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公开的“秘闻”：中法战争前夕曾纪泽的外交与舆论观诠释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公开的“秘闻”：

中法战争前夕曾纪泽的外交与舆论观诠释

作者｜李浩

内容提要

在“通中外，达新知”的语境中，报刊对清季外交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晚清外交官员的代表人物，曾纪泽在中法战争前夕，以欧洲报刊为线索，管窥法国政府，以打探情报。在这个过程中，曾纪泽探知法国权力结构，新闻界、公众与政府之间互相制约。借助这一特性，曾纪泽拉拢《泰晤士报》，开展了一场以舆论外交为特性的公共外交活动。这也是晚清驻外公使发动的最早公共外交活动之一。曾纪泽以“公开秘闻”为策略，与《泰晤士报》等欧洲报刊达成利益交换，并积极与欧洲报人互动，为清政府在中法冲突中赢得舆论支持。曾纪泽所形成的以“舆论权力观”为代表的舆论观，是晚清外交官员对舆论的最早归纳和认知之一，对清政府后续外交活动的开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曾纪泽 公共外交 

阅报活动 舆论观 中法战争

正文

自《万国公法》传入，清政府被迫接受西方“干涉有理”及其国际规范。基于《万国公法》，围绕中外问题展开的外交交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外交体系，树立了新的近代外交体系。纵观亚洲的近代，是东西方冲撞、融合的时代，西洋近代文明的新概念随着西方列强贸易的和军事的扩张涌入东方，而东方各国不得不努力接受这些新的概念。在传统中国的思想架构当中，中国处于所谓“世界秩序”的核心地位，随着中国士人逐渐了解世界，原先不受重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西方概念不断被加深。晚清时期，“新型传播媒介”，尤其是报刊，对于近代历史的“塑造”，以及对于中西文化沟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成为塑造近代历史的物质因素、技术背景。

1883年12月爆发的中法战争，不仅关系到交战双方，而且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和影响，它直接牵连到越南，间接地与欧美日本等国利害相关。对于越南，清政府将其视作亲密朝贡的外藩属国，是清政府“朝贡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法之间冲突体现在利益、传统观念与价值上，所谓体面的宗藩关系成为清政府介入越南与法国争执的“名”。因此，清政府在越南的利益和南部边陲稳定成为介入这场冲突的主要动因。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后，存在两个场域：正面场域是清政府、黑旗军、越南的三方同盟与法国在越南北圻的对峙；幕后场域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曾纪泽等人开展的外交活动。其中，与张之洞、左宗棠同属主战派的曾纪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他既受到李鸿章等主和派的掣肘，又直接与法国政府进行斡旋。区别于以往的外交策略，曾纪泽除了采用政治施压、经济牵制、条约谈判等外交措施外，还利用欧洲日渐兴起的新闻业进行以舆论为主的公共外交，通过披露中法交涉“秘闻”的舆论策略，引导欧洲主流舆论抨击法国政府，为清政府整军备战争取主动。遗憾的是，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主导清廷对法交涉，让这场中法交锋以清政府战败落幕。曾纪泽在对法交涉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强硬态度，为法国政府所忌惮，以解除其驻法公使一职为和谈条件，于是清政府在1884年4月免去其驻法公使一职。

围绕中法战争的研究颇丰，但更多是详陈历史发展脉络，尤其是战争经过和战争关键人物的政治活动、外交活动等，缺乏从舆论的角度论述对“中法战争”的影响。若从有关晚清报刊舆论与外交的研究来看，更多的是集中于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且以报刊为主要对象，有关外交官员、外交部门等的研究尚少。同时，前述研究并未解析幕后场域的舆论对于中法战争的影响，尤其未关注曾纪泽与报刊之间具体展开了哪些互动，以致于法国政府强烈不满，甚至将他去留问题作为与清政府谈判的前提。

本文以中法战争前夕，曾纪泽依靠舆论所展开的公共外交活动为个案，围绕“管窥法国——舆论权力——公共外交”这一研究线索，展示在“通中外，达新知”语境下，最早一批驻外公使对舆论的认知，并依托舆论所展开的最早公共外交活动之一，以此呈现晚清进步官员舆论观的早期面貌。

一、情报“秘闻”：中法战争前夕曾纪泽的阅报活动与外交情报获取

近代报刊功能及其传播涉及“通中外，达新知”，报刊对新近发生事务变动提供一些资讯，读者便可得到“新知”。作为清政府最早一批驻外公使的曾纪泽，认为“达新知”是“通中外”的必然之路。因此，曾纪泽阅读大量不同种类的报刊，以实现“通中外”与“达新知”的联姻。这种广泛的阅读视野与其担任驻外公使的媒介环境密切关联。彼时，法国政府正在筹谋进攻越南，以获得在印度支那即现中南半岛地区。地区更大的利益。为应对法国的攻势，曾纪泽通过大量阅读报刊，管窥法国政府在越南的动向，并作出反应。

（一）窥测权力：曾纪泽对舆论与法国政府之联系初探

19世纪80年代，欧洲报刊业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西方政府，催涨新闻界对内幕信息的渴求，“政府秘闻”通过报刊相继流出。借此机会，报纸成为曾纪泽了解法国政府秘闻的渠道。

