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从技术话语到价值理想：中国“网络共享”观念之演变（1980-2021）

深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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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从技术话语到价值理想：中国“网络共享”观念之演变（1980-2021）

作者｜吴世文 杨小雅 何屹然

内容提要

基于观念史与互联网历史视角，采取网络档案分析与共词分析，梳理中国1980-2021年的网络共享观念史。该过程可分为“萌芽、形成、深化与分化、反思与升华”四个阶段，网络共享的内涵也历经从技术到服务，再到商业和价值理想的转变。网络共享观念的生成与演变受到实践、技术、资本、政策、中国共享传统及国外共享观念的影响，但四个阶段的主要影响力量不断转型，即从民间的、公共性的力量转变为资本的力量，后被官方话语吸纳。互联网的演进同步推动了中国转型社会共享观念的转变，而网络共享观念的更新则更应凸显公共性，防止泛化与道德化，并保持反思性。

关键词

共享 观念史 互联网历史 免费共享 共现分析

正文

互联网在与中国社会互构的过程中催生了网络共享观念。网络共享观念是指人们在特定时期对基于网络（主要是互联网）而进行的共享实践的看法与观点。中国网络共享观念接合传统的共享观，体现中国网络社会的实践与反思，并与西方互联网语境中具有相似指涉的“公共平台”区别开来。网络共享观念与中国社会相互建构，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共享实践。

网络共享既是网络文化的关键词，也是理解互联网历史的入口。不过，关于中国网络共享观念的生成与演变，我们尚缺乏系统的了解。而揭示该过程，有助于发掘互联网与中国社会互动的历史。本文基于观念史和互联网历史视角，以网络档案为经验材料，剖析1980-2021年媒体报道、研究文献、政策文本三种公共话语所呈现与建构的中国网络共享观念，追问中国网络共享观念的生成与演变有何历史过程？受到何种因素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反思网络共享观念的社会渗透过程，为网络共享实践及其治理提供借鉴，并藉由网络观念史研究丰富互联网历史学。

一、文献综述

共享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观念。在中国，共享作为一种价值，从先秦绵延至今，既蕴含着“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又体现了“立乎其大、兼顾其小”。的伦理精神，催生“推己及人”的道德品质。不过，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共享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存在。网络共享是共享在互联网情境下的新形态。虽然网络共享实践在国际性网络诞生之初就已出现，但网络共享观念研究直到晚近才起步。在西方，尼古拉斯·约翰（Nicholas A. John）于2012年惊讶地指出，当时的英语世界鲜少有关于网络共享观念的研究。近年来，西方网络共享观念研究的相关成果有：

一是界定网络共享的多元意涵。“sharing”在前互联网时代的欧美历史中有“共享”和“分享”两种意涵。进入互联网语境后，“分开/分隔”的语义被弱化。早期研究者认为，网络共享“更像是共享想法”而非实体，共享者“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网络共享各方处于“诚实、开放”、“非竞争”的关系之中。

二是爬梳网络共享观念的起源与演变。约翰通过历史分析发现，在计算机诞生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末，“共享”指的是“共享时间”，是分时段共用硬件设施的零和博弈。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网络的发展，网络共享从“共享时间”向“共享资源”转变，共享的对象从硬件变为信息，文件共享是重要的网络共享类型，用户之间的网络社区意识逐渐产生。及至21世纪，Web20开启了网络共享的新时代，渗透社会诸领域的网络共享观念受到“平等、互动、诚实、开放、同理心”等价值的指引。从中可见，网络共享观念因应互联网发展与网络共享实践不断变迁。

三是关注网络共享观念出现的偏差。随着网络共享实践的拓展，实践中的问题引起关注。论者指出，个人数字文化作品在网络共享过程中的版权争端不容忽视，社交网络的知识共享催生病毒式营销，个人数据共享会侵害隐私等。网络共享观念内部的矛盾与冲突逐步凸显。约翰指出，由于网络共享观念的使用变得更具隐喻性，因而盗版的隐喻试图隐匿其中，而强调辨析真实的或纯粹的共享，也是对网络共享被滥用的承认。为纠正偏差，不少论者主张回归网络共享的本意。

