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史料丨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供稿)
在纪念“七七事变”78周年之际，一组来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独家供稿的珍贵文献，记录了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这一篇篇宣言、书信、文稿中，可以看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
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白纸黑字间，留存着不容忘却的抗战记忆，留存着中国人民为抵抗外侮作出的巨大牺牲与伟大贡献，更留存着弥足珍贵的抗战精神。LW
刊于《瞭望》2015年第27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
文/毛胜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为推动全国已经兴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妄图武力征服中国，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殊死抗争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肩负起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历史使命。“九一八”事变后，他一直在关注和思考如何抵抗步步紧逼的日本军国主义，但国民党政权坚持推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党内的“左”倾错误也愈演愈烈，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屡次遭到批判。
1932年1月，毛泽东因病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上山没几天，他就从报纸上获悉日寇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忧心忡忡的毛泽东，抱病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下文简称《宣言》）。《宣言》首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三省后，沾满血污的侵略铁蹄并没有止步，而今已经“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应该怎么办？毛泽东在《宣言》中抨击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寄希望于所谓的“和平谈判”，不过是“倚靠某一派帝国主义反对另一派帝国主义”，后果可想而知。实际上，他们“不但不能而且早已不愿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对于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则尽其压迫之所能，解散反日团体，压迫反日罢工，屠杀反日群众”。有鉴于此，《宣言》庄严地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他还郑重声明，“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并号召白区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直接对日作战。
写就《宣言》之后，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下文简称《训令》），强调“对日作战的时机将愈迫近，全苏区红色战士应准备着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因此，必须在红军战士、工农群众中做好宣传和动员工作，“经常不断的揭露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瓜分中国屠杀和榨压中国民族与国民党出卖中国污辱中国民族的事实，激励起全体红色战士对日宣战的热忱与勇气”。当“红色游击队向外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就应该及时“领导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自动的武装起来，实行游击运动，直接对日作战，吸引白军士兵，自动对日作战”。
由于毛泽东在《宣言》和《训令》中，并没有提到“左”倾领导人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所以直到三个月后的4月15日才公开发表。同日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宣言》，也表达了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国民族解放和独立而战的决心。
尽管时间晚了一些，但这些文献中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态度和政策，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赞同和支持，为推动全国已经兴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敢于面对、勇于担当的精神，不愧为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LW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文/毛胜
长征的胜利结束，兑现了北上抗日宣言的承诺。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这对开展革命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毛泽东、朱德等人共同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三省后，不仅没有停止侵略的脚步，而且很快就将矛头指向华北。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为发动全民族团结抗战而积极努力。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下文简称《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全中国变成他的殖民地，把全中国的民众变为亡国奴”的野心，抨击国民党政府不仅“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热河内蒙”，而且“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镇压抵制日货运动与反日义勇军的游击战争”，并向“全中国唯一反日反帝的工农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进行不断的‘围剿’”。
在客观分析时局之后，《宣言》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郑重宣称：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贼所拍卖干净，决不能容许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的屠杀与蹂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所以在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紧急关头，仍然“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重申在“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群众的反日义勇军，以保卫中国”这三个条件下，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如果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队接受这些条件，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宣言》还提出了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五条具体主张：一是，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辱国的行为，反对承认满洲伪国。二是，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三是，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四是，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一切企业与财产。五是，吸收广大的群众，普遍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
在发表《宣言》的同时，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分成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由于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到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后，在狱中写下著名的《可爱的中国》，抒发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1934年11月，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陕北转移。红二十五军沿途转战四个省近万里，于1935年9月16日同陕甘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战胜自然条件的艰难险阻，克服党内出现的张国焘分裂主义，历经千辛万苦，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身在上海的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先后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兑现了《北上抗日宣言》的承诺。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这对开展革命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LW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文/麻伯颜
