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今夏某个中午，我在公司食堂吃饭时刷到科研公众号发布的头条：斯坦福大学校长，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被学生报纸披露涉嫌伪造论文数据，引咎辞职了。

推送很短，我却反复读了两遍。放下手机，我几乎跌入一种抽离日常、失去实感的状态。面无表情地吃完剩下的半碗粉，麻木地把碗端回餐具回收处，随后，我顶着酷暑绕园区走了两圈。

也许这条新闻传达的是正义终将到来，然而，这种正义对我来说却遥不可及。

等唤醒电脑，默默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失控一般涌现许多离散的片段。雪夜中美丽而虚妄的校园，黑暗中群星般闪烁的实验室指示灯，一扇又一扇在我眼前或身后关上的门，以及许多已经开始变得模糊的面孔。

我的求学之路是一连串意外与摸索拼凑而成的。小学，初中，高中，我的成绩在无人匹敌与无可救药之间跌宕起伏，好奇心却稳定地与日俱增。这种“爱折腾”的精神最终将我带到伊利湖边，研究行星的生命历程，参加NASA探测计划，去人迹罕至的野外，度过了人生最快乐的本科四年。

大四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午后，我坐在矿物学实验室的显微镜前，在满桌的陨石切片样本之间，忐忑地与我的未来导师第一次通话。那是我申请某所藤校博士项目的面试。我穿了一件浅蓝条纹的法兰绒衬衫，不太保暖，但在长达一个半小时双方都不舍得结束的面试中，我们聊宇宙的诞生，行星的形成，地球内部的水，巴赫，黑格尔，直至芥川龙之介。

之前我已经收到另外三所大学的offer。但再三考虑之后，我还是选择了这最后一所。也许是科学，音乐，哲学的三重催化。又或是这张offer开出的价码实在让我无法拒绝。

彼时系里一位年轻教授也师出这位导师门下。得知我即将成为同门师妹，教授很高兴。聊天的末尾他说，导师项目很多，除了E项目之外，你都可以尝试做做。

我问他， E项目有什么问题吗？

他想了想对我说，实验比较难成功。

这句话对那时的我充满奇妙的吸引力。也许因为从小就被塑造成一个习惯性迎难而上的人，“比较难成功”被我的认知系统自动翻译为“充满挑战”，从提醒变成鼓励，从荆棘的刺变成挂在空中的奖牌。

如果我能把一件很难做成的事情做成，那将是莫大的满足感。

一周后，未来导师受邀来系里讲座，那也是我们的首次见面。

讲座前夜，我被混乱的思绪困在梦境世界里，睁开眼睛时天已大亮，我的身体却仿佛被无形大手按住，四肢无力，完全动弹不得。

惊恐中，我看见床边穿衣镜里的自己在床上坐起来，跨出镜面，掐住我的脖子对我说，你这样意志力薄弱的人应该消失，而我就要取代你了。

我喘不过气来，尖叫着不断徒劳挣扎。

呼吸骤停的一瞬间，求生欲让我猛醒，颤抖着从梦魇中逃脱。我将脸埋在手里平静了好一会儿，闹钟才不情愿地响起。我起身梳洗出门，在路上调整好状态，强迫自己忘记清晨经历的一切。

现在想来，这也许是命运对我发出的某种含混不清的警告。

仲夏时，我搬到康州，正式入学。

去实验室报道的前一晚，我躺在连家具都没有的新家地板上那条临时买的地毯上难以入睡。一路跌跌撞撞，我终于凭借自己的力量到了这里。第二天一早我到系里和导师开会，会上他意料之中地希望我来接手E项目。我想起本科老师的话，就问他，这一类实验是不是很难做？

他回答说，装置比较精密，但他推演的理论基础很坚实，也有多篇前人的论文初步佐证。随后他向我展示了实验装置的构造，确实多层而精巧。

我放下心来。原来项目的“难”说的就是这个。实验装置虽然复杂，但我相信自己精密操作的能力。

我表示愿意接手。

导师很高兴，并制定了接下来粗略的时间规划。记忆中他当时的表情，仿佛是一种不经意间流露的如释重负。

我很快熟悉了实验室的环境，电钻、机床、工具箱都是我喜欢的大玩具。第二天下午我上手准备第一次热压，认真地在专为实验室准备的手账本上记录注意事项。学长K出现了，把他的笔记本丢在实验室杂乱的大桌子上，有些不自然地走过来看我在做什么。

