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列宁的党报 “战斗性”理论：斗争关系、话语策略与统一逻辑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列宁的党报“战斗性”理论：

斗争关系、话语策略与统一逻辑

作者｜王敏

内容提要

列宁的著述大多是发表在党报党刊上的“战斗性”政论，服务于政党斗争、党派争论、革命专政和经济建设。为研究党报“五性”之一的“战斗性”，论文从列宁发表于党报党刊、具有论战性质的1600余篇政论中，按比例分层抽取437篇，运用Nvivo软件开展文本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列宁一方面反对“吠叫式论战”，斥责“谩骂、攻讦、诽谤和人身攻击”等话语，批判“政治讹诈”和“政治空谈”，抨击资产阶级虚伪的“出版自由”；另一方面支持“建设性”和“原则性”论战，主张报刊“提供生动事实”、“研究实际经验”，倡导“监督经济与腐败”。“战斗性”话语背后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党内党外有别”等唯物主义逻辑原则。党报“战斗性”体现“原则性”与“艺术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双重统一。

关键词

列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新闻思想 战斗性 原则性

正文

一、引言

19世纪的俄国思想领域，围绕着“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历经东西方文化的夹攻、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争、农奴制和村社制的兴替、东正教会与西方新教的撕扯、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的交锋、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斗，从平民知识分子到贵族革命家，从革命主义者到民粹派，几代俄国人前仆后继地投身于思想论战。列宁正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交锋之中，在俄国进入规模化工人运动、组建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之时，获得大展经纶的机遇。

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列宁同时也是报刊政论家。其著述均是时势政论或学术政论，大多是在党报党刊上发表或以传单、信件、小册子的形式传播。其政论多用于论战、战斗与斗争，服务于政党斗争、党派争论、革命专政和经济建设，在不同阶段展现出鲜明话语风格和策略。研究列宁报刊政论的话语演进，有助于立体、深入地理解其党报思想中的“战斗性”特质。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报“五性”之一，“战斗性”是无产阶级报刊必备的理论品质，指党报党刊一方面要勇于通过辩论、论战等方式回应意识形态上的敌对进攻，另一方面要善于从政治上尖锐地反映重要现象和斗争要求。“战斗唯物主义”是列宁理想中的报刊属性。他在《争论和斗争的两种方法》中指出：“报刊上展开的争论和交锋，有的可以帮助读者更清楚地弄懂政治问题，更深刻地了解这些问题的意义，更果断地解决这些问题。”在他看来，没有讨论、争论和交锋，就不可能有包括工人运动在内的任何运动；不进行无情的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组织。亦即，战斗是党报党刊的使命，有澄清谬误、解放思想、动员群众、发展组织之功效。研究列宁的党报“战斗性”理论和党报论战话语，可为新时代党媒批判错误思潮、抨击分裂霸权、揭露腐败现象、维护群众利益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武器，为舆论监督与引导提供话语借鉴和原则参考。

二、文献综述

剖析列宁的党报“战斗性”理论，需结合其政治斗争史和布尔什维克报刊史进行考察，才能更好理解“战斗性”的理论内涵、“从哪里来”以及“到哪里去”。

（一）列宁的政治斗争思想

列宁的一生，是不懈斗争的一生。他斗争、批判和反对的对象多达15个方面，正是通过长期而尖锐的斗争，列宁才保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斗争中往往存在“双重力量”——“产生的力量和保存的力量”，“一是涉及人类世界，是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敌友斗争；另一方面涉及整个存在者，是存在者得以持续存在的内在条件。”以此观之，列宁的政治斗争既包括“产生的力量”：“涉及人类世界”的、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敌对斗争；也蕴含“保存的力量”：“涉及存在者”的、维护社会主义新生政权的内部争执。按照斗争政治学的观点，前者属于“逾越界限的”（transgressive）斗争，能产生实质性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后者属于“有节制的”（contained）斗争，旨在调适现存的政治体制。当然，列宁的政治斗争时代也留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颇受争议的苏式“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上纲上线的“党内矛盾”处理方式。

