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41篇文章，作者胡卉。

宽客，是Quant（金融工程师）的音译，是金融市场上名副其实的淘金者。他们利用的是复杂数学公式和超级计算机在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中赚取利益。今天文章的主人公吴钩，正是一名在上海陆家嘴工作的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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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6日，黄浦江畔，大雨如注。风未起，阴云静止，团积在陆家嘴开阔冷峻的低空。

十点，吴钩已在电脑前坐了两个小时。自去年创立DT对冲基金，每个交易日，他都在八点，准时抵达银城中路这栋写字楼里。他右手移动鼠标，左手频繁按W键，在点燃一支“玉溪”烟的同时，等待输入密码的界面出现。这台连接六块显示屏的电脑，配置一流，日日夜夜，从不关机。

股票交易程序启动了。市场风云莫测，从不重复自己，这令守候与观望它的人，每天充满期待，也怀揣忐忑。六月中旬以来，吴钩嗅到市场气氛非常压抑，跌势汹汹，期待的继续上涨也只是虚晃两下，很快消失。九点半，多支股票暴力低开，不到半小时，客户三亿七千余万的资金总量，亏损已接近四百万。崩盘的危险像悬顶之剑，带来某种“好日子到头”的坠落感。吴钩攒着眉心，指尖弹掉一点烟灰。他用快捷键切换窗口，登陆自己的私人账户。

“我操，全完了。这都什么傻逼在做交易。”

办公桌面

他把吸到一半的香烟搁在烟灰缸缺口上，瓮声骂道。股市像是受了地狱女神的引诱，沿着比昨日更加迅猛的颓势，一路狂跌。吴钩裹挟其中，不得脱身，不到60分钟，两千余万的私人账户再次亏掉六十万。亏损引发了背痛，他往牛皮椅背后躺，试图让那三节移位的脊椎舒适一点。然而片刻，他又抻长脖子，紧盯大盘，鼓凸眼球贴上那些红红绿绿、不停跳动的数据。

有些时候，连他自己都摸不准，他怕的是亏损本身，还是亏损携带的连锁反应：脊椎痛、太阳穴神经抽搐，以及耳鸣搅动回忆，带来钞票窸窸窣窣在柴火中燃烧的声响。这两年，他的身体受到了磨损。他才27岁，除了身高长到173cm，因熬夜添了两片眼袋，相貌和十七岁无异。连发型都没换，永远是最方便清洗的板寸，露出饱满的方形额头。一字宽眉下，那对专注的内双眼黑如围棋子，但若不小心控制，就有流露不屑和轻狂的危险。因先天营养不良，加上自去年冬天，一天抽两包烟的缘故，他瘦得厉害，锁骨隔老远都能望见，即便穿着大一码的浅灰T恤和宽松的茶白牛仔裤，一旦身陷皮椅，背对门口思考或小憩，老K也只有靠近，才能确定他是不是在那里。

2

老K是吴钩的合伙人。2012年底相识，2014年1月，一同创立DT对冲基金。彼时，中国量化投资行业刚刚兴起，是远望华尔街、姗姗学步的三岁幼童。老K这一年36岁，腰杆笔直，白发些许，国字脸配银框眼镜，着西装有种文质彬彬的风度，连微笑都充满耐心。他在沃顿商学院读市场营销时，中国的股票和期货市场还处于少人问津的萌芽状态。在花旗银行做了四年高管后，老K很快摸到了事业的天花板，于是辗转数家券商研究所。回国创业并非冲动，他像身边不少朋友那样，从观察政策方向，了解中国对冲基金行业的发展前景，奔波于京沪深港，直到找到心仪的合作伙伴，花费了两年半。

吴钩和老K的分工清楚明确：吴钩负责技术，开发交易策略、交易系统，老K负责市场，向机构与个人募集资金。投资门槛设定200万。公司提取总盈利额的25%，吴钩和老K再按七三开分红，三月一结。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市场上并不缺资金，也不缺募资好手。因为这种能力通过日积月累的经验、人脉和勤勉就能达到。罕见的永远是能稳定盈利的交易策略。收获策略，此外还需天分和运气，取其一样，都不是资质平平者通过努力就能实现。一家对冲基金在初创阶段，常采用“基金经理+市场经理”的搭配。拥有策略的基金经理作为核心，一般取分红九八成，市场经理则一二成。吴钩资历浅，且初创时，和老K凑钱跑300万示范账户，他只掏出40万，面临种种劣势，他不得不在分红上做出让步。

一年后，吴钩思忖，对老K的让步应该到此为止了。一路来，他的两套股票策略表现喜人，符合预期，不断有来头不小的新人寻求与他合伙，分红声明九一开。他碍于情义，按下不表。三月，他向老K提出，分红调到八二，却始料不及把局面弄得很不愉快。

