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德州，我和学生们聊新冠病毒和华人歧视｜三明治
文｜张眯眯
编辑｜二维酱
1月20日，在海外华人和国内亲友一样，我看到了确定新冠肺炎能人传人的消息。同一天，美国第一例阳性病例在华盛顿确诊。
十天后，国内累计确诊9692例，死亡213。出事前已经外出旅行的武汉人，没人愿意和他们同登一班飞机。那些从来没有回到武汉的武汉人被邻居敲门，劝他们赶紧搬走。许多村落把外来的路挖断，凡是说普通话的，有外地口音的统统都被视为可疑的病毒携带者。
美国的朋友圈开始传开一张中英文对照的校长信。
这是美国朋友收到学校写给家长关于冠状病毒的信，信中最后两段提到：
“每个人都会生病，不要因此而孤立中国人和任何你认为与中国有联系的人，更不要歧视生病的人。因为这样会让生病的人为自己生病而羞耻，从而隐藏病情，不保护他人。我们防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人。越是危难之时，越需要冷静，理智，人性，团结。”
看到这张图片时，我想，在美国对华人的偏见大概也开始蔓延了。所幸，有这样的校长信可以保护尚在校园里的孩子，让我们的华裔孩子不受伤害。
过了几天，微信上一个国内的朋友又专门给我发这张截图，问我这封信是不是真的。
我出国后，常常有国内的亲友给我发信息打电话，求证关于美国消息的真伪，仿佛我是鉴宝节目一锤定真假的坐客专家。在国内，大家都很想知道，在地球的另一边，真实的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国的老师真的会这么对待学生吗？美国邻居真的会做这样的事吗？美国人真的这么说话吗？美国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我看到的信息是不是有人瞎编的？
朋友听人说这封信的英文不地道，所以是中国人刻意伪造，而不是什么美国校长所写。
如果不是这个“鉴宝”任务，我从没想过这封信是真是假的问题，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要伪造一封充满善意的信。我又认真看了一次。从英文表达来说，不能说十全十美，有一些细微之处，譬如个别连词，有些别扭，却并不影响表词达意。我在美国高中教书，每天也用不尽完美的英文教课写教案，从没有人说过我的英文有问题，倒是我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和各种学校文件里看见拼写语法错误。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也许那个校长不是英文专业，也许他在非英语国家长大，后来在美国读书或工作办学；也许这就是有人伪造的。” 我是个不合格的“鉴宝嘉宾”。不过，就我的观察，一个美国校长写这样的信是很自然的事情。”
美国学校一直强调平等待遇所有学生。我去年参加德州教师资格证笔试，每个科目的老师都必须考的一门课 Padagogy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教学法与专业职责）。这门课的第二章是Diversity，要求老师要鼓励多元文化、多元民族、尊重不同类型（母语非英语、有学习障碍、身体残障之类）的学生。
考试复习资料里对“多元”的解释是：在教堂上，每个人都必须互相尊重。老师是学生相互尊重的模范。老师有法律与道德义务满足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求。老师不得把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学习障碍，作者注）单独安排座位，老师不能孤立学生。
在我就职的学校，“平等”、“公平”，“保护每一个学生的尊严”，“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民族文化”也是每一次教员大会，都反反复复强调的内容。我想，任何一个校长或老师，英语专业的，非英语专业的，移民校长，非移民校长，给教育同仁和家长写这样的信都不是一件让人奇怪的事情。
《论语》里，弟子所记述言论是否是孔子亲口所言，尚有争论。而我们仍然教育孩子们“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并深以为这是人间真理。我这个蹩脚的“鉴宝嘉宾”，无法辨析真假的时候，宁愿相信“善”这个标尺。
在乱局之中，我更愿意相信，“真”有时因为其“善”而更真。
我是德州一所高中里唯一的中国老师。每天低头看手机，满屏的苦难惶恐，抬头仍然是德州明媚的阳光通过落地玻璃门窗照进学校走廊，师生迎面路过都微笑问好"How are you?" "Thank you. I'm doing great!"
