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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在加拿大又上了一个师范 | 三明治离散写作

珍妮 三明治 2024-02-06



作者|珍妮


移民面试只用了一分钟。我递进去粉色的临时工签,里面推出来“移民登陆许可证”。


核对一下信息,后面写“旖旎绣”。里面的女人说。


什么?我没听清。


旖旎绣,丈夫说,你姓和名的首字母。我写了,黑色的水笔潦草画了两个英文。我的脸发烫。里面的女人说,你们显然结婚了,那么恭喜移民成功。




妈妈,你问我这里秋天的枫叶是不是很好看。现在丈夫和我在路边等公交,我拿着盖好钢印的移民文件看了看周围。马路上很干净,没什么枫叶。丈夫问我接下来想做什么?跟你离婚。我说。我们互相看了一眼,笑起来。对有些人来讲,这不是一句玩笑。阿姨过去给我发微信,问我到底真结婚还是假结婚。假结婚的话,外婆的墓碑就不用刻丈夫的名字了。


一年多以前,我站在丈夫家后院的松树底下,身上是一件从唐人街买的黄色旗袍,手里拿了杯黄色的香槟酒。婚姻登记员趴在桌子跟前,他的英文字写得很好看。结婚证上写谁的姓,他问,我说自己的。爸爸,你在微信上表扬我,说我果然是你的女儿,不忘本。其实你不了解我,你的姓对我没什么要紧,我是外婆带大的,现在她对我也不重要了,她过世那天,我准备结婚。为什么我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女儿,好像在中国人眼里没有良心的女儿?


我不知道。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去弄了第一个纹身。纹身师的床挺窄,黑色皮革的。我打开衬衫的领口,躺到上面。锁骨下面是个很痛的地方,纹身师嘴一歪说你真有个性。他戴上黑色手套,拿起纹身笔,手腕碰到我的锁骨。这个陌生男人离我很近,呼吸里有很淡的烟味。你们大概不知道我喜欢和这样的男人约会。大学毕业以后,我约会过很多这样的男人,但在星期天,我穿上黑色高领T恤回来吃饭,只是告诉你们我在上海找到工作,最近搬走。


我跟别人合租好几年,你们没来看过。凡事自己拿主意。爸爸,你表扬我这是独立,让我出去闯。妈妈,你睁着蓝色的看不见的眼睛说,好的。你们不问任何细节。膝盖半月板手术,我打车回来自己拿了住院用品,再自己打车去医院手术。去上海的行李箱只有一个,我坐在火车站等高铁,给你们打电话,你们问我要不要回家吃个饭再走。我知道这是客气,说车要开了。几年以后,我眼前放了四个行李箱,在浦东机场等去温哥华的航班,告诉你们我的英文名字是护照上的汉语拼音,你们才知道出国要护照。





十八岁我没想过自己以后会出国。外婆帮我填了三个大学志愿,都是家乡唯一一所大学的二本师范。开学,她背了棉被,水壶送我到宿舍。她告诉舍友,我的父母有残疾,来不了。外婆活着,说长大以后你爸你妈全靠你了。对的,我怎么可以离开像你们这样的父母?我内心感到不安。


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去当老师,在外面租房子住。你们都不理我。过了几个月,我给你们寄了本杂志,打电话告诉爸爸去看邮箱,爸爸说,外婆住院了,在病床上气得张牙舞爪,要我去看看她。


我站在外婆床边,妈妈让我不要讲话,她把杂志递到外婆眼前,诺,她自己找了工作,在杂志社,爸爸说写得挺好的。外婆一眼也不看,妈妈的朋友在旁边拿过杂志看了两行,是写得好的,她说着合上杂志。过后你们就不多问我到底做什么工作。妈妈说,外婆老担心你跟别人合租会不会吸毒,卖淫,公司工资能不能按时发。要我们多打电话。哎呀,她得了癌症,眼睛看不见,脑子里净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和爸爸相信你肯定很忙的,就不来打搅。


在你们眼里,离开你们,因为我忙,忙表示成功,有正事,反正一个很忙的人不会走上歧途。我也不敢走上歧途,而且也没有那么忙。有阵子没跟你们说话,我大概是想绕开那个问题:我和你们究竟什么关系?为什么我的人生里,一点感觉不到你们的分量,为什么每一次离开,我都没想过回来?答案像一口古井,里面有妖怪,一靠近,它就要出来咬我的脑袋。

