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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晏礼中「享年」

2014-11-22 晏礼中 一席

晏礼中,《生活》月刊资深记者。他的报道对象不是社会名流,而是平民百姓,数年来,他为快递员、卖唱人、乡村医生、矿工、艾滋病人管理者、话剧演员、狱警、退伍军人、巡道工等普通人勾画出了一幅幅精准而朴素的平民肖像。

「享年」

晏礼中是一席第五十三位讲者

2013.3.30 北京

在我的电脑里面有一个word文档,名字叫做「享年」。「享年」就是享受生命年数的意思,我是在自己三十岁生日的时候,给自己建的这么一个文档。

为什么要建这么个文档呢?因为我特别想知道,有哪些我喜欢的人,在他们30岁的时候就没了。这样如果我过了三十岁,我就觉得自己比他们值了。

上网一查我发现,英国诗人雪莱三十岁的时候没了,那时候他划着小船,在湖上旅行遇上暴风雨,他就淹死了;还有这一位,这是写「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清代词人纳兰性德,他在三十岁的时候病死了。

接下来,每年我都在我的word文档里面,添加着那些「享年」的名字,然后我发现自己活过的人越来越多。当我31岁的时侯,我发现我活过了黄家驹,32岁的时候,我活过了李小龙,33岁的时候,我活过了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大帝,34岁的时侯,我活过了蔡锷将军,35岁的时侯,我活过了唱《一生何求》的陈百强。

去年我36岁,本命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本命年是一个坎儿,我上网一查,我发现这个坎儿,英国诗人拜伦没有过,一辈子只娶了一个老婆的明孝宗皇帝朱祐橖没有过,还有深受宅男们喜欢的日本AV女星饭岛爱也没有过,但这个坎儿我过了。

我不光过了,还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本书。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这本书的名字叫《别处生活》。我写了20个普通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发表在我工作的《生活》月刊上。到现在为止,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八年。

说到记者这个职业,每个人对它的想象都不一样。前段时间,我们的中学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当他们知道我在当记者的时侯,都纷纷表示,记者好啊,可以游山玩水,吃吃喝喝的。

当然并不是每个记者都能够像那些体制内的记者一样,可以那么滋润,我们这本杂志经常派我去一些老少边穷的地区,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吃喝会变成一种负担。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里除了我身边那位穿白衬衣的那位兄弟,还有我还活着以外,其他的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他们都是艾滋病感染者。

我当时在云南思茅,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吃吃喝喝。我们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默契,就是我和摄影师吃这边儿的菜,他们就会吃另外一边儿的,好像一盘菜里边有一道无形的线,分隔着两个世界。

当然并没有一条实实在在的线来保证谁是不被感染的。有一天晚上,我刷牙的时侯,突然发现自己的牙龈出血了,我当时头皮一阵发麻,我心想完了,我知道虽然唾液是不传染艾滋病的,但是血液会。

这意味着,在我们每天吃饭的那群人当中,如果其中有一个口腔上也有疮口,那么这个疮口就会感染他们的筷子,然后感染到菜,我再吃到这个菜,我就有可能感染上艾滋病毒。

我当时用特别沉重的声音跟摄影师高远说,高远,我牙龈出血了。在那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让我没想到的是,高远用更沉重的声音跟我说,小晏,我的牙齿也出血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都没睡觉。我们就在想,如果我们俩都感染了,那么,接下来这个四到八年这个潜伏期,我们这个余生啊,该怎么来度过。

回北京以后,我们跟领导汇报了一下,公司领导出于对整个公司其他同事们的安全考虑,第一时间就安排我们去做了HIV的检查。还好,没事儿,但是我记得那段时间,走在大街上,看到每个人都觉得,啧,感染者,感染者。

这就是我那位摄影师朋友。我记得当时我跟他说这事怎么办的时候,他说,他比了一个手势,他说要死也要脚朝上,不死翻过来,随它去吧,这就是这个勇敢的摄影师。

我们俩是很好的兄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吧。这还是一些年轻人,这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杰提姆,那儿有亚洲最大的一个铁矿,一个中国公司买了它,然后这些年轻人在那工作,然后我们去那儿写他们。