总之，西方网络共享观念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我国的网络共享实践发展迅速，但网络共享观念研究相对滞后。既有研究或将网络共享视为互联网精神的一种统而论之，或从实用主义角度阐释其价值，而鲜少从社会文化层面论及，历史考察尚付阙如。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探究中国网络共享观念史。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由于公共话语可以表征与塑造社会观念，因此，本文以媒体报道、研究文献、政策文本三种公共话语为素材，采取网络档案分析与共词分析方法，探究它们呈现与建构的中国网络共享观念。为阐述阶段性演变，本文尝试进行历史分期。论者在探究中国互联网历史时，采用了多种分期方法。这些分期普遍关注节点性事件、互联网技术的变迁与应用的更迭等因素，但分期的结果与研究者观察的时间节点、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相关，尚未形成共识。不过，这并不损害它们的合理性。正如杨国斌所言，历史分期是一种“分析策略”，其目的是提出一系列历史性的问题，“凸显每个时间段与其前后时段的延续和变化。”

本文亦将历史分期作为一种分析策略，操作过程如下：首先，依据既有的与本文相关的分期结果，寻找分期线索。笔者注意到，1994年、1996年、1997年、2008年、2009年、2013年、2014年是分期常常采用的起点。接着，对收集的文本数据开展分析实验，分别选取1994年、1996年、1997年、2008年、2009年、2013年、2014年作为不同阶段的起点进行试分析，探索不同阶段中主要子群结构的演化与高中心度节点词汇迁移的图景，寻求契合文本数据演化特征的分期策略。试分析发现，1994年、2008年和2014年作为不同阶段的起点具有可解释性，能够呈现三种公共话语演变的特点，反映观念的变化。最后，检视节点性事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与互联网应用的变迁（考察它们对网络共享的主体、平台、内容、范畴、目的等的影响），佐证了三个分期起点的合理性。

基于本文收集的资料，“共享”一词在中文中最早于1980年被用来描述互联网。这可视为网络共享观念在公共话语中的肇始。结合上述三个节点，本文将1980-2021年的中国网络共享观念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萌芽阶段，1994年前），第二阶段（形成阶段，1994-2007年），第三阶段（深化与分化阶段，2008-2013年），第四阶段（反思与升华阶段，2014-2021年），下文将分别阐述。

（二）资料收集

首先，在2019年12月5-18日使用关键词“互联网+共享”于慧科新闻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国政府网中分别检索，并于2020年10月27-30日、2021年12月10-12日、2022年1月2-3日补充检索了包含关键词“Internet/因特网+共享”、“网络+共享”（主要针对早期）的文本。媒体报道来自专业报刊、综合性报纸和大型网站，共有样本2092篇，包括有效的专业报刊（如《计算机世界》、《中国电子报》等）文章1169篇（1989-2021年），综合性报纸和大型网站的报道923篇（1983-2021年）。2014年前的文本经人工筛查后全部采用，共209篇；2014-2021年的报道多达25326篇（截至2021年12月10日，下同），故而进行抽样（为平衡样本量，以27为等距），剔除无效样本后获得714篇报道。研究文献于中国知网检索，2008年前的样本较少（418篇），人工筛选后获取245篇。由于2008年开始样本增多（12555篇），故而限定为CSSCI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1913篇），并以4为等距抽样，剔除无效样本后获得323篇文章。最终共获得1980-2021年的研究文献568篇。政策文本于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检索，获得2002-2021年的相关通知、意见、条例等共计42篇。本文总样本为2702篇。

（三）研究方法

1.数据获取及预处理

首先，使用Python的Jieba分词包对所有文本进行中文分词，以哈工大停用词表作为基础停用词，并将“本报讯”等新闻电头加入停用词，将“云服务”等专业词汇加入自定义词表。接着，对每条记录文本进行分词，去除停用词和无意义词，获得语料数据。最后，使用Word2Vec的Python工具包，导入上述分词结果训练词向量。通过计算相似度，合并同义词。

2.共词网络构建

首先，遴选关键词。使用TFIDF算法计算所有词汇的TFIDF权重，并根据权重降序排列。鉴于本文获取的文本篇幅长、数量多，而且词频分布呈现明显的“二八分布”，因而选取前20%高频词作为关键词。第二，根据词汇共现关系构建共词网络。若词汇A与词汇B在同一文本中出现，则认为A、B具有共现关系。节点A与节点B建立连边，边的权重为A、B共现的总次数，节点中心度为该点与不同节点之间边数的总和。各阶段按照每两个词汇在文档中的共现次数确定它们（节点）之间的连边权重，构建词汇共现网络。

3.共现分析及呈现

采用共词分析呈现样本的主题及修辞变化。使用Python的Igraph网络计算工具包，将构建的共词网络以“三元组”（“节点、节点、权重”）格式导入，计算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以判断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及核心-边缘状况。为便于呈现和分析，仅保留权重大于1（第一阶段）、权重大于3（第二阶段）、权重大于4（第三阶段）和权重大于10（第四阶段）的边，利用Gephi可视化工具绘制词汇共现网络（采用力引导布局算法）。利用Gephi的模块化（Modularity）功能计算每阶段的模块化程度，划分子群，并用不同颜色区分。