那天，老K坐在办公桌前，手里刚挂掉客户要求追加资金的电话。他把转椅往后退了半米，微微仰视着吴钩，诚心说：

“钩哥，我们不要急着分蛋糕，先把蛋糕做大，把资金量做上去。”

吴钩点点头，又摇摇头。他认为效益和公平是可以兼顾的。

老K微笑着，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他起身把落地窗拉开，雪白的阳光像倾盆大雨，泼洒到人身上。黄浦江上平行移动着两艘轮船，划开细白的波纹。空气中的缄默令人难受，老K背对吴钩，他像是仔细想了想，语气有种意味深长的迟缓：“钩哥，你还太年轻，没尝过走背运的滋味。”

之后，老K似是为了表达不满，有意把难缠的客户推给吴钩，劝他长长见识。那些贪婪又胆怯的富人打爆了吴钩的手机，令他不能专心思考，研发新策略。五月初，一个初次合作的年轻“富二代”面对一波诡谲的熊市幻影，情绪失控，气急败坏地打断吴钩的分析和承诺：

“别他妈瞎扯了，两千万，我全部赎回！立刻，马上！”

吴钩对老K发了火。他当着六个程序员的面，恼怒地把iPhone砸向四米开外的白板。那上面，一个上海交大的实习生用中国红圆形磁铁帽、以右上角一路飞扬的姿态，耐心拼出了“DT基金 笑傲江湖”几个汉字。

笑的弧度还没收拢，艰难时期来得猝不及防。六月中旬，大盘开始持续暴跌，提前两个星期，吴钩的策略就逐步感知到市场参与者情绪越来越激动，仓位水平一路降低。截至25日收盘，减至两成仓位，依然亏损四百万。他庆幸仓位已大幅降低，得以保住大半收益，但担忧市场跌势如此凶猛，一旦走入熊市，不知何日再有好时光。

持续一周，吴钩都在忧虑地应对这种时大时小的亏损。无论是调试策略，还是安抚客户，都让他感到非常疲累。他变得前所未有的焦躁，整夜失眠，枕边洒上小半瓶深度睡眠喷雾也无济于事。在蓝桉路梧桐笼罩的卧室，除了吸烟，无他事可做。他听着暴雨无休止地鞭打院子里的三角梅、栀子花和柠檬树，惦念着该去看一眼，但天一亮他就忘记。他想，女友汪沛去哥斯达黎加看火山前，不该把这些植物和他扔在这里，不负责任。过去一个月，她沉寂得连一条朋友圈状态都没有，仿佛被遥远危险的南美大陆一口吞没了。

吴钩是个成熟的量化交易员，经受市场的训练与考验，比常人更加懂得克服人性深处的贪婪与恐惧。然而，梅雨不歇，总提醒他世界处于永恒的动态当中，自己苦心积攒的一切也能如雨水在暗夜流失，不见踪影：汪沛，老K，然后是钱。

他盼着上海暴虐而漫长的梅雨过去，好像梅雨过去，股灾也就过去了。

3

我准备在七月离开上海，回到熟悉的城市青岛。但受台风“灿鸿”影响，航班取消，我像另一只塞满情绪的行李箱，滞留在下午四点的浦东机场。浦东让我想起几个很久不见的朋友。我把电话打到吴钩那里。分手两年后，没想到我再见他一点没觉得拘谨，被他领着，像当年一起参观上海动物园，兴奋地参观他的公司。我的突然出现提醒了他，虽然遇到一些挫败，但总的来说，他发展不错。他充满兴致地告诉我，我们身下坐的这两套宜家棉麻布艺沙发，以及崭新的水曲柳茶几、橡木组合书架、十多台电脑主机和显示器，是他花三万块从一位破产的基金经理朋友那里买的。

“白菜价吧？甚至不需要叫搬家公司，因为那哥们就在这栋楼。”

老K劝他不要接手破产公司的物件，晦气，吴钩哈哈一笑：“我才不信那些劳什子。”

我感觉吴钩比以前精神、热情。谈起我不在的日子，他话变得很多，甚至不可思议事无巨细。他感慨说，当初穷得连一千五的任天堂3DS都舍不得给我买时，哪想过今天，仅仅两年，他就让汪沛过上了挥金如土的幸福生活。听了这话，我差点笑出了眼泪。他又惋惜说，他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得知，我换了几任男友，依旧走不出那个怪圈：我塑造一无所有的男人，等他们开始飞黄腾达，就怀着某种恐惧和破坏欲，将他们丢弃。

我决定离开吴钩，是在2012年12月，玛雅历法预言人类衰运当头的时期。那时，吴钩在国内顶尖的对冲基金实习，有天下班回来，我正在晦暗发霉的厨房炖西红柿牛肉，他站在旁边，若有所思，说起这一个月来工作上的启悟：一个人进展顺利、有所成就时，不能认为一切是凭借自己努力取得，应该多想想环境、机遇的帮助；而不太顺遂时，不能埋怨外因太差，要多想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够，有待改进。