（二）列宁的党报思想

在苏联，史学博士阿·奥克罗科夫（А. З. Окороков）评介列宁办报思想并提炼出“战斗性”概念；布·瓦列茨基（б. валецкий）、阿·切尔尼亚克（A. Черняк）、尼·佐里娜（н. Левана）、阿·萨文科夫（A. савенков）等从不同角度集中论述列宁如何办报。美国研究者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从西方视角审视了始于《火星报》的苏联大众媒介发展史，并论及列宁、斯大林及赫鲁晓夫三人的报刊理念及相互关系，尤其是他们的报刊思想对前“苏联”新闻体制的影响；阿尔伯特·雷西斯（Albert Resis）则详尽回顾列宁为争取“完全的新闻出版自由”（complete freedom）而斗争的过程。他认为，从封建审查制度和资本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体制，可以从列宁的报刊学说中找到充分理论支撑。我国学界关于列宁党报思想的探讨，多着眼于报刊的党性、思想性、真实性、人民性及出版自由等，少数研究关注到其他方面，例如，有研究认为，列宁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观十分鲜明，通过“红榜”进行舆论引导，通过“黑榜”开展舆论监督，两榜并用不偏废；亦有研究总结了列宁对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初始制度的贡献：防止商业利益侵蚀出版自由；确立传媒资产和资源国有化原则；确保传播权利由国家公平分配。

（三）列宁的党报“战斗性”理论

党报“战斗性”理论内涵。现有研究表明，列宁的政治斗争活动与其报刊活动始终相辅相成，其党报理论亦是革命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其党报工作坚持发扬“斗争精神”、锤炼“斗争本领”。报刊成为对敌政治斗争和对群众经济教育的工具，通过旗帜鲜明地表达“支持”或“反对”态度以展现实际效用，是其斗争话语方式。对此，奥克罗科夫提炼出党报“战斗性”的概念，并总结列宁对“战斗性”的要求：党报党刊应具备“高度的热情、原则性和战斗的进攻性”，一方面要“善于从政治上尖锐地、战斗性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现象”，不放过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一次进攻，另一方面要“及时反映生活要求和革命斗争要求”。“战斗性”作为布尔什维克报刊五个基本原则之一，与党性、思想性、人民性、真实性并列，合称“党报‘五性’”。

党报“战斗性”与“党性”的关系。党报的“战斗性”是革命时代的产物，阶级斗争的工具，又寓于“党性”之中：为了站稳政治立场，报纸需“突出战斗性、斗争性”，以发展纯粹的“党性”；而只有坚持“党性”，把人民群众引导到党的政策轨道上来，才算是“真正战斗的、革命性的报纸”。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过渡时期，列宁要求报纸既同“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也要抨击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坏人坏事，逾越界限的斗争和有节制的斗争兼而有之。进入苏维埃建设时期，俄共（布）代表大会将报刊工作列入会议议程，集体研究如何利用报刊为社会主义竞赛而斗争，使之成为全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报“战斗性”始终没有脱离“党性”而独立存在，体现出较强的“工具性”，在不同历史阶段，被“党性”赋予不同内涵和使命，斗争的目标、主体、对象及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党报“战斗性”的中国化发展。李大钊和毛泽东都是列宁党报“战斗”思想的信奉者和实践者。李大钊早在1918年就于《新青年》上接连发表推介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檄文；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发出革旧鼎新的革命呐喊；《红旗》杂志1930年发表的《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一文中明确提出要“传播斗争消息”、“鼓动斗争情绪”。1942年，正式启动改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社论《致读者》中援引列宁等苏维埃领导人的论述，论证了中共党报“四性”，将“战斗性”与党性、群众性、组织性并列。这无疑是对苏维埃党报“五性”的继承和发展。除了与反动思潮作斗争，《解放日报》提出的战斗性还包含党的革命方针的“宣传”、政治事变的“鼓动”以及党内的“自我批评”。但目前未有研究对“五性”与“四性”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作系统探讨。

总之，当下相关研究中存在“讲马恩多、讲列宁少”的问题，对于党报“战斗性”理论的探讨尤少，且基本是概述。我们更需研讨以下深层次问题：列宁是如何发挥党报“战斗性”以服务政党斗争、党派争论、革命专政和经济建设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党报的斗争关系、话语策略是什么？总体上又遵循怎样的统一逻辑？列宁的报刊“斗争”哲学有何当代启示？

