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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与运气这东西我研究了好多年,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给你们讲? | 葛四友 一席第784位讲者

葛四友 一席 2023-01-22

葛四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无知之幕最终是要打开的,我们还要考虑,打开后我们能不能够形成相应的正义动机去维持这样一个社会。






正义与运气
2020.07.11 上海
                                


大家下午好,我是葛四友,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一直从事的工作就是研究正义与运气。

说到运气,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什么?买彩票中奖,对吧?前天我刚跟一席节目组谈完话,回去打了个出租,不知道运气好还是不好,那个的士司机在上海S4高速上,以80码到100码的速度跑的时候,他打瞌睡了。我一抬头发现车子往边上撞,还没来得及喊就已经撞上去了。

某种意义上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这本身也是一个运气。

我们对运气的理解,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这种,它有突发性、偶然性,完全无从预知。但是除了这种,还有一类运气,平时我们不一定会注意到。
 
比如你的长相,你长得丑还是漂亮,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你是城市里的富二代、官二代,还是西北农村里面的穷二代,这些事情在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确定了,还有包括自然灾害,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运气。
 
而我研究的主题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它应该如何处理各种各样的运气对我们个人生活产生的影响。


消除运气本身:
奴隶制、等级制、男尊女卑

刚才说的所有事情,不管是否可以预知,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个人没有办法控制。

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生活在两百年前的美国,你是一个黑人,那么你成为奴隶的概率是很高的。如果你出生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朝,那么你穿衣服就要小心了,如果不小心穿了不该穿的衣服,你是有可能被抓进去的,为什么?因为你很可能是下等人。
 
在古代我们是怎么样来改变,或者说不使运气对我们产生坏的影响呢?有一种方式,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他们有一句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翻上去,成为人上人,我们转化这种坏的运气。

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循环的科举制度,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条路,尽管这条路非常之窄,概率非常之低,但你可以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一种方式。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抛弃这种运气本身。我们不需要奴隶制,不需要等级制,我们接受人人平等。我们要消除这种社会制造的坏运气,而不是转变承担运气的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基本的人人平等。在中国,当我们听说“我爸是李刚”,大家也认为这种特权是不应该出现的。
 
但是与奴隶制、等级制类似的,还有另外一种运气,就是男尊女卑。生男生女的差别我们不可能消除,但是我们可以消除的,是生为“尊贵的男性”与“卑贱的女性”这样一个运气。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但相对于前面两种,我们做的程度远远不够。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叫阿马蒂亚·森,是一个印度人。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底层人的关注。他在1990年左右做了一个研究,之后被叫做“消失的女性”

▲ 阿马蒂亚·森(1933- ),以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被称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

他根据统计学规律,根据各种因素算出来,我们人为地选择流产,或者生出来了之后掐死,或者生出来之后没有给予足够的关爱,导致了大量女孩子夭折。在20世纪这100年里面因此消失的女性有多少?一个亿。

你们可以想想,哪怕是一战、二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战争,所有的战争加起来死亡人数都没有凑够一个亿。而这一亿消失的女性里面有4000万左右是在中国,这个是阿马蒂亚·森做的。


中国也有人口学家李树茁先生,他比阿马蒂亚·森算的少一点,他说中国女性消失了多少?大概是3559万。在1980年到2000年消失的女性有900多万。

现在又一个20年过去了,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可能都听过,到2020年或者2030年,我们中国将有3000万的光棍。这个有时候可能是作为玩笑话说起来,但这意味着什么?可能有3000万女性在性别歧视之下,在我们传宗接代的观念之下,在男尊女卑的情况之下,被灭口了。

但是这一类的运气,它本身就是不应该出现的,是社会制造出来的,因此我们说它是可防、可消除的。它的危害通过阿马蒂亚·森、李树茁先生的统计,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不可消除的运气
怎么办?
 
除了这样一类社会制造的运气,还有很多运气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不仅仅是在实践上给我们带来了困惑,在理论上也给我们带来了困惑,我们应该拿这样一些运气怎么办?