从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到杰提姆路程很远,中途会经过一个叫做伊塞克湖的地方,唐代诗人李白就出生在这个湖的北岸。我们从去和回来,都要在这个湖的南岸住上一晚。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摄影师提议说,我们到湖边去走一下,他就跟着我去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月光很美,湖也很美。

然后我们在这个良辰美景中,散步的时候就过来了两个当地人,嘀里嘟噜地跟我们说了一通当地话,我们也没明白什么意思,但当其中一个,他突然伸手去抓摄影师身上的那个相机带子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遇到歹徒了。

做记者这个行业,你一年两年可能碰不到什么,但是十年八年的,你就一定会碰到这种事儿,这是一个概率问题。所以我之前跟摄影师商量过,在国外采访,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办,公司的专业相机都是十几万一台的,回去你也说不清楚,没准让你赔一半,那你也是好几年白干了。

所以我们当时商量,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就微笑着说,一、二、三,突然出拳,就把对方干倒,那天晚上也一样,我们说哎呀,终于有这样的机会了,然后我们就微笑说,一二三,啪,然后就把离我们最近的人给打倒了。

打倒以后你必须要跑啊,然后我们就跑,刚跑两步,「啪啪」枪声就响了。然后枪声一响,我就闻到一股糊味儿,我也顾不上是哪儿糊了,跑的那个路线就一下变成S形了,我用余光一瞟这个摄影师,我发现他也立刻改成S型了。

在紧急时刻,这个人躲避子弹的那种本能是相当有默契的。最开始我们是朝离我们比较近的几家商店,我们朝那商店跑,但没想到的是,当我们在前面跑着,枪声在后面响着,前面那一排商店,就「啪啪啪啪」地灯全关了,那卷帘门就「哗哗哗」往下拉。

嘿呀,这也太不好客了,我们就转朝我们住的酒店的方向跑,拼命跑,还好安全地就跑回酒店了。回去以后我就发现,哦我胳膊中枪了,摄影师呢,他屁股中枪了,当地的朋友就说,那得赶紧取子弹呐。

于是那个酒店就不住了,我们就连夜开车回比什凯克取子弹,取子弹的路上,当地的朋友就给他们的律师打电话,就说,我们中国记者中枪了,然后律师就问他,说还活着吗?

当时我心里面咯噔一下,就觉得,其实人的生命啊,就是别人嘴中的一句话,一句答案。如果那个答案是「死了」的话,我就想,一算,享年33岁,摄影师更悲催,享年32岁。

如果说「死了一个」,那是不是我呢,如果是我的话,我怎么去跟领导、跟摄影师的亲人交待呢?到了比什凯克以后,他们的律师就问,什么枪打的你们呐,我说没看见,小手枪吧,哎,是这种么?

在当地,你只要到医院去开一个证明,说你不是神经病,你就可以到户外用品店去买这么一把俄罗斯的小口径手枪。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就不敢那么莽撞了,特别是在国外。

我记得还有一次,在坦桑尼亚采访,在晚上碰到一群黑人小孩,也是拿着刀来抢相机,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数什么一二三啊什么,我们直接就跑,朝那个有光的地方跑,一边跑一边喊:HELP!HELP!,然后一边对着小孩儿喊:FUCK U FUCK U FUCK U!!!

还好,我记得那天,在我们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中,有一个银行保安,端着枪就出来了,救了我们一命,这就是那个就我们命的非洲帅哥。

后来,我们的中国朋友就告诉我们说,你在非洲你晚上出去不要带钱,你也不要带包,你可以带一样东西,带什么呢?圣经,他们来抢你,你就说,I have no money, I just have a Bible,他就会不好意思地走开了。

实际上,刚才我说的那些突发的危险事情呢,并不会给人带来那种濒死的反应和想象。我第一次有这种濒死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呢?是在2004年,可可西里无人区。

当时我去采访那儿的巡山队员,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叫做卓乃湖,有很多盗猎分子,他们会趁着藏羚羊产小羔羊的时候跑到这个地方来,去猎杀那些藏羚羊。