三、萌芽阶段（1994年前）：技术主导的网络共享启蒙

1994年前是中国网络共享观念的萌芽阶段，三种公共话语的样本共计89篇，包括36篇媒体报道和53篇研究文献（最早出现于1980年）。

（一）第一阶段网络共享观念的内涵与特征

通过共词分析得到图1，萌芽阶段凝聚了4个子群，由“用户”、“网络”、“局部”、“服务器”、“硬盘”、“操作系统”等形成的子群一，覆盖面积最大，包括中心度高的节点词汇最多（11个），强调共享网络技术或应用，尤其是对“微机”、“打印机”等的共享（“公用”）。中国化的网络共享引起关注，“操作系统”、“键盘”等的“汉化”（适应“汉字”）是当时的现实问题，公共话语的讨论较多。基于“工作站”、“公司”、“地址”、“互连”、“传输”等形成的子群二，聚焦国外的网络发展与共享实践主题，以及软件开发中的共享问题（“开发者”、“开放”）。这些文本主要是译介国外的“以太网”、“互连网”、“局域网”及其“产品”。由“文件”、“结点”、“分布式”、“文件系统”等凝聚的子群三，关注网络共享的实现（“文件传输”）及“分布式系统”等领域的研究，包含较多的计算机科学术语，体现了技术性与学术性。子群四由“远程”、“通讯”、“美国”、“数据库”、“软件”、“联机”等构成，讨论如何与国际性网络（“美国”、“欧洲”）“联机”以实现共享。严格说来，该阶段讨论的网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互联网，而是局域网、广域网等小型网络，以及国际性的网络（如美国的NSFNET等）。但该阶段我国大力推动局域网、广域网的建设，技术精英和科研工作者尝试与国际性的网络建立联系，为1994年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做了准备，亦是网络共享观念生成的支撑。

观察四个子群中以“工作站”、“文件”、“服务器”、“协议”、“硬盘”、“操作系统”、“微机”、“软件”等为代表的高中心度节点词汇（在图中字体越大，表示与其他词汇共现的次数越多），不难发现，人们在该阶段对网络共享的认知是分享网络技术知识、共享技术设备、创造连接（“联机”）和解决使用中的技术问题。共享在该阶段主要表征为技术话语，催生了依靠技术实现共享的观念。这种网络共享的观念还原了“sharing”在技术上的应然之义，是实用主义的、技术导向的，与早期的联网（“互连”）迫切需要分享技术知识与解决技术问题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萌芽阶段的网络共享观念主要源自技术精英与科研工作者，他们较早关注和使用网络技术，并推动网络在中国的建设与扩散。他们的观念通过学术话语和媒体话语面向公众传播，引领社会的网络共享观念。该阶段的不少观念自国外舶来，先于公众实践，是观念驱动、引领网络共享实践的一个时期。

（二）技术的基础性作用与国外网络共享观念输入的影响

分析本阶段的子群发现，网络共享观念在中国的萌芽主要受到技术和国外网络共享观念输入的影响。技术是影响中国网络共享观念生成与演变的重要因素，在第一阶段尤为突出。技术在该阶段建立了人们对网络共享的最初想象，让“如何互连/互联”的技术性命题引起关注，而共享是分享技术知识和解决技术问题的重要途径。公共话语与网络共享的技术内涵相呼应，体现了早期“计算机语言”对网络共享观念的影响，而技术共享是早期网络技术“创新-扩散”的重要过程。萌芽阶段的网络共享观念显著地受到国外舶来的网络共享观念的影响，体现在“美国”、“欧洲”、“世界”等节点词汇中。当时的技术精英和科研工作者积极了解、引介国外的计算机和网络，网络共享观念随之舶来，催动中国网络共享观念萌芽。

