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慧怡：架起一座座摇摇晃晃的桥

包慧怡在本学期新开设了一门名叫《英国中世纪文学与文化》的课程。这门课属于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第三模块。开学第一课，学生坐满了六教407教室的六十个座位，教室后方还坐着一排搬了椅子来旁听的同学。刚开学两周，在选课群的一条“英国中世纪文学与文化这门课怎么样？”的提问下，就能翻到六七条对包慧怡老师的强烈推荐。

俏皮短发发梢微翘，两弯新月眉，红唇精致，一袭优雅的连衣裙，包慧怡常以这样的形象示人。对选修这门模块课的学生，包慧怡的要求是每个人课前都必须阅读大量文本。五本厚厚的必读书目再加上补充文献，学生们每周都要和上百页的中英文材料打交道。

即使课程“硬核”，小苏（化名）还是在包慧怡的课堂找到了许多乐趣。小苏是美剧《权力的游戏》的忠实粉丝，这部美剧参考了很多中世纪的历史，对于仍沉浸在剧情中意犹未尽的“权游迷”来说，中世纪文化就像是一块神秘的磁石一样具有吸引力。包慧怡在课上也经常提到这部剧，在她的课堂上，学生可以深入地了解很多和剧情相关的历史文化：“临冬城的史塔克家族的族语是Winter is coming，上完包包（对包慧怡的称呼）的课我才知道，原来在古英语中，wintering也可以是一个动词。”

日文系的凡小心（化名）第一次听说包慧怡的名字，是在朋友圈里看到英文系的同学给包慧怡的精读课写的结课小作文。在包慧怡的课堂上，凡小心第一次读到了来自中世纪的诗歌，译文的右下角标着一个小小的“包慧怡译”。凡小心说，包慧怡的身上有一种安静又充盈的力量：“她就像是从中世纪穿越而来的缮写士，甚至能想象到她坐在缮写室里安静地打磨羊皮纸的模样。”

丨包慧怡在明珠美术馆主讲但丁笔下的怪物

包慧怡的译作并不只在课堂上出现。从2005年翻译第一本书开始，至今她已出版了14本译作，其中包括伊丽莎白·毕肖普的《惟有孤独恒常如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好骨头》等。大二的时候，她从英文系教授谈峥老师那里拿到了一本《译文》杂志。这本汇集了大批海内外中青年名流学者和翻译家作品的杂志，在08年的“杂志退市潮”中离开了大众视野。包慧怡在这本杂志里留下了许多摄影评论、图书评论和短篇小说的翻译。在自己的练笔及杂志的短篇翻译中“摸爬滚打”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慧怡才渐渐积累起做一整本书的翻译的信心。

包慧怡的第一部出版书籍译作，是师兄介绍给她的、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人文社科通识读本《艺术与人文》。初次做出版书籍的翻译，对于包慧怡而言，是一种新鲜却又熟悉的体验。以前，为了准确翻译出一句话，她常常要看上两个小时的资料，解决生词和专业知识的问题。但在翻译《艺术与人文：艺术导论》时，为保持文脉流畅，她不允许自己被频繁打断。

所以，在翻译中遇到难理解的地方，她会先把自己猜想的写上，然后用不同的颜色标记分块：“绿色”是觉得基本没问题，“黄色”是待查，“红色”是觉得很没有把握。第二遍改稿的时候，再根据标记做重查的工作。完成初稿后，她反复检查了十几遍。自己查完，还要跟室友对查。

外文学院前院长、《英汉大词典》的主编陆谷孙教授是包慧怡学术生涯的引路人之一，也是在翻译上对她影响最深的人。他的那句“不译满两百万字休谈译事”一直被包慧怡当作精神航标。包慧怡始终认为，积累，就是在翻译的速度和质量之间找到平衡点的不二法门。

包慧怡一直觉得，翻译其实是自我教育。“翻译是最好的一种细读方式，要把一个文本吃透，翻译可以毫不留情地逼出你哪里是吃不懂的。”

在翻译到第五本书的时候，包慧怡开始从社科类翻译转向做纯文学的翻译。与社科类翻译不同，做文学翻译的时候，她会花很多时间来琢磨书的风格，一本书反复看上三四遍，才能决定怎么落笔，明确这本书是以什么样的声音在讲话。

而这往往又是一件很“看状态”的事。“翻译并不是坐下来，屏幕上的字就一定会增加，如果是文学翻译的话，是会减少的。尤其是做诗歌翻译。”她说。

包慧怡很早就开始与诗歌打交道。从小学开始写诗的她，于2015年出版了诗集《我坐在火山的最边缘》，这部诗集收录了她从2005年到2015年近十年的代表诗作。旅美诗人王敖认为包慧怡的诗里有一种完美的融汇之力，将神秘主义、异域文化、神话原型都编织进了她的诗中。