我决定要跟领导说说我压抑了好几天的情绪。在她的办公室里，我大概讲了一下最近在新闻里看到的情况。她听着听着，然后把在电脑上打字的手抬起来，捂住嘴，手底下嘘出一口气：“my god..." 然后接连不断地轻声叹着上帝，眼眶也渐渐红了。这几天看新闻，我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讲完新闻后，我告诉她，班里有个学生父母是武汉人。很多华人会趁着圣诞新年的寒假回国探亲，我不知是否应该问问那个学生有没有回武汉。
“谢谢你提醒我这件事，” 领导如梦初醒，“问一下，一定要问一下。如果她家里需要帮助的话，学校一定会帮忙捐助的。我们可以给他们在武汉的家寄口罩，寄防护用品。这样至少他们家和周围的邻居朋友有防护。”
我很感动，领导首先想到的是帮助武汉学生。不过，我还是提出了自己的顾虑：“如果她说他们回过武汉，我应该说什么？”
“你就说，谢谢。然后告诉我。”
当天，午饭时间，一个学生来敲我的门。是一个从台湾来的女生，眼泡肿肿的，手里拿着一张假条，递给我：“老师，我发烧了。” 声音也是沙哑的。
我立即请她进门，问她寒假有没有回家，最近有没有见过从家乡来的人。她说没有回家，然后晕晕乎乎地想了一下，见了几个姐姐的朋友：“最近是不是有那个病毒哦？”
我说是。她用食指擦了一下鼻头，然后指向请假单，要我签字。我立即把头向上抬了一点。
在学校，学生老师发烧生病是常有的事，也没有人会因此戴口罩或与人保持距离。有一次我感冒了，哑着嗓子去找校长谈事情，谈完过后，校长亲自送我到门口，还主动握手道别。我也早已习惯了这种处事方式，流感季几乎每周都要签病假条，也从没因为学生生病而感到紧张。
而这一次，想到台湾也有几例新冠肺炎，我感觉全身发麻，想往后一跃三米 —— 又觉得头上有一股莫名的力量，把我按在原地。身为老师，我不能伤害学生的感受。
女生非常天真地把头凑地更近了，说：“老师，签这里。”
我给她签好字，叮嘱她好好回家修养，然后赶紧去厕所洗了一个手。
上课前，我趁其他同学不注意，轻声问了武汉学生寒假的去向。她也一脸天真，全然不知天下大乱的样子，摇头道：“没有回去，我们哪儿都没去。”
那天正月初一，我们一家如两周前所约和几个中国朋友吃饭过春节。因为国内传来新冠肺炎的消息，我们从最先约好的中国城中餐馆换到了一家意大利餐厅。坐上饭桌，都互相问：“你最近没有和国内来的人接触吧？”
都纷纷摇头表示清白：“没有没有。” 在座的两个老公都是美国人，就显得更清白了。
我把当天台湾女生请病假的事告诉他们。一人立即脸色突然沉了下来，叹了一口气，仿佛天降大难。然后又沉默地想了想，说：“你没有问对！你应该问清楚你所有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有没有接触武汉的同学。”
我立即觉得自己成了饭桌上的罪人，两岁的儿子吃饭呛到了咳嗽，让饭局显得更尴尬。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嗓子好像有点痛，像要发炎的样子。
二月的一天，上着课，隔壁的历史老师来敲门。我打开门，他朝里面勾了一下手指，意思要叫人出去。我让开身子，问他找哪个学生。
他说：“我找你。” 他神色慌张，还有点气喘吁吁，像是恐怖片里刚见到鬼的样子。他问我：“你的家人在中国还好吗？”
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我说：“谢谢你，都还好。”
他特地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过来关心我：“我每天要看两份中国报纸，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平常，像他一样了解国外事件的美国人并不多。学校里，他是唯一一个知道隋朝的“隋”不念“苏伊（su-i)”的历史老师。
“谢谢你的关心，我下课后来找你聊。” 我转身回到教室。本来准备听写生词的学生，都齐刷刷望着我，两眼发光，好像有很多话要说。
我问，“你们知道我们刚才在说什么吗？”
他们说，“知道。”
最近中国农历过年，我上课照例讲吃饺子吃汤圆，拱手作揖 “恭喜发财，万事如意”。而现在，作为一个中文老师，我想，不应该再继续假装天下太平了。