1882年2月7日，曾纪泽在阅读欧洲报纸之后，他向清政府示警：

伏查法人觊觎越南，蓄意已久……该国图越之事，新报则议论纷纭，官场则机钤秘密，然而议绅士庶论及此事，视取越南东京皆谓易如反掌。

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82年2月11日），在曾纪泽向总理衙门抄送“密译法国新报一段”，其中写道：

彼进言者告以法国丢尼斯军事控惚，其机可乘，密书英国新报，发挥其意，而置名不宣，甘为鬼域之事。其见于泰木斯报者尤为昭著。

曾纪泽在抄送的函件中明确提到，法国国内存在政治危机。与此同时，《泰晤士报》（即文中所言“泰木斯报”）亦借助“进言者的密书”继续发酵越南东京（Tonquin）问题，挑拨中法对立。该法国新报认为，《泰晤士报》等英国报纸捕风捉影，对所获得的政府秘闻进行带有偏见的加工：

或议法越交涉情形，或言不遂中国之意，于法国不利，谓中国虽不兴问罪之师，势必暗中阻挠，以关卡扰索之，盖以中国诡诈之伎俩相恫喝也。

《泰晤士报》认为欧洲各国应警惕曾纪泽等清政府驻欧洲各国公使，“不可以其使臣而度其国。”事实上，曾纪泽确实通过外交手段，使法国准备放弃出兵越南，在函件中曾纪泽写道：

嗣因纪泽两次照会，外部议院乃尽知越南为吾华属国，又鉴于丢尼斯之役初估少而后费多，是以渐息谋越之念。

但《泰晤士报》的鼓动，改变了法方态度，令曾纪泽颇为不满。他在函件末尾写道：

此报一出，又令法绅摇惑，殊可恨也！

不过，这次事件也让曾纪泽发现欧洲报刊所蕴含的“舆论”力量，这对于他是全新的知识范畴。虽然他并未明确提出“舆论”的概念，却准确指出舆论对政府的影响。曾纪泽在1882年10月15日寄给曾国荃的信中，提到他对法国政治权力关系的观察：

盖法为民主之国，商民势大，政府权轻，政府之所行，一商一民足以把持而梗阻之，政府所不愿行，一商一民足以摇惑众心而胁制之，此近年法国政府之所以屡次换人也。

曾纪泽的以上论断点明，“商民”态度深刻影响法国权力运行，尤其“摇惑众心”的舆论引导活动，会左右法国政局。同时，曾纪泽认为法国报界与法国政府之间存在权力交换。在光绪癸未六月十七日（1883年7月10日）致总署总办的函件中，曾纪泽明确二者间的勾连：

敬再启者，法国勒当新报馆，与政府沆瀣一气者也。

曾纪泽认为，法国勒当报馆通过报馆出售越南地图，宣扬越南对于法国的重要性，以此影响法国主流舆论，支持法国的主战派，这是二者事实上形成的权力交换。

伴随18世纪启蒙运动，“公众舆论”已经成为法国重要的力量。其背后隐藏着法国政府的观念转变。法国政府联姻政治权力与舆论权力，换取稳定的执政基础。曾纪泽出使欧洲之前并不了解法国政治生态，随着日常阅报活动的深入，曾纪泽逐渐意识到舆论权力对政治的渗透，这是晚清外交官员对舆论权力的早期认知，为其日后围绕舆论展开公共外交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打探更多情报，曾纪泽将视线转向英国、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报刊，期待从中打探新的情报信息。

（二）打探情报：曾纪泽对外交情报的获取

对于法国自19世纪70年代起发动的武装侵略越南北圻的军事行动，清政府官方也是知晓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入侵中国，为此通过外交渠道向法国抗议，认为中越之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出访俄国之际，曾纪泽仍督促使馆人员“紧要新报，亦随时加封寄递，计如期上尘青览”，以及时掌握法国在越南的外交动向，并向总理衙门提供研判依据。光绪八年五月二十六日（1883年6月30日），曾纪泽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写道：

窃照本爵大臣于本月十六日阅新报所载香港电称，法兵袭据越南顺化都城，即于十六、二十三日申刻两次面晤法国外部尚书佛来希尼，谈论良久。

值得注意的是，报刊已然成为其“打探情报”的主要工具。除了欧洲报刊以外，国内的报刊亦是曾纪泽的情报来源。光绪九年二月十九日（1883年4月6日），曾纪泽在致总理衙门的函件中，引用《万国公报》，写道：

阅上海十一月初七日《万国公报》，载法廷特命驻越之官知照越南国王，言法越未定之事，历至今年再行会议。说之确否，虽未可知，然法国主持民政，权势最盛之刚必达，既于去冬伤发殒命，人心惶惑，各党交哄，大臣为之不安其位，图越之事稍作回翔，似亦应有之义。