“准备热压？”他装作漫不经心地问我。

“对。”我点点头。

他看了看我，又移开目光，手里摆弄着桌上的零件。“听说你接E项目？”

“是的，”我回答说。“有空的话也想请教几个问题。”

他笑了一下：“我本子里写的都有，不过我也快要换组了，本子就给你吧。”

K此时在导师的实验室工作刚满一年，正准备转去楼下L教授的课题组。而我接手的即是他之前所做部分工作的接力。K也来自中国，是典型的东亚优等生，认真而目标明确，含蓄而难以捉摸。那天他留下的深蓝色跑车封面的实验笔记几乎成了我的第一本实验教科书，而其中更多内容，我直到很久之后才逐渐看懂其中深意。

不等我说谢谢，K挥挥手转身就要离开。没走两步他又回过头来，眼睛看着地面说：“E这个项目……”

他把话咽回去，抬起头冲我尴尬地笑了一下，真的离开了。

我专注于手头刚刚开始的工作，很快把这半句话忘记了，任由它被抛出，与实验室浮荡的粉尘和蒸汽不断混合，消失殆尽却又无处不在。

实验的原理不复杂。在矿物样品周围包裹需要验证的环境，封入装置，再安装进八块碳化钨立方体中央，放入压机，在指定温压状态下维持一段时间，降压，回收，测量样品变化。

用导师的话来说，“与高压锅烹饪美食没什么区别”。

只是为达到行星内部极深区域的环境，并保证样品在前后十几个GPa、上千摄氏度的巨变中幸存，每个实验装置都必须完美。样品只有零点几毫米见方，套着层叠的、手工车制的零件，再焊入金属圆筒，连接极细的导线。任何一个零件制作偏差都可能导致失败。

而实验失败与否，总要等上十数小时才见分晓。一旦装置被送进压机，一排电源噼里啪啦地打开，机器震颤轰鸣之后，我就只能坐在控制终端前，不间断地续咖啡，一边记录数据一边默默祈祷接下来一切正常。

一次最简单的实验，从开始准备到样品回收，至少需要3天。

第一学期快要结束时，经历几十次失败，我终于完成了第一个在高压下仍然信号良好的实验。看到电脑屏幕上终于返回第一个正常值范围内的测量数据时，我兴奋地推开椅子直奔导师办公室。

电脑屏幕前围着实验室全员，大家都想看看这个长久以来无人成功过的实验到底会给出怎样的惊喜。数据点杂乱显现，曲线随之拟合。导师脸上的笑容开始收敛。我的心一沉。这和导师的理论中预测的、某年的论文曾记录的数据曲线，毫无关系。

实验室内的氛围冷下来了。我尝试解释，导师却比我先开口。“稳定测量已经说明装置是安全的，数据的问题样品回收之后看看，说不定有什么干扰因素呢。”他边说边拍拍我的肩膀，用力地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Good job。”

导师离开之后，印度学长A和法国实验室管理员G都拉着椅子坐过来。“呼——我还以为他会训你一顿呢”G说，“不过你已经做的相当快了。”

A则冲我狡猾一笑：“导师一来看，实验准完蛋。跟你说多少次了。”

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在无果的实验中，以平均四天的实验周期为单位，缓慢而迅速地流逝。无论是K的笔记本，还是十几本红色封面的实验记录，还是纸边泛黄、记录前人成功的旧论文，都没能让我的实验有任何起色。只有贴着标签的样品塑料盒在样品架上属于我的那块区域里无意义地越堆越高。

样品架是一部编年史，所有在实验室工作过的人，无论时间长短，都会挑选一块区域贴上姓名标签，把自己的塑料盒一排排码放整齐。但架子上有一块区域只有孤零零的两只盒子。下方的姓名标签看上去有年头了，已经有些脱胶的蓝色胶带上写着：D。

D正是某年那篇论文的作者，也是我不断尝试验证的那些数据的主人。

最初得出与论文不符的数据时，我就尝试过重新检测D在论文中提到的那些样品。但打开满是灰尘的D的样品盒时，眼前的景象让我感到震惊。样品只有十几块，编号模糊，有的甚至完全没有标识，论文中提到的编号一个都找不到。

而更令我不知所措的是，所有样品都被会强烈干扰红外测量的透明树脂密封。即是说，这寥寥数块幸存的样品，其数据如何，已经无从验证。

也许因为D的顶刊论文，也许因为D也是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也许因为导师如此之信任D，不惜招人前赴后继尝试验证。当时看到这一切的我，实在无法对D产生确凿的怀疑。

