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网络媒介“茧房效应”的类型化、机制及其影响 ——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20）”的中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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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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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网络媒介“茧房效应”的类型化、机制及其影响

——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20）”的中介分析

作者｜施颖婕 桂勇 黄荣贵 郑雯

内容提要

近年来，学术界高度关注网络媒介是否必然带来“信息茧房”与观念极端化。论文通过对十种网络媒介的检验与比较发现，网络媒介的“筑茧”并非推荐算法技术下的必然，传播结构的水平型抑或垂直型、用户联结的开放性抑或封闭性为网络媒介是否带来“信息茧房”的两项关键机制。其中，微信等“熟人社交型”媒介趋于“筑茧”，微博等“公共讨论型”媒介趋于“破茧”，短视频app等“垂直传播型”媒介既未“筑茧”也未“破茧”。同时，垂直传播型媒介会加剧观念极端化，熟人社交型与公共讨论型媒介则分别抑制了观念的“极端封闭”、“极端开放”倾向；其中，“结构茧房”与“内容茧房”皆非媒介助长观念极端化的路径，但均为观念封闭保守化的重要中介机制。

关键词

网络媒介 信息茧房 类型化 大学生 极端化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网络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短短二十年间发生了从“信息平地”到“信息茧房”的普遍且剧烈的认知反转。尤其是随着推荐算法技术的普及，网络的“信息茧房”被国内学界普遍接纳为一种客观的传播现状，预测民众观念在“回音室”中坠向极端化的声音此起彼伏。然而，尽管国内的相关研究已汗牛充栋，但仍存在两项未竟之处：第一，对于网络媒介与“信息茧房”之间的因果关系尚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第二，既有研究忽视了网络媒介的多样性，尚未系统地分析国内不同网络媒介的茧房效应及其极端化影响。具体而言：

一方面，我们对网络媒介的信息茧房的认识仍普遍止于概念辨析。现有大多数研究基本是在内化美国政治语境下的“茧房”比喻，以之梗概当代中国网络媒介的传播特征，认为算法驱动的网络媒介会加剧信息窄化与观念极端化。但事实上，“茧房效应”及其观念传导并未得到普遍的实证支持。正因如此，学者开始反思、质疑该概念被泛用、误读，但目前少量的批判性研究主要聚焦于理论与概念层面，尚缺少系统的实证检验。

另一方面，国内既有研究在讨论网络媒介在信息传播与观念形塑中的作用时，往往将多种网络媒体视为“新媒体”。这一高度同质化的媒体类型，忽略了不同媒体之间的差异。相关研究往往预设不同的网络媒体之间存在高度的共性，将网络媒体单一化，从而把对某类网络平台用户的研究结论推导到整个网络空间。但事实上，网络媒体已得到极具多样性的发展，不同的网络媒体在算法推荐、交互性、超文本性等诸多维度存在明显分化，具有迥异的结构属性。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实证讨论：第一，网络媒介是否确实普遍存在“茧房效应”？第二，网络媒介在“茧房效应”上的类型化及其形成机制为何？第三，茧房效应在不同媒介对观念的极端化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

二、文献回顾

（一）网络媒体的类型化：基于平台-用户的互动视角

网络媒体使用中的“茧房”效应是否确实存在？抑或只是似是而非、缺乏科学证据的概念？围绕这一理论争议，相关经验研究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泰娜·布彻（Taina Bucher）对Facebook的经验分析指出，用户可能会受平台算法的影响而趋于选择贴近自己偏好的内容，带来信息窄化；而弗雷德里克·祖德韦恩·博格修斯（Frederik Zuiderveen Borgesius）等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推荐算法并未显著增强网络用户接触内容的同质性；朱迪斯·默勒（Judith Moeller）等学者对个性化新闻推荐媒体的实证研究则指出，对网络媒介的使用并未减少甚至反而增加了内容的多样性。