四、形成阶段（1994-2007年）：服务导向的免费共享

第二阶段共有521篇样本，包括媒体报道327篇，研究文献192篇，政策文本2篇，媒体报道和研究文献的数量均较第一阶段大幅增加。

（一）第二阶段网络共享观念的内涵与特征

从图2可见，第二阶段凝聚了5个边界清晰的子群。由“信息”、“资源”、“互联网”、“发展”等形成的子群一，局部网络密度大，覆盖的高中心度节点词汇最多（14个），强调共享“信息”、“资源”、“知识”等。由于“服务”常常以免费为手段，导致免费共享成为时尚，是该阶段网络共享的特征。例如《个人电脑》在1999年介绍“WEB上的最佳免费软件和共享软件”及其下载地址，希望用户享受免费软件的快乐。子群一还涉及“管理”网络共享行为的主题，主张通过建设“档案馆”等“机构”以更好地实现网络共享。与第一阶段聚焦用户“管理”网络与设备不同，本阶段的“管理”主体扩展至政府“部门”。从节点词汇演变看，“信息”、“资源”、“管理”、“发展”是新凸现的中心词汇（见图6）。

以“网络”、“服务器”、“文件”、“存储”等构成的子群二，表明技术仍是该阶段“共享”的重要内容。不过，与萌芽阶段相比，尽管“服务器”仍处于中心位置，但技术类节点在总体上出现衰减，高中心度类词汇减少，“工作站”、“操作系统”等从中心向边缘移动，见图5（本文将每阶段中排名前10%的节点词汇界定为中心，排名10-50%是次中心，50-90%为次边缘，排名后10%是边缘）。

由“企业”、“数据”、“技术”、“业务”、“市场”等形成的子群三，体现了网络共享中的商业行为。“企业”是网络共享的重要主体，它们会在“产品”广告中向“客户”宣扬“共享”。例如深圳龙维科技有限公司2002年以“集中共享硬件设备”为广告语宣传智能交换机。这些宣传是面向公众传播网络共享观念的过程。

子群四包括“建设”、“数据库”、“图书馆”、“文献”、“读者”等节点，强调网络共享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图书馆成为网络共享大众化实践的高地（“建设”），网络环境下“图书”的“馆际互借”、“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出版”与“借阅”受到关注。子群五由“教育”、“教学”、“学校”、“校园网”等构成，关注“教育”共享话题。教育共享作为重要的网络共享实践，在2004年被写进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公报。

虽然形成阶段的网络共享仍具有技术色彩，但共享内容并不局限于技术，而是扩展至“信息”、“资源”、“教育”等众多社会领域。商业话语在该阶段出现，推动网络共享褪去精英主义色彩而走向大众化，并试图通过免费共享拉近与用户的距离。这促使免费共享的观念深入人心。

（二）技术与商业力量推动网络共享观念形成

中国网络共享观念于第二阶段形成，主要受到技术和商业两大因素的影响。具体说来，一是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为网络共享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与第一阶段囿于专业技术话语不同，本阶段更加关注公众技术使用的话题。例如呼应“罢网”运动，“共享上网”应运而生，不少报刊（如《北京科技报》）推出“网络共享”的技术教程。网络共享的过程推动了技术的大众化。二是商业力量倾向于将免费共享作为商业手段，信息、资讯、音乐等免费“服务”，软件搜索器、音视频播放器等免费应用，广受网民欢迎，催生了免费共享的观念，也激活了网络共享的公共性。

五、深化与分化阶段（2008-2013年）：宣扬公众共享与审视负面问题

该阶段样本共299篇，含媒体报道188篇，研究文献107篇，政策文本4篇。

（一）第三阶段网络共享观念的内涵与特征

该阶段凝聚了6个子群（见图3），整体网络密度不大。基于“信息”、“建设”、“系统”、“管理”等形成的子群一，重视“信息系统”、“信息化”的建设与管理。次中心的节点词汇包括“医院”、“病历”等，涉及医院的信息化建设。与第二阶段相比，“信息”、“建设”、“管理”仍处于中心位置，但“管理”的位次下降了5%（第二阶段排名第9位，见图6）。“信息”与“建设”在第二阶段分属两个子群，而它们在本阶段凝聚在一起，表明更加重视信息化建设，注重为网络共享奠定基础。

子群二由“网络”、“用户”、“内容”、“知识”等代表性节点构成，囊括了最多的高中心度节点（12个），局部网络密度相对较大。该子群关注用户的共享内容与共享行为。“网民”主动在“网站”“学习”并“交流”“知识”，塑造着网络共享图景。处于次中心位置的节点如“自由”、“参与”、“交互”等，呈现了网民的共享过程。《人民日报》生动地写道，“整合智慧的过程，让大家回到了单纯的少年时代，抢答问题、分享信息，如同争夺老师手中的一面面小红旗，感受它带来的一份成就感。”从节点词汇演变看，处于中心位置的“知识”排名上升36%，“用户”从次边缘再次进入中心，“内容”、“交流”、“学习”从次中心进入中心，“个性化”（第16位）、“聚合”（第19位）是新凸现的中心节点（见图5、图6）。

