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从“维新派报刊”到“外务省机关报”——天津《国闻报》若干史实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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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从“维新派报刊”到“外务省机关报”

——天津《国闻报》若干史实再研究

作者｜叶彤

内容提要

《国闻报》经历了“维新派报刊”到“外务省机关报”的身份转换，成为近代日本外务省在华第一份官报。该报并非所谓的“北洋属员”，早在戊戌政变后，外务省便秘密掌控了该报。西村博也不是以往认为的“外国保镖”那么简单，该人充当了外务省的“密探员”、新闻操纵的“代理人”以及报纸报道言论的“把关人”。“胶案议结奏稿”风波引发了该报挂名西村博的严重后果，王修植出让报馆的首要原因是来自清廷的政治压迫，外务省补助金的真实用途是支付西村博的工资。上述史实的勘误和补正，还原了多方势力角逐操纵该报的历史，折射出身陷戊戌变法、日俄争霸的政治漩涡中的报馆和报人难以抗拒的命运之悲和时代之殇。

关键词

国闻报  外务省  新闻操纵

维新派  戊戌变法

正文

《国闻报》作为维新派在北方的重镇，“起着其他维新派报刊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该报的研究，近年相关成果渐丰。既有研究在以下三方面尚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第一，关于《国闻报》发展阶段的再审视。以往研究将报馆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即“维新派报刊时期、挂名西村博时期、转让外务省时期”；其间转折点有两个：即1898年3月27日西村博挂名《国闻报》和1899年4月29日王修植与郑永昌领事签署卖约。笔者以为，上述三分法将戊戌政变后的《国闻报》仍视为维新派报刊，明显与事实不符。而作为该报转折点之一的报馆转让给外务省的时间，也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该报实际转让时间是1899年2月15日而非4月29日。三分法简化了戊戌政变后报馆政治身份的复杂性，大大延后了外务省控制报馆的时间。第二，关于报馆政治身份的再研究。有学者提出“北洋属员”说，笔者不以为然。《国闻报》在其短暂的生命周期中，仅存在过两个政治身份，即维新派报刊和外务省机关报。所谓“北洋属员”说，缺乏史料支撑且论见与事实相左。第三，“名义上”馆主西村博的相关史实亟待厘清。与夏曾佑对西村博的评价“悠然物外”恰恰相反，西村博不仅是《国闻报》的“外国保镖”，其入社后对报馆的一系列侦查、积极为报馆争取津贴以及检阅《国闻报》的报道和言论等，成为外务省对报馆实施新闻操纵的代理人。

笔者以为，上述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首先在于《国闻报》重要史实的勘误和补正。本文立足于中日两国的相关档案及研究资料，重构了《国闻报》的发展阶段，对于该报挂名西村博的真实原因、西村博在报馆的实际作用、外务省补助金的真正用途与性质、戊戌政变后报馆的政治身份、王修植出让报馆的原因、国闻报馆的关停时间及损毁等一系列重要史实进行勘误。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发掘尚未被学术界使用的档案，就上述问题提出创新性论见。

其次，有助于准确把握该报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报道和言论。日本学者中下正治认为，《国闻报》作为维新派报刊，不能脱离戊戌变法来研究该报。现有研究对于戊戌政变后《国闻报》的政治身份的把握存有偏差，在此基础上对于该报此时期报道和言论的分析流于表面化和个案化，无法触及言论和报道变化的真正原因。

第三，上述研究还原了围绕《国闻报》多方势力角逐的历史，构建起以报馆命运为中心的思考和探索。《国闻报》置身于戊戌政变、日俄远东争霸等复杂的历史事件之中，现有研究在报馆与日本外务省的关系方面尚有大量亟待厘清和深入之处。本文试图在此方面有所突破。

一、《国闻报》发展阶段的考辨

《国闻报》先后经历了维新派报刊和外务省机关报两个阶段。报馆发展阶段的划分，直接关系到政治身份的判断。

（一）孔祥吉和村田雄二郎对于《国闻报》的阶段划分与疑问

对于《国闻报》身份转换的历史，孔祥吉和村田雄二郎在其合著的论文（以下简称“孔文”）提出三阶段的划分：即1897年10月26日-1898年3月27日为第一阶段，“以严复为首的维新派是《国闻报》的真正主人”；1898年3月27日-1899年4月29日为第二阶段，“虽然日人西村博为名义上之馆主，但实质上《国闻报》仍一直掌握在以严复、王修植、夏曾佑为首的改革派手里。”1899年4月29日-1900年6月是第三阶段，“在此阶段，日本人成了《国闻报》的主人。”