我瞬间就直觉到，像吴钩这样一棵大树，不是我这样的小院子能够圈住的。我曾像母亲一般照料他，离开时同样费尽心思。在四个最好的单身女友当中，我选择把儿童插画师汪沛推给他。汪沛身上有种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野性和快活，喜欢玩跑酷、跳伞和失踪，偶尔因精力过剩显得歇斯底里。但难得的是，她非常幽默。那时，同龄人中，我最爱吴钩，其次是汪沛。

和吴钩再次见面，在他公司的台球室里，我失手把胜数在握的“黑8”击离桌面，随口提起他曾在厨房里发过的那段议论。他放下手中的台球杆，目光惊愕地锁定我，感慨女性的思维差异竟如此之大。他和汪沛说过同样的话，汪沛则立刻在他身上确立了“丈夫”的感觉。哪怕当天凌晨他们还吵得不可开交，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汪沛暴躁地把吴钩从电脑屏推搡到穿衣镜前。

“你到底睡不睡！”她经常说这句话，脸上皱成一团，烦得要命，“瞅瞅，瞅瞅你的发际线，你有秃顶的趋势了。你难道不清楚，我能接受乱搞的、爆痘的、阳痿的，就是不能接受秃顶的男人吗？你是要逼死我吗？”

但十六个小时后，她就拉着他去领结婚证了。无论面对哪个女友，吴钩随时准备着结婚。天性和职业使然，他是那种责任心过度的男人。一打交道，很多客户也能看出来。拥有足够漂亮的资金曲线，又能赢得陌生人的信任，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入，一度超越他策略的容量上限。

4

2014年1月，吴钩答应和老K一起创业时，正在上海交大计算机系读研二。公司是老K回国时注册，注册两年后，才开始真正运作。募资前，吴钩拿出他最得意、被命名为“独孤九剑”的交易策略，用四个月时间，跑出一个收益率超过15%的示范账户。历史回测年年稳稳跑赢大盘30%以上。假以时日，这样的业绩完全能排进市场前5%。老K喜不自禁。他的朋友口口相传，为他引荐来更多的富豪和投资机构。

示范账户净值曲线

当时，大盘处于2000点左右，下行风险很小，所有人静默观望，谁也没料到牛市在七月迅速降临。水涨船高。回老家过年之前，DT基金的总资产管理规模突破一个亿，部分账户四百万分红到手。节后返沪，资金规模继续扩大，五月账面破三亿，分成利润拿到3200万，吴钩一口气招了六个编程厉害的实习生，帮他搭建交易系统，以及验证新的策略思路。

近一年，吴钩每天神清气爽，收盘后走在滨江大道，连散步都意气风发。财富越多意味着在这世界受到的限制越少。财富带来的巨大畅快感，本质是“自由”。他不止一次和老K说，像老K这种在上海土生土长、中产阶级出身的孩子，拿到分红，顶多收获快乐。快感？你肯定没尝过我那种快感。你一心记挂着，业内还有好些人，策略没我们牛，到处忽悠，随便管着十亿百亿的规模。

滨江大道 

老K是吴钩刚去上海第一年认识的。2012年，吴钩从合肥中科大数学系毕业，考到上海交大计算机系读研。硕士课程令他大失所望。九月开学后，他像个视察者，每门课上完“课程简介”，就不再去了。除了内容太简单，直接刺激他的是，一位算法课程的教授把鼠标移到PPT教案上，显示的修改日期还在两年前。这让当学生的感觉受到了羞辱。

后来，在图书馆闲逛，吴钩看完杰西·利弗莫尔的传记《股票作手回忆录》，又翻了翻《宽客》《打开量化投资的黑箱》《量化投资——策略与技术》，了解到一些大学课堂从来不教的常识，比如：

宽客使用量子物理、微积分、高等几何等高深理论来驯服市场。

80年代，他们开始大量进入华尔街。第一波涌入华尔街的宽客大多去了银行，如所罗门兄弟、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很少有人想到自己筚路蓝缕杀出一条血路，沿着“宽客教父”爱德华·索普的足迹建立神秘的对冲基金。

然而在长岛西岸一个狭长孤立的小镇里，这样一个团队悄然出现了，这个团队后来成长为史上最成功、最神秘的投资公司——“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创始人西蒙斯曾在美国政府从事密码破解工作。员工由一群科学家组成，大部分人以前是密码分析专家和计算机语音识别专家。所在地长岛小镇则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谍报中心。

30年来，文艺复兴公司发布的旗舰基金“大奖章”，年平均回报率高达40%，在整个投资界无人可望其项背。[1]

吴钩怀着极大的热情，一次性下载和网购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这个行业的书籍。一百来本，不到三个月看完，从此塞在床腿下，成为我们搬家的累赘。