三、理论框架、研究对象及样本选择

复杂形势下的“斗争”哲学始终是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曾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以及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他在不同场合论述过“为什么斗争”（斗争的目标）、“如何理解斗争”（斗争的主体和对象）、“怎样斗争”（斗争的方式、策略和原则）三大问题。本文在探讨列宁的党报斗争思想及党报“战斗性”话语时，便是围绕“为什么斗争”、“如何理解斗争”、“怎样斗争”三大问题，探究党报政论的斗争目标、主体、对象、方式等斗争关系，剖析话语策略与逻辑的“变与不变”，并提炼不同历史阶段“支持”与“反对”的政论话语（见图1）。

图1 列宁斗争性政论话语的分析框架

党报“战斗性”及其斗争关系、话语策略是通过列宁发表于党报党刊、具有论战（包括战斗和斗争等）性质的政论文实施和展现的。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列宁发表于党报党刊的全部政论文本。《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著作卷”（第1至43卷）收录的文章，除去篇幅较短的草案、信件、批示、电报、附录、提纲、笔记、调查表、登记表等，大多属于政论文体。经反复通读全部政论文章，作者发现其中2500余篇具有鲜明的战斗风格：即包含“战斗”、“斗争”、“革命”、“战争”、“抨击”、“诡辩”、“破坏”、“打倒”、“论战”、“争论”、“消灭”、“捍卫”、“武装”、“攻击”、“摧毁”、“战胜”、“攻击”、“冲突”、“对抗”、“揭穿”、“鼓动”、“清除”、“推翻”、“解放”、“粉碎”、“镇压”、“舌战”、“反对”、“揭露”、“斥责”、“痛斥”、“驳斥”等“攻击型”或“抗辩型”话语。

进一步统计发现，这2500余篇“战斗”政论中，约有38篇原载于著作、184封信、34篇载于文集、79篇载于书、34篇讲话、206篇会议报告、63篇属传单类、1478篇原载于报纸、135篇载于杂志、278篇无明确来源或没有发表或后期刊载。其中，1893年至1923年间，列宁约在97份报纸、49份杂志上共计发表约1600余篇战斗性政论。依据首次发表时间，这些政论按列宁的政治斗争史可大致归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创建政党时期（1900年至1917年10月）、“十月革命”前后（1917年11月至1921年3月）以及苏维埃建设阶段（1921年4月至1923年11月），发表文章数分别为1197（74%，N=1613）、344（21%）、72（5%）。

本研究按以上三个比例（74%、21%、5%）从这三个阶段分别选取发表于党报党刊、篇幅适中的“战斗性”政论文325篇（74%）、92篇（21%）、20篇（5%），共计437篇，并确保覆盖各阶段列宁的经典与核心文章（见表1）。这437篇文章的文本和话语分析分两步展开：第一步，运用词频分析工具对三个时期所选文章的全部核心词的词频进行统计，按降序筛选出各阶段频次排名前60位的与论战相关词汇；第二步，运用Nvivo软件对含有这些词汇的语句标注节点，依据斗争主体、斗争对象、斗争目标、斗争方式等不同维度对语句进行编码，建立网络关系图，进一步剖析列宁的论战话语及其逻辑。

表1 列宁报刊政论文的分层统计及其抽样

四、特殊性：列宁党报论战的话语方式与策略

无论是周尚文在《列宁政治遗产十论》中按照历史节点划分，还是肖光荣在《列宁的政党观》中依照政党发展划分，列宁的革命活动史都被大致分为“创建政党”、“十月革命”、“苏维埃建设”三个历史阶段。本文亦采取此三分法，分阶段探讨党报政论话语策略的变迁。在不同阶段，列宁政治斗争的目标、主体、对象、方式与策略不同，因而，发挥党报“战斗性”的方式、采取政论话语的策略亦不同，这是随主要矛盾变动的斗争之“术”，谓之“特殊性”。

（一）创建政党时期论战话语：“吠叫式论战”与“建设性论战”