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有一位哲学家叫罗尔斯,他是第一个以“正义与运气的关系“作为研究的政治哲学家,也是当代最伟大的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 罗尔斯(1921-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

罗尔斯1921年出生,在他很小的时候得了一个严重的传染病,被家里人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但是他有一个弟弟跟他关系非常好,经常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溜进去找哥哥玩。最后他弟弟被传染上,去世了。

弟弟的去世对罗尔斯打击非常大,导致了他性格变得内敛,说话都有点结巴,这是他第一次遭受运气的重击。

后来他参加二战,基本上连皮都没有擦破就回来了。他就开始感叹命运、运气对人的影响太大了。

再后来他进入哈佛大学,在学校里找到了爱人,但是他爱人就运气不大好。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依然有很严重的性别歧视,他爱人读大学要靠自己勤工俭学,过得非常辛苦。所以有传闻说,他跟他爱人之间唯一的约定就是,他们以后生了小孩,不论男女,都要送他们上大学。
 
所以罗尔斯对运气的看法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可能跟我们的直觉不一样,他认为社会性的运气跟自然的运气,它们的地位是一样的。

而在今天可能大家更愿意接受的是,比如我们应该消除城乡差别,不能因为小孩出生在穷苦家庭,就没有机会上学,没有机会得到好的师资。我们认为说,如果人的天赋、努力、抱负差不多,那么他们应该在社会上得到的成功的前景也差不多。由此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社会上最成功的人,差不多就是最能干的人,这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
 
我们很多人可能认为到此就可以了,但罗尔斯说,不,你的聪明才干不是你自己的,很大程度取决于你的DNA、你的家庭教育,取决于你外在的环境。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差别原则,聪明、能干的人,如果你想自己生活得更好,必须要为生活过得差的人做出贡献,让他们也过得好。

而罗尔斯运气更好的事情在后面。在学界,在任何一个行业,你做的东西立马得到别人的承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反倒津津乐道的是很多人死掉之后才成功。

但是罗尔斯不是,他的理论一出世马上就引起了轰动,得到了公认。后面光是研究罗尔斯的书,我估计都超过了一万本,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罗尔斯产业。

诺齐克:守夜人国家
接下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是诺齐克,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他就觉得,一个人有聪明才智,凭什么要在为穷人服务之后才能为自己谋利益呢?

▲ 诺齐克(1938-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

他认为罗尔斯的说法不合理,他说一个正义的社会,除了保证消除奴隶制、消除男尊女卑以外,我们就是要保护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我们要保护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权利、契约顺利执行。
 
但是这样的理论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麻烦,有些人不因为任何自己的过错,也可能面临饿死的境地。比如一个小孩,他的父母亲人都在洪水中去世了,只剩下他自己,如果没有任何人帮他,很有可能他就饿死了。

诺齐克的理论就是说,我们国家,我们其他人,没有任何义务去帮他,但是你个人可以出于好意去帮他。他的理论跟很多人的直觉是不符合的,这个理论提出以后,有人直接骂他是屠杀者。在美国至少有100到300万人是靠福利生活的,如果取消他们的福利,这些人很有可能就要饿死。

诺齐克其实是个顶级的聪明人,他的朋友们虽然没有跟他急赤白脸地吵架,但是几个要好的朋友都不大跟他来往了。诺齐克尽管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的,但是当别人对他的理论提出批评的时候,他没有再做任何回应。

柯恩:运气均等主义
诺齐克的理论刺激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柯恩。柯恩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绝对比资本主义要优越得多,把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作为他的信仰。柯恩觉得所有对于社会主义平等价值的攻击、批判,他都有现成的答案。

▲ G.A.柯恩(1941-2009),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

直到1972年的一天,他看到了诺齐克的论证,发现自己无法回应。他夜不能寐,寝食难安,因为平等这个价值无法在他内心维持平衡。他后来逢人就问,面对诺齐克的论证,你们怎么睡得着?