 部分书籍

一年后，有想入行的同学问起推荐书目，吴钩失望地坦诚道：“你能找到的公开信息，都没什么卵用，更别说拿出来卖的书了。那些人，在金融市场获利，靠的不是做交易，而是——卖书。”

此后，他看书只看武侠。金庸、梁羽生、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他都喜欢，集全收藏在kindle里，从蓝桉路到银城中路上下班的出租车上，眼前大漠孤烟、刀光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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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上海读研，生活有些入不敷出，吴钩跟着博士师兄做智能安防项目，拿了四千块报酬。11月，他在BBS上找到R公司“股票策略研究员”的实习机会。

位于世纪大道的R公司是L先生2010年创立。2010年4月，中国证券市场推出股指期货，一些交易大牛瞄准国内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发展机遇，纷纷从华尔街回国，成立对冲基金。入行门槛不低，就国内而言，名校理工科硕士教育背景也许意味着一块敲门砖。笔试时，R公司给了吴钩一沓逻辑、统计和编程题。作为当年全国奥林匹克竞赛数学一等奖、计算机二等奖得主，再加上本科四年训练有素的数理功底，吴钩对任何数理方面的考试既淡定又自信。事实上，他也很少失手。

面试环节，L先生问起投资经历，吴钩回忆说：“在合肥时，我依照一个模型给出的信号进行交易。来上海前，我并不知道这种方法叫‘量化投资’，也不知道有这个行业的存在。”

L先生点头解释道：“你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初级宽客所做的。宽客，Quant，‘矿工’。作为专业选手，我们需要做得更精细，是程序化的全自动执行交易。交易系统根据交易策略给出的信号，选择多支股票，哪个时间点，买入卖出，多少手……自动完成整个下单流程。”

“待遇怎样？”吴钩问。

“一周来三天，每天三百块。如果你有策略拿出来实盘，收益分红是公司盈利部分的10-25%，具体多少看策略表现，这和正式员工一样。有个去年来的实习生，做阿尔法策略的，现在管理了四千多万，月底还会追加一笔资金。”L先生把吴钩送出门时，补充道：这里不需要Phd，只需要厌恶贫穷、足够聪明、对财富充满渴望的人。吴钩感觉这话似乎在哪儿听到过。

吴钩的研究生生涯，在R公司正式开始了。2013年，他拿到70万年终奖，作为苦力升级“独孤九剑”战斗力的奖赏。一年来，他每天一点睡六点起，在键盘上敲掉十五斤肉。智力和意志力，他都肯定了自己，但也始终掂着心。他想起在合肥时亏损掉的表哥们的借款，心头一紧：此后，赚到的钱，一定不能大幅赔掉，否则，就像巨石推上高山又滚落，人精疲力竭，最终两手空空。

6

吴钩最初接触股票，是念大四，2011年国庆节过后。我们异地恋谈了两年，幸福全部依靠久别重逢的短暂时光。但这个长假，俩人都没有余钱负担交通、食宿，重逢取消。他情绪消沉，又没钱出门，宅在宿舍没日没夜打了七天DOTA。

赚钱的门路就是在难以承受的空虚中找到的。他向开油墨厂的深圳表哥借了三千块，开始炒股。他永远都记得，买第一支股票“中房地产”时，那种踌躇满志的亢奋感。他以8.9元的价格买入300股，一周后，亏损12%收场。而一卖掉，“中房地产”却连续反弹了好些天。他先后又换了地产股、化纤股、医药股和船舶股。

逢买必跌，逢卖必涨。这种被戏弄的处境，直接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和好胜心。他开始琢磨股票的涨跌之间，是否也如数学、物理，存在某些规律或定理。如果市场毫无规律可言，那么所有参与者都是赌徒，长此以往，皆无胜算可言。反之，市场一旦存在规律，就能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去提炼和呈现。

“因为市场就是以这满屏数据、红红绿绿的曲线呈现在我眼前。”吴钩打电话时和我说。

“哇，编程做模型，不正是你最擅长的吗？”

“完全正确。”他回答道。

那场恋爱两个人谈得很细致。因为学业上并不太上心，每天精力都倾斜到了这里。我们交流彼此的想法，不管听上去多么荒谬，都热情洋溢、语气夸张地鼓励对方去实现它。

考完研究生后便是春节，吴钩没有回家过年。他待在中科大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一间僻静的通宵教室，释放出之前打DOTA的激情和决心，常趴在那块“樱桃”青轴键盘上过夜。直到4月初，他才用C++完整地写出第一个交易模型。那天下午两点多，模型选出“东宝生物”这支最看涨的股票。赶在收盘前，他用从油墨厂老板表哥那里借来的一万五，满仓买进这支股票。五个交易日后，“东宝”第三次涨停时，他赚了43%，六千多块。吴钩兴奋不已，不顾模型给出的继续持仓信号，自主平仓。接下来三天，“东宝”又迎来三个涨停板，这令他相当遗憾、气愤，但也让他对模型信心倍增。他奖给自己一个向往已久的HHKB电容键盘，其触感被他形容为“就像在你的屁股上敲代码”。