所以我们就在这地方搭了一个帐篷,建了一个保护站,是一个季节性的保护站,如果有盗猎分子要来,然后我们在他们就不敢来了,白天你工作啊什么都没有问题,到了晚上太阳没了,人就会有高原反应,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高原反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名词,但是只有你亲身经历过以后,才会知道那是什么。头疼、胸闷,嗓子里面就像有人用木头棍,不停地搅不停地搅,很难受。巡山队的朋友对我说,小晏同志,你忍一哈,等天亮了就好了噻,我就忍啊,我就在这个痛苦当中,等待着天亮。

我当时看了一下表,1点过5分。在痛苦当中,我就把自己从小到大,经历的所有事情,谈过的所有女朋友都想了一遍,然后我想,哎呀,天亮了,该亮了,我再一看表,1点过8分,3分钟,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

因为有人说,一个人在他临死之前,会把他的一生全部都想一遍,而且用很短的时间,我想,真的,这么年轻的生命就要没了么,我还没有后代呢,我还刚买了房子,还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个房子在几楼几号。

还有,我这个稿子怎么办呀?这个编辑该说,这个记者太不靠谱了,然后我就稀里糊涂地想想想想,然后就失去知觉了,当我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

巡山队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么,昨天晚上我们一开始叫你,你都还答应,后面再叫你就没反应了,给我们吓坏了,我们就连夜开车,把你往山下送。我们当时最害怕的就是那个车在外面路上坏掉了,因为在高原,那些吉普车是非常容易坏掉的。

所以从可可西里出来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无人区作证》。当时我还在《经济观察报》,这个报纸在飞机上有,一个企业家就看到了这篇报道,看完以后,他就给可可西里巡山队捐了一批吉普车。这让我觉得,做记者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有朋友问我说,你采访了那么多人,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记者这个职业对你的人生观有什么影响吗?其实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你每写一个人,他们的人生观都会对你有影响,而这个影响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同的人生观,交织在一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但对于我来说,可能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我出去采访,碰到一些好玩儿的东西什么的,我都会把它买回来,但现在基本上什么都不买了。

现在我一年四季在外面采访,都是一个包,只有一个包,里面搁着一台电脑,两本书,一个洗漱包,一套换洗衣裳,还有一根录音笔。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个包就是我的整个家,家越小,世界反而越大。

对于我来说这是很奇怪的。我回到北京以后,发现一切物质上的东西,就不像以前那么地想去拥有,我朋友后来到我家,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我就说你们喜欢什么就拿走吧。

为什么这么想呢,我觉得如果我下一次出去采访,万一回不来了,万一我享年了,那我这些就是些死人的东西,是没人要的,我现在送给你们,你们会说这是小晏生前送我们的,没准还特别珍惜呢。

当我把这话跟我姐姐一说,她说哎呀呸呸呸呸,她让我呸呸呸,但是我觉得人生无常,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一辈子好多事情都说不清楚》,这篇文章写的是一个彝族小孩的故事。

有一次,我听说有一个在四川大凉山有一个彝族小孩,特别会唱歌,所以在一次慈善项目的资助下,这个小孩就到了北京来参加一个夏令营。他回去以后回到他的小山村,这个小孩就跟他们村子里面的小朋友说,我到过北京啦,我看过天安门啦。

然后村子里面没有小朋友相信,就说哎呀你在吹牛,你肯定没有去过你骗我们的。他为了证明,他就从自己住的小村子走了五个小时的山路,来到这个县城,找了当时带他去,参加夏令营的那个老师要了照片,回去证明自己是去过天安门的,是去过北京的。

当时我觉得这个小故事挺打动我的,我就叫上摄影师,我们就去了那个大凉山的深处去找那个小孩,我觉得这个倔倔的小孩,挺可爱,这个小孩他们家,是在大凉山深处一个叫做团结村的地方,那个地方不通车。

所以我们只能坐车到乡政府,再从乡政府走三个小时的山路到他们家。路上有一个乡长陪着我们,因为乡长说,他们那个村子由于交通闭塞,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懂汉话,所以他给我们当翻译。

路上说这个小孩阿力日晷很聪明,我们就到了阿力日晷家了,我就发现这个小孩特别腼腆,特别害羞,你问他任何问题,他都不说话。这个靠在门边的小孩,就是阿力日晷,他们家只有一间屋子,他们家一家四口,他爸他妈还有他妹妹,还有这张照片前面的,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一头猪,都住在一间屋子里面。

