金钱的不合理支出（Dekker et al., 2012; Grospietsch & Lins, 2021; Rousseau, 2021），这可能也会阻碍教师采取有效的教学程序（Busso & Pollack, 2015; Goswami, 2006）。因此，为了减少神经神话对教育的负面影响，有些研究者已经探究了一些降低神经神话流行率的干预措施（详见表2）。

根据表2可知，从研究方法上看，教育神经科学的教育和培训通常采用了前测-后测对比的研究设计，这是几乎所有先行研究都呼吁和使用的干预方法。职前和在职教师是主要的干预对象。职前教师主要是与教育相关的大学生，也有少部分实习教师和职前大学教师。从干预人数上看，在职教师占88.47%，职前教师占11.53%，对职前教师的干预研究相对偏少。在所报告的性别中，女性教育者占主要部分。教师可以在干预中对自己的知识概念进行测试和完善，从而减少对神经神话的信仰。研究发现，注重激活理性思维和减少直觉思维的干预方法能有效消除教师的神经神话。注重激活理性思维即要求干预者采用基于反驳性的（refutational）干预和教学措施。反驳性的教学要求干预者以产生冲突或不满的方式解决或激活错误概念，同时提供可理解的、合理的替代方案和可以为预测提供框架的证据这种类型的教学驳斥错误的概念，并以科学的替代方案取代它（Kowalski & Taylor, 2017）。鼓励教师参加教育神经科学研讨会等方法也是让教师在课堂上践行基于教育神经科学证据的教学实践的途径（Rousseau, 2021）。探讨神经科学与教育干预之间的复杂性以及神经科学理论在正规教育环境中应用的实证研究目前还相对很少（Dubinsky et al., 2019），需要后续更多的关注与研究，为有效的教育神经科学培训提供更有利的证据，降低神经神话在教师群体中的流行率。

四、神经神话与教育对策

在教育与神经科学整合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把教育神经科学的知识纳入到教师培训中。例如，美国某教师培训项目的国家认证机构（Leibbrand & Watson, 2010）、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2011）、国际神经科学学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200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07）、国际脑研究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等都提出，要将教育神经科学的知识作为教师教育的一部分。这为教师的学习、发展和教学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有力地促进了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目前我们通过互联网已经可以查到，在国外，有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布里斯托尔大学等80多所大学都已经建立了教育神经科学的专业或者研究机构；在国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也都陆续开设了教育神经科学专业，但这些学校所开设的教育神经科学课程在改善神经神话信仰以及提升教师神经科学素养的教学效果评估的实证研究方面，还相对较少。根据以上分析结果，为了减少神经神话的负面影响，我们为继续在教育中推行教育神经科学培训的措施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在政策层面，需要加强来自国家教师教育相关政策的支持。在师范生教育和教师职业教育中开设《教育神经科学》课程，让他们学习正确的教育神经科学知识，培养职前和在职教师的教育神经科学素养（Ansari & Coch, 2006; Goswami, 2006; Lindell & Kidd, 2011; Pickering & Howard Jones, 2007; Tardif et al., 2015），这将有助于推动教育的科学化和实证化水平。第二，在教师培训层面，需要提高职前和在职教师培训的科学性。教师培训的可靠性也需要有实证研究证据的支持，培训内容必须进行严格筛选，避免选取那些破坏科学共识的伪科学主张（Oreskes, 2019）。除了要向教师传授教育神经科学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还要赋予教师关于科学验证过程的知识（Gormally et al., 2012），使教师认识到身为教育者的批判精神和对科学的好奇和动机所具有的重要价值（Leibbrand & Watson, 2010）。批判性思维和理性思维能力应该成为教师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他们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接收的信息进行批判性评估，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培训效果。另外，不能仅仅局限在教育培训领域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还要在心智、脑与教育的跨学科环境下进行培训，要让教师能够接触到与儿童脑发育相关的知识，要基于教育神经科学的教与学的知识了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一些专业词汇的内涵（Carey et al., 2020）。第三，在教育者自我成长方面，教育者需要改变和优化脑科学知识的获取渠道。教师需要精选阅读渠道，提升网络检索能力，通过专业的阅读渠道获取可靠的教育神经科学信息，养成对研究成果的批判与质疑能力，提高科学鉴别力，推动科学实验与教学实践的双向互动关系。不管是在职教师还是职前教师，都需要改变阅读的习惯，寻找可靠的教育神经科学知识，学会阅读第一手原始研究文献，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的鉴别力，不能盲听、盲看和盲信。当前的教育工作者不是直接从科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来获取专业的信息，而是通过他人转述或者非专业性的新闻杂志等间接途径来获得神经科学的信息。由于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对教师来说，阅读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教师难以理解神经科学领域的专业术语与话语体系，导致他们没有阅读的兴趣。第四，在学术研究层面，需要增创一些针对教育神经科学领域的专业期刊，鼓励研究者发表一些能让教师看得懂的、经过同行评议过的科学论文。例如，专业期刊《Frontiers for Young Minds》就采用儿童和青少年担任期刊的同行评审的方式，让期刊的发表既准确又能让普通人能够轻松地理解科研发现（意得辑, 2018）。因此，如果让中小学幼儿园的教师参与教育神经科学相关论文的评审，既能够保证筛选的论文更加贴近教育实践的应用，也可以让教师有机会参与到期刊文章的编辑和修改过程中，鼓励教师主动对科学内容进行思考和消化，使其能真正地理解科学结果的来源和意义。最后，从交流合作层面，需要加强教育神经科学家与教育从业者的交流沟通。把神经科学知识和证据融入教育领域，提高教师的神经科学素养，需要多领域人员的努力。教师教育领域、神经科学领域、心理学领域以及教育神经科学领域的专家都应该共同为所需的教育创新做出贡献（Jolles & Jolles, 2021）。为此，我们需要搭建更多的沟通桥梁，比如举办教育神经科学学术交流会和工作坊、教育神经科学家进校园等宣传演讲等活动，让教师直接与教育神经科学家面对面，构建共同的话语体系。学校应积极鼓励教师接触教育神经科学方面的相关知识，提供渠道和经费支持，供教师参与教育神经科学方面的科学培训，鼓励教师积极主动地在教学实践中应用教育神经科学的发现，或者采用基于教育神经科学证据的教学方法。研究表明，加强研究者和教育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是减少神经神话的有效手段（周加仙, 2008）。这除了需要研究者关注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外，教育者也要主动参与教育神经科学的研究，成为知识的生产者，并且要通过建立实验学校等方法，积极培育教育者的学习科学能力和研究能力，使其成为知识经纪人（knowledge brokers），或者成为研究者和教育者之间的调节者，增加彼此之间的对话和合作（MacMahon et al., 2022）。

（周加仙工作邮箱：zhoujiaxian999@163.com；本文通信作者为张志聪：psychologyzc@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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