面对上述理论及经验层面的矛盾，笔者认为，忽略网络媒体的类型分化是对“信息茧房”的理解迟滞于碎片化与争议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已有少量学者展开了对媒体的分类尝试，但这些分类都以平台的组织体制、内容性质等媒体单方面的属性作为归类标准，以媒体向用户的单向线性传播模式为预设，忽略了新媒体时代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双向互动，从而背离了当代媒体的核心要素从“内容”向“连接”的生态变迁事实。

在“人人皆可传媒”的互动性的网络平台中，媒介成为不同传播主体之间的嵌入物和连接物，其功能逐渐趋于场所式或者通道式。因此，对于网络媒介这一用户与平台的互动场域的分析，不该忽略用户的媒介使用这一维度，认为用户只能被动地全盘接受平台输出，而应将视角从单一主体切换到由平台的“供”与用户的“需”所互构出的交换市场，基于互动视角对网络媒体进行分类。

（二）“茧房”效应与观念极端化

早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员就开始检验媒体对于异常认知与行为的影响效应，包括那些攻击性的、极端的认知。“极端”一词常被用于对远离中间点的聚集于某一端的立场的描述，其距中间点的偏离程度往往较大。极端化观念（extreme opinions）作为一种个体化的观念状态，包括趋于风险性方向的极端化和趋于谨慎性方向的极端化两个维度，分别对应观念的两极。

21世纪以来，在互联网普及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网络讨论逐渐表现出极端化的趋势，社会化媒体空间中的极端化现象愈发引人关注，以全球化、转基因食品等为代表的议题成为近年来网络讨论中备受关注且观点高度割裂的争议性议题，伴随着大量的极端表达。许多学者认为，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利于极端化与激进化的环境：首先，网络平台对激进内容的监管比较缺乏；其次，互联网为部分原本可能彼此孤立的极端情绪者提供了低成本的相互寻找和辨识的平台，使个人更容易找到在一般社会中不太被接受的观点和意见，并由此得以聚集和互动，进而建构起群体认同和联系网络；此外，互联网还提供了对这些内容和群组的更为即时和频繁的访问；最后，互联网快速的传播速度、庞大的用户群会进一步强化这些观念的影响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推荐算法在网络媒介中的运用，学者们开始格外关注网络“茧房”对极端态度的影响。很多研究都采用一种“网络媒介——信息茧房——群体极化与极端化”的研究模式，认为用户深陷于“信息茧房”之中会加深偏见和观点的极端主义（opinion extremism），导致极端倾向的形成与极端心态的固化，加剧个人认知的偏激和群体意志的极化。

然而，国内学界对于网络媒介使用下的观念极端化的关注还较少，尚未基于实证路径探讨网络媒介是否会通过茧房效应加剧观念极端化。同时，网络媒介促进（或抑制）极端化的可能性取决于用户在不同网络平台中的暴露的性质。因此，不同类型的接触和与不同媒体的互动如何具体影响极端的态度和行为仍有待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区别于以往研究对某种单一网络媒介的聚焦，本文对多种网络媒介进行了分别检验与比较，这一研究思路贯穿于本文对前后三项研究问题的讨论中：（1）网络媒介是否存在“茧房效应”，（2）网络媒介的类型化，（3）网络媒介与极端化。

首先，笔者对微博等国内典型的十种网络媒介的“茧房效应”分别进行有序logit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回归检验，从内容同质与结构同质这两个维度切入，探究不同类型的网络媒体在这两个维度的分别影响。

其次，笔者结合多种网络媒介在茧房效应上的不同表现与对平台-用户间互动特征的分析，构建网络媒介的类型化框架，并归纳茧房效应产生分化的机制。

最后，本文将进一步分析网络媒介对青年人心态极端化的影响：（1）通过logit模型回归检验，分析不同网络媒介对青年人极端化的影响效应；（2）基于这一结果，采用因果中介分析（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方法检验“信息茧房”在网络媒介对青年人极端化观念的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