早在1888年，18岁的列宁就意识到，必须创建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赢得俄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因此，他“始终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摇摆的中间派等一切非或伪社会主义思潮。创建政党是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为的是联合无产阶级和进步政党，与沙皇专制制度、机会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孤立资产阶级自由派、民粹派以及左派的社会革命党，牢牢把握革命运动和斗争活动的领导权，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斗争。运用Nvivo软件对325篇报刊政论文文本进行编码分析后发现，这一阶段的斗争分为三个层面：一是针对专制制度的暴力革命，二是针对党内论争、旨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立宪会议，三是针对党外斗争、旨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大规模工人运动（见图2）。这也是列宁报刊政论最高产、最激烈的时期，至少涵盖三大论战话语体系：

图2 创建政党时期斗争关系示意图

1.“吠叫式论战”V.S.“建设性论战”

列宁建党初期，以《俄国财富》主编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自由派便向马克思主义者发起一场论战。列宁旋即应战，直指米海洛夫斯基“抓住听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片段论据加以歪曲”而“没有拿出一个实际的、确定的、经得起检验的异议”，并化用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象和哈巴狗》，称这种伎俩为“吠叫”。这种“吠叫式论战”在民粹主义等非或伪社会主义思想中颇具代表性，突出表现为：通过“散布仇恨、憎恶和蔑视”制造组织的分裂与混乱，或通过“无原则、虚伪、说空话”来组建同盟，或通过“诽谤、无谓的争执、人身攻击”逃避正面交锋，或通过“叫喊、保证、发誓赌咒”处理争议性问题，妄图“用自己的喊声压倒别人”、“用谩骂和喊叫的声浪淹没一切”。列宁指出，“吠叫式论战”话语策略的实质是“颠倒黑白、歪曲捏造”。对此，他主张开展“建设性论战”：如果不满意现行策略或不赞成当前思想，就应当直率而公开地批评这些策略和思想，并说明什么策略更适当或什么观点更正确。建设性论战本质上是一种唯物主义批评法：强调“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统一。

2.“谩骂与攻讦”V.S.“原则性论战”

面对机会主义等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强调开展“原则性论战”，即深入“揭示意见分歧的根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审查事实”，揭露“社会”和“国家”活动中隐藏在“知识分子”理论背后的阶级矛盾。例如，他反对伯恩施坦式修正主义，直指其“拼命宣扬一些时髦的言论，拼命反对‘广泛的’政治任务，竭力赞美一些小事情和手工业方式，庸俗地讥笑‘革命理论’”；他向自由派的司徒卢威开火，讽刺其对专制制度的“无耻奉承”，嘲笑其“想以自己的谦卑去感动政府的庸俗空论”；指摘马尔丁诺夫、普列汉诺夫、马斯洛夫等孟什维克党人“断章取义、公然撒谎”，修改、歪曲马克思理论；并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取消派”、“左倾”机会主义的“召回派”、拥护召回主义的“前进派”，以及充当“审判官”、企图消除争论的“调和派”……这些机会主义派别的共同特点是用“谩骂和攻讦”掩盖问题的本质。列宁以唯物主义的方法维护唯物主义，阻击各种错误思想，对非或伪社会主义思潮予以无情的批评和坚决的反击。

3.“政治讹诈”V.S.“揭露分歧”

资产阶级及其报刊惯常通过“政治讹诈”、“诬陷政敌”来掩盖自身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和色厉内荏”。所谓政治讹诈，是指“以揭露相威胁，或者揭发一些真实的，但更经常的是捏造的‘轶事’，在政治上损害、诬陷政敌，使之无法进行或很难进行政治活动”，体现在报刊上就是，用“诽谤诬蔑、造谣中伤、流言蜚语”来污辱政敌。与之对应的，列宁强调党报党刊要开展党外的“政党斗争”和党内的“党派争论”，支持“争论实质问题”、“提供事实和文献、解决组织和策略上的争论问题”等（见表2）。关于“政党斗争”，他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编辑部声明中明确指出，斗争中的一个缺陷往往是，“对显然分歧的观点不作公开的论战”，而“竭力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他主张，同政敌公开、旗帜鲜明地开展斗争，揭露意见分歧的根本点，直截了当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在反对专制制度这点上，不能丧失主动权和领导权。对于“党派争论”，他借用“调和派分子”约诺夫的比喻，称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是“良性脓肿”：脓肿“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全身的一切毒素，因而也就可以促进身体的康复”，而阻碍对这些毒素的清除，就会有害于身体。在列宁看来，党内开诚布公的争论有助于揭露并根除祸害，进而通过协商一致更广泛地团结、组织、鼓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表2 列宁创建政党时期支持与反对的论战话语