这是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端
1936年1月，京津等地学生组织了南下宣传团，徒步700里向工农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从工农群众那里受到了生动的阶级教育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一文。文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来号召和团结一切抗日救国力量。因文献标注的日期是8月1日，故又称《八一宣言》。
1935年，是日本侵略中国步伐日益紧迫的一年，也是中国全民族抗日要求日益高涨的一年。日本关东军先后制造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步步紧逼，侵略中国华北。而国民党政府却继续选择屈服。6月至7月间双方接连签订“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
当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君主制度，其中谈及了日本天皇。日本却借机寻衅滋事，称文章“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封闭《新生周刊》，惩办主编及作者。国民党政府立即封闭该刊，并把担任主编的杜重远判处一年两个月徒刑。
对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政策和软弱行为，中国人民感到强烈的屈辱和愤慨，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
此时，世界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共产国际开始改变过去推行的“左”倾策略。7、8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
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八一宣言》顺应了时代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是否存在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
宣言明确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八一宣言》公布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内容，但已从华北事变的形势出发，开始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即于1935年11月13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八一宣言》连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的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LW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文/李纲
这篇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心血与智慧的经典文献，成为历史转折处的一道里程碑
1935 年12月27日， 毛泽东同志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这是1935年12月5日，初到陕北的毛泽东和彭德怀写给杨虎城将军的信，不分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精神和真挚感情，跃然纸上。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作出的政治战略上的重大调整。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会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是否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战”问题上，博古引经据典地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则提出不同意见，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应当联合他们抗日。毛泽东还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他说：“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
在对“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问题上，有人提出质疑。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等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指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
《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在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形势下，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可能发生有利于抗日的变化，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为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分析了它的来源与危害，指出这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决议》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决议》在解决如何抗战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通过抗战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问题：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并相应地改变了党的若干政策，这就“更充分地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
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中央已经成熟起来，不仅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基础上，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灵活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LW
《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文/胡昌勇
晓之以民族大义之理，动之以炎黄同胞之情，一封书信令东北军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抗日诚意
西安各界人民示威游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誓死不作亡国奴，是全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侵掠的响亮的回答，也是东北军抗日的鲜明的口号。”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20位红军将领联名的方式，向东北军发出了联合抗日的诚意呼吁。在这封题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的书信中，中国共产党呼吁东北军与红军一道，发扬抗战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
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已有四年多。在这四年间，东北已沦陷，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公然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但国民党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面对国民党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予以有力回击，重挫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领导学生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唤醒民众，瓦窑堡会议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迎接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鉴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大旗，实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东北军逐渐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诚意，从下层官兵到上层军官开始质疑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接触，局部展开谈判，尤其是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表达了愿亲自与中共中央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的意愿。
《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正是诞生于此时，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呼吁东北军以民族大义为重，共同抗日。