由“资源”、“技术”、“图书馆”、“数据库”等形成的子群三，关注网络共享的技术实现，但位于中心的节点词汇显著减少（仅4个），覆盖面积小，其他技术类节点退出了中心位置。处于次中心位置的词汇形成的主题关注“教学”、“教育”中的技术话题。从节点词汇演变看，“资源”和“图书馆”仍处于中心位置，而次中心节点“搜索”的贡献主要来自研究文献（539%）。

以“互联网”、“社会”、“人类”、“文化”等形成的子群四，关注网络共享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共享”与“文化”、“文明”、“精神”、“传统”、“平等”等扣连，强调公众共享对平等、传统等社会价值的影响。另一方面，涉及“责任”话题。商业力量仍热衷于放大免费共享以吸引网民，但横行的网络盗版凸显了免费共享的缺陷。于是，来自媒体、社会精英以及网民的公共话语开始修正免费共享。例如《解放军报》于2009年提出“共享不能模糊侵权”。李本乾等人探讨了著作权人、网络内容及服务供应商、广大网民，在网络共享中面对盗版时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些节点体现了网络共享观念的深化。“责任”、“文明”、“精神”是新凸现的词汇。

子群五以“传播”、“数字”等新进入中心的节点词汇为主。“盗版”、“侵权”、“权利”、“利益”等次中心类的节点词汇（主要来自研究文献）阐述了网络共享的问题，主张诉诸“法律”、“制度”、“版权保护”。“盗版”、“侵权”、“权利”、“版权”、“版权保护”是新凸现的词汇，“法律”、“利益”从边缘进入次中心。这些节点的出现，不仅反映了网络共享观念的深化，而且是网络共享观念分化的产物，极端的、泛滥的免费共享扭曲了网络共享观念。为应对分化带来的问题，权益保护和制度建设日益受到重视。在“服务”、“机制”等形成的子群六中，“服务”一词向中心运动（升至第4位）。该子群相对分散，覆盖面积小，但突出了以网络共享开展服务的观念。

从子群划分结果、核心节点词汇与网络演化趋势看，第三阶段的网络共享更加大众化，共享的外延向社会、人类等宏观领域拓展，内容愈发丰富。网络共享观念注重宣扬公众共享，公共话语主张修正免费共享，重视解决存在的问题。

（二）网民共享实践与政策的突出影响

第三阶段凝聚的子群揭示了网络共享观念的深化与分化。这一演变主要受到网民网络共享实践与政策的影响。一方面，网民积极的网络共享实践促使网络共享观念宣扬公共共享。微博等新的共享平台出现，为网民的共享实践创造了条件。共享是网民公共参与的手段，网民通过共享信息、观点与情感等参与公共议题，凸显了网络共享的公共性。论者乐观地指出，“中国网民通过不同层面的在线实践”可以促成“网络文化的多样化共享”，从而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网络文化”。

另一方面，政策在该阶段塑造着网络共享观念。政府部门认识到网络共享的价值，通过施行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动了政府层面的信息共享。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致力于为网络共享建立秩序。网络共享进入政策话语，政府部门从幕后走向台前，推动网络共享有序发展。

六、反思与升华阶段（2014-2021年）：探索网络共享的价值意涵与边界

2014-2021年，公共话语的讨论十分活跃，媒体报道、研究文献和政策文本均大幅增长（总计32482篇），折射着网络共享的社会渗透及其影响。本文选取样本1793篇（媒体报道1541篇，研究文献216篇，政策文本36篇）。

（一）第四阶段网络共享观念的内涵与特征

透过词汇共现网络（见图4）发现，本阶段凝聚了7个边界清晰的子群。“企业”、“经济”、“资源”、“创新”、“社会”等形成的子群一覆盖面积最大，囊括了最多的高中心度节点（12个）。该子群聚焦网络共享的经济面向与社会效应。“企业”、“平台”从次中心进入中心，“经济”从边缘进入中心，“金融”、“产品”是新凸现的中心节点（见图5），说明网络共享在此阶段具有浓厚的经济色彩，免费共享演变为分摊/降低成本，而技术类节点全面退出中心。

网络共享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凸显了它的社会意义。网络共享被视为国家的创新战略。习近平关于数字治理的论述，多次提及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在国家治理创新中的重要性。这是顶层设计与政策话语赋予网络共享合法性的体现。由于网络共享与“创新”关联，因而“创新”从第三阶段的次中心进入中心（排名上升395%）。“信用”、“价值”、“创新”、“责任”、“传统”等表征价值的节点词汇于该阶段向中心移动，推动网络共享上升为一种社会价值理想。这在其他子群中也有体现，例如子群二中的“协同”、“开放”、“公共”，子群三中的“合作”、“共治”等。这表明，公共话语致力于寻找网络共享的价值属性，期冀网络共享回归公共性，以抵制过度商业化和垄断。这是网络共享观念升华的体现。