第二天上课，我没有讲生词，也没有讲课文。我问学生，“你知道现在中国发生的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所有叽叽喳喳讲话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变得很严肃，回答：“新冠病毒。”
我又问：“关于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一个学生说，“我知道！一个卖动物的集市传出了一种病毒。”
又有学生补充，“有一个发出警告的医生死了。”
所有人都露出沉痛的表情。
我又问：“关于这件事，有什么你想问的？”
有人说，“是不是得了病百分之百会死？”
我说，“不是，有很多人治好了。”
另一个学生说，“百分之九十九会死！”
我说，“不是，死亡率没有那么高。不要传播你不确定的消息。”
“假新闻！”有学生笑自己的同学。“假新闻”是川普在16年选举的时候，攻击敌手时爱说的词。后来成为美国上上下下都拿来开玩笑的流行语。事实上，很多会引起社会偏见的信息确实就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胡编乱造。
有学生问，“我想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问，“有人知道现在的解决方案吗？”
一个学生说，“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被隔离了( quarantine) ，不过他们在隔离区干什么？”
一个学生说，“他们不能和外界接触。”
有人哀叹，“啊？”
我说，“没错，隔离( quarantine) 的意思就是和外界隔绝。”
有人点头，我才发现这些十多岁的美国孩子，好多人第一次听到“隔离( quarantine)”这个英文单词。
有个华裔女孩说，她在国内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每天出门都要登记，一天只能出去一次。
我说，“谢谢你给我们来自生活的真实信息。”
有个男生问，“那我想要出去怎么办？我可以挖地洞吗？”
有个女生说，“我觉得隔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完全可以想象，要关住这帮孩子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问学生，“你知道中国境外是什么情况吗？”
他们说，“知道！很多国家都感染了，有人死了。”
我问，“这件事对你身边的事情有影响吗？”
有学生说，“有些活动取消了，比如我们这里有商城庆祝中国年的活动就取消了。”
我问，“为什么要取消？”
有个女生说，“因为庆祝中国年就会有很多中国人会去，也许他们有的刚从中国过来，带了病毒，然后就会传染给其他人。”
我问学生，“有没有道理？”
他们都说，“有道理。”
我问，“那你想去很多中国人会出现的地方吗？”
他们说，“不想。”
接下来，我给学生看了一段最近排华的视频。有的国家不欢迎中国人去，有的人认为中国人吃蝙蝠老鼠，难怪要得病，有的饭店拒绝中国人入内...... 学生看着，七嘴八舌的讨论立即停下来，面色都很凝重，刚才大喊不想去中国人多的地方的男生，蹙起眉毛，眼神里有不解，有愤懑。
看完，我问，“请告诉我，你认为视频里出现的不对的地方。”
有人说，“歧视中国人。”
有人说。“太气人了！”
有人说，“病毒无非是给那些种族歧视的人一个借口。”
我的班上有两个越南学生，他们总说家里长辈不喜欢中国。每年，他们家里都会按传统庆祝中国年，但是一定不会买中国制造的东西。
我说，“其实歧视中国人的事情一旦发生，我们都会是受害者。因为我们长得都一样，他们不知道你是中国人、越南人还是日本人。”两个越南男生都点头，认为确实是个问题。
有学生说，“学校里有中国学生感冒了咳嗽，立即有人开口骂他，叫他滚回去。”
那个武汉学生说，“我跟同学说我父母是武汉人，他们立即转身就走了。”
我问学生，“你觉得这些行为对吗？”
他们都说，“不对。”
我又给了他们一张纸，问他们，“你认为作为未来世界的主人公，你应该怎么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有学生说，“要多想别人好的地方，对别人好。”