对于报刊内容，曾纪泽并未盲目听信，而是将其与已知信息对照。他认为法越交往真假未知，但法国现处在权力更迭期，外交政策尚未明朗，暂缓图越一事可能为真。

针对越南东京问题，法国舆论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应暂缓此事，另一派提倡立即行动。为防万一，曾纪泽上书谏言清政府及时进行军事部署，防范法国军队入侵。但是，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主导局势，选择与法国和谈。

赫德在光绪九年五月初七日（1883年6月11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也证实了法方有和谈的想法，他说道：

又，五月初三日之电报云：法国有名之新闻纸内有一篇文字，其中甚以宝大臣为无误，以新任外务大臣为不然。阅此法国已有不愿动干戈之人出头。

对于清政府松懈军事部署，一心和谈的行为，曾纪泽在光绪癸未年五月二十三日（1883年6月27日）给左宗棠的信中表达了不满，他写道：

李相与法使特力古议越南之事，闻尚未有头绪。此案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曰柔，曰忍，曰让。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

以上可知，曾纪泽将欧洲报刊中提及的“秘闻”作为情报，在与不同渠道的信息进行对勘后，将情报函寄至清政府，供决策使用。与此同时，曾纪泽发现报刊对舆论权力的影响，亦左右法国政治生态。19世纪的欧洲，“均势外交”成为诸国奉行的外交策略，欧洲诸国通过外交结盟构建同盟，以达到互相牵制的力量平衡。为施压法国政府，曾纪泽将自己掌握的“秘闻”作为交易筹码，通过英国新闻界，尤其是《泰晤士报》，开展以舆论为核心的公共外交活动，影响法国对越政策，维护清政府在越南的利益。

二、“秘闻”交易：中法战争前夕曾纪泽与《泰晤士报》的相关交往

19世纪下半叶，电报技术和通讯事业的发展使国际报道迅速发展。而追求刺激和轰动新闻的倾向对各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构成了严峻挑战，有关外交政策的“秘闻”亦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同一时期，各国的“非官方”报纸成为相互试探并进行暗战的武器, 各报常常指责对方的行动破坏了本国的利益, 进而建议本国政府要采取某种行动以谋求补偿。《泰晤士报》则是英国外交政策的鼓吹者。《泰晤士报》一方面积极为英国的侵略扩张进行鼓动，使政府的行动得到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 它也把政府置于舆论的压力之下。《泰晤士报》的特性，成为曾纪泽进行舆论外交的工具，并以此展开晚清驻外公使最早的公共外交活动之一。

（一）互相利用：曾纪泽与《泰晤士报》的利益交换

光绪癸未年五月二十三日（1883年6月27日），曾纪泽在给左宗棠的信中写道：

刻下无他技能，惟向英、法绅民及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政府如换新人，商事或当稍易，所谓无聊之极思也。

曾纪泽向《泰晤士报》等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的目的是为了对法国政界施加影响，尤其是借助商民群体的“公意”力量，施压法国政府，甚至希望改变执政集团，利用权力交接真空期解决越南问题。曾纪泽提到的采访刊登于1883年6月5日出版的《泰晤士报》，文章写道：

The Havas Agency correspondent at Moscow interviewed the Marquis Tseng this Morning, and his replies are thus indicated.（今天上午，哈瓦斯社驻莫斯科记者采访了曾侯爵，他的答复如下。）

《泰晤士报》登载了哈瓦斯通讯社与曾纪泽关于中法越南问题的对话。曾纪泽声明，清政府无意破坏与法国的关系，清政府也承认1874年法国与越南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但不会同意法国政府改变中越之间宗藩关系的企图，更反对法国政府与黑旗军之间爆发军事冲突，并强调若情况持续恶化，不会排除派遣军队入越与法作战的可能。在采访结尾，曾纪泽对法国新闻界表达了个人看法：

The Chinese Ambassador, at the close of the interview, expressed a hope that the Press would devote its efforts to effecting a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o as to avoid a rupture（中国大使在采访结束时表示，希望新闻界致力于促成两国和解，避免关系破裂。）

这一表述，正是对法国新闻界与政府之间权力媾和的不满。接受哈瓦斯通讯社的采访，曾纪泽在光绪九年四月廿九日（1883年6月4日）的日记中也有记录：

巴黎官新闻纸阿穰哈发之秉笔人□□□（“□□□”为原文缺失）来询东京事，盖法廷使之来也，与谈甚久。

对《泰晤士报》来说，曾纪泽开明的姿态，利于双方深入交流，且曾纪泽代表清政府直接与法方交涉，必然掌握最直接的“秘闻”，是其重要的信源。反观曾纪泽，《泰晤士报》是其开展舆论外交的重要场域，藉《泰晤士报》向英法政府施加不同的舆论压力，影响英法民众的态度，以期改变法国对越决策。1883年5月30日的《泰晤士报》在评论来自曾纪泽的电报时认为，若中法之间爆发冲突，法国政府会陷入困局，而法国新闻界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媾和，加深了这一危机爆发的风险。《泰晤士报》为这则评论的信息加注脚，写道：