（二）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青年大学生。作为互联网上最为活跃、最具表达欲求的群体，青年大学生的观念认知很大程度上接受着互联网的重塑，对争议性议题的态度分化较为外显，这一群体的网络媒介使用、异质性信息接触及其极端化态度之间的关系可以较为代表性地反映网络媒介对信息传播与网络用户心态的影响。与此同时，当代中国青年是价值观代际更迭中的潮流引领者，其观念极端化不仅是互联网时代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一种敏感折射，更因为青年世代较高的表达欲求与集体行动能力而牵动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最后，在校大学生的社会化程度较低，选用这一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控制职业、工作经历的影响，更为有效地考察网络媒介对异质性信息接触及态度极端化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联合发布的“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数据库（2020）”。该数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通过“大学——学生”两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上海范围内抽取了覆盖不同高校层级及培养层次的四千多个大学生样本。将变量缺失值进行剔除后，得到3798个专科及本科生的有效样本。

（四）变量测量

1.自变量：网络媒介使用

不少研究以受访者最为主要的信息来源来测量媒介使用。参照这一测量方法，本文所使用的访题为：“您最主要通过哪个网络渠道了解国家和世界大事：1.微博；2.微信；3.人人网；4.贴吧；5.论坛；6.新闻类app；7.政府新闻门户；8.地方新闻门户；9.商业新闻门户；10.短视频应用；11.其他（如推特、脸书等）。”在具体分析中（以微博为例），笔者将对上述访题回答中选择微博这一选项的编码为1，未选择微博这一选项的编码为0，从而得到一个是否主要使用微博的0-1变量。对其他网络媒介的操作化与之类似，从而共得到10个不同的0-1变量，分别代表个体是否主要依赖某种网络媒介。

2.中介变量：信息茧房

既有相关研究主要以用户是否暴露在异质性低的观点与讨论之下来衡量信息茧房。讨论的异质性包含“内容异质”与“结构异质”这两个维度，观点或参与者的低异质性会共同带来信息接收渠道的窄化。其中，内容同质性是指讨论中的观点与个体“自己”观点的差异程度；而结构同质性是指网络中接触的他人与“自己”的差异程度，即，参与者的差异性大小。

因此，本文从结构和内容两个维度来测量茧房效应，对应的访题分别为“我经常通过互联网接触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与“我在网上比在网下能接触到更多不同见解和信息”。两道访题分别包含5个定序选项，从1到5分别代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数值越低，代表该维度的信息茧房越强。

3.因变量：观念极端化

本文利用全球化和转基因食品这两项议题共同观察观念的极端化。近年来，全球化、转基因食品等议题成为青年人极端化表达十分密集的领域。公众对全球化及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早已超出经济或科学等单一范畴，而受到文化、体制、政府信任等多方面综合因素的影响，比以往研究中独立的社会事件更能全面地折射出整体化的心态结构。

在具体测量指标上，鉴于对全球化问题的网络争议主要聚焦于全球化利弊这一维度，本文参照伊恩·伍德沃德（Ian Woodward）等人的测量思路，采用“您是否同意全球化利大于弊”这一访题来测量青年人对全球化的认同态度，题目包括5个定序选项，1-5分别代表从“完全反对”到“完全同意”。考虑到一些研究侧重于全球化对本国经济、文化交流、个体消费等子面向上的利弊考察，笔者采用“您是否同意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的充分交流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访题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本文参照既有研究，利用访题“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转基因食品”测量青年人对转基因食品的认同态度，题目包括5个定序选项，1-5分别代表从“完全不能接受”到“完全能接受”。在对上述指标的处理中，笔者参照既有研究，以“完全反对”（或“完全不能接受”）与“完全同意”（或“完全能接受”）分别代表极端保守与极端开放的极端化态度。具体而言，将“完全反对”编码为1，其他编码为0，得到一个是否极端保守的0-1变量；将“完全同意”编码为1，其他编码为0，得到一个是否极端开放的0-1变量。