又也许我真的过于天真地相信着象牙塔内的“纯粹”，天真而习惯性地把问题归咎于自身：“也许是我还做的不够好”，翻开当时的日记本，我在里面找到了这样的话。

后来我向导师提议，能否邀请D再来实验室访问，当面讲授实验技巧。导师说，他已经邀请过几次了，或是没有回应，或是时间不合适。我尝试从各种渠道打听关于D的消息，他似乎已在国内身居要职，也许确实终日俗务缠身，不可开交吧。

夏天，X老师访问了实验室。由浅入深地和我一起梳理过知识体系后，他检查了我的实验装置：“没什么问题，做得很巧。”我很感动，这是来到实验室之后，我听到的第一句让人安心的评价。

X老师在后来一段时间里也成了我的午饭搭子，我们每天一起穿过校园里最著名的那条林荫道，去冰球场的餐车买盒饭，再带回系里博物馆的休息区吃掉。吃饭时他会向我讲很多学术圈的人和事，而提到D的时候，他表示这个人不可信。

我对X老师说，“导师希望我验证D在某年得出的数据。”

他放下筷子，面色变得凝重。

“是吗？那我得和你导师谈谈。”

X老师访问期间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在取液氮的路上经过导师办公室，两人正在交谈。看见我经过，导师站起身来关上了房门。

第二天X老师离开时给我发了消息，说他已经和导师谈过，可以尝试和导师提议更换项目，看看导师的态度。

但在我思考如何妥当地与导师沟通时，一个初秋的早晨，我收到了导师热情洋溢的邮件：D，那个活在众人口中的人物D，终于接受了导师的邀请，就要出现在实验室了。

D在一个下午风尘仆仆地来了。他有些矮壮，皮肤黝黑，现身时先喘着粗气把背上的双肩包卸下，黑色冲锋衣带着长途旅行之后残留的寒气。他与导师和实验室的其他人寒暄，对很多无法用yes or no回答的问题不断说着yes，但脸上一直挂着一种暧昧不清的笑容，并在面对导师时笑得格外明媚。

过了一会儿，在导师的引荐下，D仿佛终于发现了通风橱前清洗样品的我。当时我正把一块用过的碳化钨方块从丙酮溶液中拿出来。

D几乎冲过来夺走了我手上的烧杯。

“哎呀，女生还是少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影响生孩子。”

万万没想到，他与我说的第一句有实质内容的话，竟然是这样的。

之后，D与导师去办公室对谈。实验室管理员G走过来问我D到底说了什么。我用英文复述了那句话。G皱起眉头翻了个白眼，用力从嘴唇之间吹出一声长长的“噗——”，然后告诉我，“他如果是学校的教职员工，这句话足够你去告他。”

但在后来那些逐渐显现的能用来控诉的证据中，这句话简直太微不足道了。

D来了近一周之后，我才第一次有幸观摩他做实验。他用镊子操纵那些细小部件时，确实迅速、稳定而准确。我能想象他曾在研究制作方法上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也就更不理解他为何总是逃避我提出的关于实验细节的问题。导师对他做的装置寄予厚望，时不时来看看进度。而一旦导师在场，D的态度就瞬间转变，热情地介绍起进度，以及强调与我的沟通多么顺畅。

装置完成之后，D一直时间不方便，无法进行实验。最终，感恩节的早晨，这枚方方正正的、D亲手制作的装置载着众望进入压机，在那个厚实金属包围的密闭空间里，一点一点被施以压力，直至达到地幔环境。压机的白噪声规则地重复着，一段过后，短暂停顿，又是另一段。装置的状况看上去不错，导线稳定，没有短路。这一次说不定真的能成功。

下午五点左右，样品温压到达目标值，可以开始测量数据了。我对D说，我去喊导师来看看。D拦住了我。

“趁稳定赶紧先测。”他说。“导师一会儿自己就来了。”

这话不无道理。于是我运行进程，开始记录数据。测量过二十几个数据点时，趋势已明显和我之前得到的结果大致相同。实验又失败了。我让测量程序开始拟合曲线，随后双手离开鼠标键盘，有些颓丧地向后靠进椅背。

一直刷着手机的D此时却拿过鼠标，开始在屏幕上点击。

他居然在删除数据点。

“D老师，这些能删吗？”我赶紧问。

他回过头来笑着说：“这些都是异常值，你看，这个这么高，肯定不对吧。”说着，他又剔除了一个数据点。“现在是不是就对了？”