不过世界上并没有妖怪,是妈妈,你的声音经常来咬我的脑袋。你说:邻居的小孩一直呆在家里,啃老,我跟外婆说女儿都不怎么回来。帮你数数,不知道前后跳了多少个槽。当然啰,是越跳越好。过年,有时候你也要出去旅游,跟朋友,去上海以后,你好像认识了不得了的朋友,还有加拿大的朋友。爸爸高兴的,反正你挺好,我们就相信。


相信两个字,妈妈都喜欢加强语气。当然还没说完:去加拿大这事,我们没敢告诉外婆。她快不行了。你都计划好了吧,是不是,钱够的吧,现在工作辞了领导不会来跟你烦了吧。


这种情况下其实我已经走神很久了,只等你说完,接上。





把移民登陆证放到柜子里以后,我上网报了一个英语老师培训学校,指望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又能多学点英语。丈夫说,我搞不懂你,学英语和当老师是两码事。爸爸,你要说我当时学的中文师范又管用了。可丈夫说对了,我最恨当老师。大概我痛恨所有权威的东西,要控制我的东西,外婆的计划,你打我的巴掌,妈妈的期待。我想妈妈过去对我有很多幻想,幻想我以后在家附近的学校当老师,嫁给一个有房有车的本地人,每天开小汽车接送你们。上小学二年级,我的胳膊和腿被你打得全是青紫块,因为多喝了妈妈那一份椰子汁,你说现在就这样,还不知道今后会对妈妈有多坏。不过你可能已经忘记这件事。离开中国以后,我也忘记很多事,家乡的梅雨季,你走路的一瘸一拐,带妈妈出门要抓着她胳膊下的摆摆肉,上台阶,下台阶。外婆过世后,中国的生活像海王星一样遥远。


温哥华夏天基本不下雨,我每天七点跑到公寓外面,马路另一边赶公交,出很多汗,在公交车上咕咚咕咚喝下一瓶矿泉水。学校在市中心一个商场的二楼,教室里只有一个韩国老师,三个东亚同学。我剃了一个光头,又买了一顶银色的帽子戴上。爸爸,我说到东亚这个词,你可能不喜欢。第一次接触这个词还是你告诉我的,东亚病夫。侮辱性的称呼。但东亚,是一个地理位置。


这个韩国老师叫坎蒂,翻译过来是糖果的意思,但她一点不甜。坎蒂一靠近我,就像一座山倒下来要把我压扁了。妈妈穿四艾克斯的大码衣服,她估计要穿五艾克斯。几根手指头像一堆小土豆串在一起。她的指甲又红又尖,阿姨看了,要说像个老妖婆。每天早上,胖手会把一堆讲义按在我桌上。我们的桌子和椅子连在一起,坐着屁股不太好动。这些讲义关于怎样教英语。爸爸,你大概只知道伦敦口音和美式口音,你不知道我的同学和我都有口音。你记得幼儿园的老师看你腿不好,过几天我们丢了一把锁,她就怪到你头上。口音就像你的腿,人家看一眼就自以为知道你是什么人。





从第一天起,上午上完理论课,下午要给真的学生开试讲课。妈妈问我是怎么讲课的,要不要跨上讲台,一边在黑板上写粉笔字,一边组织纪律,像她在贵州聋哑盲校,老师一边上课,一边跑到外面把不听指挥随地乱走的聋哑人找回来。其实来上课的同学都不是小孩,她们跟你们差不多大,都是女的。这里学英语跟中国不太一样,不用一本正经死记硬背,也不考试,她们来是为了玩,找人说话,交朋友的。


秘鲁的老太太染了红头发,嗓门很大,她皮肤也黑,喜欢穿大红大紫,外婆会说她野刺刺的。有个韩国老太太很少讲话,好像也很少洗头,妈妈坐在旁边要偷偷在我耳朵底下说,她的头,馊掉了。盲人鼻子都很灵。但妈妈不用学英文,盲文世界通用。温哥华很多公共场合都有盲文点点,妈妈摸了就知道。那我不会跟人家讲话怎么办?妈妈问。住在列治文,你也不用讲英文。中餐馆里,亚洲超市里,你看到的外国人比在上海看到得还要少。跟丈夫讲话,我不用“外国人”这个词,移民才是“外国人”,不是吗?但跟你们,如果我说白人,本地人,你们可能听不懂。外国人,你们可以想象我丈夫的样子,妈妈问,他是不是鼻子很高哇,眼睛很蓝哇。