受到“孔文”的影响，后续研究均按照该文所划定的三个阶段来把握《国闻报》的政治身份。笔者认为“孔文”在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划分上，与事实存在着偏差。按照“孔文”所述，从1898年3月27日《国闻报》挂名“西村博”并采用日本明治纪年始，至1899年4月29日与外务省签订卖约止，《国闻报》一直由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人掌握。将报刊挂名西村博视为单纯的“名义上”之举，不但掩盖了日本步步为营、逐步掌控报刊的行为，更延后了《国闻报》身份转换的时间。“孔文”关于第二阶段起止时间以及对报刊身份的界定，产生了两个自相矛盾的问题：

第一，戊戌政变之后，王修植、严复等人既然迫于“守旧派压力日益增加，……他们对于形势相当悲观”，在此情况下，仅仅因为“日本人想把《国闻报》继续办下去”，严复王修植等人便无法自主关闭报馆，这显然很难解释。

第二，戊戌政变之后，一方面以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人人自危，陆续淡出报馆工作；而另一方面，《国闻报》依旧持续关注政变后康梁等人的动向，多次刊载令清廷如芒在背的报道和言论，《国闻报》的坚挺表现与政变后维新派的危险处境明显不符。“孔文”将戊戌政变后的《国闻报》仍视为由中国人掌控的维新派报刊，但不能解释的是为何手握生杀大权的清廷顽固派，迟迟无法对《国闻报》下手？

（二）《国闻报》发展阶段的再审视

笔者以为，《国闻报》挂名日本人时期的情况较为复杂，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以戊戌政变为界，对该报的历史阶段重新做如下划分：

1. 维新派报刊时期（1897年10月26日-1898年3月26日）

此时期是《国闻报》的初创期，与“孔文”的起止时间基本一致。该报此时完全由中国人王修植、严复、夏曾佑等人掌控。

报馆在筹备发行阶段就受到俄国陆军大佐沃嘉克和俄国副领事格罗斯的利诱，遭到王修植的婉拒，并在其后的论说中不断揭露俄国的侵略野心，引起了俄国人的强烈不满，遂向清廷施加压力，以达到关停《国闻报》之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王修植只好向郑永昌领事寻求庇护。1898年3月26日，《国闻报》向读者正式告知：“馆中一切事情均归西村博君经理。”

2. 挂名日本人时期（1898年3月27日-1898年9月21日）

郑永昌领事与王修植、西村博，达成了“表面上暂时让渡国闻报，以西村博的名义发行”的口头约定，明确了西村博只是挂名的《国闻报》馆主，并以“国闻报主事”的名义办理社务。同时，赋予了西村博检阅报纸论说和报道的权力。西村博进驻国闻报馆，其饮食、起居、零用的花费由《国闻报》负担，除此之外，西村博不得要求其他报酬。

此时的《国闻报》，虽然在产权上仍为王修植和严复合资创办，经营上由王修植决定。报社的编辑人员也一切照旧，编辑方针也没有明显变化。但是西村博的进驻，使得外务省得以窥探报馆的内情，并通过明确西村博的内容检阅权，严重威胁了报刊的独立性。夏曾佑曾评价西村博：“名为馆主，而其人性极雅澹，且与支那言语文字均不甚通。虽在馆中而悠然物外，若与馆事无涉也者”。然事实并非如此。

3. 日本人主导的外务省准机关报时期（1898年9月22日-1899年2月14日）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国闻报》中的国人骨干均萌生退意。天津领事郑永昌在1898年10月8日向外务省报告：“北京政府内部发生变动，改良派官员陷于被逮捕和杀戮的厄运中。因此该社（指国闻报馆，笔者注）社员皆有灾祸及身之忧，有社员为了避祸退到乡下。”12月12日，郑领事更是断言：“今日的情况，王修植陷入相当的困境。将来（报馆）难免遭遇解散的厄运。”

尽管报馆名义上为日本人所有，清廷对此类报馆仍然有诸多手段进行胁迫，其中之一便是针对中国报人进行人身威胁。据西村博回忆：尽管天津领事馆对国闻报馆中的中国报人采取“交付我国护照，不让清国官吏能够动其一指”的预防措施，但是“在报馆中任职的支那人从卖报者到访员无不战战兢兢、不能安心工作”。连一般的卖报人尚且“战战兢兢”，作为报馆主要人员的王修植、严复、夏曾佑等人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夏曾佑于政变发生的三个月后写信说：“近已将报馆之席辞去，移居王菀生（王修植字菀生，笔者注）家。……报馆王严均拟暂停，已有成议。（日人尚不甚愿）”，“鄙人二馆俱辞”。由此可知，到1898年的12月中旬，作为《国闻报》骨干的夏曾佑已经脱离报馆，王修植和严复作为《国闻报》的合资人，“均拟暂停”报馆，但是由于“日人尚不甚愿”，故报馆仍在维持。对此事实，天津领事郑永昌也有类似描述可以佐证：“王修植由于利息追加累积，筹款现已用尽，最终决定解散国闻报。小官再次为其谋划，小官说，国闻报解散容易，再兴困难……”“现在一朝将其解散，会立刻被地方官冷笑，会有损于日本人的体面”、“劝告其继续，解散一事渐渐放弃。”