（二）“十月革命”前后战斗话语：“政治空谈”与“实际经验”

1917年的“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后，苏维埃报刊进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报刊体制遵循“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尽管革命政权仍需巩固，但俄国主要矛盾已然发生转变。党报党刊的报道重心变成人民内部矛盾，批判的对象变成内部的“政治空谈”和外部的诽谤者。运用Nvivo软件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发表的92篇报刊政论文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一时期的斗争对象因复杂的革命形势而变得多元，包括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残余的地主势力、企图夺权的孟什维克，以及以高尔察克为代表、反对红色政权的“白军”；斗争的主体是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广大群众；斗争的目的是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斗争的方式最为直接：战争和暴力革命（见图3）。

这一时期，列宁一方面同形形色色的谣传、歪曲和诽谤苏维埃现实的行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多以批示的方式对这类报道材料进行批判，或者接受外国报刊、记者的专访进行释疑。例如，列宁曾看到一份介绍美国记者电稿内容的文件，该记者谎称苏维埃政府把国营企业交给了外国人。他对此作出严正批示：“这件事交给报界，由他们去狠狠地讽刺那些信谣和传谣的人。”同时，他在这段时期内接受外国报刊或记者的采访明显增多，公开记录的达十余次，直接向美国、英国、瑞典、日本等国传达新政权的政治主张与经济立场。另一方面，列宁反复指出国内报刊存在的缺点是，政治喧嚣类的一般性议论过多，“对地方经验的研究太少”。他明确反对“知识分子式议论”、“外来语”等“奇谈与怪论”，要求党内决议和报刊更加务实，以消解苏维埃政权内外交困的局面；反对“政治空谈”、“书生式的许诺”、“官样文章”等话语，要求报刊由老一套政治空谈转向为建设新生活服务；反对“‘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等一般词句”、“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批评没有内容”，强调少些空谈、多些实干（见表3）。

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来改正这些缺点呢？列宁指出：“要更加具体地研究地方经验、细节、小事情、实际经验和工作经验，深入到县、乡、村的实际生活中去”，关心“平凡的日常事务、一普特面包、一普特煤”，“研究中央和地方的实际经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科学已经给了我们什么”，还要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成绩”、“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号召公众学习好人好事，全力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他要求各种机关报刊“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报道“活生生的事实”，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见表3）。这些观点和话语不仅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更是由经过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衍生而来。

表3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支持与反对的论战话语

图3 “十月革命”前后的斗争关系示意图

图4 苏维埃建设时期斗争关系示意图

（三）苏维埃建设时期斗争话语：“虚伪自由”与“经济监督”

1921年3月，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重点转向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开启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折。但外部势力的围剿仍未消停。面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的联合包围，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确立了缓和内部派别争论、团结一致对外的目标，并与农民阶级建立同盟，防止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的力量被削弱。正如他在俄共（布）十大报告中指出：“不管我们曾经争论得怎样面红耳赤，现在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敌人，在农民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任务又是这么繁重而艰巨……我们不仅要在形式上比过去团结一致，而且再也不能有一点派别活动了……”