4.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父亲受教育程度、就读高校层级、专业、是否成长于农村、是否成长于北上广深。具体的编码方法为：性别（男=1，女=0）；政治面貌（党员=1，其他=0）；父亲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1，其他=0）；高校层级（“985工程”高校=1，其他=0）；专业（文科=1，其他=0）、是否成长于农村（是=1，其他=0）；是否成长于北上广深（是=1，其他=0）。

四、“筑茧”抑或“破茧”：

不同网络媒体的多元“茧房效应”

网络媒介是否确实带来“信息茧房”？在青年大学生对网络媒介的渠道依赖存在显著分化的背景下（表1），不同媒介的茧房效应是否趋同？本章通过对十种网络媒介的有序logit回归检验（表2）发现，网络媒介的“筑茧”并非算法推荐技术下的必然，不同媒介存在截然不同的表现：

第一，微信和人人网显著加剧信息茧房效应。其中，微信在结构同质性与内容同质性维度同时强化了茧房效应（系数=0.278，在0.001置信水平上显著；系数=0.221，在0.01置信水平上显著）；而人人网并不显著增加在线社交中参与者的同质性，但显著提高了青年人所获取信息及观点的同质性（系数=1.034，在0.01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二，微博、贴吧、论坛的使用不但未加剧茧房效应，反而产生显著的“破茧效应”。其中，微博和贴吧都从结构和内容两个维度同时消解了茧房效应（微博的系数=-0.200、-0.198，皆在0.01置信水平上显著；贴吧的系数=-0.816、-0.756，皆在0.01置信水平上显著）；而论坛则仅在内容同质性这一维度消解茧房效应（系数=-0.517，在0.05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三，相比于前两类媒介，对新闻app、新闻门户以及短视频app的使用依赖无论在结构还是内容维度，都无显著的“筑茧”或“破茧”效应。有趣的是，新闻app以及短视频app因其推荐算法功能的高度利用，往往被认为是茧房效应最为突出的几种媒体，算法对“不感兴趣”、“不认同”的异质信息的自动过滤，会逐渐窄化信息接收渠道，使用户的信息接收趋于单一。然而，本文的实证检验得到了与之相反的结论，新闻app、短视频app这类高度植入算法推荐技术的媒介并未显著降低用户接触异质参与者与异质观点的频率，国内近期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发现。可见，算法推荐并非带来网络媒介 “茧房”效应的核心要素。

五、“茧房”效应因何分化：

算法技术之外的影响机制

（一）基于互构视角的网络媒体属性分析

理解网络媒介的“茧房”效应需要考虑“特定的语境”，而网络媒介的不同类型正是“筑茧”抑或“破茧”的关键情境条件。本文尝试结合媒体不同的技术设计与用户多重的消费动机与特征，来分析与“信息茧房”相关联的媒体属性。

1.微信与人人网

（1）基于现实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人际圈：较低的参与者异质性

相比于知乎、豆瓣、果壳等“趣缘型”社交平台，微信和人人网的用户连接主要依托于亲缘、学缘等线下原有的社会关系，具有相同特征的个人/组织之间更有可能建立网络关系，较难摆脱个体既有的社会网络的限制。作为原有关系结构上的延伸与补充，这类社交平台的线上人际圈并未有效地提高结构异质性，甚至反而有所降低。

（2）低匿名性与个体用户的讨好性表达

相比于微博、短视频等媒介，微信和人人网的用户间匿名性较低，个体的言论动态暴露于真实人际圈中，面临多种或某一群组的观点审判，并受到他人经由相关的社会网络产生的间接影响。在低匿名性的压抑下，微信与人人网的个体用户的线上表达往往是一种迎合式的“经营”，而非畅所欲言。类似微信朋友圈基于群组的选择性发布功能的出现与普遍应用正是这种讨好性表达倾向的体现。因此，在维护线下关系、获得群体认同的目的驱动下，讨好性表达使个体用户尽量避免发表有碍“情面”的、低包容性或争论性的内容以避嫌。