至1898年的12月中旬，日本人不但实际维持报馆经营，对于清廷的迫害和打压，也尽力予以排除。“（清廷）地方官员竞相向国闻报施以迫害”、“国闻报在北京的代销店，暂时停止了配送，目睹如此不幸，小官直接与总督面会。倘若对于日本人所有的新闻事业，地方官等施加以非法的妨碍，则该地方官负有赔偿损害的义务”。在天津领事的警告下，“不到数日，代销店便恢复配送”。

综上，鉴于王严二人已然丧失了对于报馆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骨干报人已经离开报馆、报馆实际由西村博主持运行，外务省对报馆提供了政治保护。唯有报馆产权尚未变更。可以判断，此时《国闻报》的政治身份是外务省的准机关报。

4. 外务省机关报时期（1899年2月15日-1900年6月16日）

“孔文”认为，《国闻报》成为外务省机关报是在与王修植正式签订买卖协议的1899年4月29日之后。笔者以为，该协议实际不过是补办的手续。

1899年2月5日，外务省向王修植支付了洋银5000元预付款，是年的2月15日，“使西村博操控社务”，“转让手续已完毕”。同一天，郑永昌主导对报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初步淘汰雇员。馆务的处理、会计等竭力以节约和明确为宗旨，洗除弊习”。夏曾佑同时间写给汪康年的信中，也有相关记述可资旁证：“国闻报馆已认真卖与日人，已交五千元……馆事则一切交与日人矣”。

从1899年2月15日开始，《国闻报》便已作为外务省的机关报运作，至4月29日，在西村博和方若的共同见证下，郑永昌与王修植补办了《国闻报》的买卖协议，补交了购买报馆的余款。外务省完成了接管报馆的全部手续。西村博虽然此时作为馆主，但实际上只是代理外务省管理报馆。

此后，虽然清廷多次与日本交涉试图关闭《国闻报》，但是均遭拒绝。关于《国闻报》停刊的具体时间，有两种说法：“孔文”引用日本“清国驻屯军司令部”所编的《天津志》中记载，认为《国闻报》停刊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即1900年6月16日），但是中下正治在其专著中引用西村博投稿《东京朝日新闻》的通信所述：“国闻报馆在动乱之际，被来自于三岔河口的炮弹击中（1900年7月的事），道具、机械和活字无不损坏。之后又成了日本军队的营舍，无法再刊”。笔者考察了上述论断的原始出处，认为中下正治的援引有不准确之处。1901年3月24日刊载的署名“麻三斤坊”（即西村博）的“天津通信”中，并没有“1900年7月的事”的标注，显然，该时间是中下正治自己加上的。国闻报馆被炮弹击中，并非1900年7月的事。早在1900年6月27日，西村博就发现：“国闻报馆楼上左侧被炮弹击穿，贯穿两个房间。室内物品多有破坏，但并没有负伤者”。该通信于7月22日刊载于《东京朝日新闻》上，中下正治误将通信刊载的时间视为报馆被毁的时间。

西村博的描述和《天津志》的记载并不矛盾：1900年6月16日是《国闻报》停刊的时间，而6月27日则是西村博发现报馆设施被毁的时间。1900年6月17日，外国联军进攻大沽炮台的同一天，义和团和清军对天津外国租界的紫竹林开始炮击。在此种环境下，继续办报是不可能的。因此，在6月16日即炮击紫竹林的前一天，《国闻报》停刊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西村博的通信完整地记录了《国闻报》最后的结局：“日军撤离报馆时移交检阅，西村博作为馆主即前往探察。所见之处，除了杂乱的印刷器和活字之外，馆内无一物留存。震惊之余，好好地收拾残迹，准备继续刊行。不料德军突然闯入馆中，称此馆舍已被其借用。”对此，西村博大为吃惊。《国闻报》馆舍系租用，其房屋的所有人为英国人，第二天在收到“德国人高价的租金后，便将馆舍租给德军”。西村博一方面愤慨于房东的“不道德”，另一方面只能另寻他处继续办刊。“在天津城外天后宫北的玉皇阁”按照日本人的习惯，重新设立名为“天津日日新闻”的报社。至此，《国闻报》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国闻报》政治身份的考辨