“建设”、“服务”、“管理”、“政府”、“制度”、“机制”、“监管”等代表性节点构成了子群二，聚焦网络共享的应用与监管。一方面强调“建设”与“服务”，“政府”要求网络共享落实到教育扶贫、污染防治等方面，政策文本涉及农业、医疗、生态等社会领域，推动网络共享广泛应用。另一方面，因应网络共享实践中的问题，注重“管理”与“监管”。“管理”作为中心节点的排名上升，“监管”从边缘进入中心，“规范”从边缘进入次中心。“建设”、“服务”、“信息”仍占据着中心位置，“政府”、“部门”、“机制”、“制度”由次中心进入中心。

子群三由“互联网”、“治理”、“中国”、“世界”、“全球”、“人类”、“合作”等构成，凸显了网络共享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中的价值。一方面，共享被视为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措施，影响公共治理。同时，指向网络共享的问题，主张反思和治理网络共享。另一方面，网络共享在该阶段与“中国”关联，是我国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领域倡导的一种原则，并期望成为一种全球社会理念。从节点词汇演变看，“治理”是新凸现的中心节点。“管理”、“制度”、“监管”、“治理”等贯穿子群二和子群三，说明治理网络共享在该阶段成为一种共识。

由“发展”、“产业”、“融合”、“智能”、“工业”等构成的子群四，关注网络共享的发展，尤其是在“产业”、“工业”、“医疗”、“健康”等社会领域的应用与发展。与第三阶段相比，“智能”从次中心进入中心，“产业”从次边缘进入中心（见图5、图6）。次中心节点突出了“技术”、“人才”、“研发”的重要性，政策文本对“产业”、“人才”、“数据”尤为重视。“教育”、“教学”、“信息化”等构成的子群五，以次中心节点为主，涉及教育共享主题。“单车”、“城市”、“汽车”、“出行”等次中心节点形成了子群六，聚焦共享单车/汽车和城市出行主题。

在第四阶段，新共享实践的持续开展及新概念的反复使用，强化了“基于网络平台的信息资源共享”这一操作层面的共享观念，但高度的社会化也导致网络共享走向泛化和模糊化，即可以不特指共享什么，而能够在生活中随意搭配“宾语”。

（二）多种力量的复合影响与相互制衡

中国网络共享观念于该阶段演变的原因有三：一是受到政策和顶层设计的突出影响。在该阶段，由于互联网作为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的基础设施的属性更加凸显，因此共享作为互联网价值的有机构成和社会治理的手段被官方认可，30篇政策文本涉及网络共享议题。在官方话语中，共享成为网络主流话语的一个代表性概念，是网络发展与网络治理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崇的道德准则。习近平2014年在巴西国会发表倡导互联网“共享共治”的演讲，2014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体现了官方话语将中国网络共享观念国际化的努力，有关网络共享的“宏大叙事”由此形成。

二是商业在该阶段推动网络共享进入生产与消费的众多领域。《北京晚报》指出，经济领域的共享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新路径，使中国经济可以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动能。共享经济不止发生于网络空间，但其快速发展扩大了网络共享的外延，分摊/降低成本成为新的网络共享观念。

三是不断拓展的公众网络共享实践持续发挥影响。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普通网民有了更多的共享自我的意愿与需求，微信等社交平台吸引了规模庞大的用户参与网络表达。网民乐于在网络中表现自我，通过网络“发声”以及“建构与经营社交生活”，推动了网络共享观念的扩散与演变。

官方、商业和公众三种力量在第四阶段对网络共享观念的演变发挥着复合影响，并不断寻求制衡，尤其是政策力量和公众力量试图制衡过度的商业化，以期规范网络共享（例如《新周刊》批判“中国式假共享”）。

为反映四个阶段高中心度节点词汇的变化，选取每个阶段接近中心度排名前22位（第一阶段的高中心度节点词汇最少，为22个）的关键词，运用镝数图表（https://dycharts.com）的堆叠面积图呈现其位移。条带宽度与面积越大的关键词越接近中心。分析仅单一阶段出现的高中心度节点词汇（排名前22位，见图5），第一阶段最多（17个），其中绝大多数是技术类节点（15个），第二阶段最少（3个），主要涉及互联网应用，第三阶段有9个，主要关注用户的网络共享行为，第四阶段有9个，聚焦经济和治理主题。