The fact that the first news of China‘s intentions was published by a Russian telegram in The Times is explained by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 Marquis Tseng, the Chinese Ambassador at Paris and London, was present at the Coronation at Moscow.（《泰晤士报》的一封俄罗斯电报刊登了有关中国意图的第一条消息，这一事实来自在莫斯科出席加冕典礼的中国驻巴黎和伦敦大使曾侯爵。）

赫德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也提到法国新闻界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媾和情况，他写道：

而新闻纸不肯刷印阻止国政之论。

法国政府与新闻界间的权力媾和，使各方获得越南问题的有效情报变得困难。因此，曾纪泽与《泰晤士报》间的直接合作也是双方打破藩篱的需要。至于曾纪泽公开的“秘闻”内容，从目前的材料难以准确定位具体的刊次、版面及文章内容。但是笔者翻阅《泰晤士报》在1883年有关中法越南东京问题的报道，不难发现，曾纪泽与《泰晤士报》交往甚是密切，《泰晤士报》记者在文章中常常引用曾纪泽的话语作为论断依据。据此推断，曾纪泽确将众多交涉“秘闻”透露至《泰晤士报》，《泰晤士报》记者则以隐晦的形式将此类“秘闻”刊登于报刊之上。

为进一步牵制法国，曾纪泽利用《泰晤士报》展开一场基于舆论的公共外交活动。

（二）舆论外交：曾纪泽的公共外交活动

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为了阐明本国基本国情和对外政策，促进国与国间的沟通，行为对象是外国的公众，核心是信息与思想的跨国际流通，通过舆论影响则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策略。曾纪泽借助《泰晤士报》进行的舆论外交，正是晚清外交官员利用舆论展开公共外交的最早实践活动之一。公众只有在事务有了结果之后，才开始对“前提”的合理性作出判断。曾纪泽假借《泰晤士报》，向英国各界揭露法国对于越南的觊觎之心，意在引起英国舆论对法国威胁英国远东利益的警惕。英国各界也担心此事对英属印度安全的威胁。当这样“结果”符合预设后，曾纪泽的公共外交效果开始显现。1883年9月8日的《泰晤士报》上写道：

According to news from London received this evening,the Chinese question is absorbing public attention there.（根据今晚伦敦收到的消息，中国问题在伦敦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泰晤士报》认为，法方若不再强力索取越南，则清政府愿意和平解决越南东京问题，这也符合各国公众舆论的预期，《泰晤士报》认为：“Hence the tranquility of public opinion.”（因此，公众舆论是平静的。）《泰晤士报》还在这篇报道中提及，除其之外的众多英国主流报刊也选择使用来自曾纪泽等清政府一方的内容，这清晰表明英国各界报刊对清政府的支持。曾纪泽的舆论外交活动，使法国在欧洲陷入舆论上的被动局面，招致法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在李鸿章于光绪九年八月二十八日（1883年9月28日）呈给总理衙门的函件中，提及陈季同与法国商人、曾任上海法租界工务总办密罗的对话，密罗说道：

越南在印度、暹罗邻迩，英人莫不以为掣肘，未免暗唆中国或中国之钦差与法国寻衅，今曾侯将与外部来往咨文尽附得毋斯新报原文注解为《泰晤士报》。刊刻，凡事又听马格里所为，是其左证。

密罗认为，英国是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利益，才选择与曾纪泽合作。而曾纪泽的舆论外交活动彻底激怒了法国政府，法方断绝与曾纪泽的外交交流。陈季同向法国官员莫拉询问曾纪泽与法国外交部失和原因的对话，也佐证了这一情况：

近曾侯不能与外部商议，听英人言，将所有来往咨文和盘托出，刊于英报，故外部在议院宣辞时，暗诋其非。

虽然法国政府拒绝与曾纪泽就越南东京问题进一步接触，但曾纪泽以舆论为核心的公共外交活动仍使法国政府在舆论上颇为被动。1883年10月24日的《泰晤士报》，在刊登法国负责东京事务官员议会发言的新闻时，该官员提及公众舆论对中法交涉一事的关注：

During the Parliamentary recess public attention has constantly followed, and with ever-increasing interest, the successive incidents of our action in Indo-China.（在国会休会期间，公众一直在关注着我们在印度支那的连续行动，而且越来越感兴趣。）

迫于舆论压力，法国政府不得不重启中法谈判。法国东京事务官员在对曾纪泽16日（1883年10月16日）新提出的要求进行说明时，认为新的内容需要被法国政府重视：

He indicates the provisions which ought to be substituted for them, and the bases on which her Government would now consent to negotiate, in the following terms.（他认为应以下列条款取代备忘录条款，而这正是中国政府同意谈判的基础。）

然而，法国政府的公开文件有意隐瞒了部分与曾纪泽的对话内容。曾纪泽认为这会使法国政府的要求变得合理，而自己会受到质疑。为此，曾纪泽在《泰晤士报》上公开了他与法国政府围绕越南问题的所有往来信件，这些“秘闻”对舆论界堪称惊雷。1883年10月29日出版的《泰晤士报》，刊登了曾纪泽与法国政府自1880年11月10日以来的交往全过程，文章首段写道：