这个英语老师培训学校,一个外国人都没有,但坎蒂希望我们把自己介绍成另外一种意义的外国人。第一次讲课,日本和韩国同学介绍他们的国家,我说我是一个移民了,温哥华就是我家。坎蒂说,你这样不对,又仔细看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因为害怕被歧视,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不,我没想过。我真没想过。媒体上看到别人录视频,白人对东亚面孔喊,滚回中国,支那,支那。这只是让我对人性的阴暗面失望,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你想对别人捅刀子,什么都可以,肤色,五官比例,声音,走路样子,穿的衣服,衣服上的图案,图案里的每一个细节,或者,你也说不出原因。


以后你要有身份危机的。坎蒂接着说。身份危机?爸爸,这个词是不是挺搞笑。从丈夫和妻子变成父亲和母亲,你和妈妈有过“身份危机”吗?啊,不,你们可能没有,没有给我开过家长会,因为不方便,不陪我出去玩,因为不方便,最后也没有去外婆外公的葬礼,因为阿姨也说你们不方便。你们温顺,听话,安静,小心翼翼在自己的公寓和菜场之间安全地移动。我脑袋里有一个别人的声音,他们能活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小学五年级,我开始跟外婆住,好多年,好好学习学习学习,我给你们打电话说想你们。爸爸轻快地回答,那你就回来呗。我知道这不是真的。还是妈妈诚实,她让你不要逗我,我要是真的回来你们俩怎么弄得了我?坎蒂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有身份危机,究竟我是不是你们的女儿,还是谁的女儿,或者谁的也不是?我只能在旷野里走,寻找大海,灯塔或者又一块看不到尽头的荒地。





星期天,我和丈夫去列治文吃早茶,对,温哥华最早的移民都是香港那边过来的,我们能吃到正宗的广式早茶。早茶店全是讲广东话的人,一家子一家子,小孩吃完了绕着桌子跑,跌到父母怀里。家乡没什么早茶,也许有钱的朋友开车来接你们去吃过一次,两次。你们大概是很少数不会来加拿大的父母。我想不出一个机会开口请你们来这里。爸爸会说,我们不方便。你代替我们吃就行了。


小孩生出来,父母替你们养,小孩长大了,她替你们过你们过不了的人生。我和你们像生活在平行时空的两个故事。我们现在最强烈的联系大概是,父母,女儿,这两个纸面上的称呼。打开视频电话,看到妈妈靠在屏幕上的大下巴颏,我喊妈妈,声音像几颗灰尘从身体里掉到外面。我对自己失望,最终连妈妈也不会喊了。我怀疑自己有没有父母,或者父母不见了,或者比父母更早出生。算了,我开始厌烦说这个事,哭哭啼啼像个林黛玉。


跟家里一样,温哥华到了十月份还挺热。学校楼下几个固定的流浪汉,成天呆在太阳底下。你们没见过流浪汉吧,他们把穿过的袜子,开封的卫生巾,注射毒品的针头都扔在地上,哈哈大笑,用一个捡来的黑色大音响放迪斯科。我已经习惯怎样踮着脚尖绕过地上的尿迹。流浪汉冲我吹起口哨。商场的自动门在我面前打开。站在扶手电梯上,我突然想到,今天坎蒂会把第一个作业测验发下来。


我们一共有三次作业测验,一次通不过就不能毕业。她依次把每个人的评分按在各自的桌子上,大家都很紧张。轮到我,她突然笑出了牙齿,差一点要让你不及格,想想还是算了。旁边的同学动也没动。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感受横膈膜扩张,紧缩,再扩张,再紧缩。没有碰她放在桌上的评分,我从包里拿出一本本子叠在上面。我的同学得了优减,他们商量着重做。我也重做了自己的,发邮件给坎蒂。她回复说谢谢我的努力。坎蒂的署名上有她的姓氏,我没见过,上网查了一下,是德国裔。名字下面还特意写了,教育艺术双硕士,好像这件事跟名字一样重要。





没过几天,课间,坎蒂抱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进来,里面一团团纸卷。吃吧,她把袋子放在教室前面的讲台。这是韩国超市最好吃的爆米花。接着她说,她的母亲,移居到加拿大以后,很久才习惯韩国超市不够正宗的炸鱼饼。以及她的奶奶,一个一句英文也不会的韩国老太太,为了训练仪容仪表,要她吃饭端起碗,韩式的小银碗没有碗底,坎蒂的小手很难托住,她急得哭起来。原来她是韩国人呀。开始我没有想来加拿大,坎蒂有一天说,我想去美国。但是美国,像个大熔炉,强行把每个人都变成美国人。我不要做美国人。在加拿大,我强烈感觉自己还是个韩国人,住在韩国社区,每年参加韩国文化节。加拿大的政策尊重每个人的文化。爸爸,你知道吗,现在他们都叫我禅妮。坎蒂说,我的汉语拼音名字应该是这样用英语发音。