吴钩像迎接第一个诞生的孩子那样，给他心爱的模型取名“独孤九剑”。少时读的金庸小说中，他最爱令狐冲的潇洒不羁，深情不移。

一周后，吴钩以“还学费”为由，从四个表哥那里凑到十万。他没敢说是炒股，也一再证明没被卷入传销。表哥们不在一个城市，相互见面和联系都极少，直至欠款还清，他们都不知原委。

十万块不是小数目。吴钩最大限度地压榨赶毕业论文的精力，紧盯每个交易时间段。五月中旬，股市开始震荡下跌，他频繁地买进卖出。有几天“独孤九剑”表现糟糕，他改动逻辑和代码，并在选股时加入主观判断。然而市场琢磨不定，稳定盈利的局面久久没能恢复。等到八月的一天，他重仓的“唐人神”暴跌6%，单日亏损近五千。除了连续亏损，他似乎不断在打破亏损记录。等到九月去上海读研，清仓离场，他手上不足五万块了。

吴钩甚至不敢再接表哥们的电话。事实上，他也没什么能倚靠的人。进入大学后，他就没向父母要过钱了。家境是一回事，他和父母也不亲近。当年他们未婚先孕，生下他后，避羞似的逃离炎陵县，跑去深圳打工。吴钩和祖父一起生活，直到九岁，祖父因喉癌病逝，母亲很不情愿地一人返乡。吴钩的名字也是祖父取的，来得比他的生命更加潦草。十七岁的母亲在柴房分娩，祖父正坐在太阳底下，掰弄钓竿上纠结的尼龙线。啼哭一响，鱼钩的倒刺蓦然插进老人的大拇指，皮破血流。

“这小钩子，劲儿好足。”祖父笑道。

炎陵老屋本来藏匿于一片地势很低的山谷，和村庄连成一线，沿小河排开。后来，南面堆起的荒地筑起七米宽水渠，常年绿水奔流。祖父背着手在水渠堤上溜了一圈，发现这水渠像个围栏，把村里人的出路都挡住了。

老家的水渠

等到吴钩的父亲回家，老人提前把遗言郑重其事地交代在除夕的桌面上：“为了钩子，无论如何要把房屋盖到水渠那边去。那边开阔，不受限。”

父亲很为难：“那都不是我们村的地盘了。”

“我不管。即便与万人为敌。”祖父性格乐观却执拗，“你一满六岁，我就送你去习武，没送你去学篾匠、铁匠、漆匠、棺材匠。你十五岁撂倒九条大汉，顺利出师。是时候把这唯一的本事派上用场了。”

吴钩读高中后，父亲果然做到了。一家人付出的艰辛和代价难以细说。那年暑假，吴钩回家帮忙烘烤烟草，瞥见父亲被切断得与小指等长的中指，对从小生存的这块地方生出无比的厌恶。

考大学是逃离它的唯一途径。他凭借数学竞赛考入省重点高中，高考同样想把这当做自己的王牌。刚接受训练时，他的脑神经就像在奥数题的刀锋上轮番滚动，训练多了，便对那些艰难习以为常，并学会从中享受征服的成就感。他不算那种智商超群的天才型选手，但善于积累经验让他发挥非常稳定。这和他后来做交易的整体风格是一致的。

7

某种程度上，“宽客”是吴钩撤换理想后的另一种选择。他原先一门心思想当“科学家”。中科大浓厚的科研环境一再鼓舞了他的理想。科大学子的典型发展路径是，本科毕业后申请去美国，追随科学大牛，拿到博士学位，做科研或转行做金融、IT。其中的佼佼者如何江，很早就立志去哈佛找师姐庄小威。科大校园小，人数少，想找谁当面聊聊学业或前途，都很方便。吴钩以这些师兄姐为榜样，在GPA上非常艰苦地死磕过两年。

所以，当面临申学校的关口，他却因业余炒股，导致更换方向往上海考研，最初我还是很吃惊的。但我没有阻拦，劝他安心备考。

“我随便。”我说，“你去哪我去哪。”

怀着困惑和不安，我私下查阅了很多资料，询问了人大经济论坛上认识的网友，得出印象最深的结论是：

在量化投资这条路上，很多高手经过多年的付出，最终从一无所有，到负债累累。

这样一个大坑，究竟有何魅力，吸引人往下跳？我导出与吴钩的QQ聊天记录，用“微软雅黑”般工整的字体，缓重地手抄在日记本上。我怀着一种天真的“与子偕老”的执念，试图去理解他思考路径的每一步：

“为什么突然想做量化？听你嫌弃过做科研钱太少，是这个原因吗？”

“宝贝，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做量化是科研和财富的结合，二者兼得。”