书信直陈“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滔天罪行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卖国行径，致使东北军丧家辱国。激励东北军“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三省以及整个华北而奋斗！”
书信告诫东北军，跟随蒋介石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他处处利用东北军，压迫东北军，甚至通过打红军来消灭东北军。因此，要想收复东三省和华北各省，重返家园，“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而且，“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部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
书信指出，过去，东北军有着抗日的光荣历史；现在，如果能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尽释前嫌，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承担起作为炎黄子孙的历史重任，就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也表示，中国共产党真诚地愿意与一切愿意抗日的个人或代表进行协商和合作。
书信通篇气势磅礴，言辞恳切，晓之以民族大义之理，动之以炎黄同胞之情，向东北军全体将士直抒胸臆，感人肺腑，给予东北军全体将士以心灵震撼，为加快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军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
此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于1936年先后致信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于学忠等，就西北停战议和、共谋抗战大计提出具体建议。
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同国民党及各地方实力派进行联络和接触，呼吁结束内战，共同抗日。
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首先促成了西北停战的有利局面，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这也为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从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创造了重要条件。LW
《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
文/李纲
号召全国各党各派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为抗日救国而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做出不懈努力
这是中共参加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周恩来（右三）结束谈判回到延安时的留影
“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这是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下文简称《宣言》）中的一段话，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行各业的同胞联合抗日，共赴国难。
《宣言》明确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40家党派社团组织一一罗列出来作为统一战线的争取对象，并用“及全国各党各派、各报社、各军队、各工会、各农会、各商会、各学生会、各团体、各会社、各帮各业的全体同胞们”一句，囊括了全中国各行各业的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
《宣言》坦陈一党的力量是有限的，抗日救国是全民族的事，号召全国各党各派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为抗日救国而联合起来，共赴国难，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六项共同行动纲领。
《宣言》发出后，中国共产党加紧做各党各派关键人士的工作。
首先，争取和依靠国民党左派。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在《致宋庆龄》的信中，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
第二，争取地方实力派。中国共产党在华北争取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榘，在华南争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西南争取刘湘、刘文辉、龙云，在西北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毛泽东或致书，或遣代表，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
第三，争取爱国民主人士。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在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中，希望他们“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更亲密的合作。”并致书李石曾、吴稚晖、马叙伦、张申府、杨秀峰等七十余党国敌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鲁迅、茅盾等都曾给党中央来信，陶行知等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谈话，一致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何香凝和九十多岁的马相伯率领抗日救国游行队伍，走上上海街头。
第四，团结和争取帮会组织。1936年7月15日、16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明确表达了同哥老会联合的主张及友善态度，强调了争取哥老会的具体方式方法。1936年10月，哥老会在陕北志丹县正式成立了江湖抗日救国会，并建立了自己独立领导的江湖抗日救国军。各地也相继建立了江湖抗日救国会分会。
第五，争取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当权派，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8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加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同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方针。8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中，首次确认南京政府为统战的“必要与主要对手”，并提出“请蒋抗日”的口号。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重建国共合作的主张。9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体现出由反蒋抗日到联蒋、逼蒋抗日战略方针的转变。为了动员和吸收更广泛的阶级、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10月5日，中共中央拟定《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以此作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共同纲领。12月1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再次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中共中央和平斡旋下，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顺利实现，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全民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LW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文/史全伟
《宣言》光明磊落、坚持抗日、顾全大局，其发表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5月国民党从西安派出“中央考察团”到延安和驻在陕西关中和甘肃东部的红军驻地考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同国民党谈判，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全局性任务，摆到中共中央的面前。