分析跨阶段出现的关键词及其演变（见图6），仍以排名前22位的高中心度节点为例，第一阶段出现的“网络”、“数据库”延续至第三阶段；第二阶段新凸现了15个高中心度节点，但仅有“信息”、“建设”、“资源”、“互联网”、“服务”、“社会”、“知识”一直延续至第四阶段；第三阶段未凸现新的跨阶段词汇。第一阶段出现的“数据”在第二阶段跌出前22位，后在第四阶段再度进入。第二阶段出现的“管理”、“企业”、“发展”、“我国”和“部门”，在第三阶段消失后又在第四阶段出现。这些演变呈现了网络共享观念的延续性与断裂性。

七、结论与讨论

（一）中国网络共享观念演变与影响力量转型

共享并不是网络特有的活动，但网络通过提供新平台，激发众多社会主体参与而放大了共享。网络在与中国社会互构的过程中，促使既有的社会共享观念逐渐摆脱原有的抽象用法，与信息分享重叠，在技术等诸多社会领域获得了新的内涵。尤其是，网络共享和创新、协同、开放、传统、公共、责任等社会价值，以及分摊/降低成本等行为联系在一起。这是共享观念在特定社会时期的“突然转换”，折射着中国历史-社会转型时期鲜明的时代性和重构性。

中国网络共享观念在“萌芽、形成、深化与分化、反思与升华”四个阶段的变化、迁移体现在：①第一阶段是网络共享观念的萌芽阶段，侧重于技术层面的共享，指的是共同享有计算机网络、设备或技术，以及相关的信息与知识。技术逻辑是中国网络共享观念萌芽的重要线索，催生了依靠互联网技术实现共享的观念。②第二阶段是网络共享观念的形成阶段。随着网络共享走向大众化，网络共享观念逐步形成，指的是基于网络共享“信息”与“资源”以满足需求或解决问题，而免费共享是一种备受推崇的“服务”。③第三阶段是网络共享观念的深化与分化阶段，可以共享的内容持续增多，共享的外延不断拓宽，网民通过网络共享参与公共事务，公众共享成为焦点。不过，极端的、泛滥的免费共享造成了网络共享观念的分化。④第四阶段是网络共享观念的反思与升华阶段，网络共享与创新、协同、开放、传统、公共、责任等社会价值勾连，上升为一种社会价值理想。而网络共享产生的负面问题，促使对网络共享进行治理成为共识。此外，中国网络共享观念在第四阶段努力进入国际话语场，希望成为治理全球网络社会的一种“中国主张”。

分析中国网络共享观念的演变，网络共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张，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勾连。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共享的内涵出现了模糊的、泛化的倾向，诸多领域出现了租用网络共享概念的现象。这与国外网络共享观念新近的演变相似。论者对此批判道，由于互联网中的信息资源急剧丰富，“共享”一词的使用变得更具隐喻性，已然偏离了最初界定的意义。语义租借行为是网络共享社会渗透的产物，但会诱致共享发生语义变迁，甚至诱发语义挪用行为（如“共享女友/男友”），带来了“伪共享”、“伪需求套‘共享’”等问题，令人担忧。

从免费共享的演变看，早期的免费共享致力于共享网络和分享技术/信息，推动了网络的社会扩散，而在第二阶段，商业力量将免费共享作为一种经营手段广泛使用，带来了侵权等社会问题。进入第三阶段，公众的共享实践赋予了免费共享新的意涵，但遭到了商业垄断的收编。及至第四阶段，不共享、过度共享、不能共享扭曲了共享的意涵，也使得免费共享难以为继。

从公共性的角度看，网络共享在第一阶段强调技术共享，在第二阶段主张免费共享，可以为建立“线上共同体”提供数字化基础，体现了共享的公共性。但随着商业力量和政策力量在第三、第四阶段介入，网络共享成为新的经济手段与社会治理手段，其内涵愈发扩张，而公共性逐渐暗淡，公共话语较少谈论网络共享的公共价值。有时，网络共享的公共性被理解为提供“服务”，窄化了其公共意涵。

从人们对网络共享的负面问题的认知看，不断深化的认识体现了网络共享观念的反思性。在第二、三阶段，免费共享过度扩张、“伪共享”层出不穷等问题，带来了不可低估的社会危害。更有甚者，网络共享随意地出现在场所、人际关系、物品、行为之中，成为被异化的符号。进入第三阶段，公共话语注重修正免费共享，强调规范共享行为。在第四阶段，公共话语不仅注重反思网络共享的问题，而且有意识地寻求不同影响力量之间的制衡，以推动网络共享有序发展。这意味着，人们对于网络共享的问题有着越来越清晰的认知，但认知的批判性有待提升。