丈夫问,我口语好,雅思考试分数也不错,跟三个没有在加拿大生活的东亚人相比,是不是老拿第一?事实刚好相反。坎蒂每次都笑嘻嘻地把我的评估表和其他人的放在一起。其他人的是蓝色的英文字母,表示通过,我的是红色,没有通过。坎蒂不喜欢我在课堂上指挥学生换座位,或者讲太多话,给学生提问太少,我最恨拿到纸的那一刻,像当众尿裤子。爸爸,这时候你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响起来,咱不能让别人看笑话。下一句你又会说,别哭,有什么好哭的。我憋住眼泪,胸口闷得想吐。


平时我挺喜欢坐公交,车开过城里的跨海湾大桥,夕阳照着格兰威尔岛上那些有钱人的白色游艇,我觉得自己生活在你们从电视上看见的那个温哥华。自从拿到这些评估表,坐公交都很难让我喘上气。叮咚,流浪汉拉了一把黄色的下车提醒绳,他的鞋子烂了,旁边全是泥,三个脚趾头露在前面,裤子也掉下来,我看到他的屁股沟两边好多红色的针眼。妈妈听广播说美国很多人吸毒,加拿大估计要好一点,不过还是中国最稳定安全。幸好你们没有和我一起坐在这辆公交车上,不然也会对加拿大感到害怕。在温哥华租一个一室一厅,人民币一万左右。不好好工作不好好攒钱,会怎么样?以后我会像他一样吗?手里拖一个开口的蛇皮袋,里面几件脏兮兮的毛衣,和一桶别人捐赠的过期牛奶。不管做什么,我都害怕失败。失败了,只能死。爸爸,妈妈,外婆说咱们家人一定要往高处走。


我不开灯,含泪敲下一个又一个英文字母,想象把心脏放进冰箱冻格,就哭得不那么凶。继续哭要完不成作业了。敲完明天的教学计划,三张纸,大概一两千个英文字。丈夫回来帮我开了灯,看到我脸上的泪痕,说,这么不开心就不要去了。他没有吃过苦。我想。但人生为什么一定要吃苦。我只想自由生活,对你们,却什么都不能说。妈妈会被吓坏,睁着蓝色的看不见的眼睛说,哎呀,那怎么办呢?没人帮得了我,我也帮不了你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生下来就一直在找出路。





现在,我上课经常迟到,拿各种理由,肠胃不好,月经来了,反正不扣分。每天试讲结束,坎蒂表扬东京来的同学,今天又创造了什么奇迹,这些或者那些太有创意。你也有进步,她看看我,不过比其他人要慢好多。终于有一天,我的纸上也是蓝色的英文字母。坎蒂笑眯眯把纸递给我,其他人笑眯眯看着我鼓掌。我也笑。像一个坏孩子碰巧做了个好事,我已经不在乎了。爸爸,我一定没跟你讲过大学毕业是怎么没当上老师。我去了外婆要求我去的那个面试,穿了黑色渔网袜和红色漆皮超短裙,我有点幸灾乐祸地感觉自己看起来像家乡红灯区的妓女。讲完一节课,就用了十五分钟。台下的校长教务处主任目瞪口呆。我在表演“不在乎”。“不在乎”大概是我的法宝,像小时候,在马路上,有男孩子盯着你和妈妈做鬼脸,一开始我喊他们滚,后来我板着脸假装看不见,他们就扫兴了。


今天走进教室,讲台上放了饼干,韩国超市的爆米花,苏打汽水。学生来得比平时齐全,秘鲁老太太恭喜我们,叫我毕业回去看看父母,他们一定很想念我。东亚同学们领了毕业证书跟我吃饭,他们赞美我太坚强,被坎蒂虐待成这样还完成了学业。吃完饭,我走回坎蒂的办公室,去要我的证书。很遗憾现在不能给你。你的底子太弱,看在你坚韧不拔的份上,我再给你十五到二十小时的试讲机会。妈呀,我又要吐了,但我点了一下头问坎蒂,好的,什么时候再开始?爸爸,你大概会响亮地拍一下巴掌,说,好,有毅力,不愧是我的女儿。





在温哥华岛,我住过一阵子,身边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城市在太平洋上,对面是日本,有时候早上下大雨,下午出太阳,傍晚有湿润的晚霞。每天回到火葬场对面的公寓,我琢磨着,要是我猝死了,你们怎么办?谁来帮我收尸?丈夫看不懂中文,我把微信上面一个生活在多伦多的舅舅设置成紧急联系人,写了英文备注,给舅舅打了微信电话,把丈夫介绍给他。想象如果我死了,爸爸会说,让舅舅来替我们下葬吧。