历经多次会谈无果后，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1937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电邀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7月初，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下文简称《宣言》）。《宣言》开明宗义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达成谅解、共赴国难对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强调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总目标是：（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二）实现民权政治；（三）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同时郑重向全国声明，中国共产党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对于上述承诺没有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将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1937年7月中旬，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应邀到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为了争取这次会谈能取得进展，7月14日，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周恩来等到庐山后，随即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希望以此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蒋介石虽然表示同意国共合作，但对共产党提出的《宣言》态度却十分冷淡，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毛泽东、朱德“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对此，周恩来严正表示：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由于谈判陷于僵局，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毛泽东在7月20日致电周恩来等：“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21日，周恩来等电告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说：“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并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红军。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飞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同时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但进展仍不顺利。8月12日，蒋介石派代表见周恩来，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不同意提“民主”，要求一律改为“民用”；要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而共赴国难等。周恩来当即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8月13日，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使国民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在蒋介石看来，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改变。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在22日正式发表）。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在全国抗日形势的推动下，在中共的督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向全国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光明磊落，坚持抗日，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精神，受到各方面的称赞。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表明了他的抗日立场：“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由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LW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文/史全伟
“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为此，在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在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毛泽东认为，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他提出八项具体办法：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8月9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召开会议。毛泽东对7月23日文章的抗日八项办法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4天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她。海伦后来回忆：“毛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此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毛泽东认为这次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会议发言中作了说明：“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这些，同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连贯的。
毛泽东在宣传提纲中指出：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全国人民必须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里的关键是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特别是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
历史证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LW
《山西抗战的回忆》
文/翟佳琪
运动战、游击战在对日作战中取得的胜利成果，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烽火中爆发出的不竭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第一线的枪林弹雨中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心与决心
“七七事变”后，短短几个月里，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连续陷落，痛苦流离乃至悲观失望的情绪弥漫在中华大地上。
然而，1938年1月《新华日报》刊登任弼时的《山西抗战的回忆》，却从抗战第一线的枪林弹雨中传达出坚定的抗战决心和信心。
文中这样写道：“几个月的抗战，虽然有些土地与城市暂时被敌人占去，但是敌人还是付了很大代价的，而且占领地区只限于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大块地区仍然无法统治，而抗战的军队与人民的自信心，却在斗争中大大地提高了，那种认为日寇为不可抵御之洪水猛兽的恐日观念，逐渐消失。”
1937年8月洛川会议后，八路军分批渡黄河挺进山西前线。开入山西之初，八路军便认识到“与日本军队作战，是一种弱国劣势兵器的军队与优势兵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军队作战，单纯采取正面防堵、依靠坚固阵地与敌对战是不适宜的”，“应当采用新的战法……利用山西有利的地形和群众条件，发挥我军历史上养成的特长——机动、果敢、迅速、秘密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同时组织和武装广大的民众开展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以这样的作战方针来配合我国其他部队达成保卫山西、支持华北战局的任务。”9月下旬，配合正面在平型关布防的友军，八路军一一五师依傍山地地形设伏，以运动战阻击从灵丘增援平型关的日军，歼敌千余并缴获一批武器和辎重。
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我国军队主动寻歼日军的第一个大胜仗，“给抗战的军队和爱国人民一种很大的兴奋，并且大大地提高了自信心。”这种信心不仅仅来源于一次战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我们于“不可战胜”中所发现的“可乘之机”：“组织完备有训练有战斗力量”的日军，它步兵的攻击精神“并不旺盛”，运动起来“很迟钝”，在轻敌观念下疏于“侧后的警戒”。把握这些“可乘之机”，利用我们熟悉地形的优势，发挥运动战的特长，“把扰击敌之远近后方和破坏、切断敌之交通运输，阻断敌之接济与增援，作为配合我国主要部队作战的主要任务”，以这样的相互配合，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历时一个多月的忻口战役中歼敌2万余人，更加坚定了我们关于“隐伏着的胜利”的信心。在这样的胜利与信心的鼓舞下所进行的关于如何巩固加强抗战力量、怎样进行长期持久的斗争的思考，成为了“最后战胜敌人的保障，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基础。”
在积极配合友军作战的同时，八路军贯彻洛川会议“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派出大批干部深入战区和敌后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建立起大批的民众游击队和义勇军，游击战逐渐成为在敌占区主要的斗争方式。文中总结说：“在那些区域活动的我军及群众武装，开展了模范的游击战争。由于他们的积极行动，不独使敌人的后方交通时刻受着破坏与威胁，而且在广大的领域内，敌人无法建立其伪组织。敌人的小部队不敢进入游击区域，而游击区域又随着游击部队的积极活动更加扩大，游击队也繁殖得更多。几百万同胞在这些武装力量的掩护下，保持了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没有遭受亡国奴隶的惨痛。”进入山西半年的时间，八路军由出动时的3万多人扩大到9万多人，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开创了敌后抗日的新局面。