The Chinese Embassy here, feeling dissatisfied with the incomplete and mutilated account of the negotiations on the Tonquin question, which was circulated last week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has resolved to publish the entire correspondence. Copies of the dispatches exchanged have accordingly been placed in my hands, and the following contains a sufficient summary of them.（中国驻法国使馆对法国政府上周公开的，有关东京问题谈判不完整并且残缺的报道感到不满，决定将全部信件公布于众。现在，中方所提供的的双方电报副本已在我的手中，以下是信函内容的摘要。）

该文具列曾纪泽与法国政府自1880年以来，在越南东京问题上所有的交涉往来，尤其是谈判内容。被视作“秘闻”的外交函件公布于众，这场以舆论为核心的公共外交活动，在刺激了读者的同时，也引起了欧洲各国对法国政策的不满。法国政府不得不仓皇应对，并将曾纪泽的行为称作“不专业的外交行为”。然而，《泰晤士报》在1883年10月30日的报道中为曾纪泽辩护：

The Ministerial journals sharply criticize the Marquis Tseng’s publication of the Tonquin dispatches,and twit him with ignorance of diplomatic usages. The truth is that M.Challemel-Lacour's deliberately imperfect publication is, at least, as contrary to usage as is the Chinese Ambassador’s resort.（内阁公报尖锐地批评了曾侯关于东京一事所发表的公告，并且嘲讽他对外交惯例无知。事实上，沙梅拉库部长故意隐藏的一些内容造成了当今局面，至少这是和中国大使手段性质一致。）

在《泰晤士报》看来，法国政府对曾纪泽的指责，反而佐证“秘闻”的真实性，这些内容最终将陷法国于更加不利的局面。然而，此时清政府并未正视舆论带来的谈判优势，仍然妥协退让。法国政府也利用这一机会，以罢免曾纪泽驻法公使作为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向清政府施压。1883年11月3日的《泰晤士报》，点明了主和派领袖李鸿章与曾纪泽之间存在的分歧：

In view of the statement of the Marquis Tseng, which has appeared in several newspaper, that Li Hung Chang had no power to disavow his policy（尽管曾侯在多家报纸上发表声明，而李鸿章却无法干预他的行为。）

在法国政府和清政府主和派眼中，曾纪泽已然是“麻烦的制造者”。

而舆论对法国政府和新闻界权力媾和的指责，却迫使法国总理茹费理在会见曾纪泽时急于澄清，作出了“两面人”的表现：

为政之人，谋深虑远，顾大局，权利害，不能以群言为主。各国皆有物议，或是或非，变换倏忽，迄无定论。即如法国新报，亦尝攻讦政府矣，或以和华为失计，或以开衅为卓谋，又或谓政府争辩不力，退让逾分。种种繁词，虽不可置之不闻不问，然亦不能受其制束。

同样，曾纪泽的公共外交活动的成效，在《泰晤士报》中也有体现：

Of all nations we are by far the most interested in the pacific settlement of the question,and it is our establishments at Hong Kong and Shanghai that would be the principal sufferers from a war.（迄今为止，在所有国家中，我们对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最感兴趣，因为我们在香港和上海的机构会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

在这场舆论外交中，曾纪泽围绕英国在亚洲商贸活动建构拟态环境，直指法国占据越南对英国商贸威胁这一英国各界最为关注的焦点话题，利用《泰晤士报》积极维护英国国家利益的办报特点，成功将英国各界拉入其所搭建的拟态环境之中，实现其以舆论为核心的公共外交的目的，进一步将法国政府推向英国舆论的对立面，迫使法国政府重新考量对越政策。为了扩大自身对舆论的影响力，曾纪泽与欧洲报人广泛交际，构筑以舆论为核心的公共外交人际圈层。

三、“秘闻”的流出：中法战争前夕曾纪泽与欧洲报人的交往活动

为解决中法越南东京问题，曾纪泽曾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出面调停，但收效甚微。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新闻界对法国政府与新闻界两缄其口的态度表示不满，这为曾纪泽开展舆论外交提供了机会。曾纪泽广交报人，以开放的态度争取舆论支持。

光绪九年五月初十日（1883年6月15日），曾纪泽就在日记中写到：

新报馆主笔来，谈越南事极久。

五月十五日（1883年6月20日）的日记中又写道：

西班牙前任驻华参赞，现充新报馆主笔之毕洛特来，谈极久。阿穰哈发电报馆总办来一谈。

五月十七日（1883年6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景星引师坦达德新报馆主笔人见余，久谈。

但同时，曾纪泽也没有放弃向法国传递他的态度，他继续与法国报人会面。五月十八日（1883年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

费嘎罗新报馆主笔来久谈。

各国报人在报纸上频繁刊登他的言论，这不但使其所提供的“秘闻”受到报刊重视，其个人也受到报刊的重视。1883年6月29日的《泰晤士报》就提到这一点：

It would seem that the Marquis Tseng is very much less sanguine as to the peaceful issue of the pending negotiations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than his colleague in Berlin, but doubtless he is better informed about the course of events.（对于中法谈判未决的和平问题，曾侯爵似乎没有他在柏林的同事那么乐观，但毫无疑问，他对事态的发展更了解。）