诺齐克说,要保护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因此他承认个人的劳动能力,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属于自己的,所以我没有义务拿我自己的能力去为你服务。而这一点,实际上也是马克思的观点。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马克思有个非常著名的剥削理论,资本主义剥削了无产阶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所以生产出来的东西应该归属于无产阶级,结果被资产阶级霸占了。
 
因此诺齐克跟马克思共享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我对于我自己身上的能力,我的相貌、我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拥有所有权。我可以用它来赚钱,也可以荒废它。

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的能力是有高有低的,如果你接受马克思那个观点,就必然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柯恩,作为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知识分子,他要面对自己的良心。他从1972年一直到1995年,写了将近二十年,终于完成了一本书,他说我可以回应诺齐克了。
 
柯恩的结论是,一个人如果不是出于自己的过错,或者说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过得没有像他人一样好,这个社会就是不正义的。

但如果你把他的论证往下推,假如有个人长得不那么好看,或者个性不那么招人喜欢,没有人愿意跟他结为伴侣,那么我们国家、我们其他人有义务要补偿他。

德沃金:资源平等原则
还有一种观点,实际上也是针对罗尔斯的,德沃金认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还不够。罗尔斯允许你利用自己的天赋,只要你帮助了穷人,你还是可以过得更好的。德沃金说,不行。

▲ 德沃金(1931-2013),法理学家。

德沃金当然也是非常聪明的,他本科学法律,之后进了纽约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但是年轻人在最好的律师事务所肯定是要奋斗的,他出差比较多,他老婆就不高兴了。他老婆给了他一个选择,要老婆还是要律师?他就听老婆的,辞职,转到法学院去做学问。
 
他对法律特别了解,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区分。生活中的运气有两类,一类是选择性运气,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赌博;还有一类叫原生性运气,你生下来长的是丑是漂亮,是聪明是笨,你没有选择,这是原生的。

对于选择性运气,我们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是属于你的个人选择;但是对于所有原生性的运气,我们要进行补偿。
 
所以他最后提出来的理论是什么?资源的分配应该钝于禀赋,而敏于抱负。也就是说对于你的个人选择,资源分配要随它而变动,但是你生得丑还是漂亮,聪明还是笨,资源分配是不随之而变的。

同一个原则:人是目的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好几种理论,你看,对于不可消除的这样一种运气,学界现在还是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甚至可以说分歧非常之大,但是我认为实际上是可以找到一定的最大公约数的。
 
刚才讲的四个哲学家,他们的最高原则都来源于一个非常有名的德国哲学家,马克思的师祖,康德。康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则,人是目的。我们永远要把人当作目的,而不能当作手段。在这个意义上,那四位哲学家都是康德的信徒。
 
这些是理论上的,现在我们看两个具体的例子。第一个是我湖南岳阳的老乡刘燕舞老师,他对湖北京山某地农村自杀情况做的调查报告。

他去的时候,那里面的老人非常平静地告诉他,我们现在村里面有三个孝顺儿子。第一个是药儿子,也就是服农药自杀。第二个叫水儿子,投河自尽。第三个叫绳儿子,上吊。他发现当地农村里,有超过30%的老人是通过这三种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的。
 
这里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面对这种现象,应不应该把它作为正义考虑的范畴?还是说就像我们现在正推崇的,说这些老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的儿女不孝,因此我们重新倡导孝道来解决社会养老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从去年12月份开始,武汉1月23号封城、封路、封村,新冠肺炎基本上是对全国所有地方都产生了影响。

但这个影响是有大有小的,它对于第三产业,比如酒店行业影响非常大,还有我们后续听到的报道,养蜂、养鸡、养鸭的,因为封路生意受到损害,有的人已经自寻短见了。
 
我们目前还在面临的一个事情,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会造成多大伤害,就是我们的洪水还在继续。洪水现在只是造成了很多人家破,还未人亡,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力的措施的话,人亡将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局。
 
我们现在的观念是,我们帮他是情分,不帮是本分。而我们现在在这里要讲的,如果从正义角度来处理运气,面对这些实际上受到伤害的人,我们是否有义务去补偿他们?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


无知之幕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理论,他们众说纷纭,现在我们要怎么思考这些具体的问题呢?我想罗尔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装置,叫做“无知之幕”。
 
你设想面前有一层面纱,很厚,盖住了很多信息,你不知道你是,不知道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是出生在上海,还是贫穷农村,这些信息通通都没有,同时,我们有相同的概率成为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那么,当偶然性给我们带来坏处的时候,一个社会应该如何设立一条根本性的原则来处理这些冲击?我们是让这个灾难、坏处落在一个人身上,还是落在一部分人身上,还是所有人来共同承担呢?
 