（3）被阉割的留言板功能：公共讨论的受限

相较于人人网被网友普遍诟病的“八大俗”与公共讨论的相对绝缘，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区”允许并非好友用户进行观点交流，但在功能上仍保留了很多限制：

首先，交互讨论的可能性受限。在2018年3月12日之后注册的公众号不再被授予留言区权限，除非走“账号迁移”等灰色路径，不然难以提供粉丝讨论互动的场域。并且留言区的讨论容量也受限，每篇推送的留言数目被限制在100条以内。其次，留言的多样性受限。读者并无留言的公开发布权，留言经公众号运营者“精选留言”的筛选后才能公开，从而成为经后台加工后的选择性呈现。最后，互动结构受到限制。留言区在功能上无法实现多人互动，作者是评论留言的唯一客体。平台的上述功能设定使用户间的公共辩论受到限制，阻碍了多元化的观点碰撞。

2.微博、贴吧及论坛

（1）“观念市场”而非“关系市场”

相较于微信之类的社交媒体，多数用户对微博、贴吧、论坛的主要消费需求并非建立与维系人际关系，而是信息网罗及观点的表达与交流，这类平台拥有较强的“观念市场”属性而非“关系市场”属性。国内相关的经验研究也发现，微博空间更多地呈现出“公共空间”的属性。在这种“趣缘”主导的观念市场中，线上交流很少基于对彼此关系的考量而沦为工具化的社交表达，而是一种“观点先行”的直接讨论。同时，用户间彼此的可匿名化降低了多样化表达的人际成本，增加了多元观点的呈现与流动。

（2）留言的公开可见性、多元互动性、数量自由：更为开放的异质性讨论空间

首先，相比于微信，微博、贴吧及论坛在平台设置上都授予用户发布观点的权限。虽然博主和吧主都有权自行删除评论，但这种再加工是在相关观点已经公开并产生一定影响之后，因此相比于微信等平台在后台直接截获并过滤留言，观点的异质性更高。其次，不同于微信公众号留言区的“作者-读者”式的二元互动结构，微博、贴吧及论坛基本都允许登陆后的用户之间相互留言和点评。这种多元互动格局打破了陌生人之间的空间藩篱，有效增加了讨论。最后，不同于微信，这类媒介对于用户的评论总数没有严格的数量限制，同时，在微博取消140字的字数限制后，用户被容许表达一个较为完整的观点，有利于拓展公共讨论的深度。

3.新闻门户、新闻app与短视频应用

尽管新闻门户／app与短视频应用在内容生产方式、议题取向及内容表现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它们在传播内容和传播结构上存在两项关键的相似之处：

（1）内容的浅表化传播

近年来，随着“流量为王”等商业化运营逻辑的割据，新闻版块间的边界呈现出模糊化的趋势。游戏、购物、八卦奇闻等娱乐性内容往往以更具视觉冲击化的形式强势闯入用户的视野以诱使用户点击。在算法推荐的共谋下，纯粹的严肃新闻学习较难在这类媒体上得到支持。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用户对新闻媒体的使用惯习发生了变化，对新闻学习的时间分配模式从 “板块化”转变为“间隙化”，新闻媒介的使用逐渐演变为一种填补空暇的“悬浮性”消费，限制了用户对严肃新闻知识的深入思考与学习，加之新闻内容高频更迭且碎片化的特征，用户的信息消费逐渐趋于“浅表化”。