在对峙日趋严峻的1883年11月-12月，会见报人成为曾纪泽重要的公共活动。光绪九年十月初二日（1883年11月1日），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

《日电新报》馆主笔德娄给来，谈极久。

同月初六日（1883年11月5日）写道：

泰姆司新报馆主笔人戈洪来一谈，戈罗瓦新报馆主笔人来，谈极久。

同月十二日（1883年11月11日）写道：

师坦达新报馆主笔人费希尔来一谈。

同月十七日（1883年11月16日）写道：

英国森梯纽新报馆探事人来谈极久。

……

果尔瓦新报馆探事人来，一谈。

此时，即使成为法国政府“不受欢迎的人”，曾纪泽仍然与法国媒体会晤。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九日（1883年12月8日），曾纪泽与法国《费加罗报》主笔的会谈：

饭后，费嘎罗新报馆主笔人来久谈。

同月十一日（1883年12月10日），又与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主笔会谈：

阿商哈发新报馆主笔人来久谈。

在曾纪泽看来，向具有极高影响力的英国新闻界，尤其是《泰晤士报》传递意见，仍是极为必要的。同月十六日（1883年12月15日），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

英国泰穆司新报馆主笔人德布罗微子来，谈极久，新报主笔之名甲欧洲者也。

曾纪泽与《泰晤士报》主笔的的这次长时间会晤，在1883年12月17日出版的《泰晤士报》上刊载，写道：

Interviewing may obviously be carried too far, but there are occasions when the publication of conversations with men in responsible positions may exert a salutary influence Such seems to me to be the case with regard to a conversation which I had yesterday with the Marquis Tseng.（采访持续良久，但在某些情况下，公布与重要人物的谈话内容，会产生有益的影响。我和曾侯爵在昨天的谈话就是这样的情况。）

在采访中，曾纪泽一一回应了《泰晤士报》对中法交涉“秘闻”的关注，诸如黑旗军与清政府关系、曾纪泽与越南国王往来书信内容，等等。如前文所述，曾纪泽将英国舆论引入中法交涉当中，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法国政府的布局。19世纪40至60年代，随着英国国内交通网络的发展，报纸散布各种信息，引发了人们关于国家大事的讨论，人们日趋关注英帝国的国家事务。因此，曾纪泽利用欧洲舆论的好奇心，借助《泰晤士报》在欧洲新闻界的影响力，主动与欧洲新闻界报人进行交往，向欧洲各界传递利于清政府的“秘闻”。

然而，曾纪泽与欧洲各报刊之间的往来，未能阻止局势的恶化。1883年12月14日，清政府与法国在越南北圻爆发直接军事冲突，这场冲突直接威胁清政府南部的安全稳定。次年4月，为了推动和谈，清政府免去曾纪泽驻法公使之职，由李凤苞接替。而李鸿章之所以向清政府提议罢免曾纪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曾纪泽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不利于法国的言论，并且法国将罢免曾纪泽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在将曾纪泽、左宗棠等主战派先后调离中法交涉一线后，李鸿章顺利完成与法国政府的和谈，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对此，有英国资本背景的《申报》评论道：

曾劼刚袭侯驻扎英法两国，往来伦敦巴黎之间，自法人用兵越南以来，朝廷特命袭侯议论越南为中国藩属，与其宰执外务大臣争辩不止一次，故于法人情事深悉而熟窥之，又久住巴黎，法人之一举一动无不亲知灼见。

《申报》认为曾纪泽比起清政府更了解法国在越南事务上的动向，可曾纪泽“与李相之见不合，朝廷旋易驻法大臣”，最终导致交涉失败。草定《李福协定》一事，《申报》认为曾纪泽的外交建议本可以改变现有被动局面，并评论道：

前曾劼刚袭侯电报亦大略相同，大臣伟论洵足千古矣。

和谈条约签订后，双方仍然持续爆发冲突，直至1885年冯子材率军取得镇南关大捷，一举击垮法军和茹费理内阁，李鸿章趁着大胜却再次委曲求全，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国的西南门户就此大开。

四、学理与发现：曾纪泽的西学接触史与舆论观的形成

在中法战争前夕，处于中法交涉一线的曾纪泽，利用欧洲新闻界对舆论的影响力，展开积极的公共外交活动，以此换取欧洲舆论对清政府的支持和对法国政府的施压。在这场以舆论为中心的公共外交活动中，曾纪泽形成了以“舆论权力”为核心的舆论观。

为全面探析曾纪泽舆论观形成的过程，首先应当对其西学接触史进行梳理。

（一）交涉之学：曾纪泽西学接触活动与外交知识的获取

曾纪泽对于西学的接触活动，始于其伴随曾国藩期间。通过曾国藩与曾纪泽的往来书信，可以获悉曾纪泽年少求学期间就以“格致之学”为重。曾国藩去世后，曾纪泽在湘丁忧期间，开始学习《英话正音》，这是他全方位接触西学知识的开始。《申报》在1874年11月12日（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四日）的报道《士崇实学》中写道：