后来,我还认识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退休中医师,在网上找到的。他的诊所让我想起国内公立医院十多年前的样子,有很多抽屉的办公桌,桌面上有一些碘酒的痕迹,一些边缘撕开的针盒摆在白磁盘里。他搬来加拿大十几年了。温哥华闹得慌,还是岛上清净。像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他说向往过一种与世无争的日子,自由自在,最好还能劫富济贫。我说,这是千古文人侠客梦吗?谈话在一个下雪的中午进行,一间铺着天蓝色床单的诊室里,我趴在有一股中药味的按摩枕上,脊柱两侧插满铜柄针灸针。他把灯光调暗,在录音机里放了班得瑞的磁带,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跟我讲家里三代都是中医师,十几年前北方大医院的官僚风气,甚至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他总问我烤灯热不热。不知道怎么就跟你话多,他咯咯笑起来。他也有一个女儿,跟我差不多大。一个治疗师,在本省的法规里,这样做,属于移情,违反职业道德。但我想他跟我一样,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多久才能碰到一个人,聊聊过去有意思的事情,用自己的语言。爸爸,你要是来了,会跟他是很好的朋友,你那么爱看书。要是腿好,你说自己也会努力考上大学,找个层次高的工作,外婆也不会再说你不上台面。你把你的腿和自己的一辈子拼命往后藏,怪不了你,怪不了我,我只能自个儿往前走,像你说的那样,代替你往前走。


过了一个月,我回到学校,坎蒂给我新的教学资料,身边又是几个东亚同学。我才知道这个项目专门从东亚招生。坎蒂对他们说我是这个项目的志愿者。新同学讲课,犯跟我一样的错误,拿到红色的评估纸,满不在乎,晚上约了吃烧烤。我还带了高级班,一个比你们年纪还大的日本老太太做阅读理解每次都满分。一个巴西女孩经常嚼着口香糖说她做梦都想去巴黎。一个伊朗男孩的母语是波斯语,第一外国语是法语。世界上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生活,我真替你们惋惜,你们每天看到的只是屋子后面的青山和菜场给你们打折的王阿婆。也没什么不好,妈妈学了你,告诉我,让我代替她看。





今天晚上给妈妈打微信视频,说我拿到了英语老师培训课毕业证。证书打印在一张白纸上,下面有坎蒂的签名,旁边盖了一个红色的章,日期是一个多月前。这张看起来不值钱的证书可以让我到很多地方,甚至政府里应聘,教新移民英语,但在这之前,还要做一阵子志愿者,让坎蒂为我写推荐信。但是,这根本是一种表演。像很多年前那个面试,每一次站在讲台上,我都觉得自己是个骗子。但万万不能把“骗”字说出口,不然就不是你们的女儿。你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全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好也罢,不好也罢,在你们心里统统都是好的。不好的事情说出来除了让你们害怕迷茫,没别的用处。


像妈妈,她也许并不感兴趣其他事情,她在听自己一问一答:他跟你很好的吧,好就最好了,知道你们好,你爸吃得多,睡得香。丈夫听得懂“好”这个中文,走到我后面,他冲屏幕里挥手,呣,嘿,你好,你们那里天气怎么样?妈妈那头的声音突然一亮,嘿,爸爸爸爸,女婿跟你打招呼呢。我听到妈妈的拖鞋声,厨房的天花板在屏幕里抖动,爸爸的额头和眼睛从右下角伸进来,哦哈哈哈,你的中文说得不错呀。


挂了电话,我对丈夫说,我还是最恨当老师,但我不敢跟他们讲。我早说嘛,学英语和当老师是两码事。丈夫说。我到现在也不懂,你干嘛一定要拿到这张证书。我,大概心里还是听外婆话的,我想象她活着会对我说,到了加拿大,人生地不熟,赶紧要找个稳定的工作,我看你也别挑三拣四,当老师最好。你看,我又上了一个师范,还是没办法喜欢这个工作。妈妈,我大概老这样子,有时候听话又不听话。就像我好像爱你们,但又感觉不到你们。人的情绪和行为真复杂。


我收到加拿大政府寄给我的永居证,移民登陆证可以作废了,之后呢,要不要入籍?很多人说,他们对于这个没有归属感的地方,不会考虑入籍。什么算是归属感呢?我每天睁大眼睛走在街上,从每一个经过的地方,每一种气味,声音,颜色,人的面孔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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