当天晚上,床就不够了。我就主动要求,睡在火塘边的地上,晚上的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听见那头猪出来了,我当时特别害怕它过来亲我,所以我就把身子一转,头就朝着墙,这样你就亲不着我了。

结果猪没来,跳蚤来了,我被跳蚤咬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一数,58个包,又疼又痒,这个乡长就说,哎呀这个没事儿,你到了山坡上,你把自己脱光了。

然后你让太阳一晒,这跳蚤自然就跑了,然后我就说好吧,阿力日晷就带着我们到山坡上,脱光了跟那儿日光浴,晒跳蚤,他这个乡长在旁边还笑,这个跳蚤有福气啊,吃点城里面人的肉,喝点儿血。

可是我笑不出来,因为什么呢,那我怎么采访啊,这么一个内向的小孩,一句话都不说我怎么采访啊,在这个这时候呢,我就看到阿力日晷,他就在山坡上就唱起歌来了,这就是大凉山,抱着头那个就是阿力日晷。

他唱歌,歌声很优美,很嘹亮,也很伤感,我就问乡长我说他唱什么呢,他说,他们这儿的人就是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唱什么,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就说,乡长您可不可以帮我翻译,我问他问题,他唱出来,然后你再帮我翻译一下怎么样。

然后这个乡长说,哎,那试试吧,于是我就有了自己在记者生涯当中绝无仅有的一次采访。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选了两段来念给大家听,如果能够把他的声音放出来是最好的,但是那个录音笔在音频还没导出来之前就坏掉了,我们这行特别费的就是录音笔。

当时我问他,我说你从北京回来以后,都想了些什么。他给我唱的是,雄鹰飞得又高又远,见识的东西比人多,不听阿爸的话错走十条沟,不听阿妈的话错翻五座山,山再高没有人的心灵高,路再长没有人的双脚长。

我又问他,我说阿力日晷,你现在坐在山坡上你在想什么,他给我唱道,放羊的时候,担心草老了,羊瘦了,担心岩边的小羊摔倒了,用话儿哄,用枝条儿抽,别让它们跑去邻村的山沟,天冷的时候,担心草枯了,叶黄了,担心家里的羊吃不饱了,吃草的羊累,放羊的人苦,好多事一辈子也说不清楚。

是的,好多事一辈子也说不清楚。我有个朋友看了我写的那个《别处生活》以后,就跟我说,他说你那本书吧,没法一直看下去,因为那些普通人的故事把人带入到一种残酷的现实,让人没法躲进韩剧,或者「中国好声音」里。

的确,在当代的中国,作为一个普通人,想要很有尊严地活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对我来说,写多了那些生活不容易的人,反而在获得幸福和满足上面就会容易得多。

就像那天我采访完阿力日晷,听他唱完歌,从他家又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走到乡政府的办公室,我累极了困极了,我就在办公室的一个木头椅子上我就睡着了。

醒来以后我发现,那是我人生当中睡得最美的一个觉,仅仅是因为没有跳蚤咬我。从那以后,我到任何地方,只要没有跳蚤,我都能够睡觉。

我记得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面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大多数人在他们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那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

所以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自己特别累,因为我每写一个人,便会跟着他们重复和经历他们的一生,酸甜苦辣,风风雨雨。

这是北京的厨师,这是陕西华音的老腔艺人,这是河北易县的守林人,这是云南云龙的乡村医生,这是海南文昌的环保主义者,这是在非洲修路的湖南人,这是湖南娄底的巡道工,这是湖北武汉吉庆街的卖唱者,这是陕西绥德的石匠,这是云南思茅的艾滋病人管理者,这是云南宾川的守山人,这是贵州大方的狱警,这是大凉山的阿力日晷。

这些普通人,他们的故事是那么的普通,又是那么的鲜活,其实他们大多数人都只是想简简单单平平凡凡地过日子,但是我们的社会又这个时代会把很多种种的忧伤和负担加给他们。

所以,我一遍遍地写着这些普通人,我会突然觉得,自己活了好几好几辈子,如果我享年的话,我觉得我都好几百岁了。

但是如果我还能继续活下去,我还会在《生活》月刊写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因为我觉得,从这些普通人的那些似乎无人喝彩的故事,背后我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平淡和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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