由于《国闻报》发展阶段的划分存在偏差，在此基础上，对于报馆政治身份的判断难免与事实产生矛盾。朱至刚在其论文（以下简称“朱文”）中提出，《国闻报》“除了得到日人相助之外”，由严复、王修植、夏曾佑“这些在任的北洋属员所主持”、“始终受到王文韶、荣禄的庇护”、“在裕禄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以后仍然颇受信用”。笔者认为，由于所谓的“北洋属员”的身份而受到庇护，在事实上站不住脚。理由如下：

第一，历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中，仅有王文韶一人对报馆提供过帮助。

如果是因为王、严、夏等人的“北洋属员”身份而获得照顾，那么历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中不可能仅有王文韶一人提供帮助。从目前的档案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对于国闻报馆有“庇护、照顾”的义务。荣禄在任的大部分期间（1898年6月15日-1898年9月28日在任），正是戊戌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展时期。在此期间，报馆的发展环境相对有利，对于荣禄的庇护并无迫切需求。中下正治认为，由于荣禄“满洲贵族”身份，报馆在其任内失去了汉人王文韶在任时的“特权”。笔者以为，作为满洲贵族的荣禄，与王文韶对于报馆的大力支持终究是有区别的：王文韶在任时报馆“可以迅速知晓清国政府内部的事”，而在荣禄及其后任裕禄时期，《国闻报》越来越多采用日本方面的新闻材料，正如郑永昌所说：“（报馆）与以前的关系不一样了。”

而裕禄因“北洋属员”身份支持报馆的说法，亦与现存档案相左。裕禄在任期间，曾迎合重新掌权的顽固派，对《国闻报》北京代销店采取禁止邮寄的措施，后因遭到外务省明确警告而作罢。清廷在戊戌政变后针对《国闻报》向外务省提出关闭报馆的交涉，至少有3次，指挥天津海关道实施交涉的幕后负责人，正是裕禄。外务省档案表明，裕禄在其任内（1898年9月-1900年8月）是慈禧太后迫害报馆的实际执行人，《国闻报》因“北洋属员”而受到裕禄的“信用”之说，何来之有？

第二，《国闻报》不具有官报身份，王文韶的支持源于其个人理念，而非王修植等人的“北洋属员”身份。

《国闻报》是王修植和严复合资创办的私有报馆，与清廷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并无隶属关系。诚然，他们办报时均具有“北洋属员”的身份，但属于在担任公职之外私自经营企业。在当时既不光彩，且有授人以柄之嫌。因此，严复等人对外极力隐瞒自己参与报馆的事实。

王文韶从1895年至1898年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任共计三年零三个月。《国闻报》自开办便受到了王文韶的帮助，在外务省档案中有清晰的呈现。王文韶将其所掌握的重要政军信息，提供给《国闻报》。报馆因此在报道清国重要时政新闻时，“获得报道精确、探访机敏之名”。在报馆受到俄国人之干涉时，王文韶在自己权力的范围内，敷衍俄国人的外交交涉以及清廷的查问。并且在《国闻报》即将遭受总理衙门关停处分之时，向王修植通风报信，为后者寻求对策赢得了时间和主动权。笔者以为，王文韶虽然对维新派的报刊、学会等各项事业施以援手，但是仅止于个人意愿，而非源于组织行为。例如，王修植曾向王文韶提出“欲求北洋于屯田局内酌提数千金”以资助维新派的农学会，被王文韶拒绝，但王文韶“允自助三百洋泉”。显然，作为个人的王文韶可以自费资助维新派的农学会及《农学报》，但是作为直隶总督府和北洋衙门，则毫无义务。

第三，外务省新闻操纵的规矩不允许报馆同时与其他政治势力保持关系。

外务省实施新闻操纵的规矩之一，就是被操纵报馆必须断绝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一心一意为外务省工作。此规矩在外务省对华实施新闻操纵的历史中，一以贯之，毫无例外。相关案例不胜枚举：1920年3月，外务省谋求对北京《民福報》进行操纵。在其与《民福報》总经理王元震的协议中，明确了：“该社完全为王元震个人所有，即便与各政党各派有接触之便，也不能有任何特殊关系”。不但不能接受政党的津贴，对于个人赠与的津贴也不能接受。“以前从倪嗣冲处，王元震个人得到了少额的津贴。现在已不再接受。关于报纸的方针，不受任何约束。”1920年8月，外务省与接受徐树铮补助的安福系机关报英文Peking Daily News（《北京日报》）进行新闻操纵谈判中，第一条便是“扫清旧关系，变更组织”。

三、《国闻报》挂名人西村博的相关史实辨析

（一）有关《国闻报》刊载“胶案议结奏稿”的后果考辨

《国闻报》1898年3月挂名日本人西村博的直接原因，源自该报于是年2月7日和8日连载了《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引发俄国人的抗议以及清廷的震怒。对此“朱文”则认为，《国闻报》刊载奏折“既有利于总理衙门在公众中的形象，又可以激发各界议论”。进而认为总理衙门对《国闻报》是“下不为例，既往不咎”的态度。为了厘清相关史实，笔者不得不稍加更正。