西报述及袭爵毅勇侯曾公劼刚，现丁内艰一事，谓曰，侯虽闭门读礼，以尽孝恩，而于闲居之时，仍分阴必惜，不敢稍事玩愒。每好究心西学，以扩其才识。盖深知现所习学者实与将来大有稗助也。

《申报》在这篇报道中同时认为：

夫西人之论士，也以为于学内应兼通各异邦之语言文字，方可称为文学中之佳士。

随着曾纪泽学习英语和西学知识的深入，与在华西人交往帮助他增进对西学的理解，他曾回忆道：

于是英国汉文正使梅君辉立，偕副使璧君利南闻声见访，纵谈竞日。而绩学之士英国艾君约瑟、德君约翰，美国丁君韪良，亦先后得订交焉。

曾纪泽在与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等人的交往过程中，逐渐接纳“公法”思想，尤其赞同《万国公法》在处理国家间交涉上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与曾纪泽交往密切的丁韪良，是中国“西学”学科化的重要人物，其对学科“普世性”与“现代性”的在华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丁韪良对《万国公法》中“公”的解释，影响了曾纪泽处理国际事务时对“公”概念的理解与应用。在中俄谈判时，曾纪泽认为：

按之万国公法……间有订而复改之事，亦不过稍有出入，从无与原约大相径庭者。

丁韪良是将《万国公法》译介至中国的西方学人，他将《中西闻见录》和《公法便览》赠予曾纪泽，前者是丁韪良创办用于介绍西方学说、历史、器物、各国风情等内容为主的刊物，后者是丁韪良编辑的关于《万国公法》的辅助读本。这些为曾纪泽掌握国际外交准则提供了“知识仓库”。曾纪泽对外语的重视，使其能独立阅读欧洲报刊，并能对翻译人员所译内容进行纠错，在与外国人会谈的过程中，曾纪泽能明晰外国人所传达信息的意思，成为他开展外交活动的一大优势。这在他出使欧洲前，赴京觐见慈禧时已有表明：

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

在前往欧洲的轮船之上，曾纪泽仍在阅读《星轺指掌》等外交知识书籍，他在日记中写到：

看《星轺指掌》末二册，以所论皆领事官职任，又多复赘之条，未更细阅，匆匆涉览而已。

曾纪泽的报刊和西学书籍阅读活动，是其形成具有个人特色交涉之学的重要动因。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是一个努力在寻求意义的参与过程，读者对阅读所采取的阅读方式及诠释策略，也受制于读者的“心路历程”和既存的文化资本。曾纪泽既存的文化资本分为西学新知与中学经典，在扩大西学知识范围的过程中，中学思想参与解读西学知识。明清之际，当士大夫阶层讨论儒家学说走向时，湖湘地区的王夫之、黄宗羲等人提出了“经世致用”的观点。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是对王夫之思想的继承，这也与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中体西用”具有一致性。这贯穿影响曾纪泽一生的学习脉络，他认为：

泰西之学，条别派分，更仆难数。学成而精至者。大抵撼风霆而揭日月，夺造化而疑鬼神。

丁韪良也认为曾纪泽是一位有着进步思想的官员。对于西学与中学的关系，曾纪泽有着清晰的辨析：

异日者，馆中生徒斐然有成，或以干济闻，或以文藻显，中国声明文物、彝伦道义、先圣昔贤六经典籍之教未始有损也，而复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则谓是编为岷源之滥觞焉可也。

曾纪泽认为，西学与中学之间可以取长补短，二者区别在于追求目标不同，并无高低之分，他认为：

复益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

如潘光哲评价晚清读书世界中的报刊时所说，《时务报》不但让公众尽快掌握世局之变，也成为他们理解/认识/阐释世界的依据之一。《申报》、《中西闻见录》等报刊成为曾纪泽获取新知的通道，尤其是《中西闻见录》以介绍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等为主要内容，满足了一位即将出使的使臣对于西方信息的需要。他借助《申报》等国内报刊了解国内发生的事件，报刊中的谕旨内容成为他了解国内政坛局势的重要信息来源，甚至比官方的文书公件还早到手中：

阅《申报》，知九叔父奉旨入觐，不知何日成行。

阅《申报》中邸钞，节烟台约续增专条之虚字。

诸如此类的记载，展示了曾纪泽对报刊信息传递作用的重视。在欧洲期间，曾纪泽又通过阅读欧洲报刊了解西方国内政策、政治活动、外交取向等，并将这些内容作为外交活动的重要情报。国际关系本身，就是在这种跨文化和跨语言的话语政治中形成的。曾纪泽的西学与中学学习经历，为其交涉思想和舆论观的形成提供了学理基础。

（二）舆论之力：曾纪泽舆论观的形成

在曾纪泽的舆论观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舆论权力”的观点。

曾纪泽对欧洲新闻界、社会大众、政府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即新闻界具有影响社会大众的力量，社会大众有撼动政府权力的能力，政府为了获取稳定的执政环境，选择与新闻界达成权力置换，以赢得大众对政府的支持，“公意”即“舆论”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曾纪泽并未将舆论概念化，他认为，“公意”是影响欧洲政府权力的重要因素，影响“公意”需要新闻界的力量，而这也是他舆论观形成的认知基础。