相似地，短视频应用的主流用户在这类媒介所主打的奶头乐（tittyainment）产品上的消费效用也集中于个体情绪的即时满足。类似抖音等短视频app通过制造和传播“社会麻醉剂”一般的充满感官刺激的娱乐化视频产品来填补和挤占个体的闲暇。用户在获得情绪快感以搁置和消解压力与不满情绪的同时，也陷入一种多巴胺依赖式的成瘾困境，在自身难以觉知的情况下逐渐丧失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与思考。

综上所述，从传播内容的角度而言，新闻app、门户与短视频的浅表化消费特征使其难以影响个体深层的政治社会观念，因而很难产生显著的“茧房效应”或“破茧效应”。

（2）垂直传播结构

基于互构视角，本文所指的传播结构是指在用户对网络媒介的使用中，网络媒介主要是扮演不同用户间横向沟通观点的桥梁抑或是垂直式的信息分发者角色。其中，垂直式传播缺乏水平传播中用户之间较高的观念互动关系，用户并不以公共讨论为主要目的，而将网络媒介作为按需所取的情绪调节工具。尽管部分垂直类平台在功能设计上提供了留言或弹幕等互动渠道，但用户的发言倾向于满足情绪表达或刷级等需求，用户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横向联系。

这也意味着，从用户关系结构的角度而言，垂直传播结构难以形成圈层化、社群化效应，从而不易形成观念认知的共振、产生显著的“筑茧”或“破茧”效应。

（二）公共讨论型、熟人社交型与垂直传播型媒体：网络媒介的类型化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尝试从下述两个维度进一步归纳这些网络媒体的属性差异并加以类型化：

第一，用户联结的开放性抑或封闭性。较为开放的用户间联结能带来异质性的信息流动，并发生跨意识形态的联系，从而降低信息窄化与观点趋同的可能性。人们虽然更喜欢与那些会分享自己观点的人互动，但同时也能够参与到那些他们所不同意的观点中，所以即使极端观点可在短时间内发生，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会恢复正常。相比而言，熟人社交平台的用户联结趋于封闭性，线下社会网络的高度渗透限制了多元信息的接受，社交网络的使用会驱使个体屏蔽自己不同意的观点或保持沉默，通过对相异观点的一系列筛选与过滤，最终塑造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观点封闭的线上网络。因此，封闭空间下的熟人社交使得强链接的用户之间拥有相似的观念。

第二，传播结构是水平结构抑或垂直结构。相比于垂直式的传播结构，水平式传播结构下的个体之间更容易通过横向的观念互动与关系链接而形成观念认知的共振效应。与之相反，新闻类与短视频应用虽然在功能设置上容许水平传播，但在多数用户的实际使用中，等待被投喂“奶瓶乐”的情绪快感需求高于投身于观念互动的动机，所以这些平台的信息流动以编辑、主播等职业生产者向观众的垂直输送为主，并呈现出表浅化的信息消费特征。在“今日头条”每天推送的重大新闻中，娱乐类资讯占全平台总量的68.29%，大多数新闻都停留在琐碎的事件性的浅层传播，缺乏深度的专题报道；而短视频平台更是被泛娱乐化内容主导，呈现出明显的“内容下沉”。这些浅表化的信息消费较难触发个体内在深层的价值认知，加剧或消解观念上的“茧房效应”。

根据网络媒介在上述两项维度的分化，笔者总结出公共讨论型媒介、熟人社交型媒介、垂直传播型媒介这三种类型。其中，水平传播结构是网络媒介是否加剧或消解“信息茧房”的前提，因此，垂直传播型媒介不具备任何方向的“茧房”效应。而在水平传播结构的媒介中，用户联结的开放性抑或封闭性决定媒介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用户的异质性接触：开放性的公共讨论型平台（如微博、贴吧、论坛）总体而言会显著地增加异质性接触，消解茧房效应；而封闭性的熟人社交型平台（如微信、人人网）则显著加剧了茧房效应。