外务省档案显示，总理衙门对于《国闻报》擅自披露政府外交谈判的行为，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直作为《国闻报》保护伞的王文韶顶不住压力，“私下紧急告诉王修植，寻求善后策”。情急之下，《国闻报》只能被迫挂名日本人。总理衙门的压力绝非“朱文”所说的“下不为例”、“轻轻放下”。王修植于3月21日深夜委托总督府日文翻译陶大均，向郑永昌求救，语气几近哀求：“总署（即总理衙门，笔者注）已经有了断然停止发行的内部决定”，“将来如果下达此令，一旦停止发行则再兴无望。而且从来的苦心一朝白费，遗憾之至。将其改以日本人的名义，方能免此危难。乞求（贵方）特别的怜察此情况，帮助度过此次危机。”读此文字，可以想见王修植的恓惶与无奈。王修植一直以《国闻报》“基于一定的主义，撰写公平、不偏倚的论说，不能因为金钱而变更主义”为自豪。为了保证报馆的独立性，王修植两次婉拒俄国人提出的以金钱换取报馆“要为俄国谋取并维护利益”的交易要求。报馆委身于日本人，对于王修植而言实属无奈之举，王修植曾写信给汪康年，描述其恶劣的心境：“此间馆事颇发阻力，总署已具稿，将奏请北洋封禁，此间虽已部署，不悉可靠否耶？属撰文章，日来心绪恶劣，几乎不能举笔……”。

综上，《国闻报》由于“胶案议结奏稿”风波，引发了报馆被迫挂名日本人西村博的严重后果。对于报馆操纵不成反结仇的俄国人和“没有排斥外来干涉的勇气”的色厉内荏的清廷，是逼迫《国闻报》1898年3月挂名西村博的两大元凶。

（二）西村博在报馆的实际作用考辨

《国闻报》骨干夏曾佑称西村博：“虽在馆中而悠然物外，若与馆事无涉也者。”受此评价的影响，一直以来，我国学术界低估甚至无视这位于1898年3月27日开始挂名报馆的日本人所起的作用。除了姚福申将西村博视为报馆的“外国保镖”外，现有研究鲜有涉及。西村博在《国闻报》远不是“悠然物外”，而是暗地进行了诸多工作。

1. 侦查报馆，提供情报

西村博在进驻国闻报馆的4个月后，向外务省正式提交了关于《国闻报》的一系列报告。这些报告由《国闻报保护方法的请愿》、《承接国闻报始末》、《国闻报善后策》、《国闻报收支概算》4份文件组成，详细地调查了《国闻报》的主要出资人、报馆的主要参与者、报馆与俄国人的关系、报馆的背后支持力量、报馆所遭受的阻力、西村博在报馆的权利、报刊的发行范围与发行量、报馆的收支明细等重要内容。

西村博是唯一居住于报馆的日本人，通过其观察，外务省得以掌握到大量关于《国闻报》的第一手情报，成为外务省制定操纵计划的决策依据。

2. 积极游说，寻求津贴

西村博于1898年5月回到日本，滞留了2个月之久，频繁出入于外务省和海军省等部门，为《国闻报》寻求津贴。

西村博与外务省小村次长面谈，提出：“（给与）一次性五、六千元的补助或者每月四、五百元用以补充损失。”小村次长“进行了种种斡旋，当时财政没有余裕，……无法达到目的”。虽然未能如愿，但是外务省决定报销西村博此次归国的路费200元，并从1898年7月开始，每月对《国闻报》提供50元的津贴，由天津领事馆支付。

中下正治将外务省补助《国闻报》的原因视为：“因为伊藤博文前往北京视察变法政府的缘故。”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伊藤博文前往北京是在1898年9月上旬，而外务省通知天津领事馆“西村博与该新闻社关系不能断，每月50元，决定向该报社补助”是1898年7月26日，显然外务省提供补助金在前，伊藤博文前往中国于后。从时间上看，西村博7月20日前往外务省请求补助，7月26日外务省就决定提供补助金，故而笔者推测是4份有关报馆的重要情报促使外务省认可了西村博的价值，因此决定进行补助。

3. 检阅报道和论说，代理外务省操纵报馆

天津领事郑永昌与王修植订立的报馆挂名西村博的口头协议中，有“西村博以国闻报主事的资格，办理社务”和“国闻报刊载的论文和报道，必须经由西村博的检阅”两项条款。西村博在向外务省的报告中，多次强调自己对于报刊内容的监督：“种种协议的基础上，不止作为名义人，该新闻版面方面也承担一切权利”。同时也承认：“虽然作为馆主，可是只是名义上。仅止于在报道方面拥有权力，经济方面，完全由资本所有者说了算”。由此可见，西村博进驻报馆的作用，除了监视报馆之外，就是对报刊内容进行监督。