“单纯当科学家，要做出成就太难了吗？”

“科学上出成就和量化上写出好策略的难度是比肩的。我们一般不会因为难度太大而不去做某件事。如果因为付出努力却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那不管难不难，都不会去做。”

“如果选前者，你怕受穷？”

“做科研会比较穷。到四五十岁，财务上才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改善。”

“那你之前怎么不怕？”

“之前没料到，我会因为一点钱，浪费七天我们相处的时间。还有，宝贝，不是一个人选择科研，就可以成为科学家；也不是一个人选择量化，就能成为基金经理。世界上优秀的基金经理和科学家，都是稀有物种。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是一方面。好多师兄师姐去美国读博，做科研，最后90%以上都转型做IT和金融。这个路，以前是好路；如今是弯路，因为国内已经有不错的资本市场发展趋势，我们完全可以在国内获得同样的机会。”

四年后，2015年7月11日，正是台风“灿鸿”过境那天，我们在陆家嘴吴钩的公司旧事重提，不免感慨短短几年来人事的变迁。我们聊起当初熟识的朋友，好些人中断读博，从美国回来，想在上海金融行业谋一份工作，然而并不顺利。一位去哥伦比亚大学读凝聚态的同学，读到博士，发现志不在此，深陷迷惘，转而沉迷佛学。

谈起当初的“转型”，事业小成让吴钩有了坦诚的底气：“大学期间，我学习数学时，一直没找到那种——值得投入太多时间的真正的乐趣。同时，身边同学的智商随便碾压我，我甘愿给他们让道。但他们成年后延续着未成年的学习方式，很少思索自己以后想干什么。我属于想得早的人。”

8

我深潜回忆之中，想从渺远的十九岁吴钩那里，寻找他此刻描摹的自己。我想我从未真正理解他，而且永远丧失了这种可能。我的心情变得很差，因为吴钩和我说话的口气，平稳缓沉，距离得当，像面对一位洽谈生意的客户。他不再是那个雀跃的撒着娇的小男孩，或者说，他再也不会把那一面呈现给我。我把脸埋进马克杯，大口灌茶，这时，老K打来电话。吴钩没有回避我，简单抱怨这位合伙人如今对公司不太上心，如果他们的关系无法复位，老K很快就会接受一家机构的邀约，全面接手该机构母基金（Fund of Funds）的资产配置管理。挂断后，他拨通一位客户的电话。

“这可是个大客户。”等待接通的间隙，吴钩微笑着和我说。

客户大声问：“跌得差不多了吧？重仓进场？咱把仓位加回去？”

吴钩拒绝了：“您不对自己负责，我也得对您负责呀。”他解释道，刚做量化时，他也会人为地干预策略，但是每次都会遭遇更大的亏损。这两年他学会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尊重市场，尊重策略的逻辑。眼下，尽管国家出台了很多救市政策，而熊市一旦到来，市场参与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牛市中赚到的钱。

“徐总，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吴钩最后总结道。

徐总显然没被说服。他的声调更高，浓重的东北腔充斥着情绪：“你这策略操作的啥呀？从五月底持续减仓，直到六月底清仓出场，都没和我说一声。”接着，他暗示，本来想追加三千万，但是，现在，他想赎回这七千万。

吴钩准备清仓离场是在6月19日。那天，他仓位已减至两成，大盘暴跌6.4%，当日亏损近六百万。下午三点收盘，他坐定电脑前，一根接一根抽烟。某个片刻，一个想法如雷电在他头脑中劈开：他从来就没有学会做交易，所获都是市场随心的施舍。市场永远占据主动权，个人得失全是被动承受的结果。

想到这里，吴钩双手一扬，紧张地捣碎眼前的烟雾和自我否定的念头。任何一个优秀的宽客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过对自我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如此循环往复，锻造出或消磨掉心志。永恒的市场，永恒的交易，渺小的个体就在茫茫市场中漂移沉浮、孤军作战。赢家寥寥，无数人散尽钱财，寂寞离场，甚至妻离子散、走上绝路，——即使，连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员工也无法避免厄运：2006年3月，37岁的MIT毕业生Alexander Astashkevich，因不堪工作压力，枪杀了妻子后饮弹自尽，留下一个6岁的儿子Arthur。

回头看2015年的股市，6月15日正是牛市转熊市的拐点。吴钩已连续亏损数日，身心备受折磨。头痛，脊椎痛，以及最可怕的，耳鸣牵引出的类似钞票燃烧的声响。

九岁时，母亲返乡照料吴钩。辛苦操持，生活依然贫穷到连猪油都吃不起。她唯一的发泄方式，就是在柴房中央，劈开杂木，燃起大火。她用夹钳奋力击打铁盆、铁桶、铁锅、铁炉栅，一面咒骂丈夫无能，一面把夫妻俩辛苦积攒的角票、块票洒向赤红冲天的火柱。钞票如风中雪花，在幽蓝的火焰上起起落落。母亲眼泪涔涔，有时绝望地坐视，有时又凄厉地呼救，总把吴钩吓得不轻。连续好些年，那种场面成了除夕夜的仪式，仿佛借此，母子俩才得以安然过渡到新年。