而对于这位“习诗者”来说，翻译诗歌就是一种训练写诗、学习写诗的方式。若翻译是一场对中文的测试，则诗歌便是最实用的晴雨表，以最精炼的文字，反映译者究竟能不能完成语言、意义、风格的转换。理想的情况下，好的译者本人同时也应该是个好诗人，译者首先忠于的当是诗歌本身。如果感觉诗的气场没有对，包慧怡就会打回重翻。

丨包慧怡翻译珍珠诗人手稿

在翻译中，包慧怡找到了一种可贵的安心。长久以来，无论她身处何处，翻译已经变成跟写日记一样的事。在不同的地方，她会选择跟自己的心境贴合的作品来做翻译。在美国，她翻译的是普拉斯，在爱尔兰读博时，她翻译的是葆拉·弥罕、哈里·克里夫顿等爱尔兰人的诗作，他们或是与彼时的包慧怡年龄相仿，或是与她有着相似的内心情境。

“那个过程还挺奇妙的，翻的是别人的文字，但是会觉得实际产出来的东西是自己的。但最后跳脱出那个情景来看，它还是一个翻译作品。我还是挺喜欢那个过程的，不是在万事万物当中都只看到自己，而是借了别人的眼睛去看待万事万物。”从中，包慧怡找到了一种从强烈的放逐感中解脱的方式。

本科时，包慧怡经常到大学路的夏朵餐厅做翻译，那里的一杯咖啡要45元，而当时千字的平均稿酬也不过45元。在这个“隐身”行业里，绝大多数的译者都是在“为爱发电”。很低的报酬、读者苛刻的挑错……对于翻译新人来说，想要入行，必须要准备好一颗能够遭受重重打击的强心脏。

“如果译者把自己的赋能寄托在外部，那一定会失望。夸奖这种东西就是流沙，必须把赋能建立在一个更坚实的东西上面。这个东西是别人夺不走的，是从你自己的心里汲取能量的。”这么多年来，翻译已经成为了包慧怡生命的一部分，她坚信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其实如果没有师兄拉我入坑，我自己估计死前也会翻译好几百万字。翻译带给我的东西，对我的丰富，对我的中文能力和外语能力的提高，对我的视野的开阔，这些东西是不会被没收的。”

在她去年出版的译评集《青年翻译家的肖像》一书中，她写下这样一段话：“作为抵御或者维护孤独的工具，翻译是一项将我们拉近地面的活动，一种谨小慎微、耐心而谦卑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丨《青年翻译家的肖像》收录了包慧怡十余年来的译著心得

翻译是包慧怡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而语言，则是她抵达陌生世界最确凿又最谦逊的方法。

高考前，她所有的第一志愿填的都是英语专业。在复旦读本科期间，兼顾二外法语、三外德语的同时，她选修了张巍教授的拉丁语课、钱文忠教授的梵语课等小语种课程，还听过金寿福教授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课。有一段时间，她自学了波斯文，2016年，她还去上外修读阿拉伯语小班课。

为什么对外语会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包慧怡觉得，这是源于自己对世界保有源源不断的、旺盛的好奇心。

在《圣经》里，人类企图修建通往天堂的巴别塔而受到了惩罚，上帝混乱了世间的语言，使得人类分崩离析。该隐喻象征着人类间的隔绝——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哲学体系、思想边界……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通过译介了解。作为译者，包慧怡知道什么东西在翻译的过程中会损失掉，什么东西会被归化掉。要真正抵达异质文化的深层，去触到一个异域、一个远方、一个古代的人民，绕过语言是几乎不可能的。

丨圣经故事中，人类因建造巴别塔而被上帝剥夺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身份

包慧怡一直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养成中的语言学习者，不断尝试学习了许多从日常交流的角度上来说“无用的”语言。语言学习不只是个体的志业。就像英国诗歌之父乔叟通过翻译《玫瑰传奇》，从异域文学中习得了原来古英语本土文学所不具有的东西，将典雅爱情的叙事主题引入了英语文学的领域一样，包慧怡觉得，我们也可以在和外语的接触中为现代汉语注入新的文化动量，新的可能性。

通往异域的路绝无坦途。一个人所能触到异质文化的深度，跟付出是成正比的，“你要做很多在地上爬的事情，才会为了最后瞬间推门进去的时候看到的东西做好准备。”学习语言，就像是蚕在造茧。必须要一直从外界吸纳养分，夜以继日地吐出白丝，为自己编织出语言的宫殿，最后才能完成蜕变——变成蛾，咬破茧，飞出来，看见完全不同的世界。

2015年，包慧怡在都柏林大学获得了中世纪文学博士学位。在爱尔兰的四年里，她从手抄本里分辨十四世纪的繁复文字，在《珍珠篇》中回溯六百年前的一位父亲在梦中追逐夭折的女儿的旅途。

包慧怡从小就对中世纪文学有一种“粉丝向”的喜欢，但并未想过会将中世纪文学的研究作为毕生的志业。硕士阶段在牛津交换时，包慧怡在书店里偶然读到了一位诗人翻译的《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这首长诗向她展现了一个处于了解和不了解之间的、奇妙又隐秘的文学领域。