从报刊的报道和言论表现来看，在西村博进驻后，《国闻报》的报道和评论与其说反映的是维新派的观点，不如说更多的体现了外务省的意志。尤其戊戌政变后，随着中国报人退出报馆，西村博任用方若执笔《国闻报》，较大程度地改变了严复、夏曾佑时期的拥护维新、鼓吹改革的论调，转为调和帝后矛盾、批判康梁改革操切，并对慈禧继续推动改革抱有期待。对于报道言论的丕变，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立场转变”，至于为何会出现此种转变，则语焉不详。还有的从“北洋属员”的身份去猜测《国闻报》言论转变是受到北洋大臣的影响。上述讹误均是源于对于报馆政治身份的把握出现偏差。1898年12月中旬以后的报馆，大量使用外务省所提供的新闻材料，其言论导向处处唯外务省的马首是瞻。已经成为外务省的准机关报。

（三）外务省补助金的真正用途考辨

根据1898年3月郑永昌与王修植的口头约定，没有解决西村博的工资问题。其工资几何？由谁支付？既有研究尚未涉及，笔者特略加申论。1898年7月外务省给予报馆的“50元”补助，不是对于《国闻报》的补助金，而是西村博的工资。理由如下：

1. “50元”补助金额度过少，对于报馆杯水车薪

《国闻报》在王修植和严复所有时代，收支始终无法平衡。1899年2月15日转交外务省经营后，其经济状况并未由此好转。据郑永昌统计，报馆从1899年2月至9月，平均每月亏损280元5毛5分1厘。相较于王严时代的322元亏损额，虽略有减少，但仍然不能实现收支相抵。

外务省给予的50元补助，不仅无法填补报馆每月的经营缺口，且明显少于同时期外务省对其他报刊提供的补助。1901年，外务省每月给《同文沪报》527元，1907年《盛京时报》获得补助月额500元。作为外务省在华经营的第一家汉文报馆，《国闻报》所获津贴绝没有理由远低于上述两家报刊。

2. 郑永昌明言补助金实际用于西村博的“在留费用”

1898年5月，西村博赴日本游说，希望获得外务省和海军省的津贴，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也许是为了安抚西村博，也许是为了稳住王修植等人，外务省突然批准补助月额50元。

郑永昌曾明言，外务省50元的补助金“实际用于西村博的在留费用”，有替王修植减轻经济负担，达到拉拢之目的；同时，该补助金经由王修植转交西村博，客观上也可以起到牵制、监督西村博之效。西村博是由海军的泷川具和中佐介绍给外务省的，一方面，外务省不得不使用具有报馆经营经验的西村博；另一方面，外务省并不完全信任这位海军省推荐的代理人。

3. 西村博在外务省机关报时期的工资正好是50元

1899年2月15日，《国闻报》成为外务省的机关报后，代理外务省经营报馆的西村博，每月的工资恰好是50元，与王严时代的外务省补助从数额上刚好一致，这岂是巧合。

综上，月额50元作为对于报馆的补助，远远不够。但是作为馆主的工资，较为符合常理。加之郑永昌直言该补助实际用于西村博的花销。笔者认为，1898年7月外务省决定对《国闻报》实施的定额补助，其性质是给予西村博进驻报馆的工资。

四、《国闻报》卖与外务省的原因辨析

以“孔文”为代表的相关研究，注意到了戊戌政变后清廷对于国闻报人施以政治压迫的历史事实，但是缺乏以报馆命运为中心的系统考察和论述。而“朱文”关于报馆卖与日本人的原因论述，继续其“北洋属员”的“理路”，认为严复等人在“整肃趋新人士的空气已经稍有缓解之际放弃报馆”，是因为“政局的变化”，使得严复等人在大环境下主动选择与北洋历任大臣保持一致，将报馆一卖了之。此论述虽然新奇，却与史料相违背。此外，部分研究将1899年报馆卖与外务省的史实视为报馆“停刊”，罔顾该报从未中断经营的事实。

对于将报馆卖与日本人的原因论述最全面的，是发表于1990年的姚福申所作的《天津〈国闻报〉若干史实辨析》。姚福申是第一个论述《国闻报》卖出有“经济困难”因素的学者，只不过将“经济困难”列为报馆“拟暂停”的“主要原因”、“政治压力还是次要”。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一）清廷的政治压力是首要原因