五、网络媒体类型、茧房效应与极端化

（一）网络媒介使用对青年大学生极端态度的影响

围绕网络媒介对观念极端化的影响，本文的回归结果发现，公共讨论型、熟人社交型与垂直传播型媒介对于青年人的极端化存在截然不同的影响（表5）。其中，公共讨论型媒介有效抑制了青年人的极端保守态度（主要反映在全球化议题上，系数=-0.773，在0.05置信水平上显著；在转基因议题上并不显著），而对极端开放态度不存在显著影响；熟人社交型媒介对青年人在全球化（系数=-0.285，在0.05置信水平上显著）和转基因食品（系数=-0.266，在0.05置信水平上显著）议题上的极端开放态度都存在显著的消极作用；最后，垂直传播型媒介对全球化议题的极端保守（系数=0.531，在0.1置信水平上显著）与极端开放（系数=0.215，在0.05置信水平上显著）都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

由此可见，网络媒介的使用并不必然带来群体观念的极端化，公共讨论型媒介和熟人社交型媒介都对青年人的态度极端化产生了消减作用，只有垂直传播型媒介显著增加了极端态度。此外，观念的极端化包含“极端保守”与“极端开放”两个不同的维度，网络媒体使用对这两个维度的影响并非都是相同的，正如公共讨论型媒介和熟人社交型媒介分别只对某个单独方向的极端化产生显著影响。

（二）“茧房”效应加剧“封闭保守”而非加剧“极端化”

多数研究认为，“茧房”效应会加剧网络用户的极端化倾向。然而，本文通过因果中介分析（表6）得到了不同的发现：第一，网络媒介对青年人态度极端化的影响并不一定通过“茧房”效应的中介作用而达成：在公共讨论型媒介和熟人社交型媒介对青年人态度的影响中，信息茧房确实是比较重要的中介机制；然而，在新闻app等垂直传播型媒介对青年人心态的影响中，信息茧房并未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第二，“信息茧房”的中介作用并非加剧网络媒体用户的“极端化”倾向，而是加剧其“封闭”倾向。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也支持了上述两项主要结论。

具体而言，首先，对于公共讨论型媒介，“破茧”效应是其消解极端保守心态的中介机制（结构破茧效应与内容破茧效应的中介效应比分别为10.00%及11.11%）。其次，对于熟人社交型媒介，“筑茧”效应是其抑制极端开放心态的中介机制（在全球化态度中，结构破茧效应与内容破茧效应的中介效应比分别为8.33%及11.43%；在转基因食品态度中，结构破茧效应与内容破茧效应的中介效应比分别为14.29%及9.09%）。最后，垂直传播型媒介虽然显著加剧了青年的态度极端化，但这一影响源于信息茧房之外的中介机制。

七、结论与讨论

（一）网络媒介“筑茧”的情境机制

在网络媒介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网络媒介是否带来“信息茧房”存在情境性，而平台与用户互构视角下的媒介属性是影响“筑茧”抑或“破茧”的关键情境机制。结合对十种主流媒介的茧房效应的分别检验及其媒介属性分析，本文归纳出用户联结的开放性抑或封闭性、传播结构的水平型或垂直型这两个分化维度，将上述网络媒介类型化为公共讨论型、熟人社交型及垂直传播型三种类型。其中，水平传播结构是网络媒介是否加剧或消解“信息茧房”的前提；而在水平传播结构的媒介中，用户联结的开放性抑或封闭性决定媒介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用户的异质性接触。

具体而言，首先，对新闻app及门户网站、短视频app等垂直传播型媒介而言，在传播内容上，用户的浅表化、“悬浮性”消费使其难以影响个体深层的政治社会观念；在用户关系结构上，垂直传播结构难以形成圈层化、社群化效应，从而不易形成观念认知的共振，因此难以对个体观念产生显著的“筑茧”或“破茧”效应。

