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邮筒 · 2022年终特别版——决定 | 写信给三明治

我总在凌晨一两点做决定。从明天吃什么到要不要换座城市，房间很安静，我盯着天花板暗下决心。据说，深夜的决定都非常糟糕，但真的存在做决定的最佳时刻吗？

在三明治，我看见过许多「决定」瞬间。告别一份工作、离开一个住址、开始一次游牧，或者只是购买一件新家具，这些真实的「决定」被文字记录和传递。尽管相隔遥远，书写让我们靠近，在充斥了太多冷漠的时代感受理解和鼓励，增添勇气。

2022年的延迟和卡顿将更多问题急迫地推至每个人面前，我们尽力维持日常，也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每个微小「决定」可能带来的震动。

也许不存在做决定的最佳时刻，但写下来便是真诚的自我整理。2022年的尾声，我们想重启三号邮筒，欢迎你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给三明治编辑部写信，告诉我们过去一年中你有过的「决定」。不论你已拥抱新变化，还是仍在不同选项间徘徊，我们都等待你用来信分享你的故事。

你的来信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得到回应，可能是三明治回信员的回复，也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文章或播客里，我们希望用不同的方式让来信故事被更多人看见或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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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默认同意在三明治刊出

 2022年，

 来自三明治编辑部的

「决定」时刻 

今年，我变成远程居家工作为主，上下班界限变得模糊。我住在出租屋里，没有书房，平常会趴在床上办公，导致后来我躺在床上会失眠。又经历了昼夜颠倒、忙时废寝忘食后，我受够了被工作无限干扰生活。

于是，我决定，要在家里划分出一片属于工作的领域，也就是三平方米左右的小书桌。

现在，我的书桌上有一个文具和书籍小箱子、文件整理夹、小台灯、IPAD和键盘，边侧墙面挂着月历，提醒我截止日期。在书桌边上有一个排插，用来给台灯、IPAD和手机充电。

每天早上醒来后，我会换上外出服，洗漱、出门丢垃圾后，再坐到书桌前，把充电器也全部转移到书桌边上，开始工作。到了傍晚五六点，也就是我的下班时间，我可以关上台灯，离开书桌，换回家居服，进入属于自己的时间。

在疫情之后，居家办公已经屡见不鲜。如何分离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在居家时尤其困难。我想，专门的工作氛围很重要，剥离出属于自己的时间，也同样重要。

人真的可以为自己做决定吗？在当下如此吊诡的环境中，这个问题本身看上去就是伪命题。

而我，只是愈发清晰地看到一种对「时间性」的不断颠覆，以至于「未来」成为无限模糊的词，「决定」也随之被反复切分，直到逼近眼前，甚至走到时间的背面。比如说我不再会做出离开的决定，因为只有当真正离开时，它才能被称之为一个「决定」。当我双脚踩在泉州的土地上，我才有胆量说自己做出了出行的决定。当20颗鸡蛋都稳稳当当在冰箱里找到各自的位置时，我才能安心地说，未来两周的含蛋量我决定先储备好。

这就是我在2022年里体会到的「决定感」。至于明年，只能说，我决定呼吸，决定吃饭睡觉，决定好好生活在每一个当下的瞬间，善待还能善待的人，反抗下一个瞬间里平庸的恶，认真体会生活下去的勇气，并希望这是好的事。 

我和周边事物的联系一直很淡薄，和家人之间并不亲密，也没有会一直保持联络的朋友。环境总是不断变动，人生也总在掌控之外，或许我们终归只是时代河流中的一叶浮萍，但这几年我却越发地想要锻炼自己和事物建立具体联系的能力，或许可以先从我很喜欢的动物开始。

正好另一个部门的同事有只猫在找领养，她强调是只“特别特别亲人的猫”（虽然最后发现“货不对板”），同时表示可以让我试养一段时间，如果发现适应不了，可以送回给她。我想着可以“无理由退货”，心理压力好像小些了。

结果那只猫真的来了，一起送到我家的还有ta的猫砂盆、玩具、一些猫粮。猫包里钻出一只名叫cookie的肥硕狸花猫，躲到窗帘背后，不敢出来。我精神恍惚了好几天，像是马上要举行包办婚姻一样，内心不断地质问自己，你确定吗？你确定你喜欢这只陌生猫吗？ta的眼距好像有点近。你确定要和ta共度未来十几二十年吗？万一ta生病怎么办，我有这个钱去负担吗？万一我要出国怎么办，方便把ta运出去吗？虽然在决定领养之前也考虑过这些问题，但是当真实的猫出现在我房间里的时候，仍旧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迫感，心神不宁地几个晚上睡不好觉，一度想着要把ta送回去。

开始几天cookie总躲着不怎么愿意吃东西，前主人送来了些猫零食，ta终于愿意走出来多吃点了，我看着ta埋头吃饭的背影，突然泪流满面，我真的有只猫了，真的有只猫了。

海豹猫

牛蛙猫

决定是在成都做下的。

头一周从上海到成都还可以住宾馆，第二周，上海出来的人已经处处拒收。我带着六岁的孩子一路流浪，在青城山因为有宾馆收留而开始感恩。

后来我们又继续流浪，辗转了四个城市，直到五月底上海重新开放前的几天。人们在夜里开始出门散步，在店铺还没有恢复开放，街灯显得昏暗的夜里，恍惚回到小时候没有电视、经常停电的单位生活，人们扎堆聊天，平静而没有太多欲望，以此度过一个个需要忍耐而等待转机的时间口袋。

我决定离开上海，这个我大学毕业后居住了将近20年的城市。我只有一个为期不到一年的签证，可以去往英国。后面什么情况不清楚，但我还是带上了全家，在8月中旬某一天的凌晨，到了浦东机场，飞往伦敦。

在到伦敦40多天后，新冠也终于降临到身上。它就像我们都要去穿越的一道时间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