然而新年也罕有好事。母亲怨怒幽深，近乎女鬼。吴钩日常度日，如履薄冰。而且农村生活实在太憋闷，天大地大，人就是寻不到出路。

“和你说过吗？十一岁生日那天，我第一次想到自杀，前后犹豫了三四个月，中元节才真正实施。” 吴钩在布艺沙发上坐直了些，远远地凝视着我。

我惊诧地盯紧他。我们恋爱时，聊到童年，从不见他提痛苦和父母。童年只有快乐和祖父。比如，祖父带上他和最珍视的碳素钓竿，搭火车去洞庭湖钓鱼，钓太多，只好就地摆摊吆喝。他乐不可支地说个不停，以致我印象中的幼年吴钩，是一个撒着欢儿的白羊座男孩形象。 

中元节那天傍晚，吴钩在水渠大堤上给爷爷烧黄纸，火在风中笑，棕榈叶哗哗作响。大堤两旁长满了棕榈树，村里的小孩常聚在树边，轮流玩一种叫“飞天”的危险游戏。他们拽紧下垂的棕榈叶，身体几乎平行地面，奋力甩出一个半圆，如同一支会打弯的飞镖。腾空漂移的身下，是五六米深茅草丛生的凹坑。吴钩爱玩这个游戏，棕榈叶像绸带一样缠绕手掌三圈时，他就开始感受到飞翔和自由的快感。

多年后，每次回乡，邻里长辈总要嬉笑着说道吴钩儿时多么顽皮。还记得吗？你没抓牢棕榈叶，飞进茅草坑，摔断了左腿和右臂。你浑身打满石膏，像个移动的大型毛主席雕像。哈哈。

9

2015年6月26日，一个听起来很顺利的日子，黄浦江畔，风雨如晦。“独孤九剑”和“龙象般若”两大股票策略持续减仓，持续亏损。吴钩盯着大盘，明白好日子已告一段落。熊市来势汹汹，然而他没能把理想中“穿越牛熊”的策略落到实处。这意味着，航海之路即将狂风骤起、浪高十米，他一旦错失巨型游轮，就只能拽着木筏提前上岸。他很久都没有新的灵感，也因募资分散了太多精力。他先是不满老K，又怨汪沛，最后，发现身边空无一人，能够否定、承担罪责的只有自己。他站在十三层落地窗前，望着低处空茫的灰黄江面，回想起当初松开棕榈叶，放任身体漂流的畅快。自杀，或者说，飞翔的冲动，仿若受到了某种无从抵抗的、来自天空或大地之力的引诱。

吸完第十一支香烟，吴钩把很多事情在脑子里细细擦拭了一遍，直至它们显现出原本的色泽。他发现，他挣钱的动力来自对女性“歇斯底里”特质的恐惧。他无非想给身边的女人足够的安全感，让她永葆天真温婉。他自己呢，实际是一个花销极少的人。汪沛走后，他的月开支只剩吸烟、打车和做饭阿姨的薪水，不到四千。他还发现，他惦记着故乡炎陵。祖父当年提前知晓了天意。水渠北面的人家，如今无一户美满齐全。和他一同长大的伙伴，有的专职在火车上当扒手，有的混上黑道当了打手。年轻人如此，老人也坏了德行：堂哥带着两个儿子去鱼塘拣螺蛳，夜半涨水，父子溺死。送葬日，承包鱼塘的一家上门，向悲痛欲绝的女人讨要两千块赔偿，声称“死人污染了我家的水”。

农村衰败，故乡沦落，唯一的希望在小孩身上。年初，吴钩给当地小学捐了图书室，匿名是为了避免父母的不解和叨扰。他曾有意在九月开学时，给镇中学建座图书馆，但六月的亏损让他只好搁置这个计划。他点燃一口烟，深吸一口：炎陵就像个无底黑洞，他曾因厌倦那里而自杀，如今做这些，也探不清虚实与意义。故乡如果注定流失，仅凭他一人之力，也保全不了。

“就像你，”他对我说，“当初不眠不休，作天作地，一定要走。哭起来，就像什么可怕的病症在身上发作，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想说，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到了关口，都是身不由己。然而我只是笑笑，劝他把汪沛找回来，照顾他：“我把你这个烂摊子扔给汪沛，明显她比我收拾得好。”我难过地打趣道，上海这座城市，多雨潮湿，压力巨大，自杀的人多了去了。这么大众化、没个性的事，你也做？