我坐直了身子，盯着屏幕上的曲线变化。

想要得到一条“符合理论预期”的曲线，只要删掉所有“不符合预期”的“异常值”就好了。再简单不过。尽管不完美，但那条拟合曲线随着数据点一个个被剔除，正在逐渐接近理论预测的形态。

“这些点为什么能定义为异常值呢？”我控制住情绪，尽量平静地继续问道。“是测量仪器在某些频率的固有噪声吗？”X老师曾经讲过这个知识点，但与之对应的数据只应该出现在两个特定的位置。

D继续斟酌着删掉几个点，盯着电脑屏幕，却没有看我。“这些不符合趋势，有各种原因的。”

“对，就这样测，”随后他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你再测几轮就够了。”“我去收拾一下，晚上导师家里感恩节聚餐。”他拿起双肩包，消失在门外。

穿过连着压机的屏幕缝隙，刚好能看到窗外的停车场和远处的矮丘。11月的美国东部，傍晚六点天已全黑。感恩节夜晚，人们早已开车回家，准备在团聚晚餐上食用塞满香料的火鸡。暖色的街灯照亮了空荡的停车场。下雪了，很快就下得很大。

真安静啊。压机重复的白噪声和更远处的簌簌落雪声之上，手中鼠标机械的点击声被无限放大，充满整个空间。

晚上9点，测量结束，样品开始缓缓降压。

实验室里很黑，走廊里早已经没人在了。我突然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坐在这里。

黑暗中明灭着各色指示灯，我木然地看着屏幕上三组测量数据，一组被处理得只剩不到十个离散的点却趋势理想，另外两组密密麻麻却连续地讲着完全与理论不符的故事。

所谓科学，难道竟然仅仅如此吗？

D离开得很匆忙，在感恩节后不知哪一天突然消失。导师没有再提起过他，而是让我继续尝试，阅读更多文献改良实验方法，联系仪器厂商排查设备问题。

回顾D的论文，我发现关键的图表中确实只记录了少量数据。我又想起在K留下的笔记本中，画有一张笔迹潦草的表格，一列写着论文提及的所有试验编号，另一列则是数字以及大量的空白和问号。这张我曾以为意味不明的表格现在无比清晰地诉说着事实：一些样品无从追溯，一些数据被随意修改。

而我碰巧只是又一名发现这个秘密的学生。

那个冬天，我一直在整理思绪，酝酿着如何将疑虑传达给导师。在与导师的单独沟通中，我曾几次试图提起这件事，或是讨论更换项目的可能性。但两个月间，每次沟通总在关键时刻被强行扭转方向，我从未能掌握话题的主导权。

导师这个身份太沉重了，他带着四十多年来等身的著作，像一座山。我向山喊话，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

而山风一起，哪怕只是徐徐，也足以盖过我的全部声量。

我也尝试过向其他老师求助，大家都巧妙地避而不谈，除了早已回国的X老师之外。那些通过文字讯息传来的支持与鼓励只能勉强支撑我每天有勇气面对新一天的太阳，却无法让懦弱的我真正单刀直入地把问题抛出。

从十二月开始，为准备来年2月的全球学术会议，系里的所有人都进入了一种目的性很强的忙碌状态。关于我那没什么实质性进展的研究，我也投了一篇摘要入会，参加某天下午的seminar。

2月的旧金山，风特别大。在两万多人的拥挤的会场，我见到了本科时带我做行星研究的导师S。他比之前头发更少了些，微笑着冲我挥手的那个瞬间，我突然特别想念他。

和他一起工作的日子，从显微镜下的陨石切片里，从新墨西哥人迹罕至的沙漠篝火旁，从热力学公式漂亮的推演中，从遥远的信使号不断传回的数据之间，我似乎一直能看见星空变幻，听见宇宙生息。

会议中，我坐在报告厅最偏远的一角，强打精神看着台上侃侃而谈的导师，尽量不去在意听众中间或浮现疑惑的目光。也许正是始于这次会议，我感受到了某种巨大的落差。本科的朋友、曾希望与我合作的其他项目的导师……所有人都有着光明的前路，而我却行走于深渊之中。

会议结束回到康州后，我才发现我完全忘记写一门课的term paper，得了0分。我的人生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就像完美的晶格中悄悄混入了一颗杂质，我人生的结构出现了一个弱点，缓慢地，放射状地，无声地逐渐开裂。