在最初的兴奋过后，包慧怡发现中国学界对于这些文本缺少关注，相关的现代英语的译本也十分稀少。她并不满足于做中世纪文学的业余爱好者。为了更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中世纪文学，她踏上了都柏林的土地。

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她研究的是诗歌的图文互动，也学习了多门现代和古代语言。但即便如此，当她真正开始博士阶段研究的时候，仍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和时间的紧迫。都柏林求学四年，她在豆瓣上留下了不少的记录。珍珠诗人古奥的西北方言和执拗精密的头韵让乔叟的文字都显得平易近人；四千页复印资料填满了她的书桌和生活。然而，艰苦的学习过程并没有消磨最初的热爱：“我知道我喜欢，但我知道这是我极不擅长的东西，偏偏是这样子才值得去做，才要去试一试。”

丨包慧怡在博士毕业礼上和校友乔伊斯的画像合影

起初，包慧怡十分不适应这套繁琐的流程，但慢慢地，她反倒在这枯燥的研究工作中找到了一种“寻宝”的快乐，一种“蚂蚁搬粮”的安定感。

某年暑假，她在英国的某个图书馆中发现了大量在亨利八世时期被下令没收的修道院抄本，“就像老鼠掉进米缸一样”。这些被闲置在图书馆的大周转箱里的手稿，幸运地逃过了在宗教改革中被销毁的厄运，不知来源的每一页羊皮纸上都可能藏着一个从未被人发现的秘密，而包慧怡就是这些秘密的寻找者和破译者。

丨包慧怡在读博期间的自制手抄本作业

译者的主保圣人圣杰罗姆常常被描绘成手点骷髅的老者。他似乎都在永远在督促着人们不要放下手中的工作。在过去的几年里，为了完成一部和印度中世纪神庙有关的著作，包慧怡利用假期的时间多次前往印度进行考察，一天行走十几个小时也是家常便饭。包慧怡抵达过印度南部的海港城市默哈伯利布勒姆，在唯一一座留存的海岸神庙的石条上阅读帕拉瓦铭文，在伫立千年的岩壁上分辨着浮雕叙述的神话故事。田野调查固然耗费精力，但她觉得“去看世界”是一项经不起等待的事业：“我也不知道以后我的求知欲和写作能力是不是正好都处在高峰。我现在出去看，回来就可以产出，产出又可以引导我去看更多的东西。”

丨2020年1月，包慧怡在印度埃洛拉石窟考察

在时间中寻宝的旅程经不起等待和停留。曾经，为了能再多读一本文献，她在整整半年时间里都没有办法写一章，甚至是一个字的博士论文。随着疫情的爆发，她的印度考察也被迫暂停。尽管缺少了东印度的考察资料，包慧怡还是开始了专著写作。

她似乎在时间的追赶中发现了“完美”只不过是一个幻觉：“完美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的，完成比完美重要。”对于曾经痴迷于“完美”的包慧怡来说，时间是残酷而现实的伙伴，需要追赶，却也总能带来回报和希望。

包慧怡的身上常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但她却希望学生们可以有在学习中自由地去做白日梦、观望、思考、漫游的机会。博士毕业以后，包慧怡回到复旦任教。在《英语精读》课上，她习惯给学生补充知识，希望能够点亮学生在某一学科领域的兴趣，保持学生想要去触碰新事物的热情。在她的课上，学生不仅能了解到许多英语单词的词源，初窥语言文学的发展源流，也能了解到文学、历史、哲学、神学等许多领域的基本知识。

对于包慧怡来说，进入高校、成为学者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我觉得恰恰是反过来才需要想，为什么不做学者，为什么要中断，为什么在这条路上不走了。”于她而言，人生并不是养成游戏，不需要把每个数值都刷到最高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不要因为自己哪方面不行就妄自菲薄，也不要因为自己有什么特长就觉得有多了不起，只不过我恰好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就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丨包慧怡在复旦授课

然而，多数学生很难早早做出人生道路的选择，常常在学业、活动、工作等多方面的取舍中感到迷茫。在包慧怡看来，大学生活的核心准则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学生们要做的，其实是在不断的探索中移除障碍，找到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盲目听取别人的意见。

“大学四年当中碰壁也好，求知也好，去做很多自己有兴趣但不一定有把握的事情也好，其实都是跌倒试错的过程。其实大家都是试得起错的，其实大家都比自己想象中要勇敢。”

“勇敢”一词被她反复提及，这似乎是她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最看重的品质。包慧怡身上存在着一种跋涉山水、过河入林的力量，你能从她的眼中看见无数张异域与本土交融的图像。

大四的时候，她曾在时代华纳公司实习。参与这个项目的学生大多选择留在美国工作，有人从事了新闻业，有人投身金融，而包慧怡则在电视台底楼的沃登书屋遇见了普拉斯的诗集《爱丽尔》，后来，普拉斯的四十首诗歌陪伴她走过了七年的求学生涯。在诗人的故事里，包慧怡听见了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