其次，微信、人人网这类熟人社交型媒介的用户联结在结构和内容上都趋于封闭：在人际结构上，好友网络主要基于对原有社会关系的延伸而建构出来，较难挣脱个体既有的社会网络的限制，无法显著降低结构同质性；在讨论内容的取向上，低匿名性也会驱使个体用户出于自利动机进行符合主流意识的“讨好性表达”。因此，作为“关系市场”的熟人社交型媒介存在显著的“筑茧”效应。

最后，微博、贴吧、论坛这类公共讨论型媒介作为一种“趣缘”主导的“观念市场”，更多地呈现出“公共空间”的属性。其线上交流更倾向于观点先行的直接讨论而非基于人际关系的社交表演，同时，用户间彼此的可匿名化降低了多样化表达的人际成本，增加了多元观点的呈现与流动。因此，其较为开放的用户间联结有助于促进异质性的信息流动与跨意识形态的联系，产生显著的“破茧”效应。

（二）推荐算法并不一定导致“信息偏食”

网络媒介对推荐算法技术的应用被国内多数理论研究视作“信息茧房”的主因，诸如2017年就建立起中心化的算法流量分配的微博。以及“今日头条”、“抖音视频”、“西瓜视频”等“字节跳动”系产品通常被视为信息茧房十分突出的几种媒体。然而，本文的检验表明，微博、新闻app、短视频app这些算法类媒介并未对青年大学生的信息接触产生显著的“筑茧”效应，其中，主要使用微博的青年甚至比依赖其他网络媒介的青年接触到更多异质性的网络参与者与多样化的观点信息。可见，推荐算法并不一定带来“信息偏食”，我们以往对于“算法权利”的焦虑情绪可能是一种过度警惕，忽略用户主体性的“唯技术论”视角存在一定的分析局限。

当然，考虑到推荐算法在不同网络媒介中的运用模式并不相同，比如新浪微博以中心化的算法流量分配为主，而抖音主要采用去中心化的算法流量分配模式，因此，除了平台与用户的互构属性，推荐算法的运用模式差异可能是推荐算法的传播影响中值得考虑的另一个面向。

（三）观念极端化的两个维度以及网络媒介对极端化的不同影响

网络媒介对“极端保守”与“极端开放”这两个维度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并不相似。首先，在影响效应上，公共讨论型媒介抑制了极端保守态度，对极端开放态度并无显著影响；而熟人社交型媒介则相反。其次，在影响机制上，“信息茧房”的中介作用并非加剧网络媒体用户的“极端化”倾向，而只是加剧其“封闭”倾向。因此，对于观念极端化，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是否极端，同时也需区分其方向。

其次，平台的传播结构是网络媒介消减抑或加剧青年人观念极端化的关键因素。其中，公共讨论型及熟人社交型等水平传播结构的网络媒介对青年人的观念极端化具有消减作用，尽管两者所消减的极端化维度并不相同；而垂直传播型媒介显著加剧了青年人的观念极端化，但这一影响并非缘于“信息茧房”这一中介机制。

（四）研究不足

囿于数据资料等方面的限制，本文存在如下研究局限：第一，本文对“茧房效应”的测量是通过问卷这一受访者个体的主观反馈所获得，可能与其客观的信息接触特征存在一定偏差。第二，尽管本文对网络媒介的分析包含了微博、手机交友app、短视频app、新闻app等十种主流媒介，但是在新媒体差异化布局的背景下，属于相同大类的网络媒介之间也存在不可小觑的内部分化，有待后续研究展开更为精细的类型学分析。第三，本文在分析网络媒介使用与信息茧房及极端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时所采用的数据为截面数据，需要更多追踪数据的进一步支撑。第四，青年人网络媒介使用的多元化与差异化不仅体现在渠道层面，同时也体现在对网络媒介的使用方式、使用目的等策略层面。因此，在媒介类型之外，对媒介的使用策略可能也是影响传播效应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可能与媒介类型所产生的传播效应分化存在交叉作用，这些影响还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究。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5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戴睿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