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的延安，延河水静静流淌。万木葱茏间，高耸的宝塔静谧如常。

　　70年前，日寇铁蹄踏我神州，中华大地满目疮痍。这座偏居一隅的陕北小城，却从未与烽火隔河相望。瓦窑堡的窑洞中、洛川的会议室里、凤凰山麓的煤油灯下，中国共产党擎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促成全民族觉醒与团结。

　　一份份宣言、一封封电报，从延安的山山峁峁间飞向全国。无数志士仁人从四面八方涌入这里，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从延安的“窑洞大学”里汲足营养后，他们又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杀敌卫国。

　　巍巍宝塔，成为照亮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灯塔。

　　三孔窑洞，隐藏于延安子长县瓦窑堡镇的闹市中，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转战于此的住所。就在这几孔窑洞里，在一张窄小的书桌前，毛泽东写出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科学预见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

　　此前几天，瓦窑堡会议刚刚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执行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宣言一出，神州上下为之一振。

　　“当时，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主要力量集中在‘围剿’红军上；我们也把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统治作为抗日的先决条件但两家互不相让，有利的只会是野心勃勃欲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我党首先倡导并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特聘教授刘煜说。

　　瓦窑堡革命旧址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记录了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渡过黄河东征时的场景。这场东征历时75天，宣传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让外界看到了中共抗日的决心和行动，也为红军赢得“抗日救星”的称号。

　　“作出这样的决议绝非偶然。”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延安大学教授曾路平说，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号召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1933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人发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三个条件下，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一宣言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基石。

　　回望70年前的那场战争，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

　　从长征途中喊出“北上抗日”的口号，到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共同抵御外侮作为自己行动指针。刘煜说：“窑洞里的小油灯点燃了全民族的希望，延安的宝塔照亮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方向。”

　　“七七事变”后，日寇开始全面侵华。翌日，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此后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成为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方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星夜兼程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这是基于国情、敌强我弱的现实做出的正确选择。同时，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要将敌人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与国民党不敢广泛动员群众，信奉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并依赖外援的片面抗战路线有着本质不同。”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霍静廉说，“中共的抗日要领就在于，最大程度地宣传、组织、发动和武装人民群众。”

　　抗战初期，在正面战场遭遇极大挫折之际，“亡国论”与“速胜论”一时甚嚣尘上。在延安凤凰山麓的一孔窑洞内，毛泽东写下了光辉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以极具历史性的战略眼光，勾勒出抗日战争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并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终将属于中国人民。

　　这本小书，也引起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注意。时任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从周恩来手里接过《论持久战》后一气读完，并将其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他还将此书以国民党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思想。

　　五星照耀下的红军战士跃马开赴前线，脚下是奔涌的母亲河——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内，一面抗大校旗上展示的形象，成为那个年代战斗图景的真实写照。

　　延安，偏居中国西北一隅，彼时却成为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从这里发出的战斗宣言，制定的战略决议，成为感召无数爱国青年、鼓舞全民族抗日士气的慷慨号令。

　　在黄土高原的山山峁峁间，抗大、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一批培养抗日军事、政治、文艺干部的学校先后建立，广大革命青年和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汇聚到延河之滨，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

　　许多人或许并不知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一流传甚广的教育方针，原是毛泽东为抗大题写的校训。抗日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在抗大得到了完美结合。抗大同时明确要求学员，“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指示抗大二期学员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在毕业证上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到1938年底，已有1.5万人涌入抗大学习。抗大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上百名的新学员，其中不乏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的爱国将士。”抗大旧址工作人员杨默说。

　　抗战中的延安，物资匮乏，精神力量却从不贫瘠。延安鲁艺文化园区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刘妮说，当时延安号称“歌咏之城”，学校里唱、部队里唱，工厂、机关都在唱。从清晨到傍晚，漫山遍野，到处回荡着歌声，歌声成为延安城一个特有的文化景观。这些广为传唱的激动人心的歌曲，多半出自鲁艺。

　　1939年春天，延安的一间窑洞内，诗人光未然低声诵读着自己根据两次渡过黄河时的所见所感创作的400行长诗，一旁的冼星海沉思不语。朗诵结束后，冼星海突然站起一把抓过诗词，激动地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写好！”

　　冼星海用六天六夜时间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的首演获得成功。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音乐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100多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刚一唱完，毛泽东就连声称赞“好！好！好！”此时的冼星海，已眼含热泪。不久，回到延安的周恩来也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

　　自此，《黄河大合唱》从延安传遍全中国，传向世界，一次次奏响民族危亡时刻的时代最强音。

　　在鲁艺，以《生产大合唱》《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白毛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艺作品的诞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也让延安成为爱国志士心驰神往之地。

　　“1938年5月至8月，仅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就有2288人。有人唱着延安创作的歌曲来到这里，看到宝塔山的一刻，跪下来亲吻这片土地。”刘妮说。

　　行走在今日延安，几乎所有与抗日相关的遗迹，都深藏于山峁之间。眼见一孔孔简陋的窑洞、极为简单朴素的陈设，游人多有感叹，“当年如此艰苦的延安，缘何会吸引众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来到这里？延安又因何被视作‘中国的希望’？”

　　回望历史，在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的一次延安之行中，人们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访问延安之前，陈嘉庚心中甚是不安，他听到的，都是外界流传的关于共产党的种种流言和污蔑。

　　到达延安后，他却被眼前的一幕幕深深震撼——十几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一个旧式的木桌，便是毛泽东所居窑洞内的陈设；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挤身坐下。毛泽东把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

　　据陈嘉庚回忆，抗大三分校举办母校成立周年会，抗大学生要表演球赛，一位学员当场邀请在座的朱德上场，朱德二话不说脱掉外衣，上场与学员抢球……

　　没有苛捐杂税，没有贪污腐化，延安军民的平等地位，良好的社会风气，进步的政治理念，与陈嘉庚此前到访重庆时所见之满目奢靡、腐败，天壤之别。这才有了在考察结束回程时，陈嘉庚的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4年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出的美军观察组在到访延安后所写的考察报告中，直言不讳批评了合作伙伴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得出了与陈嘉庚当年同样的结论。抗战后期，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中国之命运不属于蒋而属于他们”。

　　“那么多人之所以来到延安，是因为只有在延安才能找到救国的道路。他们如星星之火，播撒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和前线。延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原馆长王志厚说。LW

刊于《瞭望》2015年第33期，原题《延安宝塔何以成为照亮抗战胜利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