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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 陈龙:数字普惠金融,为何成为G20重要议题

2016-09-04 记者/唐朵朵 瞭望

实现包容性增长,普惠金融非常重要

◆ 一个涉及20亿人的金融服务缺口:世界银行估算,2014年仍有20亿成年人无法享受到最基础的金融服务。

◆ 中国高度重视:央行副行长易纲日前在G20杭州峰会新闻中心表示:普惠金融具有包容性,一直受到中国的高度重视,其有助于边远地区、农村百姓和低收入群众得到基本的金融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有效支持经济增长。

◆ 研究制定文件提交G20峰会: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后,和各国加强了对普惠金融的讨论,共同制定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为各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指引,该文件将提交本次G20杭州峰会审议。 通过后,各国自愿制定国别计划,以实际行动落实普惠金融。

◆ 《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主要内容:包括8项内容、66项行动建议,如倡导数字技术、把握好创新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建立数字普惠金融法律和监管框架、扩大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特别重视保护消费者权益、加强金融知识普及等。

◆ 何谓普惠金融:该概念2005年由联合国提出,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是其重点服务对象。


  • 发展普惠金融之于当前经济有何意义?

  • 为何要强调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性?

  • 发展普惠金融当前面临哪些问题?

  • 如何应对挑战?

  • 政府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就上述问题,《瞭望》专访了资深的金融研究者、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先生


瞭望:普惠金融之于当前中国经济的意义是什么?

陈龙: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增长动力开始从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换。当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时,金融服务的重点肯定是大企业,因为融资成本较低,相对而言对包容性经济和普惠金融则关注较少。

但当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后,能够为所有消费者、所有企业,特别是无数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就变得非常重要,这成为未来中国金融发展一个非常大的风口,因为这正是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所需要的金融服务。

▲中国经济已换档进入“新常态


诺贝尔获得者约翰·希克斯教授说过,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经历增长动力转换的中国经济,恰恰需要那些能够为所有消费者、所有具有小型化、专业化、丰富化特点的小微企业提供的普惠型金融、大众型金融、消费型金融,这,就是中国发展到今天所需要的金融。

 

瞭望:请您具体介绍一下普惠金融的内涵。

陈龙:普惠金融首先要讨论什么是“好的”普惠金融,在这个问题上,全世界越来越形成共识,即好的普惠金融,要有四个维度:

一是普。即所有的阶层和人群,在需要金融的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够公平地得到优质的金融服务。

二是惠。也就是说不能是“高利贷”,这种金融应该是能够被广泛使用、大家都能承担的。如通过云计算等技术,中国互联网支付对商户的收单费率是千分之几,远低于西方以VISA、MasterCard为代表的约3%左右的水平。

三是全面。普惠金融不仅是支付,还包括存款、融资、理财、保险、信用等,而不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或部分人群里做得好,要有适当的广度与深度。

四是可持续。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普惠金融应该是可持续的;从消费者保护的角度看,也要可持续,不是说金融越多越好,不能有“过分的金融”。

金融有个词叫做“投资的适当性”,要给消费者提供刚刚好的产品,既要很广又要刚刚好,不能利用消费者,要保护消费者。



▲陈龙


瞭望:您一直很强调数字普惠金融,本次提交给G20杭州峰会讨论的文件,也是《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数字普惠金融为何如此重要?

陈龙:我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实际上是普惠金融的正道,如果没有技术的支持,普惠金融是比较难推广和持续的。

金融最核心的挑战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触达用户的高成本,一个是理解用户,也就是基于信息甄别风险的能力。

传统的普惠金融,如果不使用技术去降低触达用户的成本、提高搜集信息判断用户风险的能力,一定面临成本高、风险高、收益小的问题,要做好非常困难,经营模式也很难持续。

而随着移动互联、生物识别、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技术在普惠金融的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触达用户和理解用户的能力正在被数字技术深刻改变,效率和成本都与以往显著不同。

从实际案例看来,肯尼亚用4年时间发展了超过千万的支付用户,国内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已经服务数亿用户,杭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之城,覆盖出租车、超市便利店、餐饮门店、美容美发、KTV、休闲娱乐等多行业,这在此前是没法做到的。

肯尼亚案例:肯尼亚M-Pesa是肯尼亚运营商Safaricom在2007年3月推出的手机转账业务,这项服务不需要用户拥有银行账户,这正符合肯尼亚仅有约20%的成人有银行账户的现实。用户转账给肯尼亚境内的任何其他手机用户后,汇款接收方可以在任何M-Pesa代理网点将其兑换成现金。如此简便的支付结算方式,让短短4年时间就有超过1500万肯尼亚人成为M-Pesa的用户,交易额已经达到数十亿肯尼亚先令。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和探索》


瞭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基本条件有哪些?