天津领事郑永昌在1899年3月25日写给其上级的信中，对于报馆的情况有着直观的描述：“去年北京的政变之时，发行量大增，国闻报被敕令禁止的上谕发布后，发行量急速减少。去年冬天12月份的时候，达到衰微的极点，然而，本年开始，又渐渐增加了发行量，到了今日，大体恢复到正常水平”。戊戌政变后，《国闻报》在外务省的授意下，大量使用天津领事馆提供的新闻材料，报道了康梁等维新人士逃亡的行踪，此时期报刊的发行量大增毫不奇怪。之后清廷先后三次发出上谕，而最后两次就是针对《国闻报》的。尤其是12月2日的上谕直接点名：“候补道严复、王修植在报馆秉笔，屡被参劾，命裕禄随时察看”。在清廷的紧紧逼迫下，王修植、严复等人已然丧失了继续办刊的意志，才有外务省“达到衰微的极点”的描述，也正是此时，外务省得以趁虚而入，借机掌控国闻报馆。

清廷通过政治手段对报馆进行迫害，从该报成立伊始便已开始。据外务省档案显示，清廷使用过的手段包括停止报馆代售店寄送、禁止官府人员购阅报刊、对任职其中的中国报人进行人身威胁和提起外交交涉四种。西村博在《东京朝日新闻》的“天津通信”中，对于禁止官员阅读《国闻报》有过详细描述：“中国官职不论实缺还是候补，均禁止阅读新报。如若犯禁，实缺直接革职，候补则褫夺功名”。严令下达至包括各学堂教员和学生在内的公职人员，均遵循此令，并“派遣巡视士兵调查有无看报的官员”以为监视。

可见，与“朱文”所说的“整肃趋新人士的空气已经稍有缓解”恰恰相反，戊戌政变后来自清廷顽固派不断升级的政治压力，是导致王修植等人被迫放弃报馆的首要因素。

（二）严重的“经济困难”是次要原因

根据王修植、严复等人的书信，在报纸发行之初，王修植向上海的汪康年表达了“深恐难以持久”的忧虑，其原因是“独虑馆中母财不足，开销太大”。王修植所说均是实情。据外务省档案记录，《国闻报》开办资本仅七八千元，系王修植与严复合资。由于筹备《国闻报》时，俄国人曾突兀地提出收买要求，王修植担心：“俄国人抱有如此野心，如果本次募集迁延时日，让他们占得先机，则（于我）恐有不利”。情急之下，来不及多方募集钱款，仅同严复商议合资后便火速发行报纸。报馆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经济状态。以1898年7月的国闻报收支为例，尽管此时正是百日维新期间，政治氛围对报馆较为友善，但报馆仍然没有实现收支平衡：报馆7月收入为750元，支出为1072元，亏损322元。对于经营产生的持续性欠款，报馆只能不断消耗筹措的启动资金并通过银行贷款纾困。至1898年的12月，王修植已陷入“由于利息追加累积，筹款现已用尽”的窘境。

《国闻报》所面临的经济窘境，并不能简单归咎于王修植等人经营的失败。事实上，在清末的中国新闻界，能够实现盈利的报馆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报馆想要达到收支平衡甚至略有盈利，大多数只能依靠外来的资助。在民国时期，接受政党和政客的津贴，是中国新闻界的普遍现象，王润泽将其称为“痼疾”。《国闻报》并非没有获取津贴的途径，俄国人曾多次利诱该报，但王修植等人均予以拒绝。坚守独立自主信念的国闻报人，终于在清廷处心积虑地不断迫害下，被迫委身于日本人的保护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三）外务省同意收购报馆的原因探析

在《国闻报》筹备及创办初期，与俄国人迅速而阔绰的收买举动相比，外务省的反应难言及时，出手可谓吝啬。俄国人两次提出金钱补助换取报馆为俄国谋取利益的交易要求被婉拒后，又许诺无条件每月购买300份报纸。虽然目前俄国人究竟订阅了多少份报纸尚有疑义（据王修植所说，俄国人订阅量是每月150份），但是俄国人存在通过订阅费来拉拢报馆的事实。并且在《国闻报》引发“胶案议结奏稿”风波从而彻底激怒俄国人之前，报馆在天津的俄国银行借有贷款，因此西村博认为：“由于这种关系，俄国人能够频繁地利用该报，将符合本国利益的报道在该报版面上刊载”。