有学生说，“告诉别人，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感染了病毒。”
我问，“那些感染了病毒的人呢？”
她补充：“他们自己也不想得病，他们也值得我们关心。”
“很好，谢谢！“ 就像平时他们说对了单词一样，我立即称赞学生，然后问：”如果你看到中国同学因为咳嗽被骂，你会做什么？”
一个男生说，“我会说，你这是种族歧视！人家只是普通感冒，谁感冒了都会咳嗽，你也会。”
那个武汉学生的同桌是个金发女生。她听说同桌被排挤，两个嘴角下撇，手指在眼睛下滑了一下，仿佛眼泪滚下脸颊的样子。然后转过去抓住武汉学生的手。
最后，我给学生看了几个武汉医院的视频。其中有一个小女孩给护士妈妈送饭。母女俩已经面对面，却不能靠近，只能隔空喊话，隔着好几米张开双臂，假装拥抱。
护士妈妈安慰女儿：“别哭，别哭。妈妈在打怪兽，妈妈打完怪兽就回家。”
女儿看起来只有八九岁，口罩遮了大半张脸，泪流满面。按隔离规定，她只能把妈妈的饭菜远远地放在地上。等女儿退身走开，妈妈才敢上前去拿。
下课时，好几个女生眼睛都红红的。
去年，为了考教师资格证，我背了不少条条款款。而这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的课堂上体会到 “在教堂上，每个人都必须互相尊重；老师是学生相互尊重的模范” 对于一个教育者，与课堂的意义。
3月4日，德州有了第一例新冠肺炎，3月13日第一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在此前后，我个人都没有遇到种族歧视。
学校外语部的领导知道我给学生讲种族歧视的内容后，给我写信说：
眯眯，谢谢你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努力。我们学校有你这样的老师，真是幸事。
我的学校从从3月16号开始停课，至今一直像国内一样在家上网课。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会抽空带孩子出门散步。在外遇到邻居和从未见面的陌生人，大多都会主动向我们打招呼，问：“hello", "how are you?" 美国南方人热情友好的民风并没有一夜改变。反而是我，不想和人近距离说话，很少主动开口，显得有些失礼。
3月23日，地方政府颁布“居家令”，建议居民除基本活动（就医、散步、锻炼、遛狗等）以外，不要出门。如果出门，应与他人保持至少隔六英尺的社交距离。从此以后，我和孩子走在路上，渐渐有人会远远地绕开。如果对方不绕开，我也会带着孩子走到草丛里，保持距离。然后，我们就隔着人行道和草坪向对方挥手微笑，有人还会摆出一个V型和平手势。
闲在家里的时候，我上网查了一下那封朋友请我鉴别的校长信。在谷歌上，我没有搜到和那封信完全一致的内容，只看到罗格斯大学的学生日报 The Daily Targum 上有一个华裔大二学生Casey Xu 的话和这封信几乎一样。
Casey Xu在日报的采访中呼吁大家不要歧视中国人，同时也说，他在美国没有遭遇过歧视，“这也是我为什么在罗格斯感到很温暖的原因，我的朋友、伙伴都没有因为新冠病毒的事而远离我。”
罗格斯大学的校长确实在二月给全校员工发出邮件，提到因新冠病毒引起的歧视问题。校长的话并不是微信图片里的内容，不过他要求老师员工不得歧视学生：“老师和员工都没有权利询问学生个人的医疗信息，而且我要求你们不问学生，你们也不能要求医生开证明才允许学生来上课。”
罗格斯大学在新泽西州，和德州相隔1742英里。而罗格斯大学校长致教职工信的内容与德州教育部门的要求一样。“不得询问学生与其他教职工的个人医疗情况”是《教育法与专业职责》的第十三章内容。
我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作业，要求讲叙他们在家防疫的情况。那个武汉女生在作业里写：
我现在每天都在家学习，生活很简单。那几个因为我是武汉人而转身就走的同学，后来向我道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