某种程度上，在参与博士资格考试之前，我已经知道结果了。实验无果，又有一门课成绩不佳，本年度通过考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考试结束之后，我在自己的办公室窗前坐着，望着细长玻璃窗外灰暗的晚春景象，脑内一片空白。直到L教授敲开我的门。

“系里建议你秋天再考一次，”她坐在我旁边对我说。“我知道你不容易，这不是你的问题。”

所以，她也知道我的努力其实是徒劳。

“也许你愿意再试试？也许换个项目试试？”她接着说。

我突然想起，在入学前夕，所有收到offer的学生来系里参观的那一次，L教授想我展示她位于二楼的实验室时曾问我要不要考虑来她的项目。我当时觉得挺奇怪，怎么还没开学，大家就已经开始挖人了。想来那是命运垂下的一根救命绳索，却被我错过。

我抬起头，看见L教授的表情，那是一种带着尴尬、颇有深意的沮丧笑容。是一种很熟悉的表情。仿佛刚才来听我答辩的所有听众，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曾带着这样的表情坐在那里，悲悯地听我那注定失败的演讲。

“你的实验室还需要人手吗？”我问道。

她看向门口，笑得更悲伤了，随后给了我一个拥抱。

经历两年间不断尝试、查证的纠缠，我陷入了一种未曾有过的倦意。我不想再面对任何挑战了。尽管未来没有方向，我也只想离开。

于是我对导师说，我想拾起先前实验中偶遇的一个小课题，用一个夏天的时间验证，写一篇论文交上去，拿到硕士文凭就离开。导师没有特别劝我留下来，但也支持我完成这个自己选择的方向。

论文递交前夕，我与系主任C教授约了时间对齐后续要走的流程。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C教授办公室的门像往常一样开着，能看到整洁而满满当当的大书架，以及铺着柔软流苏毯的橙色沙发。我在门口轻轻敲门，C教授从房间另一头窗前的办公桌起身走过来，招呼我坐在沙发上，随后在我背后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他摘掉眼镜，略显疲惫地揉揉眼睛，坐到对面的墨绿色扶手椅中。

我感受到一阵无力。预约时间的邮件里，我只字未提心中所有的委屈和疑问。而B教授这仿佛未卜先知的一句话，却让我彻底失败，失去了一切希望。那些我想说的话都再也说不出口，而那些我想要刨根问底的真相已经不言自明了。

他们都知道真相。

但因为无人敢问，便无人言说。反过来又因为众人三缄其口，便更是无人敢问，无人可问。

“时间久了，有些事情很难说清楚，”C教授后来又说。“你的导师、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的最后一次挣扎发生在仲夏一个冷清的下午。因为情况特殊，毕业时间与一般的硕士不同，我需要与研究生院主任面谈。主任的办公室在那条著名林荫道尽头一座漂亮的砂岩别墅里。在此之前，我从未进过这座楼。与优雅而沧桑的外表不同，它的室内空间框出一种公事公办的疏离，前台、大厅与长长的走廊，把那些管理着这所学校所有硕士博士生的人们远远地隔离在学生的视野之外。

前台接待人员带我上楼到了主任的办公室。非常漂亮的房间，斜屋顶和顶天立地的书架，仿佛哥特时代的大图书馆。主任坐在一尘不染的大办公桌后方，微笑着让我坐在他对面。他是一名中年白人男性，头发已开始变白，穿着质地优良、喷了香水的浅蓝衬衫，大手上带着一枚戒指。

“我们已经去系里了解过，”他说，“你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

我努力逼迫自己说话：“我对项目有一些异议，我发现一些无法重复验证的数据。”

他点点头，微笑着说：“是的是的，做研究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也许这就是科研的现实，数据不总是理想的。”

这似乎是一种故意的曲解。“嗯。但我指的是项目已经发表的数据，我无法重复，”我说。“导致我无法顺利继续学业——”

“所以，”他打断我的话，把两只手扣在一起放在桌上，身体微微前倾，仍旧在微笑。“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让你现在可以顺利拿到硕士学位。”

“但是那些数据的问题——”

他又靠回椅背上，再次打断了我的话：“让我们先集中精力解决你当下面对的问题吧。流程办理顺利的话，对你来说也是更好的选择。”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脑海里还在不断重复他这几句话，以及他说话时脸上的微笑、衬衫的浅蓝色、围绕周身的香水味。每个特征都是礼貌的，甚至称得上是温柔的、“为我着想”的。但一字一句都把利刃抵在我的脖子上，是写着“顺利毕业”四个字的冰冷威胁。