与俄国多管齐下，试图控制《国闻报》的积极行动对比鲜明的是，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除了向报馆表示愿意提供新闻材料之外，未施以任何实质性的经济援助。正如中下正治所说：“从一开始，就像大人和小孩打架一样，胜负立判。”然而，随着报馆持续报道维新派的活动与改革主张，郑永昌开始重视《国闻报》的影响力，并力主通过拉拢该报而谋取利益，“假如本邦能够对该报施以补助，由有志之士投入资本，使该报得以改良，在南北各省之间得以广泛扩张，则不仅是日清两国的利益所在，我认为清国人对日本人会更加报以信任和尊敬之意”。郑永昌其先祖是明朝遗臣，归化日本后，世代为唐通事（即汉语翻译官）。郑永昌对于中国的维新派抱以同情，期待中国能够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郑氏曾因《国闻报》而致信海关道，以极具文采的汉文痛陈清廷封禁报馆的弊端，中下正治认为：“已经超越了天津驻在领事所应该使用的外交文书的范围，是超越了日本人和中国人境界的，所谓的志士文章也不为过”。郑永昌因为个人政治观点的原因，极力主张收买《国闻报》，并且在未事先请示外务大臣的情况下，自作主张与王修植达成了《国闻报》挂名西村博的口头协议。

除去郑永昌的个人见解，收购《国闻报》也有日本与俄国在远东争霸的时代背景因素。日本于甲午战争获胜之后，在朝鲜与满洲问题方面，与俄国的矛盾逐渐尖锐。日本开始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并积极准备与俄国在远东开战。在此背景下，郑永昌认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天津，拥有一个汉字新闻，向清国有志之士间注入日本的思想，谋划日本的利益，扩大日本的权力范围，顺便保持清国有志之士与日本的联络是眼下的急务”。外务省对于郑永昌帮助乃至收购报馆的建议和行动，大体都持支持态度。在支付收购报馆的钱款后，明言：“收购国闻报之意义”在于：“其后于我方而言，有了新闻事业的经验。”

显然，与郑永昌帮助中国维新派的个人信念有所区别，外务省更多的是从日本的国家利益考虑，来进行新闻操纵。这也为《国闻报》多次引发清廷的外交抗议后，郑永昌与北京公使西德二郎及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之间，在报馆关停问题上产生分歧埋下了伏笔。

五、结语

作为维新派报刊登上历史舞台的《国闻报》，就像戊戌变法一样命运多舛。报刊于1897年10月26日创办，1900年6月16日关闭。在其两年八个月的短暂生命中，经历了维新派报刊和外务省机关报两个政治身份的转换。1898年9月21日的戊戌政变，成为报馆被迫改变身份的转折点。从此，国闻报人在清廷多轮处心积虑地迫害下，不得不淡出报馆，《国闻报》逐步转移到日本人手中。至1898年12月中旬，报馆的馆主王修植、精神领袖严复和骨干夏曾佑均已实际脱离报馆工作，日本外务省事实上掌握了国闻报馆。1899年2月15日，外务省此前已将5000元定金交付王修植，并由天津领事郑永昌主导对报馆进行了改革。至此，《国闻报》作为外务省机关报开始运作直到终刊。

国闻报人置身于甲午战败后的国势阽危之时，又受到清廷顽固派的疯狂迫害与绞杀，身不由己地卷入到日俄争霸的政治漩涡中。以“通中外”为己任的国闻报人，既不能见容于对华虎视眈眈的俄国，也不能见谅于刚愎颟顸的清廷顽固派，被迫委身于日本人保护之下苟延残喘；以“开民智”为主旨的国闻报馆，躲过了清廷顽固派的多轮迫害，最终却湮没于本国下层民众排外的洪流中，可谓时乖运拙。《国闻报》的兴亡，更多地折射出超越报人能力的命运之悲和时代之殇。

同样的无奈也发生在俄国人和日本人身上：俄国人目光敏锐、出手迅速，在其操纵国闻报馆计划几乎就要成功之时，因逼迫清廷强租旅大，激怒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民族大义和舆论压力将国闻报馆推向了俄国的对立面；以“向清国志士注入日本思想，保持清国志士与日本联系”和“谋求日本的利益，扩大日本的权力范围”为目标的日本人，从操纵报馆伊始，便陷入到两个完全平行方向的困扰中。前者是经历过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新贵；而后者，则是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谋求在华不正当权利的侵略分子。中下正治说：“这两个完全相矛盾的脸孔，当时的日本人同时具有。”随着1898年11月8日日本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倒台，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的上台，以第一代职业外交家青木周藏为外务大臣的外务省，修正了基于“维新变法”信念的对华外交，停止了对于清廷实行“温和主义”的劝告，转而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此时，高呼“常望贵国文明进化成为东亚富强之国”的天津领事郑永昌和其翼护下的国闻报馆，显然偏离了外务省的路线。正如北京公使西德二郎所说：“维持该报，不仅有害于清廷的感情，毫无利益可得，所谓启发清国人民之类的说法，只是空虚的妄想，终究无效。”至此，命运多舛的《国闻报》，在心机老辣的日本人看来，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1900年4月30日，青木外务大臣下达了择机出卖报馆的指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没有义和团，国闻报馆的关停也是不可避免的。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4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朱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