这一时期，列宁发表的报刊政论文在数量上大幅减少，话语“斗争性”亦有所减弱。运用Nvivo对20篇代表性政论文进行分析，可得如下斗争关系示意图（见图4）：斗争的目标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及其垄断形成的最高形式——帝国主义；为顺应苏维埃建设时期主要矛盾的要求，他开展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实施新经济政策，其次才是战争，即通过暴力的方式突破帝国主义世界对新生红色政权的围追堵截；为取得斗争的胜利，除了共产党员这一行动主体，他还主张联合工人、农民在内的一切群众。总之，列宁认识到，苏维埃建设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变成经济建设，同时也不可忽视阶级斗争，即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从报刊话语方式看，列宁一方面揭示“资产阶级出版自由”话语的虚伪性，号召党报党刊同资产阶级报纸作斗争，揭露其卖身投靠、制造谣言的卑劣行径；另一方面，在新政权日益稳固、开始启动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他呼吁“党内斗争该收场了”。他指示报刊应提供、整理、科学分析有关国民经济真实情况的资料，“激励经济战线上的全体工作人员”，并通过出版专刊报道一切重大经济问题。这些都是为促进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且，报刊还需“揭露工作马虎、落后无能的工作人员”、“一视同仁地监督各类企业”、“公开讨论所有赞成的和反对的意见”（见表4），从而对经济建设起到监督、督促、检查和“拿鞭子抽打”的作用。此外，列宁还提出报刊报道为经济工作服务的目标，包括“关于经济工作的情况是怎样组织报道的？有没有非党人员参加？检查和评价实际经验的工作进行得怎样？”等。经济工作成为最大的政治，列宁已对“党派争论”话语感到厌烦，毕竟许多人已经骂孟什维克30年了，研究当下经济问题显得更有意义。

表4 列宁在苏维埃建设时期支持与反对的论战话语

五、普遍性：列宁党报论战的统一话语逻辑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的革命生涯中有近20年光阴是在监狱、流放地、海外流亡中度过，但他始终怀抱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意志，为俄国乃至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党报论战话语随着历史的发展、时局的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同时，三个历史阶段又蕴含着统一的规律，这是超越斗争之“术”的不变之“道”，谓之“普遍性”。运用Nvivo软件分别统计三个阶段政论文章的高频词汇后发现，有27个高频词同时出现在三个阶段的前60位高频词中，占比45%。结合话语方式和情境对这些词进行编码，作者发现，27个高频词大致可归为三组，对应揭示出列宁的“战斗性”报刊政论背后三种统一的话语逻辑：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见表5）。

表5 三阶段的报刊政论文中共同包含的高频关键词

（一）“坚持真理”原则

列宁始终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这份执着信仰至少在两个方面得以充分体现。其一，在整个革命生涯中，他坚称无产阶级党派为“真理派”，与改良主义的“取消派”、摇摆不定的“左派民粹派”针锋相对。真理派“急风暴雨”式地“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坚定拥护真理，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期望建立团结而统一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其二，为宣扬和捍卫真理，他将自己的第一战斗堡垒称为《真理报》，自创刊始不间断为之撰稿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共发表数百篇政论文。即便是遭到反动当局的滋扰而不得不将报纸易名，他仍然坚守“真理”二字，是故《真理报》有了《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等“真理报系列”。据不完全统计，列宁为“真理报系列”贡献了720余篇政论文章，占据第一位（见图5）。纵观世界报刊史，冠名“真理”的报刊绝无仅有，这体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终极追求，尤甚于对利益、道德的考量，也是党报战斗性的来源和不绝动力。

图5 列宁政论文发表的主要渠道及其对“真理报系列”的贡献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至少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科学性。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体系完整而逻辑严密，是对“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思潮的继承、扬弃与发展，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给人民群众提供了与封建迷信、反动势力压迫、资产阶级剥削作彻底斗争的完整世界观，也为人们提供了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认识论工具。其二是革命性。马克思学说向雇佣奴隶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宣战，因而“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科学极大的仇视和憎恨”。资产阶级报刊炮制并散布大量谬论以瓦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因此，工人阶级报刊必须“团结起来同这种瓦解进行彻底的斗争”以捍卫真理的“革命性”，必须“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其三是辩证性。列宁的所有理论、实践与斗争活动的出发点是：真理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绝对的亦是相对的。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论断为例，这本身即是绝对的、确定的真理，若要检验观点或理论是否为真理，除了实践再无他法；但“实践标准”又是“不确定的”，原因在于，社会实践不断发展变化，实践活动具有历史指向性，因而人们需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实践标准”。这既体现出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灵活运用，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发展。