拿捏得很精准。那时我发自内心只想顺利毕业，不再想要挣扎了。我想要内心的宁静，我想要离开这里，离开学术，再也不回来。

几天后，我终于预约到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在一间狭小却有着整面落地窗的咨询室中，我和戴着大眼镜、神情紧张的咨询师各自坐在房间两边的沙发，四目相对。她让我说说我为什么来，有什么能帮到我。我对她说最近精神很差，总做噩梦，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平时做事也失去动力。她追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在系里的研究遇到了一些……不太符合学术道德的事情。”我努力用相对客观中立的措辞说。

她换了个姿势，拿起放在一边的文件板和圆珠笔，开始准备记录：“哦？能详细说说吗？”

我突然一阵心悸，感到莫名恐慌。我能说吗？我能把所有的细节、所有被卷入事件的人，一桩一桩都讲述一遍吗？她为什么突然如此认真，突然要开始记录了？出于医学道德，咨询师会保护我的隐私吧？但这是学校自己的心理咨询，细节我究竟能说到什么程度还能保证我的安全？

研究生院主任这样说过：“你也想顺利毕业的吧。”

我当然想。于是我含糊其辞而仓促地说了些边角料的内容，并以身体不适为由，提早结束了咨询。

“睡不着的话也可以试试Nyquil，”咨询师送我出门时这样对我说。“现在好多学生压力都很大，调整一下睡眠吧。”

后来我真的买了Nyquil，蓝莓味，好像也真的有一点用处。

但我再也没做过心理咨询了。

秋天结束的时候，我拿到了毕业证书，很大很厚重的一册，内页写的是拉丁文，带着一种爬满常春藤的象牙塔的倨傲。只不过想要英文版还得另外付点钱。

在系里的最后几天，我很喜欢在实验室旁的茶水间整理数据，间隙会盯着架子上堆积的上百本实验记录出神。这些记录从导师读博士的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累积了几乎半个世纪间、横跨全球十几个地方实验室成员对未知的探索，仿佛一座摩天大楼。

而如果有人在大厦即将封顶时发现一根承重柱偷工减料，此时，拆掉大厦，还是仅仅让发现问题的人沉默，哪一种更能“顾全大局”，也许是永无解法的难题。

自始至终，卷入事件的所有人——导师、D、学长们、系主任C、研究生院主任、X老师、甚至我自己——都从未敢明确地说出那四个字。

伪造数据。

那篇论文所使用的，是伪造的数据。

这是我第一次毫不避讳地写下这件事。我一定要写下来。

最近收拾旧物，我发现钱包夹层里还留着一把实验室大门的钥匙，边缘已经生锈，写着房门号的纸胶带也粘不牢了。转眼间，那两年多的时光已变成逐渐褪色的往事，我已经离开学术很远，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生活，做着与攀登科学高峰毫无关系的工作。

但那些往事对我的影响也许远未结束。从那时开始的焦虑情绪和间歇出现的被害妄想一直若即若离地如影随形，有时需要吃点药才能战胜它们。

曝光斯坦福大学校长学术不端的那名学生，拥有身为白宫首席新闻官的父亲和身为杂志主编的母亲，也拥有此前所有在其他媒体发声的科研人员的支持。

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像我这样天真、孤独、过度共情、患得患失的大多数，很多时候只能沉默，或是被沉默。

我无法成为手刃邪恶的正义之士，更无从施行什么爽快的彻底复仇。我能做的也许只有相对体面地逃离，在深渊之外找到一片脚下相对坚实的土地继续向前走，并在接下来漫长的旅程中缓慢地自我治疗。

深渊投下的阴影很长很长，我需要走很久才能再回到阳光中。

那条光暗分界线，好像就在前面。

这是我第二次尝试写下这个故事，写作过程与第一次一样痛苦。就像牙疼的时候用力咬合来止痛，或是在蚊子包上用指甲掐十字来止痒一样。我不想做受害者，也不想做控诉者。在写作最初，这种坚持使我很难去面对、更无法写下一些感受。珍妮老师说，尊重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表达。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这次终于鼓足勇气写完了故事的最后一枚句号。完稿的那天，我前所未有地轻松，也真正体会到“写下即放下”。这件改变人生轨迹的事情，终于变成了“仅为一件可以平静讲述的往事”。我终于又可以向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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