曾纪泽对于舆论的认知，在彼时属于先进的思想理念。一般认为，1895年之后随着维新派崛起，国人迎来第一次办报高潮，舆论观在中国才得到系统化概述。在19世纪70年代，国人对于舆论的争夺也时有发生，如杨月楼案就是晚清报刊舆论的首次抗争。而曾纪泽对于舆论的认知，来源于出使期间的日常阅报与政治活动，属于晚清舆论观的早期开拓者群体。曾纪泽正是在日常阅报和人际交往中，自觉性的发现“舆论权力”，进而选择与新闻界合作，通过影响舆论达到外交活动的目的。

在与英国新闻界的交往中，曾纪泽以公开“秘闻”作为公共外交的手段，“秘闻”成为勾连曾纪泽与新闻界之间的纽带，形成了外交层面的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在理论模式上，与公共外交的目的一致，即在传者和受众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并通过这种联系实现传者影响或控制受众的目的。同时，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当“秘闻”成为双方建立联系的基础时，曾纪泽将“秘闻”置于英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当中，构建符合英国政府和清政府利益的拟态环境，促使受众重视“秘闻”所代表的话语背后的利益配置。在这当中，曾纪泽将“秘闻”作为操控舆论话语的权力工具，关联时空下的社会历史情景，实现借助舆论施压法国政府的目的。郭嵩焘也对曾纪泽的独到理解表示认可，称赞道：

独其窥探政府，以制其操纵之权。

郭嵩焘称赞曾纪泽处理中外交涉事务的能力是“能”，他认为曾纪泽通过窥探欧洲政府，理清各种权力因素间的关系，依照权力构成体系，提供应对之法。曾纪泽基于“舆论权力”的舆论观，为清政府在处理中法越南问题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五、结论

维新运动之前，郑观应、洪仁玕、王韬等进步人士的舆论观，代表了晚清社会精英的早期舆论观，曾纪泽则代表晚清进步官员的早期舆论观。诚然，曾纪泽开始接触报刊之时，也将其作为“打探情报”的工具，这与他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中学思想有关。实际上，曾纪泽并非依靠科举考试进入官场，而是凭借“荫生”身份。这使他在求学过程中，有大量时间学习“格致之学”，为其日后思想转变提供可能。曾纪泽从“中学”中汲取“经世致用”思想，将“西学”思想内涵概括为“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为他解析报刊功能提供从西方政治生态思考的新视角，继而促使其触摸舆论深层次的思想脉络，形成以“舆论权力”为核心的舆论观，填补了国人早期对报刊舆论功能认知的空缺。这在晚清官员中开风气之先，是舆论观开拓的先行者。但是，曾纪泽的舆论观依然存在缺陷。其虽然跳出实用主义框架探索舆论观，却并未将舆论力量广泛应用于日后的政治活动当中，亦未坚持探索舆论的其他功能，仍然将舆论作为解决某一问题的工具，而非从整体思考舆论所蕴含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对于清政府来说，曾纪泽所开展的舆论外交属于越轨行为，破坏了主和派的和谈进程，影响了清政府的政治布局。不过在曾纪泽的理念中，“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因此，面对法国政府的攻讦和清政府主和派的施压，曾纪泽坚持探索越南东京问题的破局之道。为增强与法国政府的舆论斗争，曾纪泽立足“公法外交”思想，争取英德等国舆论支持，尤其是与《泰晤士报》达成利益交换，以提供“秘闻”为筹码，使《泰晤士报》加强对其舆论支持力度，全方位抨击法国政府。实际上，西方国家报刊与曾纪泽之间的互动，是曾纪泽通过大众媒介，跨越国家界线与时间束缚，在幕后场域所进行的带有国际传播色彩的公共外交活动。虽然，曾纪泽对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主和派占据主导的局面没有改变，曾纪泽难以彻底扭转清政府在越南东京问题上的颓势，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由此看来，公共外交活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也需要驻外公使积极探索所在国的舆论特点，并利用此开展外交活动，这一历史经验值得省思。

总之，曾纪泽在中法战争前夕展开的这场基于舆论的公共外交活动，反映了晚清进步官员在中西思想激荡时期，依托报刊“通中外”功能，实现“达新知”的过程。就近代中国而言，舆论的功能是在“救亡图存”语境不断加深中，逐渐被明晰、阐释和延展，也逐渐认识到大众媒介所附加的“舆论”力量，可以突破时空限制，直接影响政治活动走向。其时，晚清官员对新生的媒介报刊并未拒绝，反而充满兴趣，将报刊应用于诸多方面，这也为清政府官员职业化转向提供了良好的参照系，也推动晚清外交活动的专业化。但是，思想的局限性与思想转变的周期性，决定了晚清早期进步官员无法迅速地摆脱对报刊“实用功能”的依赖。值得肯定的是，以曾纪泽为代表的早期进步官员凭借对西学的热忱之心和“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使其能在“中西会通”的思想维度中，不断探索与概括媒介所蕴含的“舆论”力量，最终使得报刊成为推动近代中国变革的重要力量。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5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高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