为什么八路军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起如此规模的群众力量？这固然是日寇残暴侵略所激起的群众保家卫国的激昂情绪，同时也与共产党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方法是分不开的。
文中进一步总结说：“我们看见山西的人民是负担着繁重的战争勤务的，然而要使他们参加战争的积极性提得更高，使他们无所顾虑地向前干去，则从各方面减轻他们自身的经济负担，减少一些捐税、地租和利息，在可能范围内改善人民生活，优待直接参加武装斗争者的家属，这又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最重要的方法。”“严明军队纪律，使每个战士都了解军队是人民的，自觉地爱护群众，使群众感觉为和蔼可亲的自己兄弟，这又是军队去动员、武装民众的先决条件。”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帮助和动员之下，战区和敌后的同胞坚定了与敌人坚持斗争的决心和信心，积极承担了大量的战勤工作，并在对敌斗争中“逐渐学会了坚壁清野、封锁消息和肃清汉奸等种种对付敌人的斗争方法。”
敌后的游击斗争迫使敌人不得不分散大量兵力去对付来自后方的抗战力量，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从长远来看也起到了“陷敌于孤军苦斗，求得于较长的斗争中，削弱以至最后消灭其主力”的作用。组织起来斗争的群众大力地投入到游击斗争和战勤工作中，成为了“持久抗战中军事、财政和其他种种力量产生的主要源泉”。
《山西抗战的回忆》拨开了笼罩国土的种种悲观论调阴霾，以事实阐明了在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中敌我力量消长的规律，为在前线和后方坚持抗战的人们注入了一剂强心针。LW
《论持久战》
文/张长江
《论持久战》是对抗日战争进行正确战略指导的著作，抗日战争正是按照其预测的那样发展，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对抗战局势的发展，国内有两种错误论调，一种是“亡国论”，一种是“速胜论”。在“亡国论”看来，中国武器不如人，和日本人打仗必败。“速胜论”认为，只要坚持3个月，待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后，可以依靠国际援助迅速战胜日本。悲观消极的“亡国论”和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对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抗日战争究竟将如何发展？中国究竟能不能取得胜利？怎么取得胜利？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非常不利的。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毛泽东在深入研究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了几次自己写好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他指出：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
对于抗战的过程，毛泽东指出，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在此描绘的战争过程的轮廓，是对抗战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
持久战的基础在于广大民众。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的演讲，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论持久战》演讲稿经过毛泽东整理修改后，先后在延安和国统区发行。刚发表时，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时任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这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亲自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有各种原因，但正确的战略指导无疑是最终胜利的最重要因素。《论持久战》就是对抗日战争进行正确战略指导的著作，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预测的那样发展的，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LW
《关于作战与磨擦问题》
文/林小波
统一战线形成两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进行的比较大的战斗共有2689次，平型关、阳明堡等战斗，都十分激烈，每次作战都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和杀伤
1940年初，蒋介石不甘心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失败，决定召开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在会上公布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罪状”，以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是年3月，会议在重庆黄山召开。
作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应邀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中。当时，叶剑英摔伤了胳膊正在治疗，为了团结抗日，他毅然决定赴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作战与磨擦问题》的发言，详细列举了八路军参加对日作战的基本事实，并对与国民党的磨擦问题进行反驳，揭穿了顽固派的谎言与阴谋。
这次会议是国民党精心安排的。一开始，国民党有关战区和部队的参谋长争相发言，诽谤攻击八路军，说第二战区之所以没有完成冬季作战的任务，是因为山西新军叛变，十八集团军公开掩护叛军，袭击友军，不让友军与民众接近，因此作战困难；冀察战区没有完成作战任务，也是因为十八集团军屡次袭击鹿钟麟、石友三等部，给日军以“扫荡”的机会。并罗列了“袭击友军”、“破坏政权”、“强征粮食”、“滥发钞票”等所谓“罪名”。
在前两天的会议上，面对国民党气势汹汹的攻击，叶剑英始终不露声色。第二天的会议一结束，他马上命令雷英夫准备一篇发言稿，集中讲作战与磨擦问题。经过前两天的会议，叶剑英已经准备好了反击的炮弹。
3月8日，叶剑英在大会上发言。他说，总结本集团军两年来的作战，除了小的战斗不计外，比较大的战斗共有二千六百八十九次。许多著名的战斗，均有地点可查。比如平型关、阳明堡等战斗，都十分激烈，每次作战都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和杀伤。日军死伤六万五千余人，俘获日军三百八十五人；缴获步马枪二万余支，轻重机关枪四百余挺；破敌交通一千一百七十余次。在这两年苦战中，本集团军阵亡将士一万五千余人，负伤将士四万余人。这些作战和具体数字，充分说明八路军英勇作战，击破了国民党指责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论调。叶剑英明确指出：本集团军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之下，正确地执行了最高统帅部在冬季攻势中所给予的战斗任务，无论是坚持抗日游击根据地，或配合友军作战，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紧接着叶剑英又谈了磨擦问题。首先他承认，在抗战的现阶段，内部磨擦的问题是一件严重的事。接着，他对磨擦问题提出四点看法：第一，把磨擦的事实加以研究，找到磨擦的原因，求得解决的方法，提供最高统帅部作为消除磨擦的参考。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来说话，才是正确的。第二，如果我们把这一种现象当作原因来看，抹杀了产生这一种现象的政治原因，仅仅在武装冲突本身求解决，那么问题不但不能解决，而且会产生更严重的结果。第三，不能把十八集团军当作异军看待。第四，本集团军与各友军之间在政治原则上，并无不可协调之处。
对于在河北等地区发生的磨擦问题，叶剑英列举事实，澄清真相，说明错误完全在国民党军队方面，十八集团军则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只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被迫自卫反击的。
叶剑英讲到30分钟时，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警告说时间到了，这时叶剑英向蒋介石说：“委座，我还没有讲完!”蒋只好让他讲下去。当讲到张荫梧勾结日伪军进攻十八集团军的罪行时，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大声质问：“有这回事吗？”叶剑英大声地说：“有!”立即把缴获的张荫梧和日伪军勾结的有关材料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并交给蒋介石看，令蒋介石十分难堪。叶剑英一直讲了一个半小时，对国民党的攻击逐条进行反驳。
这次会议之后，叶剑英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连同发言稿一起送上。毛泽东看后在讲演稿上作了批示：“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初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得到了广大的同情。”董必武赞誉这次讲演是“叶公舌战群儒”。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提议把叶剑英选入中央委员会时说：叶在历史上有两大功劳：在草地上反对张国焘搞分裂，救了我的命，救了党的命；抗战时期，“舌战群儒”，获得了绝大多数同情，这就是大胜仗。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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