10

吴钩当然不会做。站在写字楼十三层的窗口，他的头脑如同白日下某个堆满光碟的垃圾场，垒积着无数急待销毁的闪光碎片：爆仓、破产、红绿曲线、黄浦江、老K、汪沛、棕榈叶、大堤、水渠、炎陵。这些东西构成他的生活，构成他存在的价值，居然那么混杂，刺人心目。他脑子里有个声音：

“你松手吧，松手吧。跳下去吧，跳下去吧。飞吧，飞吧，飞吧。”

他回到桌前，清仓离场，定了一张上海飞土耳其的机票。三天后，他就乘着热气球，在安纳托利亚高原1500米的高空飘着。

卡帕多西亚（来源于网络）

热气球教练是个阳光热情的阿达纳小伙子。交代注意事项时，他用蹩脚的英语微笑着，尝试拉近与吴钩的距离。他说，他的哥哥曾在一次热气球喷火事故中，把手伸进火中，关掉燃气瓶，救下一篮十七位乘客的命。哥哥因烧伤截肢，彻底葬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因这不幸之幸，在家待业的弟弟才能被送去培训，拿到飞行员执照，接替哥哥成为一名热气球教练。

这个故事令吴钩难受，他的双眼茫然地俯视着卡帕多西亚石柱林立的沟壑与谷涧，试图寻觅点什么，却一无所获。他羡慕这对教练兄弟，更羡慕哥哥多些。他感到自己在这世上，从未与谁发生过那般紧密的联系。他想起上海，他在上海从事着一份堪称世上最孤独的职业。他想起炎陵，炎陵最温暖的，是祖父的墓地。

祖父去世正是在这样清爽的六月。五月，他从医院回来后，常坐在家门前晒太阳，喂鸡逗猫，脸上常带笑，一点不像喉癌晚期的病人。一天，吴钩去山里砍了一支笔直匀称的竹子。刨光，钻孔，上鱼钩、浮标和尼龙线。祖父在白河边坐定，双脚之中搁着置钓竿的铁支架，神色祥和，宛如大佛。浮标在水中起落，对岸的吴钩扬起一把蕨菜，大喊：“爹爹，你拉呀，鱼吃食啦。好大一条，你赶紧拉呀！”祖父平视着昏黄山色，微笑沁甜，浮出嘴角。他束手坐着，眼神从浮标飘到吴钩身上：“爹爹没力气，握不住了，随鱼儿去吧。”钓竿被拖入水中，顺流而下。吴钩飞奔去追，钓竿越来越远，消失不见。

一个月后，祖父死了。吴钩伴着棺材在龙须峰的坡路冒雨前行。祖父的双脚朝着远处的天，头挨近披着孝布的孙子。吴钩望着天上滚动的白云，泪眼朦胧，所见又像那天河中翻腾的白水。他一只手搭在棺材上，伤心地哭岔了气：你为什么不拉一拉呢？我多用心，为你做那根钓竿。我跑遍了整座山，摸过每一根竹子。我为你挑选了最贵的碳纤线、袖钩，还有带夜光的绿浮标。我劈开了你做的竹筒存钱罐，可浮标的一次夜光都还没见到。你为什么不拉一拉呢？

“我尽了力，你为什么不拉一拉呢？”

吴钩抻直双腿，仰头往热气球的座位后靠。他觉得身体很轻，正中镶嵌的心脏又紧又酸，像一只七月柠檬。天空广垠幽邃，边际蓝到微微发黑，显得越加深不见底。他感到置放身体的吊篮如此渺小孤独，将永远静止在空中。

[1] [美]斯科特·帕特森：《宽客——华尔街顶级数量金融大师的另类人生》（Scott Patterson, The Quants: How a new breed of math whizzes conquered Wall Street and nearly destroyed it），译科、卢开济译，北方联合出版传媒&万卷出版公司，第106-107页

注：

金融市场上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喜欢将自己戏称为“矿工”，因为他们是宽客。宽客，Quant（金融工程师）的音译，金融市场上名副其实的淘金者。说他们名副其实，是因为他们在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中“淘金”，利用的是复杂数学公式和超级计算机，而非传统的人工直觉交易。近四十年来，从赌桌上演化而来的宽客一直在华尔街上傲视群雄，并且时而兴风作浪。

因2008年金融海啸，不少华人宽客转战中国资本市场（如华尔街华人中最优秀的交易员江平等一批海外量化投资人才相继回国）。2010年，国内相继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中国资本市场上宽客身影日渐活跃，量化投资也开始如火如荼。但2015年6月，国内的量化投资遭遇寒冬。由于市场波动造成的模型失效和监管政策的变化，不少量化投资者面临困境。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证券类私募管理人7982家，管理人数量连续两季度负增长，今年新增管理人数同比下滑93.62%。

（来源：《第一财经》《上海证券报》《中国基金报》）

作者介绍

胡卉

教师 坐标上海

1990年生于湖南，现居上海。复旦中文系毕业，非虚构写作爱好者。目前在上海一家国际学校当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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