陈龙: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三个支柱。

一是金融合规。数字普惠金融仍然是金融,金融合规所需要的身份认证、反洗钱、信息披露,以及风险控制流程等,都不能少。

二是技术驱动。“跑路”的P2P企业,有些是不能满足金融合规要求的,甚至不是在做金融,是欺诈;还有一些想把金融做好,但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支持。移动互联让金融能够随时、随地、有效地触达普罗众生,云计算技术大大降低了技术以及金融创新的成本,让金融更“惠”,大数据、生物识别、机器学习等等技术也让我们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甄别风险的能力大大提高了。

第三,场景依托。有了好的技术,但是如果不能和生活场景结合得很好,就不可能有效地触达用户、甄别风险。金融的目的,就是为生活和商业场景服务的,这样才不是金融空转,才可以很好的识别风险。

 

瞭望:根据您的经验和了解,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广中面临哪些挑战?

陈龙:我觉得有两点比较重要:

第一,要认识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性和它的逻辑。正如前面所说,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老百姓有用,对整个国家也很重要。这次《G20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也呼吁大家可以把数字普惠金融当做战略推动。

第二,要营造环境,鼓励用市场化的方式去推动它的发展,鼓励公平竞争,以促进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当然,我们一方面要大力推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另一方面要在给社会带来便利和保证金融安全性之间寻找平衡。

 

瞭望: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是怎样的?

陈龙:综合看的话,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六点: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包容性增长,顶层设计上应考虑将其作为国家战略来推动,这不但符合国务院关于普惠金融规划的国家战略高度,而且也是G20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所倡导的。

第二,要适当的监管,鼓励有序竞争、多元化、差异化,推动行业竞争力的提升,市场竞争是推动普惠金融最重要的抓手之一。

第三,要科学监管,鼓励有益创新,为创新留下空间。以英国的Fintech监管创新为例,英国监管当局今年年初将区块链的发展作为国家重要战略推动,4月份批准了电子银行通过生物识别远程开户,5月份推出了“监管沙箱”项目,在保护消费者的前提下,为金融科技、新金融等新兴业态提供“监管实验区”,适当放松参与实验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监管约束,推动金融创新实验,之后在全国推广。

第四,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同时,应该坚决推动消费者保护和消费者教育,包括金融合规、信息披露、风险化解等多方面。

第五,完善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和孵化机制。包括,发展物理通路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推动数据共享,尤其是政府公共数据的共享;在合规的前提下为金融初创机构提供便利,简化流程;地方提供税收等政策支持,扶持优秀金融企业发展。

第六,建立有效的普惠金融评价与衡量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消费、民生有何实际影响,都需要跟踪评估。LW


延伸阅

普惠金融发展困境

  以农村金融为例,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

  一是供给结构性失衡,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供给过剩,而在贫困地区及山区鲜有金融服务网点,导致一部分人无法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或者得到这种服务的成本超过承受能力。

  二是社会法规环境造成准入壁垒,一些国家由于设置了过高的实名制标准,导致金融机构合规成本过高而将一部分弱势人群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

  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基本实现了人人有银行账户(卡)。截至2014年年末,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开立的个人银行账户达27亿户,发放的银行卡逾18亿张。

  中国老百姓基本都有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入口,但获得进一步金融服务的机会少、质量低:①账户活跃率不高,许多仅用于被动接受补贴资金等;②产品与服务同质化严重,未能有效满足农村市场多样化、小微化与零散化的需求;③农村存款大量转移与外流,农村获得的大量低息存款转移到城市。

(摘编自2015年9月出版的《“移动金融+”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处长黄萍与中国农业银行赵鹞合著)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到什么程度?

  根据《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和探索》报告: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把中国普惠金融带上了快车道,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主要体现是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在普及型、可负担性、全面性和可持续性四方面的领先。

  例如,在支付方面。报告显示,在网络支付领域,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已经服务数亿用户,数倍于PayPal的全球活跃账户;在移动端,PayPal虽连续收购几家支付服务提供商,但其25%的支付笔数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国内银行和第三方支付的增速。

  不过,国内数字普惠金融处于指标体系、征信体系、支付体系、监管体系、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的生态环境中,“建立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是发展普惠金融视野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表示,这应是政府推进普惠金融的用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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