中国网络共享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文化、实践以及技术和平台的个性，源于其背后的影响力量不断转型。基于本文的分析，中国网络共享观念的生成与演变受到技术、实践、商业、政策、传统的共享文化、国外的共享观念等多种力量的影响。这些影响力量处于变化之中，并且相互作用。不过，四个历史阶段各自拥有主导性的影响力量。影响力量的转型呈现从民间的力量转变为资本的力量，再到政策的力量的过程，而技术的、文化的力量贯穿始终。这映射着“公共互联网”向“经济互联网”和“专业化互联网”转变，进而成为被体制认同的互联网的过程。

（二）网络共享观念的社会渗透及其反思

网络共享观念与中国社会相互建构，技术、公众、商业、政策、传统等是网络共享观念生成与演变的原因，又被网络共享改造。藉由社会渗透的过程，互联网在中国转型社会进行了一场新的“共享启蒙”。契合中国共享传统，是网络共享观念扩散的社会基础，而网络共享亦在数字时代再造了中国传统的共享观念。传统意义上的共享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存在，但经由互联网的操演，网络共享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是社区、文化圈乃至总体社会的价值认同，可以催生新的社会文化。

网络共享可以制造新的“可见性”，从而解构权力，但网络共享又会被权力收编。商业力量可以推动网络共享的社会渗透，但热衷于吸纳公众的共享实践来获利。网络共享本质上是反垄断的，但它可能被权力、资本所利用而成为一种新的“宰制”。网络共享观念从中国传统共享观与共享文化中汲取养分并获得合法性，但过度强调其道德意涵，则会遮蔽逐利行为，并可能诱致道德泛化。这体现了网络共享的复杂性，需要回归语境主义，并对网络共享观念的形成过程与社会渗透保持反思。

近来，网络共享出现了新样态，值得重视：一是泛化的、过度的共享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扰乱了网络共享的秩序；二是共享、付费和版权之间的纠葛凸显，免费共享式微，拒绝共享、不能共享、垄断等现象反复出现，加重了网络共享的壁垒；三是一些扭曲的、非法的网络共享不断增多，令人担忧；四是专业性的、细分的、垂直的网络共享成为维系某些社区的手段，是一个新的趋势。

那么，网络共享的边界何在？基于四个历史时期的分析，本文发现，我国网络共享观念的边界呈现由清晰至模糊的变迁图景。在第一、第二阶段，网络共享的边界在于技术的设限，围绕网络技术下的设备、知识、信息、资源共享展开。在第三阶段，网络共享的边界因扩展至众多社会领域而变得相对模糊。进入第四阶段之后，网络共享观念深度渗透日常生活，有时会作为一种“言说”而存在。网络共享边界的模糊与人们的泛化理解有关，亦暗含一种乌托邦。这提示我们关注网络共享与资本、权力的深层次关系，防止网络共享不当扩张。

值得关注的是，从第四阶段开始，人们对网络共享的反思加速。一方面，推动网络共享观念升华，赋予其价值意涵。另一方面，网络共享带来的负面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重视。2020年末我国开启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表明当前已进入网络共享观念的反思阶段。网络共享如何在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抵制商业与政治的侵蚀，如何凸显公共性，如何维系公平公正的网络共享实践，如何协商网络共享的边界，是其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关乎互联网的未来，而且攸关整个社会，因此需要优化网络共享实践，不断更新网络共享观念。对网络共享的治理需要厘清边界，将网络共享的公共性作为重要的调节变量。

还需要指出的是，共享作为网络观念的重要构成，是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命题。网络共享观念史折射着中国互联网的多个侧面，研究网络共享观念史有助于丰富中国互联网历史学。首先，网络共享观念史呈现的历史与现实、全球与本土的议题，以及它所折射的互联网经济史、网络空间治理史、互联网使用史等，构成了“多个中国互联网”的镜像，是深入发掘中国互联网历史的线索。网络共享观念的生成与演变呈现了中国互联网“创新-扩散”的历史，即以技术引领，逐渐向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渗透的过程，是需要继续发掘的话题。其次，中国网络共享观念的演变映射着网络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以技术为先，或注重发展经济，或强调治理的结构特征。这提示我们关注网络社会的结构及其历史特征。总之，中国网络共享观念史既是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命题，也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传播学的可能。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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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崔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