第一个,我们要把自己是谁的信息蒙蔽起来;第二个,我们不能到了事发当时再去考虑,而是应该把时间拉前,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个总的原则来处理这个问题。
 
无知之幕最终是要打开的,我们还要考虑,打开后我们能不能够形成相应的正义动机去维持这样一个社会。因为到了现实社会里,你是受灾者和不是受灾者,你的心态和要求可能完全不同。

这里我们必须对人性有一个假设,因为什么样的人性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我个人认为,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天使,如果是天使,那我们是不需要正义原则的。在一个非常和谐美满的家庭里面,我们不谈正义,当我们在家庭里面谈正义,是因为亲情已经不管用了。
 
但同时我们也不是恶魔,如果我们是恶魔,我今天下午站在这里跟大家谈论所谓的正义,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在恶魔组成的世界里面,正义是不可能的。

那现实的人性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我们是有限的利他主义。我们有同情心,就像孟子所说,你看到一个小孩子要掉到井里的时候,你是有不忍之心的。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付出了也希望有回报。朋友相处、夫妻相处,总是一方付出的话,一般都是会崩盘的。不仅这样,我们还希望我们的付出跟回报是相匹配的。

所以有限的利他主义,我们可以形成两种道德情感,一种是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我们可以形成人道精神,当别人过得极差的时候,我们可以出于自身的缘故去帮助他们,不求回报。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自利的,一定要区分自利跟自私,自私是只要自己要,自利是我知道你是自利的,我也是自利的,所以我们交往的时候秉承一个公平的原则。


正义社会的底线要求

这样的话,在无知之幕背后我们是可以选择一个原则,来保证这个社会得以维持下去,我们是能够形成相应的正义动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的。

我认为,当一个伤害,一个人承担不了、会摧毁这个人,会导致家破人亡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伤害应该是我们所有人来共同承担的。

我们需要限制伤害,需要大家共渡难关。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作为义务来支援,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共同的集体责任。

当出现疫情和洪水灾难,国家作为集体行动的行使人,它有义务给那些家破即将人亡的人提供基本保障,同时它要让社会正常运转,让每一个人的付出跟他的回报能够保证大体的公平。

要注意,这不是慈善。你帮他是本分,是我们所有人的本分。
 
如果接受我讲的这个底线要求,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把教育问题推给慈善机构、希望工程,把养老问题推给孝道,把洪水的灾难留给无辜且无助的个人,这是一个社会不正义的标志。我们只要秉承着基本的道德情感,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是不对的。

我研究这个东西研究了好多年,为什么这时候从书斋内走到书斋外,实际上是因为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如果只是几个大学老师接受这些观念,不顶用。

上个世纪的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他对观念的力量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这里我可以念一下: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观念,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观念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既得利益之影响往往被人过分夸大,实则远不如观念之潜移默化的作用。
 
但是这里要注意,不是只有好的观念才会产生作用。我前面讲,有一亿人会因为男尊女卑的观念而死掉,恰恰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们把“帮他是情分,不帮他是本分”继续下去,我们会看到更多家破人亡的故事。

只有当我们的大众都接受“国家有义务为那些家破了的人提供基本保障“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实现老祖宗在《礼记·礼运》里面说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当时这是作为一个理想,在今天,这个所谓的理想,只是一个正义社会的底线要求。
 
我知道这一天可能还要很久,但我希望这一天早一点到来。我也希望我今天走出书斋来说的话,能够在社会上获得大家的认可,使得这一天早点到来。
 
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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