（二）“实事求是”原则

列宁在创建政党时期反对虚伪的空话和叫喊、无原则的誓言和谎言，支持“提供事实和文献”，他嘲讽“诽谤”、“声嘶力竭地叫嚣”、“政治讹诈”，强调说真话、说出基于自身利益的实话才是“力量所在”；在“十月革命”之后，批判“政治喧嚷”、“奇谈与怪论”，支持“平凡的日常事务”、“活生生的事实”等话语，从而确立了解决报刊报道失实问题的具体举措；在苏维埃建设时期，他反对报刊“对群众隐瞒经济衰退”，支持“揭露资产阶级报纸的卖身投靠、制造谣言”、“提供有关经济的真实情况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坚持与强化。

正是基于实事求是，列宁不仅要求报纸“亲自去检查事实和文件”，将失实报道予以公布，还“要求他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为真理而斗争”。同时，他“请求”报纸不要转载自己的讲话内容。原因在于，可能因为“讲得太快”或“讲话在修辞上不规范”或者“讲话记录记得很匆促和极不能令人满意”，他不能对自己讲话记录中的每句话每个字负责。另一方面，列宁从不隐晦党和政府出现的错误，多次公开承认错误，并反复强调在宣传中不得掩饰错误。1921年3月，他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总结苏维埃建设初期的经验和教训时说：“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掌握这个分寸……我们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必要的限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在鼓动和宣传当中，不应当掩饰这一点。”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维护斗争的胜利果实。

（三）“党内党外有别”原则

列宁的政党观是列宁主义之要义，其中一个重要原则是“党内党外有别”。对于党外之争，他明确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把握党的领导权；对于党内矛盾，他援引德国工人运动领导人拉萨尔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述：“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借以表达强健党组织肌体、严格党性的主张。“两种标准”体现矛盾主次的辩证关系原理，在党报“战斗性”上表现为两个原则。

其一，批评自由与行动一致。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阐述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公认的历史唯物主义”，较好地处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之矛盾，是其政治遗产之一。对于党外，列宁倡导党报党刊具备“揭露性”，同时指摘资产阶级报刊的“批评自由”为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对于党内，他强调要确保党员在党的报刊或会议上发表意见、提出批评的“充分自由”，只要不破坏或妨害党的行动一致，就能解决党内的一切争执和误会。他还建议“通过争论、座谈、讨论”的方式表达和倾听各种意见，以了解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而对于那些以对骂代替争论的人，则请他们走开。党内人士不可能对决议的每一点、每一条都意见一致，他因此要求“党的刊物应当敞开大门”，对这些决议进行自由的讨论和批评，最终通过修订决议实现党内行动步调一致。陈力丹指出，“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交流的原则性口号，并且，只有理解了这一原则与坚持党性之间的平衡关系，才能把握列宁时期俄国党的思想斗争史。

其二，批评与自我批评结合。列宁提出，无论属于党内多数还是少数都有“批评他人的自由”，与此同时，他更加强调要“公开指出自己的错误”。这是广义上的“自我批评”。在更多的情景中，需要实实在在的狭义“自我批评”。理论上，列宁倡导“进行马克思主义者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评”，尤其是全面检查那些应当成为思想基础的观点。实践中，他亦主张“从错误中学习”，在所有方面都“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行动上，他通过创办专门的报刊（如《争论专页》等）促使党内批评常态化、广泛化。同时，他强调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批评要有内容，要警惕报复式批评，不能逼迫党内的同志走向反对的立场。

以上三方面的原则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是根本，“实事求是”是第一要义，党外或党内的所有论战都须以事实为基础，不可说谎、空谈、诽谤，更不得构陷、谩骂或进行人身攻击；“批评自由与行动一致”，因斗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党外、党内的论战区别适用，以抵御政治的灰尘和微生物腐蚀健全的肌体；“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主要适用于党内的讨论、检讨、批评与反对，最终目的是为团结大多数同志。四个原则相辅相成、与时俱进，方能使党报党刊真正成为列宁理想中的“战斗唯物主义报刊”。这种“战斗性”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将党报作为对外思想武器、对内联系工具”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此后，斯大林延续了报刊批评与论争这一布尔什维克传统，却将其庸俗化，着重用于对经济生活、基层机构和工作人员的批评。后来，中国共产党又重新将报刊批评应用于思想领域，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延安作风”，并逐步将党报批评和舆论监督予以制度化。

六、结语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写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他在不同阶段的论战、战斗、斗争话语之所以能取得最终胜利，并成功将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改写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是因为始终恪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他在创建政党、“十月革命”前后、苏维埃建设三个阶段，依据矛盾的特殊性不断调整党报论战话语策略，体现其对实践标准的基本遵循、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把握，而变迁话语背后的统一逻辑，又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事实标准”的科学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可以说，党报“战斗性”理论本质上反映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和发展还体现在报刊实践层面：马克思在其报刊生涯的起步阶段，立足《莱茵报》这个战斗堡垒，撰写《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等政论，为维护共产主义而战斗，发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为捍卫贫苦农民利益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视《新莱茵报》为“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感受文字和文章“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的力量；恩格斯则将报刊作为政论论坛，通过撰写大量军事评论直接参与或干预革命活动……列宁的党报“战斗性”与马克思主义报刊的“战斗性”在原则、立场和风格上一脉相承，既旗帜鲜明地强调斗争的“原则性”，也讲求斗争话语和策略的“艺术性”。

另一方面，列宁的党报“战斗性”理论和党报政论话语，除了在20世纪40年代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报“四性”所继承，还与中国清末民初出现的报刊“政论时代”（1896年到1918年）不谋而合。彼时，中国出现王韬、梁启超、郑观应等一大批报刊政论家，创办或主编《循环日报》、《时务报》、《新民丛报》、《民报》等大批资产阶级报刊，“都始终以政论为主要内容”，同样围绕着“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展开思想大论战。尽管许多政党报纸和政论名篇展示出高超的斗争“艺术性”，却限于一时一地之影响，未能最终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危急命运，盖因缺乏“原则性”或未能遵循正确的原则。譬如，方汉奇曾指出，梁启超“信口开河，纰漏百出”（未遵循实事求是原则）、改良派报刊“没有触动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未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革命派报刊《民报》宣传种族复仇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未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这些都极大削弱了报刊政论的战斗力。因而，报刊“战斗”特质中“原则性”最为重要。这点在列宁的论述中得到印证：“每一种机关刊物的原则性是最最重要的东西。”

历史表明，无论是在创建、发展还是执政期，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党内批评与论争来弥合分歧、修正错误、发展民主，是一种常态。党外斗争则是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坚守“人民中心”立场的必由之路。当今时代，国内外社会思潮、网络乱象纷纭激荡，政治上“极右”民粹主义渗入欧美主流话语体系，经济上“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网络上暴力攻讦、仇恨煽动、威胁恐吓、谣言诈骗、谩骂诽谤、人身攻击等乱象丛生。为“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党媒的“战斗性”品格亟待彰显，需要直面极端思潮、网络乱象和错误观点，旗帜鲜明进行论战、斗争和批判。列宁的党报“战斗性”理论和实践，无疑为党媒发挥“战斗性”提供了思想资源、理论武器、话语借鉴和原则参考。

本文运用Nvivo软件对列宁政治斗争三阶段发表的主要报刊“战斗性”政论文展开文本和话语分析，描绘了各阶段的斗争关系，揭示变迁的论战话语策略和不变的话语逻辑，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列宁党报“战斗性”理论的“原则性”和“艺术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双重统一，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探究列宁的论战话语策略和政论语言风格，可为新闻媒介批判错误思潮、维护人民利益提供理论资源，亦有助于新时代的党媒关注斗争和话语实践的“艺术性”。由于列宁的著述异常丰富，难以悉数研习，只能按比例分层抽取核心和经典的文本进行分析，因此，在阶段性话语策略的呈现上难免会有所遗漏。另外，三个历史阶段划分的文献主导性，以及对文本进行质化分析的操作主体性，都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人为局限。未来的研究可联系中国无产阶级党报“战斗性”理论来进一步深入理解列宁的党报“战斗性”。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7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殷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